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的言論和著述一直倍受關注。前段時間，福山先生發表在美國《外交》雙月刊雜志(9月/10月刊)上關于“美國衰退”的文章再次引起廣泛討論。
美國經濟體量相對縮小，日、歐兔死狐悲
從經濟相對規模看，美國GDP占世界總量的比重確實在不斷下降。戰后70年來，歐洲、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新興市場經濟體這三組經濟體的增長依次崛起，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美國經濟比重呈縮小趨勢：1960年美國經濟占世界總量的38.5%，經過波動，下降到1995年的25.2%;此后又爬升到2002年的32.2%，達到峰值，但這是一個拐點，經濟占比從此一路下滑，大約每年1個百分點，到2013年跌到谷底22.4%。“美國衰退”的說法大約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頻繁見諸報章的，時間正好與10多年前的拐點大致吻合。
從上圖可以看出，1995年美國經濟占比陷入谷底之日，正是6個主要發達國家英、法、德、意、加、日的經濟占比最高之時，他們合計超過了世界經濟總量的40%，其中日本正處于戰后以來的峰值，高達17.7%。但是，在此后的20年時間里，大約從1994年開始，6國經濟合計占世界總量的比重大約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總計下降了20個百分點，到2013年降至23.6%;而日本大約兩年下降一個百分點，到2013年下降到6.5%，共計下降了10個百分點。但日本人心理更加失衡，因為其經濟占比從1960年的3.2%開始，1970年7.1%，1980年10%，1990年14.1%，最終爬升到1994年的17.7%，成為佼佼者，但此后卻逐漸下降，狠狠跌在2013年6.5%這個最低點上，成為一個巨大而標準的拋物線，顯得更“慘”。
與發達國家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快速發展，例如，東亞和太平洋的所有發展中國家占比從10年前開始“發力”，從大約5%上升到2013年的15.2%;尤其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驚人，獨樹一幟，從大約10年前的3%開始提速，到2013年提高到12.3%;更令世人矚目的是，2010年中國GDP占世界總量比重達到9%，首次超過日本的8.5%。回顧起來，“唱衰美國”最初的聲音大約也正是出現在10年前新興經濟體蓬勃成長的那個時候。
警惕被“美國衰退”論誤導
仔細品味這個曲線圖，我們發現有這樣幾個“巧合”：“美國衰退”的聲音大約出現在10多年前，那個時候正是美國經濟占比持續上升10年之后從峰值急劇下滑的時候;也是6個發達國家經濟總量占比持續10年全面下滑之后稍有回升，然后繼續從“小峰值”上往下掉的拐點;恰好就是在這個時候，日本GDP占比在持續10年多的下滑之后，經過短暫的“回調”，再次從“小峰值”上繼續往下滑落。此外，這個圖還顯示了另一個重要“巧合”：新興經濟體尤其中國經濟以其驚人的增長速度，駛入快車道，在世界經濟總量占比的曲線陡峭上升。
曲線圖顯示的上述這些“巧合”明白無誤地告訴讀者：美國開始衰退了，歐洲早就走下坡路了，日本已經失去了20年，福山好像是在“提醒”讀者：世界經濟此消彼長，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崛起的“擠壓”導致美、日、歐經濟體量比重相對減少，人們很容易被“誘導”誤入零和博弈的陷阱之中。就是說，從時點上看，與其說“美國衰退”的論調出現在美國經濟占比走下坡路的拐點之時，不如說出現在中國經濟騰飛和新興經濟體駛入快車道的拐點之日，那么，如此看來，這種“巧合”是針對美國，還是指向其他什么別的?
其實，對這些“衰退”來說，福山本應見怪不怪。這是因為，所謂“美國衰退”并不是美國一個經濟體的個體問題，而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趨勢性的邏輯過程：每個經濟體尤如每個人，也都存在著發育期、青春期、成熟期和老年期等不同的生命周期，這是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相通之處，不必大驚小怪，更無須炒作。
較長時期內美國地位不容忽視
但是，在考察美國實力時，GDP總量作為“硬實力”并不能完全成為“衰退”的指示器，“軟實力”常常更有感受力。在這方面，福山先生應該更多地做一些橫向比較。雖然“軟實力”常常難以量化，但也不盡然。整體來看，美國的“軟實力”所表現的經濟活力、經濟創新力、經濟驅動力、經濟競爭力等等都還保持著競爭優勢。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可以視為各國家“軟實力”的一個重要指標，美國的排名基本都在前五至七名之間，或在左右徘徊;位列美國前面的都是小型經濟體或城市經濟體。
美國之所以能夠連年名列前茅，是因為在其制度、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環境、高等教育與培訓、貨物市場效率、勞動力市場效率、金融市場發展、技術準備、市場規模、商業能力、創新等全部12個分項排名中總體得分都很高。另外，“軟實力”是支撐美國實力的核心競爭力，在這方面，包括許多國家在內的幾乎所有后起之秀都難以望其項背，就連歐洲人都自認為被遠遠拋在了后面，需樹立憂患意識，奮起直追。于是，歐洲在2000年制定了十年發展規劃“里斯本日程”，2010年又制定了第二個十年發展規劃“歐洲2020”，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追趕美國。雖然歐盟的GDP早在10年前就超過了美國，但明顯有歐盟東擴的因素。歐美相比，差距很大，這是歐洲官方和民間都不得不承認的。
從某個角度講，他們之間的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拉大。
福山文章中羅列的其他一些事實和數據也恐難有實際意義。例如，說美國官僚機構已經不再充滿活力和高效，在招募的新員工中有45%是退伍軍人，而非來自于名校等。其實，大家都知道，美國的一流人才經商，二流人才從學，三流人才從政，這是美國幾百年來的傳統，即使這樣，很多政客和總統都是來自名校。再如，文中提到的美國互惠利他主義盛行，利益集團腐敗，游說企業激增，花費巨大等等，一方面說明美國制度運轉成本高，政治制度很“貴”，但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了美國公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透明性，未必全是缺點和不足。據我觀察，美國人確實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國家，而寧愿相信市場，相信社會，這可能是美國社會的一個缺點，但或許也是這個民族的一個特點或特質。奧巴馬第一個任期上臺之前承諾建立一個全民醫療保險計劃，但上臺當年的9月，華盛頓就爆發了幾萬人的游行示威，抗議奧巴馬賜給他們一個強制性的全民醫療保險計劃，拒絕這個福利制度，認為這是違憲，是強奸民意。美國之所以這么做，歸根到底是太深信市場的結果，像這樣拒絕政府提供全民醫療福利制度的國家似乎只可能在美國發生，任何一個國家的國民都很難做到這一點。比如，我也曾在法國長期學習生活過，法國國民的做法肯定是相反的，希臘國民的做法更是相反的，整個歐洲必然是相反的，他們呼吁全民醫療計劃，而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國民也不會這樣做，這是毋庸置疑的。
美國的社保制度就是這樣，具有相當色彩的市場品質，于是，4個社會群體(幾千萬最底層貧困階層、幾千萬公務人員、廣大的工人階層、規模龐大的中產階級)各居其位，各得其所。所以，“占領華爾街”等事件(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國紐約曼哈頓，試圖占領華爾街，有人甚至帶了帳篷，揚言要長期堅持下去。他們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要把華爾街變成埃及的“開羅解放廣場”。示威組織者稱，他們的意圖是要反對美國政治的權錢交易、兩黨政爭以及社會不公正;2011年10月8日，“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呈現升級趨勢，千余名示威者在首都華盛頓游行，逐漸成為席卷全美的群眾性社會運動。紐約警方2011年11月15日凌晨發起行動，對占領華爾街抗議者在祖科蒂公園搭建的營地實施強制清場;美國奧克蘭警方于10月25日向示威人群開火，事件演變為流血沖突。)必然是或只能是歷史長河中泛起的一個浪花而已，不可能釀成扭轉歷史進程或行進方向的事件。美國之所以在“衰退”中依然擁有不可比擬的競爭力，就是因為建基于這個社保制度之上。相反，歐洲缺乏活力和競爭力，有一部分原因也是源自于其善于養“懶人”的社保制度。
所以，建立在真金白銀基礎之上的社保制度，一方面顯示了美國的實力，另一方面，作為一項制度，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美國的軟實力。至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的地位不容忽視，我們應該客觀看待福山文章中的觀點。福山在研究國家興衰史時，也應該從更多層面、更多角度進行分析。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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