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在耶魯的一個派對上，我有幸見到了社會學家Joseph Soares。派對的主人、社會學系戴慧思教授介紹說：他研究教育社會學，特別聚焦于耶魯的個案。我聽罷異常興奮，馬上對他說起我對美國大學扶助弱勢階層的種種政策之欽佩，比如照顧少數族裔、給窮學生獎學金，等等，等等，并說這一切都很值得中國學習。Joseph Soares教授安靜、耐心地聽我講完，然后用很舒緩、微弱的聲音告訴我：“根據我的研究，現在的耶魯，比60年代布什、切尼讀書時的富家子弟更集中，窮人更少。”
Joseph Soares是典型的學者相貌和氣度，說話聲音很輕，很平穩。然而，這幾句和風細雨，仿佛一顆重磅炸彈，轟得我一時失去了平衡：“怎么可能?不是有這么多政策嗎?”
“原因很復雜，我只是告訴你我掌握的數據。”
因為還沒讀Joseph Soares的著作，我并未因這一次談話而改變思路。接下來幾年，我在國內出版了幾本關于美國教育的書：《培養精英》、《美國大學原來是這樣的》等等，仍然以非常肯定的基調介紹“美國模式”，儼然是美國教育的“專家”了。Joseph Soares則在2007年出版了他的力作《特權的力量：耶魯和美國精英大學》，讀來頓覺耳目一新，也逼著我用更為復雜的目光審視美國的高等教育。
如今又是幾年過去，我和Joseph Soares究竟孰是孰非?這個問題的復雜性，絕非一個對錯能夠判別。
上世紀高校改革
讓我先簡單敘述一下兩方面的事實。
在19世紀，美國高等教育幾乎是常青藤一手遮天。而常青藤是當時的統治階層、即所謂盎格魯-薩克遜白人清教徒的私人俱樂部。這些富裕家庭先把子弟送進新英格蘭和紐約地區的幾所貴族寄宿學校，然后從那里直接升入常青藤。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等如雷貫耳的名字，那時其實不過是地方學校。
到19世紀末，有識之士開始了改革，其中帶頭的是哈佛校長Charles Eliot。他取消了入學考試中拉丁文、希臘文考試，因為這些古典文字只有貴族寄宿學校才教。這樣改變，使公立學校的平民子弟更有競爭力。到了20世紀20年代，常青藤開始逐漸引入SAT考試，嘗試有限的擇優錄取，而不僅僅是看門第。
1933年，40歲的化學家James Bryant Conant就任哈佛校長，一直到1953年卸任。在這20年中，他一手把哈佛轉化為了現代大學。其中一個重要政策，就是推行獎學金制度，唯才是舉，把不成器的富家子弟踢走，把聰明的窮學生請進來。當時他有一個相當激進的觀點，稱政府有權在一個人的一生中沒收他一次私有財產，即以剝奪性的遺產稅終止財富的繼承。此說曾引起萬貫家資的校友的抗議，甚至要逼他辭職。但他以自己的聲譽頂住壓力，在哈佛執行財富再分配：用富人的學費供應窮人讀書。事實證明，這是美國戰后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石。 戰后的《退伍軍人法案》，在這個基礎上更進一步，徹底重塑了美國的高等教育制度。根據這個法案，二戰的退伍兵，只要被相應的大學錄取，政府就支付其教育費用。于是，一些過去對常青藤連想也不敢想的下層子弟，拖家帶口地搬進了典雅的貴族校園(許多退伍兵已經成家生子)。這一度在常青藤引起恐慌。許多教授擔心這些“下九流”讓常青藤斯文掃地。但事實證明，這些草莽之士，恰恰是常青藤歷史上最好的學生。
上世紀60年代，則是又一巨變。SAT在錄取中的分量越來越重要，幾乎成了美國的高考。許多上流社會的紈绔子弟進不來了。聰明的平民子弟大量涌入。接著是民權運動所促成的“種族平權”政策，大學錄取對黑人等少數族裔進行扶助，適當降低學術標準，讓多種族的學生進入校園。
獎學金制度，也越來越發達。進入本世紀后，哈佛率先推行對家庭年收入在6.5萬美元以下的學生的免費政策(美國中等家庭年收入大致在5萬美元上下)。也就是說，這些學生不僅不繳學費，而且白吃白住，有的甚至還能拿到筆記本電腦。那些年收入在6.5萬-15萬美元的家庭，孩子上哈佛也只須貢獻家庭收入的10%。耶魯、普林斯頓、斯坦福等名校，也紛紛跟牌，推出了類似的政策。我們還需強調，這些學校對于弱勢學生并不僅僅是大筆砸錢了事，而是主動出擊，派人鎖定在高中里的窮孩子，告訴他們有這樣的機會，鼓勵他們申請，并在錄取時適當降低分數等等的標準。
這難道不是窮孩子的教育天堂嗎?所以，我沒有必要修改我過去的著作。所有這些，對中國的高等教育仍然有著巨大的借鑒價值。
但是，Joseph Soares則讓我們看到了另一面。這一面同樣真實。
富人享有更多教育資源
我不必引述他的結論，不妨通過第三方的數據對他的觀點提供支持。
根據最近耶魯校友雜志上的一篇文章，2013年錄取的耶魯新生，只有15%的家庭年收入在6.5萬美元以下。考慮到美國中等年家庭年收入僅為5萬美元，這意味著占絕大多數的美國家庭的子弟，只能在耶魯占據15%的位置。另外16%的學生，則來自年收入在6.5萬-12萬美元的家庭。剩下的69%，來自年收入在12萬美元以上的家庭。這大致就是收入在頂尖10%的家庭。
換句話說，10%最富有的階層，在耶魯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這些比例，每年當然有些浮動，但僅僅是一兩個百分點而已，多年來基本穩定。其他的精英大學，也大同小異。2004年，當時的哈佛校長薩默斯就指出，美國精英大學里的學生，有四分之三來自收入在頂尖四分之一的家庭;而來自家庭收入在中等線以下的一半人口的學生，僅占9%。過去幾十年，美國高等教育界不停地推出各種政策扶助弱勢，但弱勢似乎越扶越弱。
這究竟是怎么回事?以上兩個畫面的強烈對比，逼著我們尋求答案。
我在美國的大學里已經教了十年書，所見所感實在一言難盡。自從和Joseph Soares的那次簡短交談后，也一直試圖把我過去所知道的和他的研究成果所代表的現實加以協調。在我看來，美國的高等教育目前所肩負的實在是“不能承受之重”。
美國是貧富分化最嚴重的發達國家，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整個社會朝著極度的貧富分化沖鋒，即使大學希望幫助寒門出一些貴子，也是胳膊擰不過大腿。
不妨隨手就舉個例子。《波士頓環球報》6月12日剛剛刊載一組數據，是大波士頓地區主要市鎮獨居住宅的平均房地產稅額。我家隔壁的一個窮鎮，每年才區區三千多美元。而我們鎮雖然僅一條馬路之隔，則高達九千多，相差近三倍。在半個小時不到的開車距離內，是著名的富豪鎮Weston，將近1.8萬美元，快到那窮鎮的5倍。各鎮的房地產稅率不同，但差別不大，這些數字大體反映了各鎮的房價。
美國不僅僅是貧富分化，而且是貧富隔離。窮人富人根本不住在一起。更重要的是，美國公立學校的主要財政資源，來自本地房地產稅。一個學生的教育費用，在麻省平均一年要一萬多美元。窮鎮一戶只能收三千多美元，富鎮則將近1.8萬美元。另外，窮鎮的居民基本上不起私立學校，幾乎所有孩子都在本地上學。富鎮的大款則守著肥得留油的公立學校不上，把孩子送到私立學校。這樣，那里的公立學校學生少，錢則多得多。當然，我們還不要忘記：窮鎮居民教育水平低，孩子學業上的問題多，家長幫不上忙。富鎮經常是夫妻都為常青藤出身，妻子拿著兩三個常青藤學位辭職回家專心教育孩子，等于高端全職家教。這兩個鎮的孩子，怎么競爭?
輸在起跑線上
這還不僅僅是“輸在起跑線”上的問題，窮孩子甚至連跑道都找不到。我們的鄰鎮其實不過是富裕地區的窮角落，并不是特別窮。那里無家可歸者甚少，也沒有顯著的治安問題。麻省比這個鎮窮的地方就有不少。
讀博士時住在紐黑文，聽一位當地的教師說，在學校根本不可能教書，幾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單親，父親要么在監獄，要么就根本沒有，母親也沒工夫理他們。老師上課，就是陪著孩子，勸他們別吸毒、別犯罪、小心別懷孕，哪里還能教什么。可惜的是，美國又是個崇拜高等教育的國家。窮人有沒有機會，要看其是否能上大學。于是，各種政策出臺，不惜工本地把能找到的年輕人都送進大學。18-24歲的人口中已經有41%在大學注冊。但是，許多學生進了大學，連to和too的區別都不知道。
《紐約時報》在2014年6月8日的社論中，為我們描述了如下慘淡的景象：美國18-24歲的人口，貧困率在1970年時為13.9%，1990年時為15.9%，2012年上升到20.4%。這是在大學入學率越來越高的情況下發生的。2007年，38%的大學畢業生干的是根本不需要大學文憑的工作，2012年則上升到44%。許多雇主抱怨，大學似乎什么都沒有教，畢業生難當重任。但是，真在大學教書就知道，很多學生幾乎就是文盲。常青藤的畢業生當然響當當，但是，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窮孩子面對巨大的資源劣勢，即使被錄取辦公室“照顧”，也難以夠得著那個門檻。
寒門能不能出貴子，不是大學能夠解決的問題。在我看來，高質量的免費幼教恐怕更為關鍵。我在《市場到哪里投胎》一書中，總結了三種模式的市場經濟，呼吁中國在發展中放開視野，不要死盯著美國模式。比如，瑞典沒有哈佛、耶魯，但是，瑞典無論是頂尖的高智商群體，還是中下流智商群體，在國際測試中的成績都高于美國的同等群體。瑞典的孩子不論貧富，一出生父母就有帶薪產假，然后享受高質量的免費托兒所、幼兒園。美國的母親往往休不起產假(因為不帶薪，甚至可能丟工作)，付不起托兒費。美國有3億多的人口。在這么大的底數中，出幾個喬布斯式的寒門貴子并不足奇。但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看，寒門要出貴子，最好還是先投胎北歐。(本文作者為美國薩福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英國教育均衡措施：補償弱勢群體 關注全體學生
縮小教育質量方面的“兩極”差距，是英國教育均衡發展的首要目標，英國歷屆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時保持了連續性和繼承性。
——長遠規劃指明方向。英國早期教育均衡計劃如“教育優先區”、“教育行動區計劃”、“城市卓越計劃”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使教育均衡發展的良性局面基本形成。2003年，布萊爾政府發布綠皮書《每個孩子都重要》;2007年年底，英國版的中長期教育規劃綱要《兒童計劃》出臺;2009年，《兒童、學校與我們的未來》白皮書發布。這些政策均將改革重點指向關注兒童個體發展、補償弱勢群體、提高公共部門效率與保障教育服務質量等方面，提出了保證每個孩子都能上優質學校，以個性化協助的方式保障每個孩子成功的目標。
——早期教育“確保開端”。在英國，學前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在面向2020年的教育規劃中，“確保開端”的理念已從最初針對弱勢群體擴展到所有兒童，提出為所有3歲幼兒提供免費學前教育，推出學生與家長保障計劃，保障家校合作，完善早期教育政策，為每個兒童提供個性化協助，共同關心孩子的學習與全面發展等目標。
——“自由學校”增加選擇。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英國始終嘗試以擴大教育選擇權的方式改造公立學校乃至教育管理部門，雖未取得完全成功，但努力一直在繼續。連鎖學校、特色學校、校際聯盟等，是上屆政府的改革重點。2010年，新一屆政府根據美國特許學校及瑞典“自由學校”改革經驗，開始新建和改建一批“自由學校”。這些學校仍接受政府資助，但辦學者不再是地方教育部門，家長、教師團體、非營利機構等可以新建學校，也可以將現有公立學校轉型為“自由學校”。
——個體補償提高成績。為了補償和全面提升學生學業成績，英國政府在英格蘭所屬的46個郡的所有學校試行“導師制”和“一對一”輔導。任何一個七年級以上的學生，如果其英語或數學等學科成績低于國家標準，都可以通過“一對一”指導或小團體輔導獲得幫助。中學的每一個學生均可獲得一位“導師”，保持定期聯系。同時，新的“學校報告卡”與“家校協議”將強化政府、家庭、學校的合作。
——經費保障教育服務。英國不斷推出的教育均衡發展政策，背后是政府的財政支持。(摘自中國教育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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