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霸權的演進與“伊斯蘭恐懼癥”

　　一 引言

　　目前在美歐等西方社會被廣泛使用的“伊斯蘭恐懼癥”(Islamophobia，簡稱“恐伊癥”)一詞，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在媒體、學術報告中出現時，僅僅是作為一個“伊斯蘭(Islam)”與“恐懼癥(phobia)”的合成詞而籠統地指涉各種“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非理性的歧視、恐懼和仇恨”，并非一個嚴謹的社會科學概念。然而，隨著西方國家與伊斯蘭世界圍繞恐怖主義、移民和其他外交爭端而產生的矛盾13益嚴重，西方社會對伊斯蘭文明負面、僵硬的認知也一再擴散，使得對“伊斯蘭恐懼癥”做更為精確的定義成為可能。恐伊癥實質上代表著一種思維定勢，即將各種涉及穆斯林的社會問題和公共危機，統統簡化為“伊斯蘭威脅”，其最極端的表現，是聲稱伊斯蘭教信仰本質上就是“反西方”和“反現代化”的，并認為穆斯林是潛在的“麻煩制造者”。根據2006年《華盛頓郵報》暨ABC新聞的一項調查，相信“伊斯蘭教助長了針對非穆斯林的暴力行為”的美國人比例為33% 。 而根據蓋洛普公司2009年的統計，有27% 的美國人認為穆斯林不愛好和平。 可見，“恐伊癥”雖然與西方歷史上的排外主義(xenophobia)、種族主義(racism)等歧視性的意識形態有諸多共同點，但其獨特之處是更加明確地把“伊斯蘭”作為意識形態標簽，將其貼在廣大穆斯林身上，將高度多樣化的伊斯蘭世界想象成同質化的“鐵板一塊”，并以此劃分“我們”與“他者”、“朋友”與“敵人”。恐伊癥的膨脹既是西方自中世紀以來仇恨、鄙視穆斯林的文化傳統的某種延續，也是當代美歐等國家和地區政治、經濟遭遇危機時社會思潮激進化的表現，從一個側面體現了全球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的趨勢。

　　與深受穆斯林移民問題困擾并業已成為恐伊癥的“重災區”的西歐國家相比，美國的“恐伊”情緒顯得相對溫和。然而，一方面，原本僅是一種文化偏見的反穆斯林思想之所以被逐漸政治化，最后演變為一種宗教歧視色彩濃重的意識形態，是美國霸權運作的結果;而逐漸被嵌入美國霸權意識形態之中的恐伊癥，對美國霸權的演進產生不容忽視的反作用，甚至有觀點稱，(由美國學者、決策者和媒體共同炮制出來的)所謂“伊斯蘭威脅”，已經“取代了共產主義，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以填補因蘇聯解體而產生的“威脅的空缺(threat vacuum)”，并驅動美國霸權的繼續擴張。因此，伊斯蘭恐懼癥與美國霸權的互動，是一個物質力量與精神力量交互作用，驅動社會變遷的復雜過程。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壟斷著話語霸權的超級大國，美國社會中的眾多“恐伊”思想不斷通過媒體、電影和學術作品影響著西歐甚至不少非西方國家對伊斯蘭教的態度，通過血腥的奧斯陸爆炸槍擊案來宣示其反穆斯林思想的挪威狂人安德斯·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就承認其深受美國眾多反伊斯蘭作家的影響。 因此，梳理美國霸權的演進與恐伊癥的復雜關系，無論對于認清恐伊癥的來龍去脈，還是對于研判美國霸權的走向，都具有重要意義。

　　二 美國霸權的崛起與“伊斯蘭恐懼癥”的緣起

　　(一)美國對穆斯林歧視的文化根源

　　美國文化傳統中對伊斯蘭世界的歧視，其源頭應追溯至中世紀基督教歐洲對伊斯蘭教的負面印象。由于伊斯蘭的教義中包含著對基督教信仰的挑戰，而且伊斯蘭帝國崛起后，先后向伊比利亞半島和中歐進行擴張，對歐洲國家造成實際的安全威脅，因此，宗教上的仇恨與地緣政治上的對峙，使以基督教作為“母體”的西方文明逐漸積累著對伊斯蘭世界的反感與排斥。早在十字軍東征時期，歐洲人的這種反伊斯蘭教思想已經得到較為顯著的表現。而隨著西歐走出中世紀并邁向現代化，所謂“西方的崛起”的進程宣告開啟。與此同時，在作為伊斯蘭教信仰的“中心”的中東地區，雖然以伊斯蘭教傳統護衛者自居的奧斯曼帝國在蘇萊曼大帝的治下締造了伊斯蘭世界的又一輝煌盛世，但早在l6世紀，奧斯曼帝國已經在各種社會、政治問題的交織中顯露出衰落的跡象，尤其是在1683年攻占維也納失敗后，奧斯曼帝國非但徹底失去了對外擴張的能力，甚至逐漸淪為“歐洲病夫”。因此，伊斯蘭世界對西歐所構成的地緣政治威脅趨于弱化。更重要的是，包括北非、南亞和東南亞在內的眾多穆斯林聚居地，漸次成為歐洲強國的殖民地。而在此過程中，英、法等殖民國家為了顯示其殖民政策的“合法性”，經常渲染穆斯林等“東方人”的蒙昧和落后，并宣稱他們是注定“只能被統治”的人群。西歐與伊斯蘭世界之間力量對比的變化，構成了“歐洲中心主義”膨脹的重要刺激因素。于是，舊有的基督徒對穆斯林的敵視，與白詡為“理性和文明”的西方人對“愚昧和野蠻”的“東方人”的蔑視，逐漸疊加、雜糅在一起，使得對伊斯蘭世界的負面印象逐漸成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正因為現代西方人對“自我”和“他者”的認知和區分從來都是“新舊宗教”、“新舊思想”相混合的產物，因此，這種為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所批判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文化傳統，構成當代西方反伊斯蘭教意識形態的文化根源。

　　作為西方文明特殊而重要的一員，美國在崛起的過程中也不斷對“東方主義”的傳統進行傳承和發展。一方面，移居北美的歐洲人得以在新大陸較為寬松的宗教環境中發展基督教信仰。尤其是，大批清教徒帶著飽滿的宗教熱情在北美扎根，甚至提出過要在新大陸建立“山巔之城”的宏愿。因此，對于許多早期的北美移民來講，“敬事上帝、保持信仰”，甚至是他們在新大陸“生活的全部意義所在”。另一方面，雖然美國在建國之初經歷了一場奮起抗擊歐洲宗主國的獨立戰爭，而且獨立后的美國在政治上保持著對歐洲的警惕，甚至以孤立主義作為長期的外交策略，但是，北美居民發動的這場獨立運動非但沒有與歐洲徹底決裂，反而在思想、意識形態上與歐洲保持著相當的聯系。1776年的美國獨立戰爭恰逢西歐自身的政治、思想經歷劇變的時期，作為啟蒙思想在北美結出的果實，獨立戰爭中倡導的“共和主義”思想與其后的法國大革命中“自由、平等、博愛”宣言一道，使西方世界的意識形態“最終與經濟基礎相適應”。因此，從“反歐洲”中誕生的美國卻在意識形態上與現代歐洲保持著一致。這種思想文化上的一致性因為美國與大英帝國在語言上的共通性、與西歐諸國的貿易聯系以及人員交流等因素而不斷得到維持和加強。

　　因此，無論是作為基督教文明的一員，還是作為“啟蒙與理性”的現代社會的先驅，美國人看待穆斯林時的文化心理與歐洲人的思維如出一轍。通過基督教傳教士從伊斯蘭世界帶回的記錄，美國人形成了對這群“異教徒”的負面認知，以至于18世紀在美國流行的穆罕默德的傳記中，已經將這位伊斯蘭教的先知描繪為“邪惡與野蠻的信仰的創立者”;通過旅行家、作家等對伊斯蘭世界的記述，美國人強化了對這些“專制、墮落”的社會的偏見。即便是美國的開國元勛們，也曾明確地將穆斯林判定為“共和主義的對立面”。

　　(二)美國霸權的構筑與“恐伊癥”的醞釀：文化偏見與冷戰意識形態的結合

　　雖然愛德華·薩義德認為，美國在接替歐洲強國成為霸權后，其詮釋、處理涉穆斯林問題時與之前的帝國主義國家使用著“同一套陳詞濫調、同一套侮辱性的固定觀念，同一套論證霸權和暴力合法的依據”。但必須指出，美國霸權確立過程中形成的“非敵即友”的外交思維，的確為這種“東方主義”的文化傳統注入了新的要素，并形成了與美國推行霸權相適應的意識形態話語，使美國人對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世界的敵意持續加深。

　　世界體系新一輪的霸權轉移在19世紀末展開。隨著大英帝國的逐漸衰落和美國、德國的崛起，美、德開始了橫跨兩次世界大戰的“30年戰爭”，不斷在經濟、政治等領域進行競爭。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擴張僅僅是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地盤和地緣沖突的產物的話，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德國企圖“從根本上超越全球體系，不僅要在現行體制中尋求霸權，而且謀求建立某種‘千年帝國”’的野心，實質上是對美歐等國家和地區的地緣安全和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制度、價值的雙重挑戰。同時，1929年橫掃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造就了以“新政”來克服“大蕭條”的美國自由派的崛起，并一定程度上壓抑了固守孤立主義立場的國內保守勢力。因此，20世紀30年代世界體系中政治、經濟危機的深化，為美國真正確立霸權奠定了內政和外交基礎。于是，與一戰時深受孤立主義束縛的威爾遜總統不同，從富蘭克林·羅斯福時代開始，美國的新政民主黨勢力在不斷鞏固其在國內政壇地位的同時，開始大幅擺脫作為歷史上美歐紛爭遺留物的孤立主義的掣肘，以“世界自由主義領袖”的身份自居，與英、法等歐洲國家結為盟友，共同抵抗納粹德國這一“自由世界的敵人”，并在反法西斯戰爭不斷推進的過程中，逐步奠定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霸權更替的基本格局。而隨著這種對世界體系“中心區”的雙重威脅從納粹德國轉移至蘇聯，美國獲得了正式構筑霸權的契機。正是由于蘇聯的威脅代表著共產主義這股激進的“反體系”勢力和俄羅斯這個“亦東亦西”的大國的結合，使杜魯門可以仿效反法西斯時代的羅斯福，通過將蘇聯及其支持的共產主義運動界定為“奴役的國度”，成功地在利益多元的美國政壇構造“冷戰共識”，在“反共”的旗幟下團結歐洲國家，并憑借這種以意識形態劃分敵友的手段，帶領美國在“去殖民化”的世界體系中擴張其政治、經濟影響力，重塑世界體系的秩序。

　　可見，從二戰到冷戰這一美國霸權構筑的時期，美國外交中以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獲取政治共識以實現“非意識形態意圖”的傳統再度凸顯。因此，無論是反納粹時期“正義與邪惡”的敵我劃分，還是兩極對峙時生硬地區分“自由社會”與“奴役世界”的“冷戰思維”，都體現了一種理想化色彩濃厚的“非敵即友”的外交思維，并共同匯入美國的霸權意識形態之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人對阿拉伯國家或伊斯蘭世界的印象，開始從一種包含著反感、歧視的文化偏見，演變為更加僵固、盲目的恐懼和敵視。一方面，反納粹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廣泛興起了對猶太人的同情。對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批判，觸發了美國等西方社會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支持。相應地，西方人開始將猶太人這個在歷史上一度被“東方化”的群體界定為西方的一員，日益明確地以“希臘一猶太一基督”傳統來表述西方文明。因此，由于以色列建國而引發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沖突，使美國與阿拉伯國家和廣大穆斯林之間的隔閡不斷擴大。“東方化”的阿拉伯人對“西方化”的猶太人的敵意，容易被理解為阿拉伯世界對西方的侵犯。而像賈邁勒·阿卜杜一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這種旗幟鮮明地反對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領袖，在西方社會不時被看做與法西斯勢力同樣邪惡的人物，甚至被稱做“尼羅河上的希特勒”。另一方面，隨著冷戰思維的蔓延，美國人逐漸將各種對美國霸權構成挑戰、與美國為敵的勢力看做容易倒向蘇聯的威脅。因此，由于自奧斯曼帝國解體以來中東政治局面長期的不確定性、該地區豐富的石油資源及其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自杜魯門時代起，美國朝野對中東國家愈發變得神經過敏。尤其是隨著蘇伊士運河戰爭中英國和法國的失敗宣告老牌殖民國家無力掌控中東地區的局勢，美國終于在“艾森豪威爾主義”的驅動下明確地將埃及等阿拉伯政權視做敵人，并使美國一貫支持去殖民化、支持民族獨立的立場屈從于冷戰的需要，將阿拉伯民族主義界定為對美國利益的威脅，將一度在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等國流行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看做“與生俱來的與共產主義的蘇聯親近”的勢力。于是，隨著冷戰的深化和眾多阿拉伯國家紛紛在民族主義的號召下脫離美國的掌控，美國對阿拉伯國家、伊斯蘭世界的不信任和敵視與日俱增，并在國內猶太人游說集團的推波助瀾下不斷強化對以色列的依賴，將其界定為美國在中東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略資產”。因此，在美國人所認知的中東局勢中，支持以色列遏制阿拉伯勢力和抵抗蘇聯這兩大目標日益重合，一定程度上使“西方化”的以色列與“東方化”的阿拉伯國家之問的沖突被理解為世界范圍內“自由世界”與“共產主義”相對抗的縮影。

　　簡言之，在美國霸權構筑過程中的各種內政、外交與意識形態的互動，愈發使阿拉伯國家、伊斯蘭世界被認定為與納粹主義、共產主義相類似的“極權主義”的“亞種”，甚至是一種“邪惡勢力”。因此，雖然這種“非黑即白”的思維并非得到美國社會的一致贊同，然而在兩極對峙的緊張形勢以及“冷戰共識”主導美國政壇的背景下，美國人不免將阿拉伯國家和伊斯蘭世界想象成與“民主主義”和“美國主義”格格不入的敵對勢力。

　　三 美國霸權的危機與意識形態的激進化：“伊斯蘭恐懼癥”的形成

　　(一)美國霸權的悖謬和危機：內政和外交的互動

　　美國霸權的構筑和演進是一個內政、外交緊密互動的過程。此過程中逐漸累積的各種悖謬共同為霸權危機的爆發埋下伏筆。作為二戰后美國構筑霸權的內政基礎，因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契機而崛起的以新政民主黨人為代表的自由派，為了繼續鞏固其在美國政壇的地位，逐漸使原本僅僅是“大蕭條”時應急之策的“新政”演變為一場深刻而持久的社會改革。這一“新政傳統”在羅斯福以后得到肯尼迪、約翰遜等的拓展，因其對大政府、民權運動等的倡導而嚴重地觸動了美國眾多保守勢力 Douglas Little，American Orientalism，PP.27—28. Melani McAlister，Ep/c Encounter：Culture，Media，and S.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45. Melani McAlister， Encounter：Culture，Media， U SInterests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1945，p.45.的利益，促使它們開始了利益和力量的重組，伺機進行“反撲”。同時，這樣的內政基礎也造成了美國在制定、執行其外交政策時的種種失誤。正因為杜魯門在繼承羅斯福和自由派的傳統并領導美國外交的過程中，必須在保守勢力及其孤立主義依然頑固的背景下構造向全球擴張的政治共識，才使得以意識形態劃分敵我的“冷戰思維”應運而生。這不僅造成了美國在亞洲的過度擴張并為日后身陷越南戰爭的泥潭埋下伏筆，更因為這種僵化的思維與“東方主義”文化傳統的結合而造成了美國在中東政策上的失敗。尤其是美國在對共產主義和伊斯蘭世界的雙重偏見的驅動下，過分地偏向以色列，過早地與各種伊斯蘭勢力發生沖突、積累仇恨，使美國對伊斯蘭國家的政策日益缺乏靈活性。而這種地緣政治上的矛盾，又因美國對石油利益的爭逐而更趨惡化。于是，美國對阿拉伯民族主義等中東社會變革運動的壓制以及對專制的伊朗、沙特阿拉伯等皇室的扶持等，致使作為伊斯蘭教信仰“心臟地帶”的中東地區在奧斯曼帝國瓦解后所遭受的社會衰敗、文化凋敝大大加劇，這必然導致穆斯林社會不斷積聚對美國霸權的不滿。

　　因此，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失利以及世界經濟在2O世紀6O年代的周期性下挫，成為這一霸權體系在內政、外交各環節上矛盾激化的誘因，共同促成美國霸權危機的爆發。而伴隨這種霸權危機而來的是意識形態的激進化，這在外交上表現為日益對美國造成困擾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內政上則表現為美國政治的“向右轉”。正是這兩大趨勢的共同效應，致使“伊斯蘭恐懼癥”在美國的最終形成和不斷擴散。

　　(二)外交危機：中東亂局與伊斯蘭恐懼癥的萌動

　　越南戰場的打擊加上經濟的困頓，使美國管治世界的能力大為下降，因此，作為美國霸權體系中相當薄弱的一環，中東本已脆弱的地區秩序在20世紀6O年代被打破。在美國身陷越南戰爭的泥淖而無暇顧及中東之際，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爆發，打破了阿以之間自1949年以來“不戰不和”的基本格局。阿拉伯國家在戰爭中的慘敗，使伊斯蘭世界中失落和憤怒的情緒不斷彌漫。作為阿拉伯世界對這次戰爭恥辱的第一波報復行動，阿拉伯石油生產國在70年代聯合提升油價，加劇了美國因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下調而面臨的經濟困境，使美國在～系列國內外危機中雪上加霜。更重要的是，第三次中東戰爭的失敗標志著以埃及納賽爾為旗手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開始式微，也意味著通過世俗化的“民族主義”路線挽救中東各國社會敗局的方法的失敗。因此，伊斯蘭世界對以色列和美國的憎恨、對伊斯蘭國家自身各種政治、社會現狀的不滿，催生了“反美主義”色彩濃重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興起。正如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世界體系中“外圍”地區“反體系”運動的一個“變種”，代表著伊斯蘭世界試圖復歸其宗教傳統以挽救社會危機，并憑借伊斯蘭思想號召和發動更加激進的反美和反霸權行動。尤其是在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及隨后的人質事件爆發后，以伊斯蘭旗號推行反美政策的伊朗和受其資助的哈馬斯、真主黨等極端主義勢力持續對美國人發動襲擊，對美國造成愈發強烈的震撼。這種來自伊斯蘭世界的“外部刺激”，使“伊斯蘭”和“原教旨主義”等字眼逐漸成為美國媒體、政治家甚至民眾討論的熱門話題，并使美國人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印象大幅惡化。而如果說伊斯蘭革命前美國媒體在報道中還需要顧及“阿拉伯人”和波斯裔的“伊朗穆斯林”之間的區別的話，在伊朗革命后“伊斯蘭”這一刻板的標簽被越來越多地使用，以描述各種涉及穆斯林的事件。正如米拉尼·邁克阿里斯代爾(MelaniMcAlister)所言，在霍梅尼革命和劫持人質事件后，“伊斯蘭”逐漸蓋過了諸如“石油”、“阿拉伯”、“圣地”等字眼，成為美國國內代表中東地區的最重要的“符號”。于是，在美國的公共話語中，各種與穆斯林相關的危機和社會問題，被更為明確地放在“伊斯蘭威脅”的框架下加以認知和敘述。自此，將異質的伊斯蘭世界看做同質的“邪惡勢力”的伊斯蘭恐懼癥在美國初見雛形。

　　(三)內政危機：右翼崛起與伊斯蘭恐懼癥的擴散

　　如果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外部刺激使伊斯蘭恐懼癥在美國初步形成的話，由美國內政危機造成的美國政治“向右轉”則推動恐伊癥不斷擴散。作為二戰后美國霸權內政基礎的新政傳統和自由派、民主黨的政治強勢，因2O世紀60年代林登·約翰遜總統“偉大社會計劃”的提出而被推向新高峰。但是，隨著“偉大社會計劃”的各種弊端不斷顯現，新政傳統和自由派主導美國政壇的時代也逐漸走向終結。一方面，作為“偉大社會計劃”最重要的成果，1964年出臺的《民權法案》標志著美國法律對包括黑人、婦女、同性戀者、囚犯等傳統美國社會中的弱勢群體的權利予以肯定，對種族隔離和槍支使用實行更為嚴格的監管，對墮胎、同性戀等社會議題持更加寬容的態度。此舉嚴重觸犯了構成美國社會主體的盎格魯一撤克遜白人基督徒等群體的利益。另一方面，“偉大社會計劃”本身造成了官僚機構的膨脹，招致廣大美國民眾的反感;而其對槍支使用的限制和對犯罪嫌疑人在審判過程中的“法定訴訟程序、保持沉默權力”等的保護，在當時美國犯罪率不斷飆升的背景下顯得不合時宜。因此，在經濟衰退、越戰失利以及反戰運動風起云涌的背景下，“偉大社會計劃”被認為造成了美國社會、經濟生活的全面混亂，使這種內政危機與外交上的困境相互交織，共同削弱了自由派和民主黨的執政合法性，為此前一度處于“低潮”的保守勢力提供了“強勢反彈”的機會。

　　于是，作為二戰后美國保守勢力的“第一聲怒吼”，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于1964年加入總統競選的行列，標志著“右翼美國”開始抬頭。一方面，對高稅收和槍支管制極度不滿并高喊“反制政府”的西部保守主義者和對黑人權利運動、女權主義等持強烈反感的南部種族主義保守派逐漸合流并加大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度;另一方面，作為美國基督教會中較為激進的勢力，基督教右翼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民主黨“左傾”化的政策和墮胎、同性戀等問題的刺激下，開始突破美國宗教不干涉政治的傳統，越發高調地介人世俗政治事務。以杰里·福爾韋爾(Jerry Falwel1)及其“道德多數派”為代表，基督教右翼不斷通過與其他保守勢力結盟的方式影響美國的政治議程。 這股保守勢力的聲勢又因為以美國猶太移民后裔為骨干的新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的加盟而進一步壯大。這批從政治哲學家利奧·斯特勞斯(Leo Strauss)的思想中吸收靈感的新保守主義者，或者以公共知識分子的身份影響公共輿論，或者通過“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等思想庫左右政治的走向，甚至進入政府決策層并直接影響政策的制定，在不斷提升其在美國政壇影響力的同時，為保守勢力的“反自由主義聲浪”提供著源源不斷的思想啟迪，推動美國的保守主義進一步“變成一場連貫的運動”。

　　雖然新老保守勢力的背景和利益訴求存在多樣性，但它們均在美國遭遇內政和外交重大危機的形勢下通過鼓吹激進的意識形態而登上政治舞臺，宣稱自身最能代表 “美國之靈魂”，并不同程度地通過強調美國與眾不同的高貴特質甚至“美國優越”和“美國例外”來凸顯美國人的自我認同，因此，保守派對伊斯蘭教這一“他者”具有天然的敵對態度。于是，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威脅興起、“伊斯蘭”逐漸成為美國的熱點問題之際，保守勢力也逐漸成為散播反穆斯林言論的“急先鋒”。其中，盎格魯一撒克遜白人對穆斯林移民的排斥、宗教右翼對作為“異教徒”的穆斯林的敵視以及親以色列的新保守主義分子對伊斯蘭國家的仇恨，使他們不約而同地成為伊斯蘭恐懼癥散播的推手。更重要的是，在新政傳統遭遇困境和保守勢力強勢崛起的兩大趨勢下，眾多原本支持自由派和民主黨的政治人物和民眾，也開始了對新政和自由主義的質疑甚至唾棄，并擁抱“保守主義”這一標簽，宣稱自己是“畏懼上帝的愛國者，不喜歡大政府，并且在犯罪問題和國家安全問題上態度嚴厲”。這構成了美國朝野集體“向右轉”的大趨勢，使批判、抹黑伊斯蘭教的右派意識形態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和響應。于是，一個鼓吹伊斯蘭恐懼癥的松散的右翼網絡逐漸形成。事實上，從2O世紀60年代起，不但著名的基督教右翼布道家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開始通過其創辦的“基督教廣播電視網(Christian Broadcasting Network)”發表反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言論，連原本屬于左翼的戴維·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也加入了保守派的行列，并創辦“戴維·霍洛維茨自由中心(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逐漸將“抗擊激進左翼及其伊斯蘭主義盟友”作為工作目標，并開始在美國散播偏見。

　　(四)美國霸權的重整與伊斯蘭恐懼癥的強化

　　在2O世紀6O一70年代的美國霸權危機中萌動并在80年代變得明顯的伊斯蘭恐懼癥，既為此后美國實現霸權重新擴張提供便利，也在此過程中得到進一步的強化。雖然美國霸權的危機使借助“冷戰共識”實現擴張的模式遭受挫折，使美國政府不得不在“尼克松主義”的驅動下尋求戰略收縮。但是，在霸權擴張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依然推動著美國伺機重整旗鼓。而由于從石油危機、伊朗革命一直到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政府和眾多利益集團認為其在中東地區的利益正在遭受嚴重的侵害，因此，在越戰后美國霸權的重整過程中，中東和伊斯蘭國家成為“重點關照”的對象。尤其是與軍工集團和以色列游說勢力相結合的保守派希望借助強硬的中東政策來踢走“越戰綜合癥”和死灰復燃的孤立主義，踐行美國實力至上的哲學，并強化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這些目標在里根總統任內得到最為有力的貫徹。因得到軍工集團、新老保守勢力支持而上臺的里根，有效地整合了保守派和共和黨內部的各種力量，使右翼勢力對美國內政和外交的影響力度有了極大的提升。在此過程中，由于美國社會中將涉穆斯林問題化約為“伊斯蘭威脅”的思維已經形成，因此，伊斯蘭恐懼癥與里根時代的美國外交政策形成日漸密切的互動。一方面，經過媒體的炒作和保守派的助推，美國人愈發傾向于將“伊斯蘭”和各種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混為一談;另一方面，在恐伊癥和冷戰思維的共同作用下，將“伊斯蘭”看做與“共產主義威脅”相類似的“邪惡勢力”的思想也愈發深人人心。因此，在里根政府宣稱要以“反恐戰爭”取代卡特的“人權外交”、更明確地將蘇聯界定為“邪惡帝國”并誓言在中東等地區將共產主義“推回去”的一系列政策調整中，伊斯蘭恐懼癥的思維與這一美國霸權重整旗鼓的過程相互交織。兩伊戰爭爆發后，面對伊朗和伊拉克這兩大敵對勢力，美國政府最終的態度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即聯合伊拉克來共同對付“更加邪惡”的伊朗。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伊朗伊斯蘭革命和劫持美國人質事件的負面記憶依然發揮作用。而當1982年因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而引發的中東又一次局部動蕩中，里根更為明確地強調黎巴嫩國內的伊斯蘭主義武裝分子是蘇聯在中東的“代理人”，并以此證明其向黎巴嫩國內派駐軍隊的必要性。與此相應，作為里根政府的“后臺老板”，保守勢力也持續強化著對恐伊癥的鼓吹聲浪。當威斯康星大學的帝國史教授凱利(J.B.Kelly)拋出應該對“野蠻落后”的伊斯蘭地區進行侵略的言論后，“保守主義運動教皇”威廉·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等保守派人士高調表示贊同。 類似的言論對美國在80年代對伊斯蘭國家的一系列進攻性的外交舉動形成有力的烘托，使伊斯蘭恐懼癥被進一步嵌入其霸權意識形態當中。

　　當然，在這一時期，新老保守勢力對恐伊癥蔓延的推動力度有其限度。一方面，蘇聯依然是美國的頭號敵人，而對伊斯蘭世界的“妖魔化”，大體上從屬于美國反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在對抗蘇聯的過程中，美國需要與部分伊斯蘭勢力合作。尤其是在抵制蘇聯入侵阿富汗時，美國就積極扶植阿富汗國內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使其成為對抗蘇聯的“代理人”。因此，該時期恐伊癥并未在美國大幅膨脹。

　　四 冷戰結束后“恐伊癥”的膨脹與美國霸權的擴張

　　(一)冷戰結束與恐伊癥的膨脹

　　隨著冷戰結束，蘇聯和共產主義的威脅淡化，原本從屬于“共產主義威脅”的“伊斯蘭威脅”開始成為眾矢之的。首先，在外交上，原先美國與伊斯蘭國家的各種糾紛大體上從屬于美蘇對抗的大格局。當兩極對峙不復存在，這種外交對抗逐漸變成美國與伊斯蘭國家的直接沖突。于是伊朗、伊拉克等地區強權對美國中東霸權的挑戰，日益成為美國朝野重點關注的對象。其次，在伊斯蘭世界，原本在冷戰中充當美蘇爭霸的“代理人”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也在蘇聯解體后開始將矛頭轉向美國這個“大撒旦”。因此，以“基地”組織為代表的極端勢力也開始對美國發動集中襲擊。于是，美國人所感知的“伊斯蘭威脅”愈發強烈。最后，在美國國內，因2O世紀六七十年代外交和內政危機而崛起的新老右翼勢力，逐漸形成了對共產主義和伊斯蘭教等所謂的“邪惡勢力”進行大肆“妖魔化”的穩定的利益集團。在后冷戰時代，這股右翼勢力開始將反共的熱情轉移到反伊斯蘭上，通過炒作“伊斯蘭威脅”來延續和拓展其政治影響力。

　　因此，在冷戰結束后，各種保守勢力以鼓吹伊斯蘭恐懼癥作為共同目標，結成更加緊密的網絡。諸如捐助者基金會(Donors Capital Fund)、理查德·梅隆·斯凱夫基金會(Richard Mellon Scaife)、林德和哈里·布拉德利基金會(Lynde and Harry Bradley)等保守派團體持續地為各種敵視伊斯蘭教的媒體、公共知識分子提供資金，使《頭版》雜志(FrontPage Magazine)、“關注吉哈德(Jihad Watch)”等傳媒機構以及丹尼爾·派普斯(Daniel Pipes)和斯蒂芬·埃默森(Steven Emerson)等反伊斯蘭學者可以相互配合，不斷放大諸如“(伊斯蘭主義者)單方面向美國和歐洲宣戰”、“(伊斯蘭世界)不存在溫和派”等反伊斯蘭言論。 于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形象在美國大幅惡化，不僅眾多伊斯蘭國家被看做美國外交上的對手和威脅，連美國國內的穆斯林居民也被認為是將“沙里亞(Shafia，即伊斯蘭教法)的威脅”帶到美國國內。這種對伊斯蘭信仰的偏見逐漸變得盲目，以至于1995年俄克拉何馬爆炸案(0一klahoma City Bombing)發生后，眾多美國媒體和公眾馬上將該事件歸咎于穆斯林。而實際上，該爆炸案是一名叫蒂莫西·麥克維(Timothy McVeigh)的白人所為，與穆斯林毫無關系。 因此，當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在9O年代將這種日益政治化的“宗教化約論”思維融入其對于美國大戰略的思考，并拋出“文明沖突論”以回應“誰是美國的潛在對手”等后冷戰時代的大討論時，其言論在美國社會引起廣泛回響，甚至得到眾多知名學者的推崇和好評，便不足為奇了。

　　(二)九一一事件與美國霸權的擴張：恐伊癥與“帝國迷思”的再造

　　在冷戰結束后趨于膨脹的伊斯蘭恐懼癥，因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的爆發而達到高潮，并反過來為美國霸權的新一輪擴張提供間接的意識形態支撐。雖然這場美國史上在本土遭受的最為慘烈的恐怖襲擊僅僅是以本·拉登為首的極端勢力借伊斯蘭之名發動的一次血腥事件，根本不能代表伊斯蘭世界與美國的全面敵對，但是，由于美國社會業已存在的恐伊癥思維定勢，九一一事件還是容易被看做是“伊斯蘭威脅”的一次集中表現。因此，事件爆發后，不僅諸如丹尼爾·派普斯、斯蒂芬·埃默森等眾多右翼人士更加肆意地鼓吹反伊斯蘭言論，一再宣稱“是伊斯蘭教，而不是恐怖主義，才是(美國)真正的敵人”，連不少美國公眾人物、普通民眾也在一種“同仇敵愾”的氛圍下響應這種仇視穆斯林的聲浪。于是，盡管九一一事件后美國政府不斷強調襲擊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恐怖分子不能代表全體穆斯林，一再呼吁民眾不要向無辜的美國穆斯林公民進行報復，但是，針對穆斯林的侮辱和暴力事件依然此起彼伏。據美國國內穆斯林組織“美國與伊斯蘭關系協會(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的報告，2001年9月16日，它們統計到的反穆斯林襲擊事件已經達到210宗;到9月20日，類似的報復性行為累計達到500宗。 部分美國清真寺被投擲炸彈，不少穆斯林公民遭到槍擊，甚至連一些根本不信仰伊斯蘭教的錫克教公民，也因為其裝束與穆斯林相近而遭到攻擊。隨后，美國向阿富汗宣戰并向塔利班發動轟炸，而包括東南亞的“伊斯蘭祈禱團”在內的國際伊斯蘭勢力也發出繼續打擊美國的極端言論。 于是，在不少美國人的眼中，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戰爭似乎已經打響，兩大文明的沖突似乎真的不可避免。

　　這種白熱化的恐伊情緒在全社會的蔓延，反過來為小布什政府發動更大規模的軍事擴張并顛覆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奠定了一定的民意基礎。作為小布什政府最重要的支持者，新老保守勢力以及相關的利益集團早在九一一事件前便一直希望以軍事力量除掉薩達姆-侯賽因等敵對阿拉伯政權，以重塑中東的地緣政治格局，進一步控制中東的石油資源。而九一一事件后產生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對中東伊斯蘭勢力的恐懼和仇視，正好為實現該目標提供了絕佳的契機。雖然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戰爭期間所做的戰爭動員主要是通過強調薩達姆政權不僅是與“基地”組織、塔利班“沆瀣一氣”的共謀者，而且是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邪惡軸心”，從而論證美國發動“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以消滅這一潛在威脅的合理性、構造“進攻有利”的“帝國迷思”，并未直接拋出反伊斯蘭的言論，而且強調中東戰爭并非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戰爭，但是，正如道格拉斯·利特爾(Douglas Little)所言，“潛藏在小布什宗教寬容言論下的，是對伊斯蘭恐怖分子進行妖魔化的企圖”。 事實上，在保守派和小布什政府鼓動美國民眾支持伊拉克戰爭的過程中，伊斯蘭恐懼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因為不少美國人已經一定程度上相信伊斯蘭世界與美國之間“文明的沖突”業已爆發，并且這一沖突驗證了穆斯林“反西方”、“反現代化”的“暴力”和“邪惡”的本質，致使“伊斯蘭教——而不只是那些激進的穆斯林— — 被視為一種全球性的威脅”，這種思維實質上在暗示著，在廣袤的伊斯蘭世界中，總有某些人在暗中策劃著又一場對美國的血腥襲擊，因此，小布什政府發動“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以推翻薩達姆等所謂的“伊斯蘭法西斯主義(Islamo.fascism)”勢力完全符合美國人的安全和利益。

　　五 多元主義與“后坐效應”：“伊斯蘭恐懼癥”與美國霸權的前景

　　作為一種文化偏見和宗教歧視，伊斯蘭恐懼癥與美國的立國精神相悖。早在殖民地時代，對宗教寬容的強調業已奠定了美國社會對不同文化和信仰予以尊重的傳統。制憲會議后，這一宗教寬容的傳統更是得到美國憲法的明確保護。而在此后不斷吸收外來移民，實現多文明、信仰共存與溝通的過程中，美國也的確不斷實踐著這一立國精神。因此，雖然伊斯蘭恐懼癥因來源于西方“東方主義”的文化遺產而顯得根深蒂固，因冷戰、石油危機、伊朗革命和九一一事件等重大政治變局而趨于熾烈，但是，多元的美國社會在面對這一“文化疾病(cultural sickness)”時，依然相當清醒和理智，表現出對多元主義(pluralism)的堅持，并強調對伊斯蘭文明的尊重。因此，即便在九一一事件后社會輿論氛圍較為激進的環境下，美國社會也并未被這種“癌癥似的病癥”完全征服。在九一一襲擊之后，美國國內不但有諸如“北美伊斯蘭教協會(Islamic Societyof North America)”、“美國與伊斯蘭關系協會”等穆斯林組織為消除對伊斯蘭教的歧視和仇恨而奔走呼號，連眾多非穆斯林的美國政治家、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也認識到伊斯蘭恐懼癥的危害性并呼吁抵制“文明沖突”的僵固思維，甚至不少溫和的基督教會也積極開展與穆斯林群體的跨信仰對話(inter—faith dialogue)，避免產生更嚴重的信仰歧視。因此，總體而言，美國社會中對于伊斯蘭教的歧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控制，即便在反恐戰爭如火如荼的時刻，也并未泛濫成災。

　　然而，伊斯蘭恐懼癥畢竟在美國霸權的演進過程中逐漸成為其“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并在九一一事件后由保守派主導的軍事擴張中被大肆炒作和散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自中世紀以來基督教西方與伊斯蘭世界敵對的全部歷史記憶被重新喚醒，致使這一思維定勢的效應在美國社會難以徹底根除。因此，狹隘的保守派利益集團憑借其掌控的眾多宣傳機器對伊斯蘭所進行的“妖魔化”，不但被構造成“披上不偏不倚的外衣”的“迷思”，更因其與西方傳統中的文化偏見相吻合而容易“被誤認為是事實”。這種在戰爭動員中使“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逐漸社會化，導致后世精英和民眾將“帝國迷思”誤認為是事實的過程，被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Evera)等學者稱為“后坐效應(blowback)”。因此，即便在九一一事件的創傷開始愈合、反恐的激情開始冷卻之際，伊斯蘭恐懼癥的負面效應依然在美國社會揮之不去。其典型的表現，莫過于2010年前后發生的世貿遺址建清真寺事件。當這個在世貿遺址附近建造一個伊斯蘭文化中心的計劃被媒體報道后，美國社會對這一名為“51號公園(Park 51)”的項目的批評不絕于耳。包括前副總統候選人薩拉·佩林(Sarah Lou.ise Palin)等名人和眾多九一一事件死難者家屬都認為這個將伊斯蘭清真寺建于“歸零地(Ground Zero)”旁邊的計劃，“既麻木不仁，又充滿挑釁意味”，是往美國人的傷口上撒鹽，并強烈要求該項目更換選址。而在“歸零地清真寺”風波之后，美國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主席彼得·金(Peter King)在2011年又舉行了關于“美國國內穆斯林極端化”的國會聽證會，并斷言雖然美國大部分穆斯林皆是杰出之輩，但是確實有不少穆斯林社區正變得極端化，容易成為“基地”組織再次襲擊美國的“內應”。他因此宣稱，雖然尊重多元的宗教信仰是美國憲政的題中之意，但如果對這種實實在在的“伊斯蘭威脅”熟視無睹，就是“向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做懦弱的妥協”。其好斗的姿態、刺耳的言論以及在社會上引起的回響，是美國恐伊癥思維的又一次集中表現。

　　因此，雖然隨著美國人開始對發動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的合理性進行反思、質疑，呼吁改善美國與伊斯蘭世界關系的聲音越來越強大，但是，伊斯蘭恐懼癥的這種持久的效應，依然影響著美國外交的發展和美國霸權的演進。首先，作為伊斯蘭恐懼癥的零星表現，部分美國人的反伊斯蘭教言論和行為容易激起美國與伊斯蘭世界新的緊張。2010年，美國佛羅里達州的基督教牧師特里·瓊斯(Terry Jones)高調宣布其焚燒伊斯蘭教經典《可蘭經》的計劃，以抗議伊斯蘭教的極端主義與暴力傾向。該事件旋即引發伊斯蘭世界的憤怒，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亞等伊斯蘭國家爆發了焚燒美國國旗、高呼“美國去死”等口號的反美示威，致使眾多在國外的美國軍人和旅客對其自身的安危倍感憂慮。2012年，一部將伊斯蘭先知穆罕默德詆毀成好色之徒、騙子并將一頭毛驢稱為“穆斯林第一動物”的電影《穆斯林的無知》(Innocence ofMuslims)再度觸發從中東到東南亞的多次抗議和暴力事件，甚至導致包括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Christopher Stevens)在內的多名外交人員的死亡。其次，伊斯蘭恐懼癥作為一種思維定勢，更通過國內輿論對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產生影響。2009年，新當選總統的奧巴馬在埃及開羅發表了呼吁與伊斯蘭世界修復裂痕的發言，被不少人稱做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演講。然而，由于該發言中明顯的親穆斯林姿態，“開羅演講”很快引起了“奧巴馬是一個穆斯林”的流言的再度熾熱。這種流言背后隱含著對“伊斯蘭勢力向美國滲透的陰謀”的臆想，給奧巴馬此后謀求緩和伊斯蘭世界反美情緒的努力造成了一定的壓力，甚至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依然構成影響奧巴馬連任與否的一個因素。這說明伊斯蘭恐懼癥的效應確實增添了美國霸權政策調整、緩和與伊斯蘭國家關系的難度和成本。

　　可見，在伊斯蘭恐懼癥的發展過程中，美國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美國霸權的運作是恐伊癥形成的深層動力，美國的新聞報道、電影以及右翼知識分子的言論是恐伊癥傳播的重要推手;另一方面，美國自身多元主義的特質、美國社會眾多有識之士對恐伊癥的反思和抵制，又是消除這種偏激意識形態的重要力量。而美國是否能夠較好地應對這一“文化疾病”的挑戰，既關系到世界是否能夠摒除“文明沖突”的悖謬思維，也影響著美國霸權自身的進一步發展。

　　原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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