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BBC記者深入東烏克蘭，目擊到憤怒的當地民眾自發組織起來阻撓前來鎮壓“恐怖活動”的烏克蘭內務部隊，鏡頭所及之處遍布著垃圾堆成的街壘，青壯年有力出力，協助神秘的“親俄武裝”，用棍棒迎接坐在裝甲車上的烏克蘭大兵;老少婦孺則有秩序地分成抗議組和服務組，分頭行事，為挨個奪取政府機關的武裝分子送衣送暖。這一幕讓人有歷史的分錯之感，當年經歷了納粹德軍四次被占領和反攻的哈爾科夫軍民，他們的先輩在同一片土地上用相同的方式協助蘇聯紅軍趕走法西斯侵略者。“我們在這里看到，制造這一切的不止是組織嚴密的親俄武裝，更多的是志愿趕來幫忙的東烏克蘭平民。”BBC報道稱。
這樣的場景，與某些民主國家的媒體輿論習慣把地區沖突預設成大國間的代理人戰爭大相徑庭。后者“天真地”忽視曾經生活在專制下的民眾自發的集體認同。反抗基輔最強大的力量，并不是那些可能存在的俄羅斯“特務”和代理武裝，而是東部那些失業的國營企業工人、掙扎在貧困線上的退休老人，還有其他各種對緊縮政策感到恐懼的“體制受害者”。他們清一色佩帶著象征著蘇聯衛國戰爭的橙黑絲帶，揮舞著俄羅斯國旗甚至蘇聯的紅旗，還有克里米亞黑海艦隊的旗語——“光榮屬于上帝和俄羅斯黑海艦隊”。
東烏克蘭人的集體懷舊
對于這些東部產業工人階層和他們的后代來說，在工人社區和國營車間里口口相傳的往事里，前兩次懸藍黃旗的軍隊大兵壓境的時候，一次是蘇聯解體，他們失去了工作和祖國;再上一次，是“偉大的衛國戰爭”，在他們看來，“只有協助過納粹的殺人犯會佩戴那枚藍黃烏克蘭旗”。
不過，在這種集體懷舊背后，曾經的蘇俄角色并不光彩，在二戰爆發前，在“俄羅斯化”政策下，任何使用烏克蘭語或烏克蘭民族特色符號的行為都可能被打成“反革命”。1932年發生的大饑荒更是慘絕人寰，蘇俄當局將掌握先進農業技術的烏克蘭農場主打為“富農”進行圍捕，并開始強制征收農產品(000061,股吧)以及推行集體化農莊。同歷史上許多大規模饑荒一樣，這場悲劇的人禍遠勝于天災，它打破了原本分配均衡的食品供應，讓糧食富饒的烏克蘭極其詭異地挨餓。
這樣的慘痛歷史，非常類似愛爾蘭曾經在英國統治下的遭遇。同樣經歷過一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同樣面對粗暴的外族統治者，幾個世紀以來英國的君主和貴族都試圖軟硬兼施來同化一海之隔的愛爾蘭人。其中最有效的手段莫過于移民，并且試圖同化當地貴族來統治愛爾蘭人。例如擊敗拿破侖的威靈頓將軍就是一位英化的愛爾蘭人，從口音和社交風俗上已經見不到愛爾蘭的影子。某種程度上，這與斯大林對非俄羅斯族采取的集權手段類似，從精英意識的層面上要求基層領導人不分族裔和語言，自上而下達成思想統一。
然而，很難說清楚在期待強權的個人和無所不能的國家之間，究竟是誰造就了誰。東烏克蘭在蘇聯時期被整體規劃成蘇維埃國家的重工業基地，像很多蘇聯的工業區一樣，定居于此的工人原本來自不同族裔和不同地區，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工人社區如同擁有自己身份認同的部落，一直延續到蘇聯解體后的時代。所謂的東烏克蘭，包括目前的盧甘斯克州、哈里科夫州、頓涅茨克州、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州和扎波羅熱州，都是工業化和城市化最高的地區。生活在這里的大部分人，無論說著俄語還是烏克蘭語，都已經與幾個世紀以來的家仇國恨無關，他們是蘇聯的子女。當人們以為蘇聯連同她的社會文化已經一起滅絕了的時候，東烏克蘭人對過去的共同記憶像一張大網浮出水面一樣，讓人們看到，俄烏之爭在這些普通人看來仍然處在屬于過去的語境，甚至可以說屬于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間的戰爭在這里仍未結束。
遺憾的是在各類英美報道中，對東西烏克蘭的解讀，僅僅是在第聶伯河兩岸畫出一道細線，解釋東西兩邊的族群差異。然而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各類比較政治學研究已經給出預言，作為一個國家的烏克蘭將無以為繼，因為面對突然喪失社會根基的東部，自由化改革無法擔負起重建一個社區的任務，而這與當地民眾究竟說的是俄語還是烏克蘭語并無關系。擁抱西方還是擁抱俄羅斯，頓涅茨克那些種洋蔥的下崗職工不會去做這樣的政治選擇。曾經的社會主義“主人翁”，今天四處撿生活的一盤散沙，明天可能連散沙都不是，無論是情感還是現實，不需要烏克蘭政府承諾緊縮政策的普京和俄羅斯都是最好的選擇。
前景依然撲朔迷離
前不久日內瓦召開的四方會談達成了一個令人欣慰的初步共識。俄羅斯承諾將不會派遣正規部隊進入東烏克蘭，而同時各方也敦促東部各武裝撤出被占領的政府機關。這應該是自危機爆發以來，西方和俄羅斯第一次停止爭吵，一起合作研究東烏克蘭的前途命運。更重要的是，俄羅斯讓西方看到了自己在該地區積極的和平態度，如果同西方的共識能夠維持，在該地區俄羅斯應該會是比西方更有底氣和自信的控盤者。
那下一步呢?這個共識只是個友善的起點，實際效用其實非常有限。目前東部親俄勢力最激進的地區仍然拒絕這份協議，表示將會持續占領。如果任何紙面上的手段都無法干預這些地區的政治進程，那么東部的前景將會撲朔迷離。尤其是頓涅茨克等地的武裝分子甚至已經宣稱獨立成“人民共和國”，但根本不存在具有合法性的政府，如果當地親俄與親烏分子之間發生小規模沖突，在有效行政缺位的情況下，都很有可能爆發更大規模的騷亂。西方、烏克蘭和俄羅斯將會面臨誰先動手、如何動手、動多大的手的難題，目前僅有的共識將會非常脆弱。
橄欖形民意
根據頓涅茨克大學社會學系的估計，當前東烏克蘭各州民眾對政治前景的立場總體呈橄欖形，激進親俄和親烏立場各占20%，剩下的屬于希望獨立自主但留在烏克蘭的大多數。在“橄欖”的兩端，年齡構成是個非常關鍵的指標，絕大多數親烏人士屬于70、80后，對俄羅斯的熱衷看上去更像“上一輩”人的情懷。
這樣的民意分裂其實并不陌生。在今天屬于英國的北愛爾蘭，當地社會也至少在宗教信仰和代際差別兩方面面臨割裂。自從北愛爾蘭誕生之日起，武裝爭取獨立的愛爾蘭共和軍同當地保皇派武裝沖突不斷，遇害者中甚至包括英國王室成員。直到1998年英愛兩國簽署《耶穌受難日協定》，當地共和派和保皇派社區的交戰狀態才告結束。即使在流血事件最頻繁的六七十年代，意見不合但期望社會團結的民眾在當時仍然是大多數，但“橄欖”兩端的激進分子卻已經制造了足夠發動內戰的暴力事件。再加上英國政府的反應遲緩，對地方政府和正規部隊卷入沖突的程度預判不足，讓暴力逐漸升級，導致越來越多原本對沖突避之躲之的大多數卷入無意義的互相仇恨。
不能不做選擇的不幸
另外，今天北愛爾蘭的年輕一代，不會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遵守嚴格的宗教或愛國傳統，他們成長在一個更開放和民主的社會風氣下，吐槽更廉價，嘲諷是主流，因此民意“橄欖”的中間部分會整體偏向批判當下的政治環境。盡管這與選擇保皇還是共和并沒有直接聯系，但無疑這種代際變化會對共和派更有利，至少在同保守風氣宣戰上能與青年達成一致。
這種代際效應在烏克蘭可能會更顯著，烏克蘭青年對父輩所經歷的社會主義年代毫無記憶，從個人發展和文化吸引力上，歐洲和西方都代表著未來。對紅旗下長大的父輩主張說不，讓年輕一代很容易同西部的激進民族主義結成同盟。這樣的結果讓烏克蘭面臨逆向重走北愛爾蘭道路的危險，他們將自己的前途和志向寄托給激進派，同時也反向刺激親俄民眾走向激進，并不想卷入沖突的政治多數將永遠處無奈，甚至最終被逼迫做出選擇。
電影《鋼的琴》里，一群國營廠的下崗工人準備去教訓讓工友女兒失身懷孕還不打算負責任的“惡棍”。于是這群各自在社會上辛酸地討生活的“被拋棄者”重新聚集在一起，一盤各自掙扎自救的散沙，又重新成為了一個集體。那一幕，他們共同生活工作過的工廠大門打開，屬于過去的集體氣勢撲面而來……而當他們真的面對著所謂的“惡棍”時，發現那不過是群孩子，一群同樣來自下崗工人家庭的少年，一場滿懷歷史光榮感的“戰斗”不了了之地結束……相信這大概也就是東烏克蘭的矛盾感，一群二十多年前失去了國家成為棄子的阿姨大叔，正面交鋒一群在藍黃旗下長大的孩子。
蘇聯曾經的到來，對烏克蘭無異于一場災難;而蘇聯的突然離去，卻也同樣可怕。人們在學會自己重建社區并且相互和解之前，卻又要面臨一臺新的國家機器。北愛爾蘭之幸，在于政治和解可以讓人們主動放下武器，無論將來的一代選擇繼續留在英國抑或是離去，都是北愛人自己的選擇;而這恰恰可能是將來東烏克蘭之不幸，不能不做選擇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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