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橙色革命”到“血色二月”
2004年“橙色革命”之前的五年，烏克蘭經濟保持了GDP年均8%的高速增長，平均失業率只有3.8%,庫奇馬總統雖然因獨斷專行飽受詬病，但國內政局始終可控，在加入北約歐盟和黑海艦隊、克里米亞自治等敏感外交議題上處置得當。整體來說，政經基礎良好，對外環境穩定，民眾支持度高，看不到任何危機的土壤。但庫奇馬一個錯誤的政治決定讓一切都變了模樣。2001年2月他親自下令將時任副總理的季莫申科關進監獄，盡管只有短短一個半月的時間，卻成就了她“烏克蘭鐵娘子”的政治地位。出獄后她領導了聲勢浩大的“烏克蘭沒有庫奇馬”的政治運動，成為“橙色革命”的先驅，并成為之后攪動烏克蘭政壇的頭號力量。
在炫目政治口號的刺激下，“橙色革命”后烏克蘭的各種政經勢力，不管愿意與否，都被深深地卷入有關這個國家現實政治模式和未來發展路向的大爭論中。這場波及所有烏克蘭人內心的政治洗禮，最終呈現出的并非其先驅者所描繪的美好圖景，而是基輔街頭從未有過的數百人傷亡的“血色二月”。庫奇馬離職后說過，“在我的領導下，烏克蘭這艘大船雖然經歷了各種各樣的暴風雨，但它總算能夠沒有太大損失地繼續前行。”“橙色革命”后的烏克蘭則是亂象紛呈，內斗不斷。這十年不僅是混亂的、迷惘的、停滯的，在某些領域甚至是倒退的十年。
政治失范
“橙色革命”后烏克蘭的政治運行就一直極不穩定，政權十年三變，政府多次被總統解散或被議會廢黜，議會選舉也屢屢提前舉行。無論是尤先科領導的右翼橙色聯盟，還是亞努科維奇為代表的地區黨左翼聯合，執政期間都頻繁發生各種政治危機。作為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中央政權失去了基本的穩定性，政策也失去了應有的延續性。
烏克蘭政局持續動蕩的根本原因是體制不順。從政體上看，究竟是以總統議會制還是以議會總統制為基本的政治運作模式，始終缺乏明確共識。這也是烏克蘭憲法改革的主要矛盾：2004年“橙色革命”后通過的憲法規定為議會制，2010年又改為總統制，2014年亞努科維奇與反對派達成的2月協議決定立即恢復2004年議會制憲法。十年之后，矛盾又回歸到了原點。用烏克蘭媒體的話說，府院矛盾已成為制約烏克蘭政治發展的一大結構性因素，總統和議會的沖突帶有一種萎靡不振的、慢性病的性質，從而造成無論哪個政黨、哪派政治力量執政，都無法克服府院之爭。這一矛盾如果繼續存在，將極大地削弱任何政權的執政能力和政治威信，后兩點恰恰是一個新生政權獲得穩定和合法性所必備的。
其次，庫奇馬作為最后的“專制者”離去后，烏克蘭始終缺乏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依靠“橙色革命”這樣非正統方式上臺的尤先科，本身就是一個弱勢總統，無法憑借自己的力量收服季莫申科和亞努克維奇這樣有著強大政治底盤的反對派，造成了執政后頻繁的政府更迭和權力斗爭。亞努科維奇則是首位未獲得過半數支持率的總統，因強烈的地區派系色彩，被認為只是半個國家的總統。最高領導人缺乏威望給了立法機構以機會擴大他們在政權體系中的權力，因為不管誰是反對派，這樣的權力對峙局面總是首先有利于反對派而非當權者。這顯然增加了國家政治生活的無序狀態，并最終形成了府院對峙的政治死結。
最后，從政黨架構和功能上看，由于“橙色革命”后大眾政治的突然勃發，政黨迅速淪為地區性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國內缺乏能以民族國家利益為政黨目標的統一的國家性政黨。
烏克蘭現在的局勢非常類似1993年的俄羅斯。“橙色革命”的勝利者以一種不流血、但卻并不具有傳統合法性的方式完成了政權的變更。之后，對合法性的質疑導致了勝利者內部出現分裂，并引發政治聯盟的不斷變換。反對派共同控制了議會，竭力對行政當局設置障礙，力圖將權力從總統手中奪回來。這樣的結果在俄羅斯最終通過史無前例的“炮轟白宮”的方式得到解決?；o的“血色二月”是否會打破或者終結烏克蘭長達十年的弱勢總統和強力反對派之間的僵持，實現烏克蘭政治的“乾坤大變”，還需拭目以待。
外交失衡
中小國家特別是處在地緣政治夾縫中的中小國家的外交選擇，對本國國內的發展與穩定具有極端重要的影響，這已成為國際政治中的一個規律。烏克蘭處在俄羅斯和歐盟夾縫中，東西分裂是其無法擺脫的地緣政治“原罪”，但這并不先驗性地決定了其無法選擇的悲劇命運。相反，如果執政者能夠認清這一現實并奉行適合的政策，反而能夠化不利為有利，為本國取得雙贏的結果。這在芬蘭、哈薩克斯坦等國都已經有了成功的先例。
尤先科在外交上的表現完全不像他在央行行長上那樣出色，更像是初出茅廬的政治青年。他不切實際地提出烏克蘭加速加入北約歐盟的計劃，在天然氣過境、南奧和阿布哈茲問題上與俄長期交惡，導致烏克蘭政治危機不斷。相比之下，亞努科維奇在外交上善于調和，擔任總理期間較為成功地緩和了俄烏天然氣協定和烏克蘭加入北約兩大外交難題。出任總統后，他迅速出訪歐盟和俄羅斯，在歐盟關心的領域(推進烏克蘭——歐盟聯系國協定簽署，進行互免簽證制度談判，加快建立烏克蘭——歐盟自由貿易區)以及俄羅斯關心的議題(烏克蘭承諾不加入北約，保證俄語的官方地位，延長俄羅斯黑海艦隊駐烏克蘭基地的租期)上都做出了明智的決定。2010年7月亞努科維奇簽署了《對內對外政策原則法》，從法律上確定了烏克蘭的不結盟地位。但亞努科維奇竭力推進的“平衡外交”卻因為國際局勢的新變化而無法維持。
2009年歐盟啟動了對“新東歐六國”(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格魯吉亞)的“東方伙伴關系計劃”，以此作為歐盟與獨聯體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的窗口。俄國起初對此并不重視，反應平淡。但普京歐亞聯盟的構想付諸實施后，莫斯科擔心這種聯系一旦建立，將成為獨聯體國家永遠脫離俄羅斯主導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空間的開始，對該計劃予以公開反對并全力阻撓。與北約東擴不同，俄歐這次圍繞爭奪烏克蘭使用的都是金元外交。歐盟透露，基輔與歐盟簽署聯系國協定后，歐盟將在七年內向烏克蘭提供超過190億歐元的貸款;俄羅斯則在烏克蘭暫緩簽署協定后拿出了150億美元的史上最大外援。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和波蘭的積極介入，使得這一爭奪已變成了默克爾和普京的政治博弈，因而帶有了德俄角逐歐洲大陸霸主的歷史意味。這也使得這一爭奪不管以何種形式呈現，未來都很難有妥協的空間。目前莫斯科對烏克蘭意圖加入歐盟采取的還只是常規的政治施壓、能源訛詐、貿易封鎖等外交手段，但如果這些都無法使基輔回心轉意，不排除俄國人會像2008年阻止格魯吉亞加入北約一樣，在必要時采取極端手段，克里米亞共和國出現的分離趨勢就是例證。
經濟失控
“橙色革命”的導火索主要是烏克蘭普通民眾心中多年醞釀起來的追求政治民主和更多公民自由的政治訴求，這次基輔的街頭革命卻完全不同，和“阿拉伯之春”一樣，貧窮和貪污腐敗所引發的社會問題制造了這次革命的土壤。
橙色政權的頭兩年延續了庫奇馬時代的經濟增長，但由于內斗不斷，在應對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上無所作為。2009年烏克蘭GDP下滑達到創紀錄的15%，居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失業率不斷攀升，成為獨聯體受沖擊最為嚴重的國家。為避免金融體系崩潰，尤先科不得不以苛刻條件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大幅舉債，烏克蘭也從獨聯體金融信譽最高國家跌落為最低。亞努科維奇上臺后，烏克蘭的經濟仍然處在危險境地：政府預算赤字常年在8%-10%，外債占到了GDP的70%，公共債務也占到了GDP的40%;外匯儲備接近衰竭，一直被認為是獨聯體最穩定的貨幣格里芬在大幅貶值后被迫與美元脫鉤，國際信用評級機構已將其降到了和希臘一樣的級別;政府目前只能通過市場上的短期貸款維持運轉，俄羅斯停止購買烏克蘭政府債務后，烏克蘭財政更是陷入極度困難，部分公務員的工資已經停發;經濟一直未從危機中復蘇，近些年GDP增幅基本為零，人均GDP不到4000美元，通貨膨脹率連續幾年達到13%，失業率也一直居高不下。作為曾經的前蘇聯第二大經濟體，烏克蘭現在的經濟實力和生活水平不僅遠遠落后于之前排名第三的哈薩克斯坦，更與自己的東歐鄰國形成了天壤之別。這種巨大的反差通過前往歐盟打工的烏克蘭人傳導到國內，更加劇了老百姓的失望和不滿。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兩次革命和十年內斗并未傷害到烏克蘭經濟的基本面，大多數企業能夠正常運行，銀企關系也保持穩定。因此，只要烏克蘭政治能保持基本的穩定和效率，未來經濟脫困并非十分艱難。根據俄羅斯專家的測算，烏克蘭加入關稅同盟后，每年在能源領域就將節省80億美元，在化學工業、金融冶煉等領域的GDP將增加50億美元，GDP增幅將達到6.5%。據歐洲委員會專家的測算，烏克蘭加入歐盟后將取消超過98%的關稅，從而極大促進烏對歐的出口，僅此一項就能使烏克蘭的GDP增長5%。因此，同時扎實推進與俄歐雙方的經濟合作，用實實在在的經濟紅利沖淡政治紛爭，這應該是烏克蘭未來對外經濟一體化道路上最適宜的選擇。換句話說，讓經濟的回歸經濟。短期則仍然要靠外部援助來獲得較為充裕的流動性。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要有一個穩健有力的中央政權，特別是要確保對外部援助進行有效的二次分配，而非中飽私囊。否則再多援助也只是打到了烏克蘭政府的賬戶上，而到不了老百姓的口袋。
民意失信
這次基輔街頭革命起初是反對派借機發難，但之后已演變為反對“失敗政治”的人民運動。數十萬的普通人之所以愿意走上街頭，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也不退縮，根本原因在于反對派的領導人和平民們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契合——他們都要求對現在的寡頭統治體制做出改變。這也是這次革命與“橙色革命”最大的不同之處。
第一次革命是寡頭之間要求確立新的利益分配體制，很大程度上是一場被驅逐的寡頭和驅逐他們的寡頭之間的斗爭。平民參與主要是爭取在經濟上突破，尤其是中小企業主和中產階層，他們要獲得發展的機會。這次則完全演變為人民和寡頭的斗爭。由于腐敗程度前所未有的高，執法部門的公平正義程度前所未有的低，民眾對政黨和國家權力部門的失望達到了頂點，并且失去了對政治人物的信任。烏克蘭現在最大的矛盾已經不是政黨乃至地區利益集團之間的政見對立，而是社會性的，是民眾和國家機器(政權)之間的矛盾，是人民與寡頭、精英之間的政治對立。也正因如此，這次街頭運動不能被簡單認為是橙藍或東西斗爭的反復，至少不能以此作為解釋，而是凸顯了烏克蘭社會日益深刻的政治分裂。如危機中所顯現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演化為中央政權的真空和失控。烏克蘭的內部危機現在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若再不加控制，斗爭將從政治集團內部外溢為真正的人民之間的沖突，必將以內戰或分裂的形式體現出來。可以說，烏克蘭現在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十字路口。
筆者半年前在基輔訪問時，當地學者多次提到，烏克蘭一直沒有一個真正的政治領袖，缺乏有思想、有長遠眼光、有自己中長期發展戰略的領導者。所謂政治家奉行的政策，都是從選票政治出發的短期利益行為?，F在來看，烏克蘭確實需要一個“強人”出現，以重新恢復政治領袖的凝聚力和掌控力。新的領袖必須在以下四個方面完成與“橙色時代”的切割。
當務之急是理順政體，包括構建有效的中央政權，打擊寡頭干政，遏制地方自治加劇。其次，要重建人民的信任，真正按照人民能夠接受的游戲規則行事，而不是政客們的黑箱游戲。敢于對任何的極端勢力說不，防止社會的理性被極端思想裹挾。第三，當前時代政治家是否受國外支持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獲得國內支持，那種大國的傀儡或利益代言人的模式現在已無法為繼。最后，敢于堅持也有勇氣妥協。烏克蘭國內在重大戰略性問題上沒有達成共識，且各個階層之間都不愿做出妥協。季莫申科堅韌執著，但強勢和不妥協的個性不但無助于危機解決反而有加深之勢，且其本人就是寡頭，而非人民領袖。拳王克利奇科政治經歷清白，沒有派系色彩，在此次危機中表現得體，收放自如，有很大機會脫穎而出。雖然沒有實際執政經驗，但在一個尚不成熟的民主國家，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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