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這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古國，盡管于西元前1200年之后，受到一系列外來勢力的侵略與統治(注一)，但無論是在農業生產，哲學文藝、天文歷法、水利建筑、航海軍事與邏輯數算領域，始終與巴格達一道構成人類文明的重地，而該領先地位，直到歐洲國家于十五世紀末開辟海路、前往印度與中國之后，才逐漸走向下坡。
至于歐洲區域，原本嫁接兩河、尼羅河文明的希臘、羅馬帝國，也傾心于亞非文化熏陶，致使其首都先后搬遷至埃及的亞歷山大與君士坦丁堡。嗣后，歐洲困于內斗與外患(經受東方草原、斯拉夫、日爾曼、維京等蠻族的騷擾)，再加上封建割據與教會長期對文化的壟斷，造成歐洲長達上千年的黑暗時期。
十一世紀末，自歐洲基督教文化圈向東方與南歐伊斯蘭區域發動戰爭之后，才開始廣泛接觸東方文明。由此，不但在歐洲本地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文藝復興運動，還激化了接踵而至的海路拓展、殖民擴張、宗教改革、啟蒙主義和工業革命。
阿拉伯帝國與奧斯曼帝國的領土擴張，多以傳播伊斯蘭教為訴求，其統治范圍內僅有教徒與異教徒、君主與臣民之分，而沒有壓迫與被壓迫民族之別。鑒于此，不同的族群多能和平共處。以埃及為例，即便是基督教與猶太教徒，也至多按照伊斯蘭教的規定，繳納人頭稅之后便能保留其宗教信仰。該狀況，還是由于十一世紀末十字軍攻占耶路撒冷并濫殺3萬多異教徒后，才開始激化為連綿不斷的宗教沖突。除此之外，奧斯曼帝國出于現實需要，對治下的某些傳統大國，如波斯與埃及，也向來給予自治特權與禮遇。
十八世紀下半期歐洲工業革命的飛速發展，意味著西方科技文明取得絕對優勢，也同時注定了其他傳統帝國的衰亡。極為吊詭的是，十八世紀初整個歐洲世界還紛紛以模仿中國、奧斯曼文化為時尚，而1789年拿破侖攻占埃及的行動，卻敲響了這些固步自封老帝國的喪鐘。從此之后，奧斯曼帝國治下的阿拉伯領地，逐個淪為英、法的殖民地或保護區。
基于此，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德國便把戰略目標定為“拉攏阿拉伯民族對抗英、法”;而英、法協約國的目標則是，以“承諾阿拉伯人獨立為誘(注二)，鼓動他們對抗德國和脫離奧斯曼帝國”。最后，通過英國猶太財團的賄賂，阿拉伯部族紛紛對奧斯曼帝國發動進攻，由是導致德國為首的同盟國的戰敗。該結局又造成了兩個始料不及的后果：一是德國把失敗的主因歸咎于猶太人，從而導致二戰期間的大屠殺;其次便是英國當局于1917年正式發表巴弗爾宣言，為犒賞猶太人的貢獻而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園”。
就阿拉伯民族的獨立運動而言，英、法兩國彼時一方面為了對抗同盟國，而與阿拉伯部族并肩作戰;一方面卻于1916年私下簽訂了“賽克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將中東中部地區的敘利亞以北劃為法國勢力范圍，而伊拉克以南則劃歸英國勢力范圍。此后，英、法兩當局便在自相授受的“支配權”主導下，在該地區陸續建立了十多個酋長國或軍閥王朝。埃及于1922年名義上雖獲得獨立，而國防、外交、蘇伊士運河等等卻依舊得聽從英國的支配。該情況直到五十年代納賽爾推翻法魯克王朝，并于1956年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后才有所改善。
由此觀之，阿拉伯國家即便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或保持中立地位，或如埃及一樣淪為英、德之間的戰場，戰爭結束后，大多數國家卻仍然得面對西方列強保留關鍵工、礦、商業特權的局面。于是乎，二戰后最為突顯的國際爭端，便體現在各地民族主義的抗爭，以及來自西方的顛覆與壓迫。
具體而言，西方列強戰后集中打擊的對象是：具有西方文化教育，帶有社會主義色彩，主張阿拉伯民族自決、資源國有化，反對神權體制，主張世俗政治，尤其是為穩定民族國家團結而遏制教派之間斗爭的力量。該現代化運動首先于1942年在敘利亞發起，迅即擴展到埃及、伊拉克、利比亞、約旦、巴勒斯坦、黎巴嫩、突尼斯等地，其中尤以不同國家的復興黨的建立，形成民族主義勢力壯大的標志。
不言而喻，站在民族主義運動對立面的，始終是西方列強支持的封建酋長王國、軍閥與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力量。往往，酋長氏族利益又與遜尼派原教旨激進力量結為一體，對任何帶有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色彩的“新潮派”進行對抗。
無獨有偶的是，西方列強打擊的對象不僅僅是主張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的納賽爾總統，同一期間，也先后在伊朗、瓜地馬拉、古巴、剛果/薩伊、巴西、多明尼加、印尼、越南等地籌畫，甚至直接參與了政變或軍事侵略活動(注三)。如今西方集團處心積慮地設法以“施用化學武器”為借口，將最后一個稍具規模的復興黨堡壘(敘利亞)擊垮。實際上，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當伊拉克爭取獨立時刻，還是丘吉爾的一聲令下，讓伊拉克革命力量第一次嘗試到毒氣彈的滋味。
值得順便一提的是，此期間蘇聯為首的華沙集團大力支持第三世界民族主義運動。該過節又導致華沙集團瓦解后，美國順勢將僅存的幾個阿拉伯民族主義勢力當權的國家動用暴力加以摧毀，以期徹底斷絕其與俄羅斯往后再次結盟的可能性。如今，繼伊拉克與利比亞的毀滅，焦點自然集中于敘利亞。與此同時，不屬遜尼派原教旨勢力的伊朗什葉派，也成為西方國家與阿拉伯遜尼派政權一道圍剿的對象。
如前所述，埃及于二戰結束后的最大問題，便是謀求真正的獨立自主。其次，便是如何不使猶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園”的計畫，蛻變為建立一個具有排他性的以色列國家。從伊斯蘭世界的角度觀察，二戰結束后歐洲人應當主動負起召喚猶太難民回返歐洲的責任，而不是將種族清洗的后遺問題轉嫁給阿拉伯人(注四);而且，尤其不能在一個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原則上，把以色列武裝成一個侵略國，喧賓奪主地造成巴勒斯坦人民的無家可歸。
1956年納賽爾總統宣布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隨即又爭取到國際社會的支持，成功地抗拒了英、法、以的聯合軍事進攻，于是儼然成為維護阿拉伯民族利益的英雄偶像。美國，也從此開始，從幕后正式走到臺前，在整個中東地區取代了英、法的地位，成為該區域政治博弈的新布局者。
1967年六日戰爭以阿拉伯一方慘敗告終，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約旦共同喪失的領土相當兩個臺灣大小，使得阿拉伯一方的民族主義運動受到嚴重挫折。此后，許多國家一方面看到阿、以兩方的實力對比太過懸殊;同時為了收復己方的失地，便紛紛與以色列簽訂雙邊協定，而棄巴勒斯坦的權益于不顧。其中最嚴重者，如1970年納賽爾逝世后接替總統職的薩達特，甚至為了尋求美國的協助，突然斷絕與蘇聯的關系。1978年，薩達特又是在美國牽引下，與以色列總理貝京簽訂了“大衛營協議”，其中，以色列一方僅僅承認西岸與加沙的自治地位，而刻意回避了巴勒斯坦建國目標;除此，還承諾歸還西奈半島予埃及。實際上，埃及從此之后還承擔了與以色列當局一道共同封鎖加沙邊界和約束巴勒斯坦反以力量的義務。該情況，直到2012年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主政之后，也不見有絲毫改變。
談及穆斯林兄弟會，必須指出的是，這個建于1928年的組織，雖然以激進的態度反對殖民主義侵略，關注濟貧，以及主張在“恢復傳統伊斯蘭精神價值”的基礎上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然而出于對《古蘭經》與《圣言》教義的執著與偏激，也像沙烏地阿拉伯的遜尼派瓦哈比宗一樣，都具有嚴重的排他性與反現代化的狹隘性。基于此，這種思潮很難形成大氣候，除非，受到外力的支援。例如，上世紀三十年代，長期四下碰壁的沙特部族正是在英國的大力支援下奠定其在阿拉伯半島的領導地位。(注五)
絕非偶然的，埃及兄弟會也只有在八十年代美國與伊斯蘭教世界之間進行密切合作之后，才一改其激進立場，轉而參與議會選舉、嘗試體制內改革。盡管如此，直到此時此刻，埃及兄弟會的成員加上同情分子不過三、四百萬，而該人數在一個擁有近七千萬選民的國家，實在是不能影響大局。2011年的議會選舉，以及2012年6月的總統選舉，正是在65%選民罷選的情況下，才把自由與正義黨(兄弟會的新組合)主席穆罕默德?莫爾西推上總統寶座。這是一個歷史偶然性，偶然處即在莫爾西實際取得的選票不到選民總人數的14%。
除了得利于“美國、伊斯蘭蜜月”的國際大氣候之外，埃及兄弟會的發跡又是在沙烏地阿拉伯與卡達爾之間互別苗頭的情況下漁翁得利。簡言之，沙特自獲得英國青睞之后，又加上石油資源的充分利用而在阿拉伯世界舉足輕重。由是這個極端保守、遲至1963年才正式放棄奴隸制的神權國家，便長期利用其巨大財力四下散播遜尼派瓦哈比極端思想。出于狹隘的排他性，沙特自然不會允許任何其他伊斯蘭力量對其領導地位進行挑戰，因此無論是什葉派當權的伊朗，或者地位突然提升的埃及兄弟會，都成了其眼中釘。值此時刻，同為波斯灣石油大亨的卡達爾，卻突然積極插手國際事務，不但動用軍事手段，在顛覆利比亞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對動蕩不安的埃及，也開始運用財力，推動其“制造國王”(指支援兄弟會)的事業。
言及此，需要順便交代的是，八十年代美國雖已啟動其“美、伊蜜月”策略(“伊“指伊斯蘭遜尼派世界)，該策略卻讓小布希總統執政時期亂了陣腳。起初，美國積極調動伊斯蘭教世界打擊共產集團，甚至于，還不擇手段地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培訓恐怖分子，使之對蘇聯、中國、巴爾干、印度(當時蘇聯的盟友)等地區進行破壞與顛覆。結果不只是加促了華沙集團與蘇聯的分崩離析;同時也在巴爾干半島扶持了波斯尼亞與科索沃這兩個伊斯蘭教新國家。然而，2001年911事件發生后，小布希突然把敵國列有60個之多，其中，甚至也包括了“蜜月期間”立下汗馬功的巴基斯坦。
也就由于美、伊間的關系顯著惡化，奧巴馬上臺后立即終止了“反恐戰爭”，同時還抬出“多邊主義”為號召，一方面爭取歐盟成員及若干亞洲國家(如日本)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另一方面，又積極改善與伊斯蘭教保守國家的關系。鑒于此，我們大致了解，為何奧巴馬上臺后會有如此多的伊斯蘭教國家積極參與顛覆阿拉伯世俗國家的活動;而且還把一個個伊斯蘭教政黨推上執政地位(如突尼斯、利比亞、埃及);同時也可大體明了，為何美國對2012年埃及兄弟會的勝選與執政絲毫不以為意。美國的出發點其實非常簡單，即真正的敵人只有左派與民族主義勢力。至于阿拉伯世界是否由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主政，或由軍閥、封建酋長地方勢力掌控政局，實在是無關宏旨!
2000/2011年之交產生的“阿拉伯之春”，嚴格說來是2008年經濟危機、油價、糧價飛漲的結果。老百姓不勝負擔而群起抗議，不只是發生于阿拉伯國家，而是首先遍及南半球，而后延伸至中東及南歐“軟肋國家”(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等)。阿拉伯國家之所以顯得更加激烈，不過是因為國際勢力極具選擇性地趁機煽風點火，甚至直接支援恐怖主義集團進行叛亂(如利比亞、敘利亞)。
如前所述，埃及兄弟會的力量實際不如西方媒體所渲染的那么龐大。以2011年街頭出現的反穆巴拉克政府的游行隊伍為例，其中兄弟會的比例便微不足道。其次，從本年上半年出現的反兄弟會政府的數千萬巨大街頭隊伍看來，西方媒體也有夸大軍方影響力和貶低民族主義與工會力量之嫌。
自由與正義黨(兄弟會)主席穆罕默德-莫爾西2012年6月3日擔任總統之后，恰好經歷一年便于本年7月3日讓軍事官僚所推翻。兄弟會以有限的群眾基礎執政，原就是如履薄冰。油價、糧價、財政稅收減少、游客人數劇減…所有這一切均涉及國際因素，而非個別國家所能解決。在此基礎上，民間又盛傳“莫爾西擁有美國國籍”、“莫爾西試圖將蘇伊士的經營權授予卡達爾”、“要求埃及軍方采取軍事行動推翻敘利亞政府”、“維護以色列利益，繼續封鎖加沙邊界80%以上的暗道”(加沙人民靠此暗道取得來自埃及的生活必需品)“將本國的什葉派教徒與基督教徒貶為敵人”…這一系列的指控，不但調動了大批人馬上街示威游行，也突然加強了軍事官僚的道德優勢，而使得發動政變更加有機可乘。至為關鍵的是，支持政變或稱支持埃及軍方的國際力量也不容小窺。迄今，除了卡達爾、伊朗之外，所有海灣國家均站在軍事官僚這一邊。非但如此，以色列也顯露對政變結果的滿意。至于美國，大體采取了“刀切豆腐兩面光”的觀望態度。
本年7月3日軍方發動的政變成功后，隨即把基督教科普特派教長，以及若干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派的領袖拉來為自己“背書”與“站臺”，或讓他們共組“臨時政府”。如此一來，即刻引起兄弟會積極分子的激烈反彈，而首當其沖的卻是人口不到10%的基督徒。迄今，據報導，已有近40所科普特教堂遭焚毀，教徒傷亡人數也多為媒體所忽視。大家僅僅知道的是，8月14日軍方對兄弟會同情分子的鎮壓，造成至少700人的死亡。離奇的是，同樣規模的事件，一旦出現在北京廣場，便可引起西方長達多年、每小時輪番的渲染;而對待埃及，則似乎佯裝是偶然發生的一起天災，事故責任也就不再值得追究。
綜合以上的介紹，埃及目前主要存在著三股力量：一是美國每年花費15億美元支持的軍事官僚;一是伊斯蘭教世界保守勢力所支持的兄弟會;其余便是包括諸多民族主義派、自由主義派與各個工會的占人口大多數的世俗力量。埃及前途未卜，世俗派與兄弟會之間的矛盾激化已是擺在眼前的事實;而且相當明顯的境況是，軍方與兄弟會都有強大的國際勢力公開予以支持;而世俗派則除非安拉顯靈，恐怕短期內不會形成一股團結的力量。
注一：利比亞、地中海沿岸海盜、亞述、波斯、希臘、羅馬、東羅馬、阿拉伯、奧斯曼、法國、英國。
注二：1915/16年“侯賽因、麥克馬洪照會”即承諾了阿拉伯建立獨立國家。
注三：1953年伊朗摩薩臺政府被中情局策劃推翻;54年瓜地馬拉古斯曼政府為美國發動的政變所推翻;59年革命成功的古巴遭美國封鎖，并試圖對卡斯楚政府發動政變而失敗;61年剛果/薩伊總統盧蒙巴經中情局策劃，故將其逮捕并送至敵人虎口而遭殺害;64年巴西發生美國支持的軍變;65年美國支持印尼政變并將左派名單提供蘇哈圖，導致近50萬人被殺，華人犧牲無數;戰后支持法國重返越南，奠邊府戰役法國敗北撤退后，便由美國取代其地位…注四：二戰期間排猶的國家不僅是德國，共有17個國家參與其中。又，阿拉伯國家的主流意見是容忍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和平共處、重建家園，但反對建立以色列國和占領耶路撒冷。但該意見往往給曲解為“消滅以色列”和“民族清洗”。
注五：有關沙烏地阿拉伯瓦哈比勢力的崛起過程，請參見拙作《利比亞與恐怖主義》，201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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