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新村運動四十年啟示錄

韓國新村運動四十年啟示錄

□環球財經實習記者 鄒玄

一次視察引發的運動
上世紀60年代，韓國推行了兩個五年經濟開發計劃，重點扶持產業發展和擴大出口。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工業和農業發展出現嚴重失調，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結果造成農村人口大量無序遷移，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弱質化，再加上農業機械化發展滯后，部分農村地區的農業到了崩潰的邊緣。農業的相對落后導致國內工業產品市場的縮小和糧食進口外匯的浪費，威脅到了工業和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面對這些嚴峻問題，當時的韓國政府開始積極尋找解決方法。
1969年，韓國前總統樸正熙在視察慶尚北道清道郡的一個村莊時驚奇地發現， 村民們在沒有政府的支援下，自發組織起來，修繕村內橋梁和道路，改良屋頂，整頓圍墻，表現出蓬勃向上的生活態度。樸正熙大受感動，于是在1970年的地方長官會議上，正式提出了建設新農村的運動，簡稱 “新村運動”。這項運動最初在農村推行，后來擴展到城市、工廠和學校，工作內容也由單純的管理改革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諸方面，成為一場席卷全韓的全方位社會改革運動。

漸進式的發展歷程
韓國的新村運動，從1971年開始至今，一直持續了40年，主要歷經了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1~1973年），是基礎建設階段，目標是改善農民的居住條件。“住草屋，點油燈，吃兩頓飯”是當時韓國農村的真實寫照。1971年初韓國政府向每個村免費提供300多包水泥，讓農民自主改造家園，從此拉開“新村運動”的序幕。
第二階段（1974~1976年），是擴展階段，新村運動的范圍迅速向城鎮擴大。新村建設的重點發展為居住環境和生活質量的改善，修建了村民會館和自來水設施，以及生產公用設施，新建住房，發展多種經營。政府對卓有成就的農村提供貸款，并在各方面提供優惠政策；動員理工科大學和科研院所的教師、科技人員輪流到農村巡回講授和推廣科技文化知識和技術。
第三階段（1977~1979年），是充實和提高階段，工作重點放在鼓勵發展畜牧業、農產品加工業和特產農業上，積極推動農村保險業的發展，同時支援農村的文化住宅和農工開發區建設。
第四階段（1980~1988年），是國民自發運動階段，主要是建立和完善全國性新村運動的民間組織。1979年11月樸正熙遇刺身亡之后，國內政治不斷動蕩，新村運動受到種種批評。經過調整以后，新村運動從政府主導的“下鄉式運動”轉變為民間自發，更加注重具有社會實效的群眾活動。政府只是通過制定規劃以及提供財政和技術支持等手段，著重調整農業結構，進一步發展多種經營，大力發展農村金融業和流通業，進一步改善農村的生活環境和文化環境，繼續提高農民收入等。
第五階段（1988年至今），是自我發展階段，具有鮮明的社區文明建設與經濟開發的特征。政府倡導全體公民自覺抵制各種社會不良現象，并致力于國民倫理道德建設、共同體意識教育和民主與法制教育。

“就地”現代化
韓國新村運動，歷程之持續，效果之顯著，令世界矚目，并使韓國一躍成為聯合國扶貧方面的“優秀生”。這項“就地”現代化運動，成功地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快速縮小了城鄉差別，實現了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的繁榮與穩定。
首先，農民的生活得到極大的改善。1971年，韓國的250多萬農戶中約有80%還住在茅草屋中，但到1977年，全國的農民都住進了換成瓦片或鐵片房頂的房屋。60年代末，韓國只有20%的農戶能使用上電燈，大部分的農戶還在傳統的煤油燈下生活，到1978年，全國98%的農戶都裝上了電燈，90年代全國已實現了電氣化。1971~1975年間，全國農村共新架設了65000多座橋梁，各村都修筑了寬3.5米、長2~4公里的進村公路。到70年代后期，除了個別極為偏僻的農村外，全國實現了村村通車。期間建立的供水和排污系統，也大大地改善了農村的飲水和衛生條件，減少了由水源引起的疾病。
其次，糧食實現基本自給。政府推廣“統一系”的水稻高產新品種和先進技術，使韓國的水稻生產跨入劃時代的發展階段。農民們在水稻生產中，學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團栽培”方式，使得水稻高產品種在極短時間內推廣到各地農戶，提高了全國農民的水稻栽培水平，從而使韓國于1974年實現了大米的自給，之后保持自給有余。
另一個重要的成就在于，農民收入的迅速增加。1970年，農戶的人均收入是137美元，到1978年，農民的人均收入達到了649美元，8年增長了4.8倍。在70年代中期，農民的人均收入甚至超過了城市居民。
農民增收的主要來源有三方面：一是來自農業收入，如種植經濟作物、專業化生產區、合作耕種和售賣等。二是通過創造非農業就業機會來提高收入。農村進行的一系列基礎設施建設和環境改造建設吸收了大量的農村閑散勞動力。新農村運動項目大多是在農閑時候開展，這樣就減少了農村季節性失業，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和積累。第三是政府對糧農進行價格補貼。政府作為“愚蠢的商人”，從農民手中高價收購糧食，再低價賣給市民。
另外，農協組織迅速發展。自古以來，韓國農民因生活貧困而沒有儲蓄的習慣，但自7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農民開始到農協金融機構儲蓄，每戶農民的儲蓄額從1971年的4300韓元（時價合12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24.5萬韓元（時價合500多美元）。隨著農民儲蓄額的不斷增加，由農協提供的農業生產資金也不斷增多。在流通方面，農協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農民在種植水稻高產新品種的過程中，施用的化肥和農藥，以及農資、建材、家電等物質也都由農協來組織提供。
最后，農民的精神生活更加豐富。新村運動的核心是教育和培訓，從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相應的教育和培訓機構。除此之外，新村運動的第二年開始，各地農村還紛紛興建起村民會館，用來召開各種會議，以及舉辦各種農業技術培訓班和交流會。在各種活動中，農民不僅學習了先進的技術，還在各種實況展示和實踐中體會到了民主決策和管理的真諦。

關鍵不在錢，而在思想觀念的改變
新村運動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著眼于調動農民向往和追求新生活的積極性，鼓勵他們在國家少量支援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助、合作，發展生產，擺脫貧困。
經歷了新村運動全過程，并且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的韓國農業部原副部長李相茂認為，要建設新農村，首先要培養個人的自主發展意識，進行“農村啟蒙”，改造農民精神面貌，這是問題的根本，也應該是先行的工作。從韓國的經驗來看，改善生活環境，關鍵問題不在錢，而在個人的思想觀念轉變。
韓國前總理李壽成也認為，政府對農村教育方面的支援，是最主要的并且最成功的一點。通過加強教育，農民樹立了“做就成”的信念，激發了自力更生的精神，從而積極推動新品種、新技術的應用和新產業的開拓，最終實現農村的進步。
比如，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韓國的大學在招生時都必須保證錄取一定比例的來自農村的考生，不僅全部免費，政府還提供獎學金。李壽成認為，這種政策激發了農村青年學習的欲望，鼓勵農村向城市看齊，是一種強大的動力。
對基層新村運動指導者的培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項政策。來自一線的指導者，通過系統培訓，責任心、犧牲精神和實際能力都明顯增強。他們的具體指導，保證了新村運動的健康推進。而在農村，廣泛開展的法制、公德、忠孝倫理以及環境等方面的社會性教育，則促進了農民素質的全面提升。

后期暴露出的問題亦不容忽視　
李相茂認為，初期的新村運動是比較成功的，各國可以借鑒，但是后期出現了很多問題。以中央政府為主導的推進方式，雖然有利于高效率地推行國家政策，但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不顧地方的特殊情況和地區差異而強求一律的推進方式。同時，由于政府投資極為有限，農戶平均負債在1970年~1980年之間飆升了21倍。韓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最終是在新村運動結束后才實現的，但是近幾年來，韓國農村增收的速度又有所放緩。由于配套措施沒有跟上，無法為農村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農村空心化、勞動市場波動和城市貧困等又成了新的問題。2005年韓國農村居民收入占到城市居民收入的78.2％，比上世紀90年代下降10多個百分點。
另有學者認為，隨著韓國前總統樸正熙于1979年遇刺身亡，新村運動就已落下帷幕。依靠樸正熙的強硬作風而推行的意識形態和組織動員失效，70年代后期的“精神啟蒙”運動基本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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