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中東的霸權地位江河日下

美國在中東的霸權地位江河日下

    
                     
  “由于為未來制定一份永久的計劃不是我們的職責，我們必須做的是對我們周圍的一切做出一項批評的和沒有傾向性的評估; 這不是承諾性的，其意義是我們的批評不能害怕它自己的結果，不害怕面對現存的勢力”。--卡爾•馬克思
    
    國際關系的理論確定一項對外政策僅涉及那些足夠的資源和手段讓其邊界以外聽得到它的國家。這些資源和手段是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戰略的、意識形態的和文化的，還有人口的。具備所有這些條件的是一個超級大國，在國際關系中它有一種霸權的作用。但是只具備這些條件中的某些條件的國家在地區事務中起主角的作用，永遠不會是霸權的作用。它們是中等的強國。
    在蘇聯消失以后，只有一個國家－美國具備所有這些條件。最近幾年有力地出現了一系列中等強國，有些時候這在西方的參數之外，它們在國際關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國到2027年實力也許可以趕上美國。拉丁美洲的巴西，歐洲的德國，亞洲的印度，蘇聯消失后失去了超級大國級別的俄羅斯，或者非洲的南非。再加上伊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其規模更縮小一些的中東以至可以加上以色列，盡管有許多言不盡意和條件。
    這些國家的多數組成“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做到被包括世界上主要的經濟體，如G20（即20國集團，由八國集團的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俄羅斯和十一個重要新興工業國家--中國、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韓國和土耳其--以及歐盟組成。20國集團的GDP總量約占世界的85％，人口約40億。將近世界總人口的2/3—譯者注），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得到更多的實力的份額。有人把這些國家稱作“新興的大國”。西方有人明顯地使用一種殖民主義的定位，因為這些國家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地緣政治和國際領域成為一種無可爭辯的現實，中國是最明顯的例子。首先發現這一現實的是美國，幾乎總是這樣，美國2003年侵略伊拉克和實行新自由主義的占領以后，確立了在世界的地位。盡管從表面來看，布什政府的最后幾年企圖適應新的現實，根據是經典的帝國主義的參數－他們是漢斯•摩根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推行的“政治現實主義”的追隨者－他們表示美國必須以“經常的和持久的”方式為爭取世界的霸權而斗爭。
    奧巴馬的國家安全戰略
    每位美國總統推行一項國家安全戰略，它是帝國的設計的基礎。知道它是有興趣的，了解它是義務。布什在他的兩個任期里都推行這樣的戰略，2002年（這項戰略作為侵略和殖民主義占領伊拉克的基礎）和2006年（重新將這項戰略推向“全球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要求采取“預防性行動”成為中央軸心，盡管在第二個任期更多的特色是“走向全球的恐怖主義”。
    巴拉克•奧巴馬繼續這一傳統。2010年奧巴馬提出了他的國家安全戰略，與過去相比他的安全戰略更多的是繼承而不是更新。在他的序言中確定了“過渡的”國家安全戰略，因為他不得不關注問題和前任留下的挑戰，然后才是應對在美國的地平線上出現的“新的挑戰”，但是一種考慮使其安全戰略顯得新鮮：他的賭注下在“多邊主義”，只要它對美國的利益有利。也就是說，這不是他的對外政策的一個目的，而是對外政策的一種手段，一個實現他的目標的工具。為此，他對聯合國的支持“到最后一刻”，如果美國的利益需要的話，就對一種單邊的軍事干涉打開大門; 堅持有人道主義色彩的新的帝國主義的戰略，將其稱之為通過多邊和雙邊協議的“保護的責任”，包括使用武力（在這里利比亞就是例子），對多邊主義的保護者擠眉弄眼，表面上接近國際刑事法庭，盡管這并不意味著它對美國的公民有司法管轄權。
    在奧巴馬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更加重視俄羅斯、中國和印度尼西亞，超過對中東的重視，第一次提到巴西。這一參照對這個拉丁美洲國家的變化來說是很重要的，它在對外政策上正在接近美國的立場，換來的是美國空洞地承諾支持巴西在聯合國安理會更新常任理事國時的候選資格。同時也提到印度。有趣的是看到2010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大中東”計劃的重大損失，這個“大中東”計劃是2003年侵略伊拉克和對其殖民主義占領時設計的。現在，伊拉克實際上已從世界舞臺上消失，只在談到擴軍和“責任的”轉換時提到它，敘利亞已不再是地區的壞國家，伊朗成為唯一的目標。
    在這方面，與看到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軍事上的“勝利”的海市蜃樓有很大關系—加上2006年以色列在反對真主黨的戰爭中遭到戰略上的失敗，在更低的層次上，以色列在2008年對加沙的侵略—實際上這些事情結束了單極的秩序，推動出現另一個新的秩序，即地區的秩序，在本地區正在出現讓美國真正頭痛的事情。
    比如，在黎巴嫩和加沙大規模的破壞和造成很多人死亡明顯地加強了真主黨和哈馬斯，以至使其成為提出任何解決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問題的模式都是不可缺少的，這是爭議很少的。它們是兩個非國家的角色，將發揮幾乎達到國家水平的一個主角的作用。阿拉伯反動政權對真主黨的恐懼表現在指控它幾乎在加沙發生的所有的反叛的背后，如同最近在巴林所發生的那樣。
    同樣很少爭議的是美國通過無人機的襲擊將阿富汗戰爭擴大到巴基斯坦，這造成作為主權國家的巴基斯坦的消失。有兩個例子表明這一看法：最近中央情報局在爭吵中殺死兩個巴基斯坦人的一名特工獲得了自由（沙特阿拉伯為家屬提供了一大筆錢），巴基斯坦準備派士兵和警察去巴林以保障遜尼派在這個國家在沙特阿拉伯的入侵以后的優勢地位，這次入侵結束了反對巴里尼君主的民主抗議活動。在這兩項決定中，巴基斯坦已不是遵循美國的指令，而是沙特阿拉伯的指令，后者已經變成為地區新興的大國。
    從最低的嚴格的智力來說，同樣沒有爭議的是從很久以前，阿富汗的戰爭是一場民族解放的戰爭—在更低的程度上是伊拉克的戰爭—越來越清楚的特點是伊斯蘭的和民族主義的力量的介入，因此抵抗力量一天天增加，同樣它的軍事的和政治的行動能力也一天天加強。
    但是，阿富汗的戰爭和在伊拉克的失敗使得在這個地區政治更加“地區化”，這讓美國不高興，這不可避免地導致美國在地區的影響逐步喪失。因此，在分析美國的國際政策時必須注意到出現了新的因素，就這樣制定了2010年的國家安全戰略。
    可以簡單地說，在國際關系中財富加強一個國家的權力，而權力是增加一個國家的財富的一種手段。在談到“新興大國”時，對于理解中等大國新的作用和在中東沒有這種作用的大國，使用這一稱呼是很重要的。
    土耳其  第一個大國是土耳其。2010年5月以色列攻擊聲援船隊的錯誤和西方一再拒絕無限期加入歐盟引起土耳其對阿拉伯世界和穆斯林世界重新確立其國際地位，它的親西方的傳統立場已經被破壞。今天土耳其是聲援巴勒斯坦和拒絕封鎖加沙的主要國家之一，與以色列的聯盟實際上已經破裂，和敘利亞建立了一種戰略聯盟，接近俄羅斯（已變成土耳其的第一貿易伙伴），特別是在經濟方面（天然氣）和政治方面（核問題）接近伊朗。最近土耳其總統阿卜杜拉•古爾訪問了伊朗，雙邊貿易2010年達到80億歐元，比前幾年增加了兩倍。從戰略上說，在不能得到它的主要伙伴之一和“朋友”的同意時，這意味著美國已經失去了在本地區的影響能力，雖然它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國，參加了對利比亞的海上封鎖。沒有土耳其的參加，設想通過傳統的渠道是非常困難的，只有選擇利用波斯灣，這同時意味著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有嚴重的風險，因為在世界的那個地區具有的豐富能源儲備。
    土耳其只等待適當的時機采取這一步。它是一個被公認為世界的第15大經濟體，面對西方對它的意圖一再蔑視，土耳其可能感到不安，自從正義與發展黨在2002年的選舉中獲勝以后更是如此，2007年該黨又連任，在2010年憲法公民投票中獲勝后，又以間接的方式確認了這一點。現在土耳其正在以秘密的方式發生一個社會伊斯蘭化的進程，被認為是“溫和的”，這為政府舖了紅地毯，讓它的對外政策發生這種轉變。
    與西方陳舊的視角相反，在伊斯坦布爾和旅游度夏的地方，這一進程在很久以前就在阿納托利亞（占整個土耳其97%的土地）醞釀，特別是以一種“社會正義”帶有伊斯蘭色彩的視角使這個國家成為受經濟危機影響較小的國家之一，以至被世界銀行認為是本地區最有償債能力的國家之一。據統計，不到10年土耳其已經成為一個有經濟潛力的國家，是G20的成員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之一，在那里靠其實力投票反對懲罰伊朗，對幫助反對利比亞的戰爭的決定棄權。
    這是因為有中產階級對正義與發展黨的支持才成為可能，該黨毫不猶豫地將伊斯蘭價值與創造財富相結合，成這社會的中流砥。中產階級贊賞地參照奧托曼的土耳其，將伊斯蘭的根基與一種民族自豪感和國際的威望結合在一起。以色列和它的盟友沒有注意到這個因素，襲擊了聲援的船隊。土耳其不拒絕加入歐盟，現在正收獲結果。
    正義與發展黨的成功與對銀行的強硬政策有很大關系，認為銀行是過去世俗的政府腐敗的主要根源，最有決定性的是這個“溫和的伊斯蘭”黨得到了中產階級的重要支持，在國際政策的轉變中沒有在社會上“唱怪調”。
    土耳其的經濟政策可以被看成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在一些時候，表現為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日程的危機，隨之失去“合法性”，土耳其善于實行出口的多樣化，已經不再瞄準西方，而是看重它的鄰國和發展中國家。對南- 南關系的重視已經成為土耳其對外貿易的重要支柱，最后，土耳其在其國際政策上已成為積極的一員。
    這不純是一個戰術問題。它為古老的奧托曼大國回到該地區開辟了道路，土耳其抵制西方和阿拉伯（敘利亞除外）孤立伊朗的努力，將對阿拉伯-以色列的沖突的關注轉向遜尼派-什葉派的沖突。
    具有色彩的民族主義
    土耳其注意到中東的政治局面已經轉向具有色彩的民族主義。對阿拉伯和穆斯林群眾來說，人為的、身體的和心理的破壞使美國和它的盟國在阿富汗和和伊拉克發動的戰爭，以色列在加沙進行屠殺，這些國家在本地區的影響力大幅度下降了。蓋洛普每年進行的民意測驗表明在中東對美國的同情逐步減少。如在土耳其67%的受訪者明確拒絕美國作為世界強國的角色。土耳其的轉變使其絕大多數公眾輿論是反對美國的，這不應當令人吃驚，這與他們傳統上無條件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以色列是完全相反的。對于新殖民主義的思想來說，土耳其正在實行的是一種“新奧托曼主義”，這是有帝國主義根子的稱呼，認為土耳其對外政策的轉變可能與西方的利益發生摩擦，稱這是壞的帝國（土耳其）反對好的帝國（西方）。但是對于美國、以色列和過去的殖民主義強國（特別是法國和英國）來說，土耳其因這一轉變正在變成中東一個更堅定和更獨立的勢力。
    還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土耳其的軍隊是美國軍隊之后最大的軍隊，可是奇怪的是土耳其軍隊不能得到有關軍事使命的文件，也不是決策進程的組成部分（利比亞的事情土耳其到最后一刻接受參與海上封鎖）。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中唯一一個沒有與歐盟簽署任何安全協議的國家（歐盟向以色列提出這樣的協議，但是以色列不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國）。盡管土耳其為了被接受加入歐盟做出了努力，土耳其是唯一一個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阿富汗的占領軍的穆斯林國家，派出1815名士兵到阿富汗，多于西班牙的1505名士兵。這表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國家沒有將土耳其看作是一個有平等權利的國家的意愿，盡管在這個意義上希臘和塞浦路斯都多次投否決票。
    此外，在土耳其對歐盟在它加入問題上的態度感到很不是滋味。入盟談判從2005年開始，對一個國家全面加入歐盟需要協調35項條款，但是至今與土耳其只談了13條，6年只談了三分之一。而歐盟與東歐國家的談判進程則快得多。2009年22%的土耳其人認為國家應當密切與歐盟的合作，在2010年歐洲支持以色列襲擊聲援船隊以后，上述比例下降到13%.從整體來說，歐盟是土耳其的主要貿易伙伴。
    土耳其因對外政策轉變正在得到的收獲是不小的。在西方巴爾干地區、中東（土耳其外長可能在調解巴林的危機，土耳其總理正與敘利亞做同樣的調解）土耳其已經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因素，這一切表現在歷史上土耳其第一次被以民主的方式當選伊斯蘭會議組織的主席，該組織有57個成員國。
    中等大國對美國霸權的質疑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與以色列2006年在對真主黨進行的戰爭中的戰略的失敗和2008-2009年在加沙進行的屠殺一起，促使美國在中東處于無可辯駁的衰落之中。奧巴馬政府意識到這一點，不再像他的前任布什那樣將這個地區放在很優先的地位，這樣在2010年確定了國家安全的戰略，在4年的任期中這是他的政策的基礎。此外，這種衰落是出現所謂“新興的大國”的結果。美國的官方數據表明：2000年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是今天的G20集團總額的61%，2010年這一比例下降到42%; 2000年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是中國的8倍，2010年下降到不到3倍。美國的右派和左派很久以來就注意到這一現實，而歐洲和拉丁美洲的左派在閑談時很少理會這一現實，著魔于“帝國”的絕對權力的念頭。
    但是事情還有另外一面。不可否認美國現在還繼續是超級大國，但是它日益面對自己權力的減少。按照列寧的話說，這將讓我們說到一種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的尖銳化，一般通過戰爭來解決。中國人相信在中國達到與美國的戰略對比之前，將會發生一次大規模的戰爭。利比亞只不過是在一個重要的范圍內即將到來的事情的“開胃藥”：在日本福島的核災難對于核能的未來提出嚴重的質疑以后，石油生產國具有新的重要性。
    在中東它意味著出現了中等的大國，它們在戰略上質疑美國在世界這一部分的霸權，贏得市場的份額和政治上的優勢。土耳其就是例子，它在2010年以色列襲擊前往加沙的聲援船隊之后實際上已和以色列破裂，已經成為支持巴勒斯坦的主要國家，在本地區作為一支現實的勢力而出現，它對巴馬林和敘利亞的反叛進行調解，密切與伊朗的關系，被穆斯林國家承認是一個調解者，被阿拉伯世界處于變革浪潮中的不少國家跟隨。
    沙特阿拉伯  土耳其在中東的頂盛情況使沙特阿拉伯吃驚，它很快注意到這意味著土耳其在保衛阿拉伯的傳統事業（巴勒斯坦）中是一個承擔突出作用的國家。沙特阿拉伯的報紙對土耳其與以色列實際上破裂的態度的批評開始擴散，以至有人認為土耳其人是要打擊的敵人之一，認為“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在本地區有共同的愿望，差別是誰將得到阿拉伯蛋糕的大部分”。
    由于土耳其接近敘利亞，開始在本地區活動，沙特阿拉伯人被迫做同樣的事情：沙特阿拉伯與敘利亞講和—現在沙特國王面對敘利亞的反叛迅速與阿薩德（敘利亞總統）協調立場，盡管認為它以隱蔽的方式資助敘利亞反對派以便削弱阿薩德政府，為使敘利亞與伊朗拉開一定距離而努力，這不是理智的。敘利亞與伊朗有戰略關系，尋求達成一項協議，讓伊朗支持阿拉維成為伊拉克的總理（在伊拉克主要人物之一薩德爾堅決反對下協議破裂）; 土耳其對黎巴嫩親西方的哈里里的力量進行調解，以便對這個國家的政府的組成達成一項協議，讓真主黨參加政府，以及施加壓力使關于黎巴嫩的國際推遲法庭對殺害前總理的哈里里總理的真主黨成員的判決，爭取到足夠的支持，讓阿拉伯聯盟停止從2010年中出現的與伊朗關系正常化的意圖。
    從2010年起，沙特阿拉伯以公開的方式作為地區新興大國行動，盡管此前它已經采取行動。2009年11月沙特的軍隊就進入也門，支持也門打擊反叛組織的部隊。在那里沙特阿拉伯采取了與以色列反對巴勒斯坦人同樣的戰略：在國際水域行動，在也門領土上用磷炸彈轟炸反叛組織的堡壘，如同以色列在加沙所干的那樣，驅趕了邊界村莊的數百居民以便“建立一個安全區”，結束“恐怖分子、走私分子和非法移民的流動”。對這些行動國際上沒有反應，這表明沙特的君主統治者只要他們愿意，可能走得更遠，如同他們現在在巴林所做的尋樣。
    美國看好這種情況，認為也門是一個基地組織有活動基地，必須解釋的是，沙特人利用海灣合作委員會在也門對民眾的反叛強加一項“解決”辦法，推舉它的候選人阿馬爾將軍在一個“過渡時期”取代現任總統，而阿馬爾是個腐敗分子，在世界上最窮的阿拉伯國家走私石油致富，但是沒有發生入侵巴林同樣的情況。沙特阿拉伯按以色列的方式迫使奧巴馬政府承認既成事實。
    一個對美國的壓力幾乎豁免的國家
    與認為沙特阿拉伯在本地區只不過是美國帝國戰略的一個雇工的看法相反，現實是這個國家對美國的壓力已經變成一個幾乎豁免的國家，使它作為一個地區大國出現：它不需要任何金融援助，在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內部具有一種盟主的作用，沙特阿拉伯每天增加了70萬桶石油的產量以補償反對利比亞的戰爭帶來的損失的供應，將來準備將其石油生產增加28%，目的是“滿足世界的需求或滿足其他地方中斷的供應”。也就是說，它正提前宣布一場新的危機，不是必然在利比亞，而是在伊朗的危機。
    此外，在波斯灣國家中有不少人認為這些國家應當消失，比如沙特阿拉伯，如同科威特作家納菲西今年3月1日提出的建議，以此作為“應對新的地區的和國際的形勢的方式”。納菲西走到了極端，他的看法在海灣地區的遜尼派中很廣泛，他們認為伊朗發揮霸權的作用，擔心什葉派的反叛，除了伊拉克和巴林以外，在所有的阿拉伯國家什葉派只占少數。不論是沙特阿拉伯或是阿聯酋和科威特對巴林的入侵已經把遜尼派-什葉派的對立帶到非常危險的極端。
    但是，這不是一種宗教沖突，而是經濟的沖突。與在北愛爾蘭一樣，那里多年來天主教徒曾經和繼續在所有的領域都是二等公民，在海灣國家對什葉派發生同樣的情況，他們的權利被剝奪，在經濟上陷入一種與遜尼派完全不同的糟糕境地。
    美國和沙特阿拉伯在近80年間有一項很好的協議：沙特人向美國提供所需要的石油，換取讓統治的家族在所有的部門直接得到利益，得到美國所有類型的保護，盡管它在國內進行鎮壓，缺乏自由，堅持極端主義的意識形態。沙特阿拉伯沒有憲法，也沒有代議制的政府，沒有新聞和集會的自由。教會和猶太教堂被禁止，什葉派如果公開表示他們的信念，被當作放棄宗教信仰的人對待。4月23日曾舉行市政選舉（歷史上第一次市政選舉2005年舉行），婦女不能投票……這就足以明白這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
    沙特阿拉伯已經成為接受美國武器最多的國家，但是從來沒有用來反對以色列，從理論上說那是它的敵人，沙特阿拉伯想可能實現與以色列的關系正常化。它已接受阿拉伯聯盟2002年在貝魯特提出的阿拉伯計劃，在2006年戰爭中真主黨的勝利后重新提出，2009年發生以色列在加沙的事件不久以后在多哈舉行的一次首腦會議上再次確認，如果以色列接受從占領的土地撤出，公正地解決巴勒斯坦的難民問題。這項計劃現在再次成為奧巴馬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礎，以便讓以色列回到談判桌，以這種方式避免9月份聯合國大會的投票，承認巴勒斯坦作為一個成員國，這將將美國和它的歐洲盟友置于嚴重的窘境，他們很難得到足夠的否決票。但是那么多美國的尖端武器對沙特阿拉伯沒有起作用。相反，以色列在一場反對阿拉伯人的戰爭中被打敗了，在2006年夏天進行的反對真主黨的戰爭失敗了，沙特阿拉伯的第一次軍事冒險結果不大妙。在也門100多名士兵死亡，500多名沙特士兵被奧蒂斯反叛組織抓獲，但是這對最近剛用現代的軍事器材加強的沙特阿拉伯的軍隊并不是障礙，而是表示準備使用這支軍隊讓美國支配，如果美國決定對伊朗開戰的話。最近沙特阿拉伯的活動正朝這個方向走。
    沙特阿拉伯日益加強的自主權并不意味著與美國的破裂，而是將瓦哈維塔君主政權置于與以色列同樣的地位，兩國都使美國面對既成事實。為帝國的戰略服務，但又為實現自己的利益獲得足夠的權力，盡管有時候與美國人發生沖撞。
    所有這一切意味著美國在中國的霸權正在衰落。沙特阿拉伯如果在突尼斯和埃及的反叛開始時沒有感到被美國蔑視，它不會走出這一步，它要求奧巴馬支持被罷免的總統特別是穆巴拉克。當美國盡一切可能使2007年通過沙特阿拉伯的調解哈馬斯與法塔赫之間達成的協議失去權威時，沙特阿拉伯準備表露衷情。那項協議是阿卜杜拉國王特別調解的結果，被布什和法塔赫一些有勢力的人物打破了。這是一種沙特阿拉伯國王不能原諒的羞辱。
    伊朗的念頭
    如同在土耳其發生的事情一樣，沙特阿拉伯也曾等待適當的時機邁出擺脫美國的這一步。這是巴林民主抗議的理由。當美國在一種調和的支持示威者與進行鎮壓之間產生疑問的時候，瓦哈維塔君主向前邁出一步，在海灣合作委員會保持自己的盟主地位，3月10日清楚地表明他的立場，稱“對（海灣合作委員會）一個成員國的任何損害將被看成是對所有成員國的損害，將立即毫不猶豫地受到處理”。5天以后，沙特和阿聯酋的軍隊已經在巴林。美國“信守”溫和的對話，以及它看好入侵的消息，不過是一種計謀，事情意味著在一個對世界的穩定的關鍵地區對美國霸權明顯的挑戰。事實上看看美國負責人聲明的演變情況就清楚了：在巴林抗議活動開始時，美國國防部長蓋茨清楚地說沒有任何有關伊朗卷入叛亂的證據; 一個半月以后，他的說法完全相反。
    雖然沙沙特阿拉伯和美國的關系沒有到破裂的程度，但是處于危機之中，這與震動阿拉伯世界的反叛發生之前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明顯的是在利雅德對美國作為擔保政府安全的伙伴的信任已經喪失，現在看來，美國只有把沙特阿拉伯變成一個在海灣地區不那么準霸權的國家，它自己的地區的存在才有可能。
    為此，沙特阿拉伯必須把伊朗變成一種著魔的念頭，如同美國在很多年間將蘇聯變成一種著魔的念頭一樣。當時在兩個超級大國之間沒有直接的對抗，但是幾乎長達50年的時間里，即冷戰期間雙方成為“干預者”。沙特阿拉伯正如法炮制--在黎巴嫩和敘利亞幫助削弱伊朗的盟友—同時在海灣合作委員會借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力量，加快形成一支迅速干涉的部隊，可以在海灣的任何地方采取行動。巴林就是對它派出軍隊的火的考驗。這種明顯的挑釁迫使伊朗參與博弈。盡管從來沒有伊朗介入巴林和海灣的抗議的最小的跡象，德黑蘭感到需要做出回答，站在與它同宗教的什葉派一邊。這是沙特阿拉伯所尋求的，以便說“你看見了嗎？伊朗就是危險”。
    美國被迫讓沙特阿拉伯自由行動，對此重新進行秘密的賭博，從中期和長期來說，這將使在阿拉伯人的反叛中可以感覺到的泛阿拉伯主義的重新出現產生困難。這也是沙特阿拉伯的一個目標，它從來不看好泛阿拉伯主義，不只一次使瓦哈維塔君主感到頭痛。挑起秘密的賭博—這在敘利亞也可以看到—遠離重新出現阿拉伯大國的任何跡象。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90期，摘譯自2011年5月3日西班牙《起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