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全球戰略部署與利比亞事件
俞力工
經濟危機的來由與物價的關系
最近，輿論界紛紛討論，阿拉伯或伊斯蘭教世界的亂局將會對全球經濟造成什么影響？應當關注的倒是，全球經濟究竟對伊斯蘭教世界造成了什么影響？
2006年米價突然提高320%的時候，出現過許多解釋。一是由于石油價格高漲，導致美國把大量糧食拿去生產乙醇燃料，因此使得糧食供應緊張和物價飛漲；另有人指出，2001年相繼攻打阿富汗與伊拉克、以及頻頻對伊朗進行威脅后，危機情緒使石油價格由25美元一桶飛漲至2008年的92美元（數天前高達115美元）。油價的飆漲導致物價的飛漲，又促成了全球性的通貨膨脹，也激發美國于2005年前后連續提高主導利息16次，因此引發房貸問題，又激發2008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最近還經布朗女士（Ellen Brown，見How Banks and Investors Are Starving the Third World）透露，2003至2008年，以高盛銀行為首的國際金融投機資本對農產品進行大規模期貨看漲投機，致使這一期間的投機資本由130億美元激增至2600億，而所造成的物價沖擊，使得全球饑餓人口增加至2億5千萬。
伊斯蘭教世界除少數石油豐富國家外，均屬典型的第三世界國家，其一般家庭收入要拿出一半左右購買食物。食品價格只要抬高50%，其后果絕非食物開支僅占收入10%的發達國家所能想象。因此，彼處民眾對生活的不滿早就成為潛伏的定時炸彈。
民主運動
伊斯蘭教國家大多為獨裁國家是個不爭事實。客觀原因在于其部落文化、地方主義所造成的割據狀態，導致人民不易達成政治、文化、民族、國家、憲法認同。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實施政黨政治、議會選舉，也多出于各個方面的基本設施（交通、通訊、、媒體、教育、跨國性民間政治社團等等）早已促成了主要問題的共識與諒解。伊斯蘭教國家處于部落文化狀態，各個地區只能根據歷史造成的結果，推出若干長老、宗教領袖、望族、強人出任其地方代表，并在此基礎上組成國家議會或決策機構。如此格局的中央政府一旦遭外力破壞，取而代之的仍舊是不經基層民主選舉而由上而下所指定的“代表”，并由這批人扮演民主選舉的候選人。與原結構不同的是，過去的地方代表由地方醞釀產生，雖然不具民主形式，但符合地方的傳統利益；而“民主制度”之下的新政府成員，不過是由外來勢力所挑選（情況一如阿富汗與伊拉克），其穩定性更為脆弱。
伊斯蘭教國家并非從來沒有進行過民主選舉，問題在于其結果不為西方國家所認可，而肆意破壞之。例如1991年阿爾及利亞的選舉，2006年的巴勒斯坦選舉，以及伊朗的數度選舉，先后都為西方國家杯葛或否定。至于聽話的政權，多為清一色的獨裁政權（土耳其為唯一不甚聽話的例外）。基于此，此次伊斯蘭教世界的動亂，不論是否受外力所主導，其性質既包括對生活的不滿，對獨裁政治以及貪腐問題的抗議，也多少帶有反西方的情緒。
從西方國家對當前各個國家的群眾運動的反應觀察，不難發現幾個特點：一是持歡迎態度，但傾向于以一個新的親西方政權取代原來的“伙伴”；二是對各地運動的報導多做議題設置以避重就輕。例如，這次主流媒體對摩洛哥、巴勒斯坦西岸地區、阿曼、約旦、科威特、黎巴嫩的群眾運動多避而不談；對也門、伊拉克、巴林等地的運動則避重就輕；相反，對伊朗與利比亞則是全方位地極盡夸張、挑撥之能事。
美國的戰略部署與利比亞
尤其是利比亞，從英國外長謊稱“卡扎菲已流亡國外”開始，主流媒體的報導便層層加碼。然而不論如何渲染，大家依舊可從有限的畫面發現其“反對派”頻繁在夜間進行破壞活動，而且很快地造成地方割據局面。這一切，均給人留下有組織、有預謀，甚至里應外合的印象，而且從媒體報導的“制裁措施”的字里行間，不難預料下一步或是劃定禁飛區，以鞏固分離運動的地盤；或干脆由北約組織抬出“人道主義干預”旗幟，進行直接軍事干預。最后，當然就像前南斯拉夫與伊拉克一樣，遭到實質性的肢解。
本月25日美國的智囊機構Stratfor即為文指出，利比亞將分裂為東、西、南三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以班加西（Bengasi）為核心的東部地區已控制在反對派之手，而該地區恰好是1969年卡扎菲推翻的國王的老家所在，也是對卡扎菲最為敵對的地區。除此之外，該智囊機構所指出的三個區域也剛好是三大油田的分布區。
從冷戰結束至今，一個不容忽略的趨勢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有意進行全球性的戰略重新部署。繼巴爾干問題解決后，便以反恐為由對伊斯蘭教世界進行新一輪的組合。據美國前任北約組織總司令克拉克（Wesley Clark見Libya: Is Washington Pushing for Civil War to Justify a US-NATO Military Intervention? by Mahdi Darius Nazemroaya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3375）透露，2001年攻打阿富汗之際，他從國防部秘書長辦公室發出的文件獲悉，阿富汗戰爭過后的5年之內還要以軍事手段對付的國家包括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利比亞、索馬里、蘇丹與伊朗。如今，從伊拉克、黎巴嫩、索馬里、蘇丹的相繼制服，唯一剩下的有待修理的國家就是利比亞、敘利亞與伊朗。
總所周知，阿富汗、伊拉克戰爭的發動，以及所導致的亂局曾引起北約組織若干成員與美國民眾的反對，因而使新保守主義受挫，甚至導致奧巴馬的上臺。如今通過對利比亞事件的觀察，大可相信國防部文件的精神正在以實際行動繼續貫徹中。其部分原因固然是德國與法國新領導班子的親美態度使然；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奧巴馬終究會向克林頓一樣，對強大的右派勢力低頭。
伊斯蘭教世界民主運動的啟迪
筆者近年來多次為文指出，1970年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投機金額至多只占總交易金額的5%。如今，不只是超過了95%，甚至已達到全球國內總產值的一百倍左右。其結果不止是造成金融泡沫與社會動蕩，也使得貧富差距越來越大。1960年全球最富的20%人口與最窮的20%之間的收入比例為30：1。如今，差距應當在100：1左右。兼顧上文所提及的農產品投機問題，不得不得出結論，一個社會的穩定必須以有效遏止金融投機為手段。即便西方國家，為維護人民生活的穩定，也要征收股市投機稅，該措施不失為各個當局參考的范例。
此外，從各地運動參與者的組成看來，絕大多數為年輕人與知識分子也是顯而易見。這意味著，剛好這個階層屬于最先的啟蒙者與政治覺悟者，因此即便是基本設施落后的地區與國家，不能長期以“維穩”為由，阻止這一部分群體的政治參與。如何首先在發達地區、教育界、文化界推行一個公民社會所應有的政治機制應當是刻不容緩的議題。201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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