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23日參考消息
《伊朗軍艦32年來首次過蘇伊士運河》,英國廣播公司網站2月22日報道,法新社開羅2月22日電,法新社耶路撒冷2月22日電。隨著阿拉伯世界陷入動蕩,該地區的政治形勢的演變就存在多種不同的可能。就美國而言,它是希望經過這輪動蕩后,阿拉伯世界能夠更加聽從美國的調遣,能夠更少的計較它們自己的利益而更多的為美國的戰略利益服務,實際上,美國現在并不希望阿拉伯世界出現四分五裂的狀況,因為在美軍依然陷在中東和中亞的兩場戰爭泥潭的時候,蘇伊士運河對保障美軍戰爭物資的供給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如果蘇伊士運河的運輸能力被有所削弱的話,實際上還會影響到美國的北約盟友對美軍的兩場戰爭的支持力度,對美國而言,它的意愿是加強自己對該地區的控制力而不是失去自己對該地區的控制力。
也正因為如此,俄羅斯總統才發出了中東和阿拉伯國家可能出現分裂的警告,這個警告本身就表明了俄羅斯準備適時干涉該地區事務的意愿,當然,如果俄羅斯把手插進來的話,那么其所導致的結果必然不會是美國所愿意看到的結果,現在俄羅斯所發出的這個警告,實際上就是發出了和美國展開新一輪討價還價的信號,而國際油價的彪漲本身就可以看作是美國和猶太資本發出的對俄羅斯的一個善意,至于這個“善意”能否滿足北極熊的胃口,那還要看是否有其他大國能夠把手插進來,從而進一步削弱美國對該地區的控制力,最后迫使美國進一步向俄羅斯方面做出妥協,相對應的,如果俄羅斯能夠設法將該地區的動蕩時間延長的話,那么俄羅斯就能從中獲得越來越大的利益了,不僅僅是經濟利益,而且必然會獲得新的戰略利益。
對以色列來說,它希望能夠假借這輪動蕩所產生的威力來削弱該地區的反以力量,只要阿拉伯世界不能被有效的組織起來,那么其所能對以色列產生的威脅就大大的減少了(這當然是從國家層面來看的,而不是從民間自發的反以組織的角度來看的)。
對歐盟而言,它是希望能夠通過這輪動蕩使得自己對阿拉伯世界的事務的干涉范圍進一步擴大,干涉程度進一步加深,從而為歐盟向南部和東南部的擴張創造條件,不過,美歐很可能在爭奪控制權的時候產生新的沖突。
對伊朗而言,動蕩本身就意味著前途的不確定,這也就意味著“動蕩本身”既可以為美以所利用,同時意味著伊朗也可以利用之。因此,現在的問題就在于伊朗能否通過伊斯蘭什葉派組織來發動推翻那些親美阿拉伯政權的運動。如果伊朗能夠將動亂真正引入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那些鐵桿盟友的境內的話,那么這必然會有利于瓦解掉該地區的反伊朗統一戰線。這兩天美國有代表團到敘利亞訪問,顯然,這是美國人在搞穩君計,美國的這種表現恰恰說明美國現在非常忌憚什葉派在中東挑起反美反以的大旗。以色列對伊朗軍艦過蘇伊士運河一事的反應如此激烈,除了說明以色列對伊斯蘭反以勢力大串聯的恐懼之外,還說明以色列方面沒有認清大的形勢,盲目地強化伊以矛盾,在阿拉伯世界已經處于動蕩的情況下,把仇恨吸引到自己的身上,實際上是為伊斯蘭世界如何走出動蕩指出了一條道路——就是在反對以色列的旗幟下團結起來。
《比利時人對無政府狀態“耐心耗盡”》,美國《洛杉磯時報》網站2月21日報道。美國對比利時大半年也沒有能夠組成新政府一事真的要笑痛肚皮了。美國似乎從比利時的身上看到了歐盟的將來。比利時的現實告訴世人,比利時首相,同時也是歐盟“總統”的范龍佩所提出的“歐盟是基督教俱樂部”的主張在比利時自己的身上就沒能實現,那么它又怎么能夠在整個歐盟的身上實現呢?!從表面上來看,一個主張突出民族區別而不是主張民族融合的民族政策是決不可能將諸多民族國家整合在一起的。從本質上來看,歐洲的民族區別是歐洲資本區別的產物,正是因為在每一個民族背后存在著不同的資本既得利益集團,因此,才會出現由于資本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對立乃至沖突所導致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對立乃至沖突。無論是從比利時一國的狀況來看,還是從整個歐盟的狀況來看,資本集團的山頭林立是導致歐盟無法真正統一的根本原因。
盡管產生了歐元,但是,歐元并不是歐盟境內唯一的貨幣,有很多歐盟國家尚不是歐元區成員,因此,現在居然出現了非歐元區成員反對歐元區成員經濟發展計劃的事情,聲稱歐元區的經濟增長計劃會給非歐元區的歐盟成員國造成負面影響。歐盟內部在經濟利益上的對立就如此嚴重,那么又如何能夠讓外人相信歐盟可以從危機中解脫出來呢?我們之前講過,歐盟主要問題在于經濟金融上的分裂,而導致其經濟金融不能完全統一的根本原因,是在于歐盟在政治軍事上沒有實現完全統一。因此,對歐盟來說,要想整合經濟金融領域的話,那么就必須先整合政治軍事領域,只有先統一了政治軍事權利,才能有這個條件去統一經濟金融權利。如果歐盟像現在這樣沒能統一政治軍事權利的話,那么就無法使用政治力量去化解經濟金融危機,也就是說,歐盟在經濟金融領域依然是要直接受經濟金融危機的沖擊的,而且,歐盟諸國在政治軍事權利上的分歧會反過來削弱歐盟化解危機的政策效果。
從另一方面來說,正是因為歐盟在政治軍事權利上的整合程度不夠,所以才會導致歐盟現在不斷陷入政治軍事危機之中,因為危機過程本身就是對統一要求的反映,事實上,歐盟也只有經過一系列的政治軍事乃至經濟金融的危機過程,才能利用危機瓦解既得利益集團壁壘的功能實現歐盟真正的統一。當然,危機過程本身也就意味著要支付一定的代價,而這個代價的存在又反過來成為了歐盟各個既得利益集團拒絕整合的原因,因此,到了最后,整合過程就不再是主動的而是被動的了,因為屆時如果不選擇危機過程的話,那么連生存下去的希望都會立刻消失,當然,選擇危機過程并不意味著本既得利益集團就能生存下去,但是對于整個歐盟而言,內部的完全整合卻是使歐盟可以繼續生存下去的前提條件。反過來說,之所以現在的歐盟還能出現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相互爭吵的局面,那正說明歐盟自身所承受的危機還不夠嚴重,換言之,還有更加嚴重的危機會降臨到歐盟的頭上。
《外報分析:自信的中國在G20峰會不妥協》,美國《華爾街日報》2月21日文章,法國《費加羅報》2月21日文章。真是好笑,西方媒體把中國“不妥協”的理由歸結為中國的“自信”,然而,我們從國內得到的有關方面的解釋正好相反,也就是說,有關方面認為中國正是有“自信”才對西方敵對勢力進行妥協。究竟是誰的說法更接近真相呢?我們只要看看實踐狀況就知道了,在G20最近召開的會議上,二十國就如何衡量威脅全球經濟的不平衡達成了協議,而這些協議的一個關鍵點就是要把匯率和貿易順差等問題考慮在內,換言之,這些協議就是直接針對中國而來的,就是為了進一步削弱中國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就是為了遏制中國的崛起而來的,然而,中國的代表團居然接受了這些協議,如果這還不算是妥協的話,那么我們真不知道什么才叫妥協?!換言之,西方敵對勢力以及漢奸買辦勢力所宣傳的中國的“自信”恰恰是它們勾搭成奸的理由。
2011年2月24日參考消息
《墨總統批美是反毒不力“罪魁”》,路透社墨西哥城2月22日電。之前,索羅斯曾經出資推動在加州合法種植鴉片,雖然被加州議會給否決了,但是,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美國資本對通過毒品買賣牟利的興趣是極大的,因此,我們很難相信美國政府會去真心反毒。通過美國入侵阿富汗和駐軍哥倫比亞的事情來看,美國存在著一個十分明顯的以毒養戰的政策,而美國所謂的反毒運動不過是為了通過排除異己來鞏固它自己在世界毒品市場上的壟斷地位而已,否則就很難解釋墨西哥總統所說的武器源源不斷的從美國流入墨西哥毒販手中的問題了,如果那些毒販不是為美國資本服務的話,那么恐怕早就給消滅了。此外,從墨西哥總統對美國情報機構內部的對抗判斷中可以看出,至少美國情報機構在毒品買賣的分贓問題上存在利益上的沖突,而這種狀況當然是和美國情報機構內部存在不同的既得利益集團是相關的,關于美國情報系統內部整合的問題,至今也沒有一個下文,這當然是和美國已經成功地找到了一條可以將內部危機向外轉移的通道有關,否則內部矛盾就不可能被暫時擱置起來。最后,墨西哥總統對美國的指責還能產生另一個作用,就是為美墨加深合作創造新的輿論氛圍,換言之,為美國進一步控制墨西哥開辟了道路。
《日本兩年來首現貿易逆差》,美聯社東京2月23日電。盡管美國信用評級機構連連打擊日本的主權債務信用,但是,日本出現貿易逆差一事并不意味著日本經濟出現了嚴重的衰退。數據顯示,1月份日本出口總額為4.9714萬億日元,同比增長1.4%,為連續第14個月同比增長,但增速放緩;進口總額為5.4428萬億日元,增幅為12.4%,為連續第13個月同比增長。其中,出口增長明顯的商品包括建筑采礦機械、鋼鐵、礦物燃料等,進口增長明顯的商品包括原油、石油制品、鐵礦石等能源資源。很明顯,日本的進出口額都在增長,并沒有一個是減少的,只不過日本的進口額大于出口額而已,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進口增長明顯的商品都是一些重要戰略物資。換言之,日本的這種貿易行為明顯有一種大量囤積物資準備應對危機的表現。這一情況實際上非常值得中國重視,事實上,在危機感已經越來越明顯的情況下,中國也應該像日本那樣加快戰略物資的囤積速度和力度,一方面可以通過增加進口來減少貿易順差,另一方面可以切實增強我國應對危機的實力,但不知道為什么,有關方面總是推三阻四,行動遲緩,似乎深怕美國反對。
《中國提高工資影響全球經濟》,彭博新聞社網站2月23日報道。境外敵對勢力控制下的媒體之所以那么關心中國工人工資能否提高的問題,那并不是他們突然變好了,而是基于這么一種邏輯,也就是希望通過提高中國勞動力價格來增加中國經濟的運行成本,從而迫使中國國內的企業破產倒閉,或者被迫轉移到海外其他地方,從而來拯救那些地方的經濟。而中國勞動力價格是否能夠提高關鍵看兩個因素,第一是勞動力再生產所要消耗的生活資料的價格,第二是勞動力供需情況。
就第一個因素而言,要推動中國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就必須提高中國勞動力再生產所要消耗的生活資料的價格,而在生活資料中,最主要的成分就是食品和能源,因此,在糧食問題上,境內外敵對勢力一方面通過食品安全問題制造食品危機(轉基因問題本身就是從外部進入中國的,而現在外資食品企業在銷售食品時卻又打上了“非轉基因食品”的標簽,這樣一來,中國引進轉基因食品的結果就是為外國的非轉基因食品在中國開辟廣大的市場創造了條件,與此同時,中國引進轉基因食品的企業因此被排擠出了市場),另一方面,就是通過各種手段來壓縮中國國內的糧食供給率,從而在中國國內制造出可以導致糧食價格上漲的因素;在能源問題上,一方面打擊中國對本土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比如借口煤礦安全事故來壓縮中國的煤炭產能,也就是說,其采用的是通過壓縮產能來降低事故數量的辦法,而不是通過提高安全保障程度來降低安全事故數量的辦法),另一方面,就是利用中國對外部能源的依賴程度日漸增高,通過外資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的控制地位,用抬高物價的辦法來推動中國國內物價的上漲。同樣的,中國所進口的糧食也受這一因素的影響。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就算中國在糧食和能源上的對外依存度提高了,國際糧價和油價的上漲也未必就能導致中國國內的糧價和油價上漲,這是因為,在這個傳導過程中還需要經過幾個關口,其一是匯率,其二是政府,然而,中國在放棄了人民幣緊盯美元的政策后,也就是在人民幣轉而以美元為轉移后,中國商品的價格自然也就要以國際商品的價格為轉移了,因此,當國際市場上的商品價格上升后,中國國內的商品價格就會隨之上漲,而中國政府所奉行的市場化政策又使得國內物價進一步傾向以外國壟斷資本的意志為轉移。也正是因為打通了諸多關節之后,外國壟斷資本才能將中國市場上的商品價格像在它們自己國家的市場上一樣操縱。此外,境內外敵對勢力為了粉飾太平,掩蓋真正能夠決定生活資料價格的糧價和能源價格的變化,提出了所謂的核心通脹率,也就是把剔除了糧食和能源后的其他商品的價格變化作為衡量一國物價水平變動的標準。
就第二個因素而言,隨著資本的積累,只要人口不同時增長,工資就會提高。由于中國的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中國經濟規模的增長速度,因此,中國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壓力也就日漸增大了。而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只會壓縮企業的利潤率,而在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下,企業必然拋棄勞動力價格高的市場而轉就勞動力價格低的市場。這樣一來,中國勞動者首現因為政府政策等因素需要為自己的生存支付更多的花費(也就是所謂的支出倍增計劃),個人的儲蓄縮水了(美國對此很開心),其次,由于勞動力價格的被迫上漲而導致勞動者面臨越來越大是失業壓力,最后,由于人口的增長速度不能與經濟的增長速度相匹配,從而導致適齡勞動力人口在全社會人口中所占比例失當,由此導致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從而埋下了社會危機的隱患。
《國企改革有助于中國經濟轉型》,美國之音電臺網站2月22日報道,新加坡《聯合早報》2月23日報道。敵對勢力媒體公開打出“國企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隱患”的標語,這于國內的漢奸買辦勢力積極推行所謂的國企改革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為了它們能夠將國有資產中飽私囊創造條件,當然,瓜分國有資產還只是它們計劃的第一步,在瓜分完畢后,就是要把中國人民徹底踩在殖民者及其走狗的腳下了。
接下去,我們來看看它們瓜分國有資產的理由。美國西北大學的史宗翰稱“國企贏利的主要手段是壟斷,壟斷排斥競爭,投資效益也就很低。”——這種狗屁理由已經在國內的漢奸買辦嘴里都講爛了,然而,它們所不能解釋的一點就是美國的乃至世界上的跨國企業都是壟斷企業,波音、微軟都是美國著名的壟斷企業,美國的專家為什么不講它們的投資效益低呢?!事實上,這幫王八蛋在攻擊國企內部人員的高收入問題的時候就忘記了這一點,如果國企的投資效益很低的話,那么國企又怎么可能獲得那么大的利潤額呢?如果沒有那么大的利潤額,又怎么能夠引起社會上對國企稅后利潤上繳過少的關注呢?
史宗翰還說“由于國企發展速度很快,因此在客觀上縮小了中國市場經濟中最活躍的私人企業的發展空間。”——這個史宗翰的記性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前還稱國企的投資效益很低,這里又稱國企發展速度很快,我們真不知道究竟應該相信哪一句!當然,這還不算什么,更加厲害的是他在一句話中同時展現出了他的驚人的——但卻是非常糟糕的——記憶力,以及與之相伴的顛三倒四的邏輯。一方面說私人企業是中國市場中最活躍的,另一方面又說私人企業的發展空間被國企給壓縮了。那么,我們要問,既然私人企業的發展空間被國企給壓縮了,那么這個私人企業又是怎么成為最為活躍的因素的呢?越活越抽搐了,還是說越抽搐就越活躍了?反過來,如果私人企業是中國市場經濟中最活躍的因素,換言之,私企的發展能力是最強的,那么國企的發展又怎么可能壓縮私企的發展空間呢?按史宗翰的邏輯,應該是私企的發展壓縮了國企的發展空間才對呀?!
史宗翰認為國企對資金的壟斷和對市場的控制嚴重扭曲了市場價格,同時認為這些行為削弱了市場經濟的基礎,影響到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能力。——如果市場真的是被國企給壟斷和控制的話,那么私企又是怎么活躍地發展起來的呢?反過來,史宗翰是否敢指稱美國的壟斷資本對國際市場的控制是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嚴重偏離供需基本面的原因呢?
華盛頓經濟戰略研究所研究部主任卡林納博士對中國政府啟動新的國企改革表示贊成。卡林納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銀行體系、國企跟政府的密切關系以及國企自身的利益等因素都促使國企成為大規模投資的實施者。如果部隊這些太大而不能倒的企業進行徹底的改革,中國經濟再平衡的目標就難以實現。”——這是赤裸裸地企圖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我們且不說美國自己是如何在經濟金融危機時期去救助那些太大而不能倒的美國企業的,單就卡林納的目的而言,他就是要切斷中國的金融系統與經濟系統以及政府之間的密切聯系,從而使得美國政府和美國資本能夠輕而易舉地控制中國的經濟金融系統,隨之就能輕而易舉地把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了。
當然,外國鬼子的言論自然是站在它們自己的立場上發表的,是根據它們自己的以及它們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立場上發表的。然而,它們的這些言論都從中國專家乃至官員的嘴巴里吐出來過,由此,我們也就看清了說這些話的專家和官員究竟是站在誰的立場上來說這些話的了,而它們本身就是漢奸賣國賊。
2011年2月25日參考消息
《泰總理承認擁有英國國籍》,美聯社曼谷2月24日電。阿披實本人的問題很多,從一開始他在年齡問題上就不具備當選泰國總理的資格,然而在各種勢力的關照下,阿披實還是借助黃衫軍的造反運動,取代前總理他信而當上了泰國總理,但是,自此之后,泰國的局勢就沒有一天得以消停的,現在還波及到了周邊國家。眼看泰柬雙方的領土爭端有了可以用和平方式解決的時機了,卻突然又曝出阿披實的雙重國籍問題。根據英國內政部英國邊境管理局的規定,任何1983年前出生在英國的人,都將自動成為英國公民。現年46歲的阿披實出生在英國的紐卡斯爾,因此他也擁有英國國籍。從泰國政治的角度而言,阿披實的雙重國籍問題當然不只是阿披實本人能否被以戰爭罪和反人類罪送上國際刑事法庭受審的問題,關鍵是阿披實的政治信用因此受到了嚴重的打擊,由此很可能導致阿披實無法再在泰國總理的位置上坐下去。當然,就算阿披實被趕下了臺,泰國是否能夠不再成為東南亞的政治動蕩之源則是另一個問題,只要西方舊殖民主義勢力不死心,那么它們假借泰國動蕩來破壞東南亞乃至整個東亞的社會政治局勢的動作就不會停止,相應的,對于那些希望該地區穩定的國家而言,則還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如果抱著坐以待對手斃的幻想的話,那么最后只能是自己坐以待斃了。
《美聯儲政策是中東亂局推手》,美國《華爾街日報》2月23日文章。美國的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將在今年的6月到期,因此,這個時間點對世界形勢的演變而言就變得非常重要了,特別是聯想到美國為什么要在現在這個時候動手——更替那些阿拉伯國家的政權,而不肯再多等幾個月,等到那些國家即將在今年下半年開始的大選中再執行更替這一問題,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與阿拉伯世界的動蕩之間的關系自然就不像是那么干凈的了。從一般的規律而言,發達國家在危機時期,通過制造糧食危機和能源危機來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動蕩,這是它們向外轉嫁危機的手段。
當然,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并不是只針對阿拉伯世界的,而是針對全世界的,包括美國人民同樣要為由于美元貶值所導致的糧食和能源的價格上漲埋單(據美國媒體報道,幾個月來食品價格一直“走小步、不停步”地增長,肉類和奶制品漲勢最快,肉類價格上漲了3.5%,奶制品漲了5.5%),只不過由于美國本土沒有受到直接的外部威脅,因此,美國國內引爆社會動蕩的可能性很小。相應的,由于美國把它的政治、軍事力量都用在了增強對非美世界的直接威脅之上,因此,非美世界中的那些抗壓能力較弱的國家就會被觸發出社會動蕩來。美國所制造出來的壓力對非美世界的每一個成員而言都是平等的,關鍵是看非美世界的各國的抗壓能力的強弱,以及轉移危機能力的大小。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如果非美世界的貨幣都與美元掛鉤的話,那么美聯儲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執行的后果只會在美國國內爆發,換言之,只會導致美國自己深陷通貨膨脹之中,而非美世界是不可能受到這種傷害的,當然,這也可以理解為,緊盯美元的政策會使得非美世界能夠將自身承受的金融危機轉嫁給美國。因此,美國為了能夠在危機時期順利的將自身的危機給轉嫁出去,因此它首現做的就是千方百計的壓迫非美各國實行自由浮動的匯率政策,只要非美貨幣不再緊盯美元,那么當美元貶值時,就能導致非美貨幣升值,或者反過來,美國可以通過其他手段讓非美貨幣升值來實現美元相對貶值的效果,這樣一來,對美國而言,就不僅僅是賴掉多少欠債的問題了,關鍵是美國能夠因此把自己的金融危機轉嫁給非美世界了。
問題的另一方面則可以解釋為什么德國至今還在維護歐元區,就是因為如果德國使用馬克來做外貿結算貨幣的話,那么,在美國的壓力下,馬克就會對美元大幅度升值,從而迫使德國縮小對國際市場的份額,然而,在歐元區的庇護下,德國可以利用歐元區其他國家的經濟金融問題對歐元匯率的拖累來增強德國商品的出口能力,也就是說,在一個弱歐元的條件下,反而有利于擴大德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反之,如果歐元區消失了,德國不得不從新使用馬克來進行貿易結算的話,那么德國馬克對美元必然出現大幅度的升值,而這一情況是有可能摧毀德國經濟的。因此,反過來說,如果歐元區,尤其是德國在向美國做出讓步的話,那么我們所能看到的就不是歐元對美元在貶值,而是歐元對美元在升值了,換言之,就是德國在向美國渡讓部分國際市場的份額,而這一點是與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所能產生的一部分效果是相同的。
從《推手》一文中來看,作者并不反對美聯儲對外輸出通脹并引起政治動蕩,該文作者只是要求這一政策所導致的結果必須有利于美國才行,換言之,該文作者是擔心政治動蕩的結果可能不利于美國,因此才提出要加強對美聯儲的監督和審查。不過,由于美國金融壟斷資本在危機中已經進一步強化了自己的壟斷地位(在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 承保的7657家銀行當中,只有大約1.4%的銀行資產規模超過100億美元,比如美國銀行、花旗集團、摩根大通以及富國銀行。而正是這些銀行成為推動整個銀行業利潤增長的主要動力。去年第四季度,美國大銀行實現約206億美元利潤,而整個行業的盈利也不過217億美元。),換言之,現在的美國金融壟斷資本正是能夠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時候,美國政府求它們還來不及呢,哪有再對其加強監管的道理(搞不好,最后會出現之前修改金融監管法案的結果,也就是越是聲稱要加強對金融壟斷資本的監管力度,結果越是增強了金融壟斷資本對美國金融市場的壟斷程度)。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美國利用量化寬松政策來對外輸出通脹,從而推動非美世界引爆政治動蕩的目的是為了轉嫁美國自己的危機,換言之,只要這個目標沒有實現,那么美國就必然會持續地進行量化寬松政策,反之,如果美國的目標提前實現了,那么,美國就沒有必要再輸出危機了,因為社會動蕩本身并不利于資本的增殖運動,反過來會激化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
《奧巴馬支持同性婚姻配偶權》,美國《紐約時報》2月23日報道。《婚姻保衛法》(Defense of Marriage Act,DOMA)1996年生效后,常被援引以對抗各州的合法同性婚姻。但司法部23日除致函聯邦眾院議長貝納(JohnBoehner),并由部長霍德(Eric Holder)發表聲明,說明行政部門的決定。霍德在聲明中表示,奧巴馬政府已經達成決議,不能再為排斥同性婚姻的聯邦法令辯護;因為DOMA限定婚姻只能由1男1女為之,導致依州法成婚的同性伴侶,在聯邦層級遭受法律挑戰。霍德指出,DOMA已經違反憲法第5修正案的平等保障原則,雖然司法部過往一直為DOMA的合憲性辯護,但近來的一些訴訟案件,迫使行政部門重新檢討,并決定不再為DOMA辯護。
需要注意的是,這部《婚姻保衛法》是由前總統克林頓簽字通過的。同為民主黨總統,為什么在價值觀上會有如此大的區別呢?說到區別,奧巴馬時期和克林頓時期最大的區別就是經濟形勢上的區別。在克林頓時期,美國經濟正在互聯網的帶動下進入一個高速增長期,而現在,奧巴馬則要面對一個隨時可能崩潰的美國。因此,奧巴馬在同性婚姻問題上的讓步,正是反映出了美國社會,在危機的沖擊下,已經脆弱到了一個什么樣的地步,如果不是為了盡可能地安撫美國社會中特別另類的,同時也是特別容易出頭鬧事的那幫同性戀的情緒,如果不是為了穩定美國社會的話,奧巴馬又怎么可能做出這種可能令同黨前任非常尷尬的決定呢?然而,我們知道,之前克林頓之所以要簽署這個法案,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維護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就是為了能夠穩定美國的自然人口的生產,而當時克林頓之所以能夠簽署這個法案,也是因為當時的美國經濟正處于增長期,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正在增長,因此需要出臺這種可以鼓勵生育的法案。可是現在,奧巴馬政府為了穩定社會,不惜遷就非主流價值觀(奧巴馬政府對美軍中存在的同性戀問題的開放態度就是因為美軍兵源已經十分緊缺了,如果再追究同性戀的問題的話,那么美軍士兵的人數就不能獲得保證),而這一做法本身實際上會對美國的自然人口增長產生新的麻煩,很可能因此導致美國的家庭穩定性迅速下降,并且導致生育率迅速下降,最后使得美國本土出生的人口數進一步降低,從而使得美國進一步依賴外國移民,而對外國移民的新增需求又與美國金融壟斷資本所要推行的遏制移民數量的政策是相抵觸的,這樣一來,美國國內的社會政治形勢就會因為奧巴馬的這一決定而添上新的不安因素。
《印度在“入常“問題上向中國施壓》,新加坡《海峽時報》2月24日報道。如果中印之間的領土問題沒有一個徹底的了斷的話,中國就不應該支持印度入常,反而應該堅決反對之,否則,領土問題就不再會有一個和平解決的可能了。同樣的,對日本也是一樣,首現就是中日之間的領土問題,包括琉球群島的最終地位問題都應該被納入討論的范圍之內。
2011年2月26日參考消息
《普京呼吁西方勿干涉中東局勢》,俄羅斯《報紙報》2月24日報道。普京2月24日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左及歐洲理事會常人主席范龍佩舉行會談。之前有報道分析了在阿拉伯世界動蕩后所出現的紐約輕質原油的價格進一步低于倫敦布倫特原油的價格的問題,原因很簡答,因為紐約輕質原油的來源地主要是美洲,而倫敦布倫特原油的來源地則是歐洲和中東以及亞洲,因此,當中東局勢動蕩后,特別是蘇伊士運河的運輸能力受到威脅后,倫敦布倫特原油價格的飆升也就不奇怪了,現在加上主要向歐洲出口原油的利比亞發生了動亂,歐洲的能源供給受到了真正的威脅。因此,歐盟現在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急于穩定中東和北非的政局,因此,歐盟一方面和俄羅斯談判,接下來還要和美國談判,為的就是希望能夠獲得美俄兩國的支持。然而,我們從俄羅斯政府那里獲得的信息是,俄羅斯并不希望外部勢力去干涉中東,實際上就是說,俄羅斯希望阿拉伯世界的動蕩自然平息。俄羅斯之所以不希望外部勢力干涉中東,那是因為俄羅斯從這場動蕩中獲得了切實的好處,國際油價彪漲到了100美元一桶之上,如果危機不能迅速平息的話,那么油價再上一個臺階也不是什么問題(需要注意的是,俄羅斯的這種“不干涉”本身就是一種對中東事務的干涉,只不過是因為現在的中東亂局有利于俄羅斯而已,如果中東局勢不利于俄羅斯的話,那么俄羅斯是必定會干涉的)。對于美國而言,中東大亂給美國向歐盟施加更大的壓力,轉嫁更多的危機,創造了條件。由于歐盟自身并沒有單獨平息阿拉伯世界動蕩的能力,因此只能求助其他大國的支持,而現在在被俄羅斯拒絕后,歐盟只能進一步依賴美國的幫助。然而,美國從來不會白幫忙的。盡管美國白宮發言人表示美國正在考慮軍事干預利比亞,然而,發言人同時表示,這件事還需要和英法等國商量后才能定下來。而之所以還要和英法等國商量,那就是因為盡管英國也是歐盟成員,但是英國本身是一個石油輸出國,在危機時期,英國更加依賴石油及石油產品的出口,因此,中東大亂,特別是利比亞動蕩,這對英國而言都是大好事。而法國等國就沒有英國那么舒服的地位了,換言之,歐盟內部在如何處理利比亞等阿拉伯世界動蕩的問題上就存在利益上的分歧。因此,美國首現就要利用歐盟內部的這一分歧來進一步提高對歐盟的要價。此外,如果真讓美國出兵占領了利比亞,從而控制了利比亞的石油生產的話,那么對歐盟而言,這等于是把自己的一個生命線拱手交給了美國(法國曾經想搞的一個什么環地中海的聯盟,現在看來也成了空想了),然而,歐盟現在似乎也沒有其他什么辦法。最后,對中國而言,需要警惕的事情是,在歐盟向美國讓步的同時,歐盟很可能配合美國進一步搞亂中國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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