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它燒--劫掠亞洲與“第二道柏林圍墻倒塌”--《休克主義》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 讓它燒

——劫掠亞洲與“第二道柏林圍墻倒塌”

金錢流向機會所在之處．而現在亞洲似乎很便宜。

——史密斯(Gerard Smith)，紐約瑞士銀行(UBS)證券

金融機構銀行家，評論1997至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好日子訂不出好政策。

——席亞(Mohammad Sea)，印度尼西亞蘇哈托將軍的經濟顧問

他們似乎喜歡簡單的問題。你的薪水能買到什么?夠吃和住嗎?還有沒有剩錢寄回給父母?往返工廠的交通費呢?但不管我怎么問，我得到的答復總是“看情形”，或“我不知道”。

“幾個月前，”一位在馬尼拉附近為嘉普(Gap)縫衣服的17歲工人解釋，“我以前都有足夠的錢每月寄一點回家，但現在我賺的幾乎不夠自己買吃的。”

“他們降低你的工資?”我問。

“不是，我想應該沒有。”她有點困惑地說，“只是買的東西好像變少了，物價一直上漲。”

當時是1997年夏季，我正在亞洲研究該地區蓬勃發展的出口工廠工作情況。我發現工人面對一個比逾時工作或工頭虐待更嚴重的問題：他們的國家正快速陷入很快將浮現的全面衰退。在印度尼西亞，危機甚至更嚴重，動蕩的氣氛格外兇險。印度尼西亞貨幣夜以繼日貶值，工人的錢前一天還能買魚和米，第二天卻只夠買米。在食堂和出租車里的聊天，每個人似乎對該怪罪誰都有同樣的說辭，他們告訴我： “華人。”好像因為印度尼西亞的商人階級華人直接從物價上漲當中獲利，所以他們成為怒氣直指的對象。這正是凱恩斯警告經濟混亂的意思——你永遠理不清憤怒、種族偏見和革命的結合會釋放出什么。

東南亞國家特別容易陷于陰謀論和種族代罪羔羊的糾纏，因為從表面看，金融危機找不到合理的原因。電視和報紙對這個地區的分析，總是好像它得了某種神秘但有高度傳染性的疾病——“亞洲流感”(Asian Flu)，市場崩潰立即被貼上這個標簽，等它散播到拉丁美洲和俄羅斯時，又被升級為“亞洲傳染病”(Asian C011tagion)。

在出問題之前幾周，這些國家還被高舉為經濟健康與活力的標桿——所謂的亞洲小龍，全球化最耀眼的成功故事。不久前，股票經紀人還告訴他們的客戶，把儲蓄投資在亞洲“新興市場”共同基金是最安全穩賺的策略；轉眼問，他們成群撤出市場，外匯交易商大舉“攻擊”那些貨幣——泰銖、馬元、印度尼西亞盾——制造出《經濟學人》所稱的“通常只與大規模戰爭有關的大規模儲蓄毀滅”。然而，在亞洲小龍經濟體內，可見的情勢并未改變——大體來說，它們仍由相同的裙帶精英掌管；它們沒有遭遇重大天災或戰爭的打擊；它們沒有龐大的赤字——部分國家完全沒有赤字。許多大財團有沉重的債務，但它們仍生產從運動鞋到汽車的種種產品，且銷售和往常一樣強勁。那么，為什么在1996年投資人覺得很可以把1000億美元投資在韓國，而到第二年該國卻出現負投資200億美元——足足相差1200億美元?這種不變的貨幣情勢該如何解釋?

結果證明這些國家是純粹恐慌的受害者，始作俑者則是全球化市場兇險難料的速度與波動。從一則謠傳開始——泰國沒有足夠的美元作貨幣后盾——引發一場電子獸群的大奔逃。銀行收回它們的放款，而原本快速成長的房地產市場很快就泡沫爆破。興建到一半的商場、摩天大樓和度假中心停工；靜止的營建吊車高聳在曼谷擁擠的天際線。在以往較緩慢的資本主義時代，危機可能就此停止，但由于共同基金的銷售經紀人把亞洲小龍當作一套投資來促銷，因此當一只小龍倒下時，其余便跟著全倒：繼泰國：之后，恐慌迅速蔓延，資金從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流出，甚至波及全球第十一大經濟體、也是全球化天空下的燦爛明星韓國。

亞洲政府被迫傾盡央行的儲備以支持自己的貨幣，把最初的恐慌變成現實；現在這些國家真的快破產了。市場的反應是更深的恐慌，在一年間，亞洲股票市場有6000億美元蒸發——這是花了數十年累積的龐大財富。

危機會激發鋌而走險的行為。在印度尼西亞，貧困的民眾涌進都市的商店，劫掠他們能帶走的東西。在一個特別恐怖的例子當中，一家雅加達的購物商場在遭到劫掠時失火，數百人被活活燒死。

在韓國，電視臺展開大規模宣傳，呼吁民眾捐獻黃金珠寶，以便融化后用于清償國家債務。短短幾個月內，300萬人捐出他們的項鏈、耳環、運動獎牌和獎杯。至少有～位婦女捐出她的結婚戒指，一位樞機主教則捐出黃金十字架。電視播放庸俗的“捐出你的黃金”游戲秀，但雖然收集了足夠壓低世界金價的200噸黃金，韓國的貨幣仍繼續暴跌。

就像大蕭條時發生過的情況，這場危機導致家庭眼看畢生積蓄消失，成千上萬小企業關門，進而引發一波自殺潮。韓國的自殺率在1998年攀升50％，年齡分布最高的是60歲以上，因為老年的父母想為痛苦掙扎的子女減輕經濟負擔。韓國媒體也報道家人集體自殺比率驚悚地增加，一些債務纏身的父親帶著家人一起上吊。當局指出，由于“只有家長死亡被列為自殺，其余則列為他殺，所以實際自殺人數遠高于公布的統計數字”。

亞洲危機的起因是典型的恐慌循環，而唯一可以遏阻它的做法，就是在1994~所謂龍舌蘭危機中挽救墨西哥貨幣的措施：美國財政部迅速而果斷地向市場證明，絕不會讓墨西哥倒債。但美國并未對亞洲及時采取這種措施。事實上，危機一爆發后，重量級的金融機構放出一連串出乎意料、口徑一致信息：別幫助亞洲。

當時已85歲上下的弗里德曼，罕見地出現在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上，告訴新聞主播陶布斯(Lou Dobbs)他反對任何種類的紓困，而應該讓市場自行回到正軌。“教授，我無法形容在這場睿智的討論中獲得你的支持是多么有意義。”仰慕大師到有點難看的陶布斯說。這種讓它們沉淪的立場獲得弗里德曼的老友、前花旗銀行最高主管里斯頓(Walter Wriston)以及舒爾茲(George Shultz)的呼應；舒爾茲后來與弗里德曼在右派的胡佛研究所共事，也擔任證券經紀商嘉信理財董事。

這種看法也獲得華爾街最大投資公司摩根斯丹利(Morgan Stanley)公開支持。該公司當紅的新興市場策略師裴洛斯基(Jay Pelosky)在洛杉磯由米爾肯學會(Milken Institute)主辦的會議上說，IMF和美國財政部絕不可救援這場規模和1930年代一樣大的危機。“我們現在在亞洲需要的是更多壞消息。壞消息是繼續刺激調整過程所不可或缺的。”裴洛斯基說。

克林頓政府照著華爾街的劇本演出。當1997年11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在溫哥華舉行時，危機爆發已四個月，克林頓輕描淡寫地把這場經濟災難說成“路上的一點顛躓”，因而激怒亞洲領袖。信息非常清楚：美國財政部不急著遏阻災難。至于為了避免這類崩潰而創設的世界機構IMF，也采取自俄羅斯以來就變成注冊商標的無為策略。IMF最后確實作出反應——但并非單純的金融危機所需要的快速、緊急穩定貸款。相反的，它條列出一長串要求，內容在透露出芝加哥學派深信不疑的思維：亞洲的災難反而是潛在的機會。

在90年代初期，每當自由貿易的倡議者需要令人信服的成功故事來引起討論時，他們一定指向亞洲小龍。它們是以彈跳飛躍速度成長的奇跡經濟體，而假設的原因就是它們對不設防的全球化大開邊界。這是一則很好用的故事——亞洲小龍確實飛速成長——但說它們快速成長是基于自由貿易則純屬虛構。馬來西亞、韓國和泰國仍然采取高度保護主義政策，禁止外國人擁有土地和收購國營公司。它們也讓國家扮演重大角色，能源和交通等部門仍掌握在政府手中。亞洲小龍在培養自己的國內市場時，也阻止許多日本、歐洲和北美的產品進口。它們無疑是成功的經濟故事，但證明的是混合的管理式經濟體可以成長更快速和更公平，遠勝過那些遵行西部蠻荒式華盛頓共識的國家。

這種情況讓西方和日本的投資銀行與跨國公司大感不悅；看著亞洲消費性市場爆炸性的發展，可想而知它們渴望長驅直入這個地區販賣產品。它們也想擁有買下亞洲小龍好公司的權利——特別是韓國令人稱羨的財團如大宇、現代、三星和樂金(LG)。90年代中期，在IMF和新創的世界貿易組織施壓下，亞洲政府同意區別對待不同的分歧：它們將繼續堅持保：保護國營公司免于外國持有的法律，同時拒絕把主要國營公司私有化的壓力，但它們將撤除金融產業的障礙，容許大量紙上投資和外匯交易涌進。

1997年涌入亞洲的熱錢突然出現流向大逆轉，正是這類在西方壓力下合法化的投機性投資所造成。當然，華爾街的看法不是這樣。紅牌投資分析師立即看出，這場危機是大好機會，可以徹底鏟除亞洲剩下的保護障礙。摩根斯丹利策略師裴洛斯基對這個邏輯特別直言不諱：如果任由危機惡化，所有外國貨幣就會從該地區流光，而亞洲公司若不是倒閉，就是得被迫把自己賣給西方公司——兩種情況的結果都會讓摩根斯丹利獲益。“我希望看到企業倒閉和出售資產……出售資產非常難得；通常業主不想賣，除非他們別無選擇。因此，我們需要更多壞消息，才能持續壓迫這些企業變賣它們的公司。”

有些人以更冠冕堂皇的角度看亞洲的崩潰。皮涅拉是皮諾切特捧為明星的部長，現在為華盛頓特區的卡托研究所工作，他喜形于色地評論這場危機，宣稱“最終審判日已經來臨”。在皮涅拉眼中，這場危機是他與他的芝加哥男孩同僚70年代在智利發動的戰爭的最新章節。他說，亞洲小龍隕落代表的正是“第二道柏林墻倒塌”，也代表“自由市場民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主權間有‘第三條路’的思想崩解”。

皮涅拉的想法不是非主流觀點。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格林斯潘也公開支持這種看法，他可能是全世界最有權勢的經濟決策者。格林斯潘形容這場危機是“極戲劇化的事件，其發展將趨近我國的市場制度”。他也評論說：“當前的危機很可能加速許多亞洲國家殘存體制的崩解，即政府指導的投資仍占一大部分的經濟體制。”換句話說，亞洲管理式經濟的毀滅，實際上是創造一個新美國式經濟的過程——借用一個幾年后被用在更暴亂背景下的詞：新亞洲誕生前的陣痛。

有人說IMF領導人康德蘇可能是全世界第二有權勢的經濟決策者，他也表達類似的觀點。在一次難得的訪問中，他說這場危機是亞洲蛻去舊皮、重新誕生的機會。“經濟模式不會永遠不變，”他說，“有時候它們很管用，而久而久之……它們會變得過時而必須揚棄。”這場由謠傳引發、并由虛構變成事實的危機，顯然就是該揚棄的時機。

為了掌握稍縱即逝的機會，IMF在一連數月坐視危機惡化后，終于開始與病弱氣虛的亞洲政府展開談判。這段期間唯一拒絕IMF的國家是馬來西亞，這要歸功于該國相對較少的債務。經常惹來爭議的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說，他認為不應該“摧毀經濟以便讓它變得更好”，這些話在當時已足夠讓他被打為瘋狂的激進派了。其他遭危機重創的亞洲經濟體因為迫切需要外國貨幣，無法拒絕IMF提供上百億美元的可能性：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韓國都坐上談判桌。“你無法強迫一個國家要求幫忙，它必須自己開口。但在缺錢的時候，它已經走投無路。”IMF的談判代表費歇爾(Stanley Fischer)說。

費歇爾是最大力主張在俄羅斯采用休克治療的人之一，雖然在那里造成龐大的人力損失，他對亞洲的態度仍同樣堅強不屈。有幾個國家的政府建議，由于危機源自放寬資金大量進出的管制，而且沒有減緩資金流速的機制，也許應該恢復若干障礙——可怕的“資本控制”。中國一向維持這種控制(在這方面未采納弗里德曼的建議)，因此是亞洲唯一未遭危機蹂躪的國家。馬來西亞決定恢復控制，而且似乎很有效。

費歇爾與IMF團隊的其他人立即駁斥這個構想。IMF表現出對危機的起因毫無興趣，而完全專注在如何利用危機帶來的機會。經濟崩潰迫使許多原本強硬的國家搖尾乞憐；對掌管IMF的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來說，錯失這個機會之窗無異于玩忽職守。

IMF關心的是，國庫空虛的亞洲小龍已被打碎，現在是重造它們的最佳時機。這個過程的第一階段，就是政治學家貝洛(Walden Bello)所說的，鏟除這些國家所有的“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以及當初造就‘亞洲奇跡’不可或缺的國家干預”。IMF也要求政府大幅削減預算，導致一些自殺率已經激升的國家大量裁撤公務員。費歇爾承認IMF獲致的結論是，在韓國和印度尼西亞，危機與政府浪費無關。盡管如此，他利用危機賦予的權力，強行要求這些國家采取痛苦的節約措施。就像一位《紐約時報》記者寫的，IMF的行為“有如心臟外科醫生在動手術半途，決定順便也為肺臟和腎臟開刀”。

在IMF拔除亞洲小龍的舊習慣和做法后，它們已準備好芝加哥式的重生：基本服務私有化、獨立的中央銀行、“彈性”的勞動力、低社會支出，當然還有完全的自由貿易。根據新協議，泰國將開放外國人擁有當地銀行的大量股份，印度尼西亞將削減糧食補貼，韓國將取消保護工人免于大批裁員的法律。IMF甚至在韓國設定嚴格的裁員目標：為了取得貸款，該國的銀行業必須裁撤500%的員工(后來降至：30%)。這種要求對許多西方跨國公司很重要，因為它們要確定未來能大幅度縮編想并購的亞洲公司。皮涅拉的“柏林圍墻”倒塌了。

這類措施在危機爆發之前一年是無法想象的，因為韓國工會的強悍正達到顛峰。它們曾以一連串韓國史上最激進的罷工，頑抗將降低就業安全的新勞動法案。但拜危機所賜，游戲規則已經改變。經濟瓦解的情勢如此險惡，于是工會同意(正如從玻利維亞到俄羅斯的類似危機一樣)政府暫時的獨裁統治；這段期間沒有持續太久——久到剛好夠開始實施IMF的計劃。

例如，泰國的休克治療方案是在國會強行通過，未經由正常的辯論程序，而且采取四項緊急命令的形式。泰國副總理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坦承：“我們已喪失自主權，喪失我們決定自己總體經濟政策的能力。” (素帕猜因為這種合作態度后來被任命為WTO主席。)在韓國，IMF顛覆民主還更明顯。IMF在韓國談判結束時正好碰上總統大選，有兩位候選人以反IMF的政見競選。IMF采取非比尋常的干預主權國家政治程序的動作，要求所有四個主要候選人必須承諾當選后會堅守剛談妥的協議，否則將拒撥貸款。韓國實際上是待贖的人質，IMF因而可以予取予求：每個候選人都以書面保證支持IMF的方案。芝加哥學派保護經濟事務不受民主干擾的核心使命，從未表現得如此明白：IMF告訴韓國人，你們可以投票，但你們的選票影響不到對經濟的管理和組織。 (協議簽訂那天很快被稱為韓國的“國恥日”。)

在另一個受創嚴重的國家，連這種限制民主的動作也用不著。印度尼西亞是區域中最先對外國投資敞開大門的國家，當時仍在掌權30多年的蘇哈托控制下。不過，年事已高的蘇哈托對西方已不再那么順服(獨裁者經常如此)。經過數十年變賣印度尼西亞的石油和礦藏給外國公司后，他對圖利外人漸感厭倦，開始轉而照顧自己、子女和他的高爾夫球友的利益，時間已長達十年之久。例如，蘇哈托給他兒子湯米(Tommy)擁有的汽車公司大量補貼，讓福特和豐田公司大感驚慌，認為必須跟這家分析師戲稱為“湯米的玩具”的本土車廠競爭實在毫無道理。

一連幾個月，蘇哈托嘗試抗拒IMF，自行公布一項未包含IMF要求的大幅削減支出的預算案。IMF對此是加倍還擊。IMF規定代表不準在談判期間向新聞界透露消息，因為任何談判進展的跡象都會嚴重影響市場。但這未能阻止某位匿名的“資深IMF官員”告訴《華盛頓郵報》：“市場正在揣測印度尼西亞領導高層對這個計劃有多認真，尤其是對重大的改革措施。”這篇報道接著又預測，IMF將扣住數百億美元的承諾貸款來懲罰印度尼西亞。報道刊出后，印度尼西亞貨幣立即直線墜落，在一天內貶值25%。

受到重大打擊的蘇哈托被迫屈服。“有人可以幫我找了解當前情勢的經濟學家嗎?”媒體報道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如此哀求。蘇哈托果真找到一位經濟學家；事實上，他找了許多位。在保證最后階段的IMF談判會順利進行后，蘇哈托把掌權早期曾經重用、但年老時逐漸疏遠的柏克萊幫重新找回來。經過這么多年政海浮沉，柏克萊幫重掌大權，由已經70歲、在印度尼西亞人稱“柏克萊幫校長”的尼蒂薩斯卓(Widjojo Nitisastro)領導。“在情勢大好時，尼蒂薩斯卓和那些經濟學家被打入冷宮，蘇哈托只聽從親信的話。”蘇哈托昔日的部長薩德利說(Mohammad Sadli)解釋說：“這群技術官僚在危機期間發揮了最大作用，蘇哈托暫時對他們言聽計從，并命令其他部長閉嘴。”但尼蒂薩斯卓團隊的一位成員說，和IMF談判需要的絕不只是講道理的學者，“不像思想論辯，對方不會施加壓力”。可想而知，IMF得到幾乎所有想得到的——總共140項“調整計劃”。

IMF火上添油

對IMF來說，這場危機進行得一帆風順。在不到一年間，它談判成功的經濟大改造國家包括泰國、印度尼西亞、韓國和菲律賓。最后它已準備要面對這種改造戲碼的考驗時刻：宣布，也就是終于要對飽受震撼的大眾公開這個錙銖必較、字字斟酌的主題了——就這個例子來說，重點是全球股市和外匯市場。如果一切順利，當IMF拉開最新創作的布幕時，前一年逃離亞洲的熱錢將急著回流，搶進亞洲小龍現在又魅力難擋的股票、債券和貨幣。但情勢的發展卻非如此；市場反而開始恐慌，原因是：如果IMF認為小龍已無可救藥，必須從最根本重新改造，那么亞洲的情況顯然比所有人以前擔心的還嚴重。

因此錢非但沒有回流，交易商對IMF重大宣布的反應是立即撤出更多錢，以及進一步攻擊亞洲貨幣。韓國每天流失十億美元，債信被降到垃圾債券等級。IMF的“幫忙”已把危機變成災難。或者，照當時已經向國際金融機構公開宣戰的薩克斯說的：“IMF不但沒有滅火，反而在火上添油。”

IMF的機會主義在亞洲造成的人力損失，與在俄羅斯不相上下。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估計，在這段期間丟掉工作的人數高達驚人的2400萬人，其中印度尼西亞的失業率從4％飆升到12％。在“改革”的高峰，泰國每天損失2000個工作——一個月6萬個。在韓國，每個月遭解雇的員工有30萬人——主要因為IMF毫無必要地要求削減政府預算和提高利率。到1999年，韓國和印度尼西亞的失業率在兩年內都上升近三倍。就像70年代的拉丁美洲，在亞洲這些國家消失的就是當初為此區造就“奇跡”的事物：為數眾多且快速增長的中產階級。在1996年，63．7％的韓國人被歸類為中產階級；到1999年，比率已劇降到38．4％。據世界銀行統計，在這段會被華爾士稱作“計劃性悲劇”期間，有2000萬人淪為貧民。

每個統計數字背后都有一則痛苦犧牲與拙劣決策的故事。和絕大多數例子一樣，女性和兒童是危機最大的受害者。許多菲律賓和韓國的農村家庭販賣女兒給人口販子，帶她們到澳洲、歐洲和北美從事性交易。在泰國，政府衛生官員報告，雛妓在短短一年內增加20％——這是實施IMF改革后的一年。菲律賓也發現相同的趨勢。“景氣好時富人受益，危機時卻是我們這些窮人付出代價。”泰國東北部一位小區領導人說，她在丈夫失去工廠的工作后，被迫送女兒去做撿破爛的工作。“甚至我們有限的求學和醫療機會，現在也逐漸消失。”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1999年3月訪問泰國時，覺得應該斥責泰國人從事娼妓工作和走上“毒品的死路”。奧爾布賴特以充滿道德勇氣的語調說：“女孩不應被剝削和虐待，并暴露在艾滋病風險下。反抗是極其重要的事。”她顯然覺得這么多泰國女孩被迫跳入火坑，跟她在同一趟訪問中表達“強烈支持”的節約政策沒有任何關連。這與弗里德曼當年表達對皮諾切特違反人權的不滿，同時又贊揚他們大膽擁抱經濟休克治療如出一轍。

在廢墟中搜括

亞洲危機的故事通常說到這里就結束——IMF嘗試幫忙，只是不管用。即使是IMF的內部稽核也得到這個結論。該基金的獨立評估辦公室總結說，結構調整的需求“所得到的計劃建議并不完善”，同時“似乎已多過必要的范圍”，且“對解決危機并非絕對重要”。它也警告，“危機不應該只因為很適合借力使力，而被利用作為尋求長期改革目標的機會，不管它們的好處有多合理”。內部報告有一個措詞特別強烈的章節，指控IMF被自由市場意識形態蒙蔽，以致認為資本控制的體制完全不可行。“如果金融市場未以理性和穩定的方式影響世界資本的說法被視為邪說，那么考慮資本控制就變成了道德的罪惡。”

當時很少人肯承認的是，雖然IMF確實辜負了亞洲的人民，但它：卻并未辜負華爾街。IMF的極端措施可能嚇走了熱錢，但大投資銀行和跨國公司卻大受鼓舞。“當然這些市場極為動蕩，”倫敦安石投資管理公司(Ashmore)研究部主任布斯(Jerome Booth)說，“那是讓它們特別有樂趣的原因。”這些追求樂趣的公司了解，IMF的“調整”結果是，幾乎亞洲的一切東西現在都等著變賣；而市場愈驚慌，更多走投無路的亞洲公司就會出售，把價格壓到最低。摩根斯丹利的裴洛斯基曾說，亞洲需要的是“更多壞消息，才能持續壓迫這些企業變賣它們的公司”。實際情況就是這樣，這要感謝IMF。

究竟IMF是否預先計劃加深亞洲的危機，或只是魯莽而麻木不仁，仍是一個引起辯論的話題。也許最寬容的解釋是，IMF知道它穩贏不輸：如果它的調整導致新興市場的股市又吹起另一個泡沫，將帶來許多利益；如果這些調整刺激更多資本外流，這對禿鷹資本家則是大豐收。不管哪一種，IMF面對大崩盤的可能性都可以安穩地擲骰子。現在已經很清楚誰贏了這場賭博。

IMF與韓國達成最后協議后兩個月，《華爾街日報》注銷一篇以“華爾街清理亞太災后現場”為題的文章，報道裴洛斯基的公司以及其他數家知名的銀行，“已派遣大隊銀行家到亞太地區搜尋證券經紀商、資產管理公司，甚至于銀行，以便以低價并購。亞太并購機會的搜獵極為急迫，因為以美林(Merrill Lynch)和摩根斯丹利為首的許多美國證券公司，把海外擴張列為第一要務”。數樁大交易在很短的時間內通過：美林買下日本山一證券(Yamaichi Securities)和泰國一家大證券公司，美國國際集團(AIG)則以極低的折扣價格拿下曼谷投資公司(Bangkok Investment)。摩根大通收購起亞汽車(Kia M0tors)部分股權，而旅行家集團(Traveler Group)和所羅門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買下韓國最大的紡織公司和數家別的公司。有趣的是，所羅門美邦這段期間負責建議公司并購對象的國際監事會主席是拉姆斯菲爾德(1999年5月獲任用)。切尼也是理事會成員。另一個贏家是凱雷集團(Carlyle Group)，這是一家總部設在華盛頓的神秘公司，以提供前總統和前部長退職后的安身處所而聞名，顧客從前國務卿貝克 (James Baker)、前英國首相梅杰到擔任顧問的老布什，洋洋大觀。凱雷利用高層關系搶下大宇(Daewoo)的電信部門、雙龍信息通訊(Ssangyo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韓國最大科技公司之一)，并成為一家韓國大銀行的大股東。

前美國商務部副部長賈登(Jeffrey Garten)預測，等IMF的計劃完成后，“亞洲的面貌將大大不同，美國公司在新亞洲的布局將更深人，更四通八達”。他不是在開玩笑。在兩年內，亞洲的許多面貌已大為改觀，數百家當地銀行被國際大銀行取代。《紐約時報》形容這是“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賣會”，《商業周刊))則稱為“買企業市集”。事實上，它只是9．11事件后災難資本主義將變成市場標準的預覽：一個可怕的悲劇被利用來讓外國公司入侵亞洲。它們在那里不是為建立自己的事業和競爭力，而是要攫取幾十年來由韓國公司建立的整個規制、勞動力、顧客群和品牌價值，而且往往采取拆解、縮小編制或完全關閉它們的方式，以便為自己的進口產品鏟除競爭。

例如，韓國企業巨擘三星被拆解分售：富豪(Volvo)取得它的重工部門，莊臣公司(SC Johnson & Sons)取得制藥部門，奇異(GE)則買下照明部門。幾年后，大宇集團過去十分壯盛、估價高達60億美元的汽車部門，被以區區4億美元賣給通用汽車(GM)——比起俄羅斯休克治療的盜竊規模毫不遜色。不過，不同于俄羅斯發生的狀況，本地企業是被跨國公司所掠奪。

其他從亞洲危機分食到大餅的重量級玩家包括西格拉姆(Seagram’s)、惠普(HP)、雀巢(Nestle)、英特布魯(Interbrew)和諾華(Novartis)、家樂福(Carrefour)、特易購(Tesco)和易利信(Ericsson)。可口可樂以5億美元買下一家韓國裝瓶廠；寶潔(Porcter and Gamble)買下一家韓國包裝公司；日產買下印度尼西亞最大的汽車公司。奇異拿下韓國電冰箱制造商LG的控制股權；英國的電力發動公司(Powergen)吞并韓國大型電力與天然氣業者LG能源(LG Energy)。據《商業周刊》，沙特阿拉伯親王阿華里德(Alwaleed bin Talal)，“搭乘他的乳白色波音727噴射機，奔走于亞洲各地尋找便宜貨”——包括入股大宇。

不言而喻，最敢于倡言加深危機的摩根斯丹利也參與許多交易，賺進龐大的傭金。它擔任大宇出售汽車部門的顧問，也負責中介數家韓國銀行的私有化。

被賣給外國人的不只是亞洲的民間公司。和早期拉丁美洲及東歐的危機一樣，亞洲危機也迫使政府出售公共服務以籌措迫切需要的資金。美國政府——開始就熱切期待這種效應，并表現在強調國會應授權撥出龐大經費給IMF以用于改造亞洲，美國貿易代表白茜芙(Charlene Barshefsky)還保證IMF的協議“會為美國公司創造新商機”；亞洲將被迫“加速若干重要部門的私有化——包括能源、運輸公共事業和電信”。

果然，危機引發一波私有化浪潮，外國跨國公司也大賺一票。貝泰(Bechhtel)拿到馬尼拉東區自來水和下水道系統的私有化合約，以及在印度尼西亞蘇拉威西(sulaweisi)興建一座煉油廠。摩托羅拉取得韓國Appeal電信的全部股權。紐約的能源巨人西斯(sithe)，得到泰國國營天然氣業者汽電共生公司((Cogeneration)的大股。印度尼西亞的水系統被英國的泰晤士水利(Thames Water)與法國的里昂水利(Lyonnaise des Eaux)瓜分。加拿大的西岸能源(Westcoast Energy)吃下印度的一個大電力廠計劃。英國電信(British Telecorn)分別收購馬來西亞以及韓國郵政的大股。加拿大貝爾(。Bell canada)分到韓國電信業者韓松(Hansol)的一部分。

總計短短20個月內，外國跨國公司在印度尼西亞、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和菲律賓，進行186件重大企業并購案。倫敦政經學院(LSE)經濟學家韋德(Robert wade)和經濟顧問溫納羅索(Frank Vneroso)觀察這波如火如荼的并購潮時預測，IMF的計劃“預告了一波各國資產在承平時期轉移給外國公司的浪潮，其規模是過去50年來世界各地所僅見”。

IMF雖然承認初期對危機的反應犯了若干錯誤，但宣稱已很快矯正錯誤，并宣稱“穩定”計劃十分成功。亞洲的市場最后確實平靜下來，但付出了巨大且持續的代價。弗里德曼在危機最高峰時曾提醒大家別驚慌，堅稱“一切都會過去……等這場金融風暴塵埃落定，你們將看到亞洲恢復成長，但究竟需要一年、兩年或三年，沒有人能鐵口直斷”。

實際情況是，十年后，亞洲危機并未過去。2400萬人在短短兩年內失去工作，新的絕望感已深入社會，沒有任何文化能輕易吸收。它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在亞洲各地，從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的宗教極端主義，到雛妓交易爆炸性的增加。

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韓國的失業率仍未降到1997年以前的水平。在危機期間喪失工作的工人非但未再回到工作崗位，而且裁員持續進行，因為外國企業主要求他們的投資要得到更高的獲利。自殺率也未見下降：在韓國，自殺現在是第四高的死因，是危機前自殺率的兩倍多，每天有38人結束自己的生命。

這是IMF稱為“穩定計劃”的政策未被說出的故事。稱“穩定計劃”就好像國家是在市場驚濤駭浪中的船，它們最后確實穩定下來，但新的平衡是靠著把數百萬人拋到船外得來的：公共部門的員工、小企業主、低收入農戶、工會運動者。“穩定”的丑陋秘密是，絕大多數人從未再爬回船上。他們淪落到現在住了超過十億人的貧民窟；他們淪落到娼館，或貨船的貨柜里。他們是一無所有的人，是德國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所形容的“不屬于過去或未來的人”。

IMF要求在亞洲施行正統主義的受害者還不只這些人。在印度尼西亞，我1997年目睹的排華情緒持續升高，背后則有樂見注意力轉移的統治階層在煽風點火。蘇哈托提高基本民生物資的價格后，情勢更加惡化。全國各地：暴發動亂，許多人以華裔少數族群為目標；大約有1200人遭殺害，數十名華裔女性被輪暴。他們也應該計人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的受害者。

印度尼西亞人的憤怒最后還是轉向蘇哈托和總統府。過去30年來，印度尼西亞人基于對蘇哈托上臺時血腥鎮壓的記憶，大致很少發生暴亂，且這種記憶因為東帝汶省份不時發生的屠殺而歷久彌新。反蘇哈托的怒火在這段期間一直在燜燒，但最后潑灑汽油的是IMF——諷刺的是，引爆怒火的正是IMF要求提高汽油價格。此后印度尼西亞人奮起把蘇哈托推下臺。

和監獄的審問官一樣，IMF利用危機帶來的極度痛苦粉碎亞洲小龍的意志，迫使這些國家完全屈服。但中情局的審問手冊警告說，這種方法可能用過頭——加諸太多痛苦，導致非但沒有產生退化和順服，審問者面對的卻是信心和叛逆。在印度尼西亞，那條界線似乎已經超過，令人警醒到休克治療可能已經施用過量，引發一股從玻利維亞以至于日后伊拉克的經驗里十分面熟的逆流。

不過，自由市場十字軍是反應遲緩的學生，尤其是當他們的政策產生意料之外的后果時。從斬獲豐厚的亞洲大甩賣學到的唯一教訓，似乎是對休克主義更加肯定，更多災難即機會的證據(如果還需要證據的話)，它是打碎一個社會、開辟新邊疆的絕佳攪拌器。危機高峰之后幾年，幾位知名的評論家甚至還說，亞洲發生的事盡管帶來許多破壞，卻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經濟學人》評論說：“韓國需要一場全國性的災難，才足以從封閉的國家轉向一個擁抱外國資本、改變和競爭的國家。”而弗里德曼在他的暢銷書《凌志汽車與橄欖樹》(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中宣稱，亞洲發生的事根本不是危機。“我相信全球化幫了所有人的忙，在1990年代融解了泰國、韓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墨西哥、俄羅斯和巴西的經濟，因為它揭露許多腐朽的做法和體制。”他寫道，并且又說：“暴露韓國的親信資本主義，在我的書中不是危機。”他在《紐約時報》的專欄支持入侵伊拉克，套用的正是相同的邏輯，不同的是，融解伊拉克是靠巡航導彈，不是外匯交易。

亞洲危機確實證明災難的利用可以有多大成果。但在另一方面，市場崩潰的破壞力和西方事不關己的反應，也激發強烈的反對運動。

跨國資本的力量在亞洲肆虐，但它們激發高漲的公眾憤怒，而這種憤怒最終也直接指向推動放任式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機構。《金融時報》在一篇平衡得異乎尋常的社論中指出，亞洲是“大眾對資本主義感到不安，和全球化已達到令人憂慮程度的警訊。亞洲危機向世人展現，即使最成功的國家也可能在資本突然流動下屈膝，民眾對秘密的避險基金顯然可以導致世界另一邊的大規模貧窮感到憤怒。”

在前蘇聯地區，休克治療刻意的計劃性悲劇可以推給從共產主義過渡到市場民主的“痛苦轉型”，亞洲危機卻純粹是全球化市場的創作。然而當全球化的大祭司派遣傳教士到災區時，他們想做的卻是加深痛苦。

其結果是，這些傳教士喪失了過去隱身幕后的安詳與自在。IMF的費歇爾回憶他在談判之初訪問韓國時首爾希爾頓飯店的“喧鬧氣氛”。“我被囚禁在自己的旅館房間里——不能出去，因為如果我打開門，外面會有1萬名攝影師。”根據別的報道，為了趕赴談判進行的會議廳，IMF代表被迫“繞道從后面的門進入，其間必須上下數段樓梯，穿過希爾頓的大廚房”。在當時，IMF官員還不習慣如此受注意。被迫在五星級旅館與會議中心當囚犯的經驗，在往后幾年將成為華盛頓共識特使的家常便飯，因為世界各地都有：大規模的示威迎接他們。

1998年以后，要靠和平手段——透過IMF慣用的威嚇或在貿易高峰會上施壓——施行休克治療式的改造已愈來愈困難。1999年西雅圖世界貿易組織會議的挫敗，讓源自南方的新反抗情緒在世界舞臺嶄露頭角。雖然那些大學生年紀的示威者獲得大篇幅的媒體報道，真正的反抗卻發生在會議中心里，發展中國家形成一個投票集團，拒絕在開放貿易上作更多退讓，除非歐洲和美國停止補貼和保護自己國內的產業。

在當時，西雅圖的挫敗還可能被解釋為政商財團主義穩定前進中的小頓挫，然而，短短幾年后，情勢的逆轉已不容否認：美國政府創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野心已被擱置，一套全球投資條約，以及跨越阿拉斯加到智利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計劃，也都胎死腹中。

也許所謂反全球化運動最大的影響是，強迫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登上國際辯論的焦點。在千禧年之交有一段短暫的時期，全球沒有急迫的危機來轉移注意——債務震撼的威力已經消退，“轉型”已經完成，而新的全球戰爭尚未發生。值得注意的只有自由市場十字軍在現實世界留下的痕跡：不平等的凄慘景況，以及一個接一個接受弗里德曼建議的政府留下的貪腐和環境惡化——他在多年前給皮諾切特的建議是，“用別人的錢行善”是個錯誤。

回首這段期間，令人驚奇的是，這段資本主義再也不必與其他思想或勢力抗衡的獨占期，只有極為短暫的8年，從1991年蘇聯崩潰到1999年WTO談判失敗為止。但升高的反對并未削弱一些人追求這種暴利目標的決心；它的倡導人相信，他們需要的是比以往更大的震撼，以制造出更大的恐懼和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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