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貨幣戰爭”：角力還是“合作”？
| 作者: 劉軍紅 | 來源: 中國經營報
3月24日，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就中國外匯政策舉行聽證會，兩名參議員舒默及格雷厄姆表示，將敦促國會在5月前就促使人民幣升值議案投票。其實早在7年前，二人就因首次以中國“操縱貨幣”為名，要求對所有進口的中國產品施加27.5%的懲罰性關稅而聞名。
有消息稱，美國財政部很有可能在4月中旬的報告中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這種名為糾正中美經濟不平衡，增加美國就業的做法，實則是貿易保護主義的舊調重彈。
更甚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也隨波逐流，提出所謂的“中國產品貨幣稅論”，與其全球化理論自相矛盾，堪稱對其獲獎依據的自我否定。
那么，中美這場“貨幣戰爭”究竟存在著什么樣的內在機理？美國敦促人民幣升值的潛在信號是什么呢？
美氏思維：維持貨幣力量平衡
實際上，關于人民幣政策，美國的政治家（議員）、政府官員，乃至經濟學家，有一個共同的貨幣力學邏輯，即在多種貨幣關系上尋求“力學平衡”。
自從1999年歐元誕生后，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制的力量結構發生了悄然的變化，也就是，由美元的一手遮天，演變為美元、歐元共主格局的兩極化雛形。如此，維護美元霸主地位的方式，也由單純的干涉別國的匯率政策，走向了調整主要貨幣力學關系，利用多種貨幣相互牽制，追求總體均衡。而美國貨幣政策變化，也為日本等各國貨幣當局巧妙利用，進而跟隨美國實現了本國貨幣與美元的匯率振幅最小化，從而維護本國的貿易、投資利益。
事實上，2001年春，布什政府剛剛登場，日本當局便急不可耐地率先拋出“人民幣低估論”，并自2003年起，在伊拉克戰爭的背景下，推動美國主導七國財長會議“討論人民幣”，直至形成“人民幣升值包圍圈”，其根本用意就在于利用美國主打人民幣，分卸日元升值的國際壓力，追求與美元匯率穩定。
而歐洲方面，事實上也利用了美國的政策變化，并借助日本的“日元恐高癥”，巧妙實現了歐元強勢，奠定了“國際貨幣地位”。
而眼下，一方面，日本出口全面復活，企業對外投資積極擴張，包括貿易和投資收益的經常收支盈余大幅回升，日元再度蓄積了升值動力。同時，金融危機后，美日利差倒掛，紐約資金倒灌東京，日元具備了升值的外部條件。
但問題是，面對鳩山政府追求日美政治、安全對等，多生摩擦，美國擔心此時的日元持續走強，恐將成就日本長期追求的“三分貨幣天下”夢想，一旦失守，美元恐將被歐元和日元聯手打回“美洲老家”，蛻變為事實上的“美洲貨幣”，美元的霸主地位不攻自破。
為此，在歐元受困于主權債務危機下，讓尚不是國際貨幣的人民幣升值，默認日元貶值，維護貨幣力量平衡，或是最佳選擇。
游資轉向：南轅北轍的現實
但要達到美國人的設想，其過程談何容易？因為無論從貿易關系還是投資關系的變化上看，人民幣的升值條件都已經弱化。
從跨太平洋集裝箱的運量和運向上，可足見一斑。例如，根據日本海事中心統計（2009年11月25日發布），2009年9月美國發往中國的集裝箱數量比上年同期增加16%，連續7個月增加，同期，以中國為主的亞洲18國發往美國的集裝箱輸送量同比減少13.4%，到2009年底連續27個月蟄伏于負增長狀態。
根據今年3月的最新統計，去年12月，美國發往中國為主的亞洲18國的集裝箱數量進一步高增47%，亞洲對美國僅微增3%。同時，美國的空運、內陸至港口的卡車貨物量也大幅增加，連續4個月超過上年最高水平。美國和亞洲，尤其是中國的貿易關系正在從長久以來的貿易逆差走向動態平衡。
而從投資關系的變化看，經過2007年底到2008年中期的“中國政策性的資產泡沫清理與擠壓”過程，國際游資在中國市場的投資方式發生了巨變，表現了新特征。
一是游資滾滾流入，而又不在傳統的“主市場”露面，令政策部門無從把握；二是投資回報極其可觀，多為數倍，甚至幾十倍，形成了滾動膨脹效應；三是投資收益回流國外的規模巨大，但常被美國等國際收支統計為“中國投資”。而從資金來源上看，金融危機后，美聯儲執行事實上的零利率政策，形成了大規模的“美元套利交易”洪流，加劇了美元游資流入中國，尋求“杠桿暴利”。事實上，近期美國財政部修改了中國購買美國債的統計方法，致使“中國購買量”平添了近千美元。
這足見人民幣升值言論背后有大量的“非中國因素”存在，換句話說，這不是客觀事實的反映。
根據美國的一般理論，鑒于中國經濟復蘇強勁，游資大規模涌入，中國貨幣政策部門不得不買進美元資產，放出人民幣供給，結果既導致外匯儲備增加，也致使國內流動性過剩，住宅泡沫高企，經濟潛藏風險。
但事實上，這種觀察方式和視角，忽略了中國市場的新變化，以及中美投資關系和結構的新變化。自從2005年中國修改、實施了《證券投資法》和《公司法》，以及2006年中國商務部修訂了外資企業對境內企業的并購等相關管理條例后，事實上，國際游資（所謂的熱錢）投資中國市場的方式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即由原來的重點投資不動產、股票（QFII及其主導的基金），或部分參與直接投資，悄然轉向了股權并購、私募參與，甚至作為戰略投資人直接介入企業重組、整合等。
豪賭人民幣升值，已不再是“游資”進入中國的首要理由。
漁翁得利：“卸載”美國國債之后
看來，進入“后危機時代”，美國的超黨派議員似乎不僅要諳熟美國政治，客觀上也需要認真學習中美經濟關系的新變化，才能擔負起世界級大國的政治責任。
但顯然，美國的議員們忽視了對“21世紀型金融危機”的研究。諸如1997年到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巴西貨幣危機，以及美國長期資產管理公司危機，乃至本次美國的金融危機，所表現的最大特點是，全球資金跨境移動的流量之大，流速之快，乃至流向之不確定，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不因意識形態而改變，更不會對某國的政策意圖所俯首帖耳，以至于各國貨幣當局無從把握和監控。
顯然，在這種形勢下，美國會議員，包括經濟學家所主張的讓人民幣升值至少10%~15%的設想，事實上潛藏著巨大的風險。
原因很簡單，不管依據什么理由，只要執行政策性的人民幣升值，美國將不可避免地要容忍中國對美國國債的“卸載”。而在卸載過程中，不排除國際游資在一段時間內會緊隨進入中國市場，助推人民幣升值，但若接近足以讓人民幣升值10%~15%的程度時，幾乎沒有人可以保證和控制巨額的跨境資金如何異動，一旦出現類似東亞危機時回軋本幣資產，導致人民幣由升值驟然貶值時，恐怕美國政治家所設計的“貨幣均衡結構”將倒塌。
而在此，因政策性地貶值而蓄積了“巨大勢能”的日元資金，恐將再度出籠，吞噬美元地盤。如此，美國恐將真的要丟失美元天下了。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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