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結工會25周年--從工人革命到資本主義

團結工會25周年——從工人革命到資本主義

[美]普杰莫斯拉夫·維耶高什 著 張效民譯    《國外理論動態》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

摘要：2009年8月28日美國http://www.mrzine.org網站刊登了普杰莫斯拉夫·維耶高什題為《團結工會25周年——從工人革命到資本主義》的文章，認為團結工會在歷史的演變中背叛了大多數工人支持的社會主義，它在波蘭已經無足輕重，在普通民眾的眼里，它已成為腐敗墮落、背信棄義的象征。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圍繞官方慶祝團結工會成立25周年所發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了團結工會目前的境況，也反映出波蘭當今所面對的形勢猶如一場鬧劇。統治精英們將自己指定為1980年8月革命的接班人，這真是極大的諷刺。

　　當局在宣傳上極力將團結工會的革命運動與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教義中的反共產主義主旨聯系起來，將其與西方冷戰的勝利聯系起來，甚至是與維克多·尤先科發動的烏克蘭偽革命聯系起來。由國家回憶研究所（Institute of National Memory）官員們的一個顯著的疏漏可以看出，當局借此機會對紀念活動進行了操縱。國家回憶研究所為宣傳這次25周年紀念特地制作了一張光盤，內容包括1981年以來《團結周刊》的所有期刊和幾乎全部增刊，唯獨缺少了記載團結工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的《綱領決議》的第29期的增刊。要知道，這可是工會最重要的文件！

　　通過今天格但斯克造船廠的工人們的態度，可以更好地了解25年前的8月工人們所經歷的為波蘭工人最終帶來輝煌勝利的嘗試和斗爭。然而，后來政府實行經濟私有化政策，國家的所有產業被組合為幾百家公司，結果導致成千上萬的造船廠工人被解雇。就像25年前一樣，如今的造船廠大門上也掛著一塊寫著工人需求的牌子。只不過，這種抗議不再得到團結工會政府領導階層的支持。

8月26日，一些政府官員和瓦文薩率領的前反對派領導人來到格但斯克聆聽讓·米歇爾·雅爾（Jean Michel Jarre）的音樂演奏會，而來自鄰近造船廠的工會會員們則在游行示威，抗議過去的政府和現政府實施的反勞工政策。顯然，有相當一部分團結工會的前領導人組織了和官方截然不同的25周年紀念活動。

　　早在1989年，安杰依·格維雅茨達（Andrzej Gwiazda）、安娜·瓦倫第諾維茨（Anna Walentynowicz）以及1980年工人運動的其他領導人就勇敢地指出，工會對工人運動的背叛以及秘密警察所策劃的旨在反對工人的陰謀使團結工會變成了資本主義的推動者。這些團結工會的創始者們在官方的紀念標語“（團結工會）始于格但斯克”（It Began in Gdansk）后又辛辣地加上“止于馬格達倫”作為自己的口號（作者在這里使用該詞意指華沙附近的一個小鎮，反對派和政府在此簽署了波蘭恢復資本主義的協議）。曾經和雅采克·庫隆（Jacek Kuron）聯署著名的《致黨的公開信》（1965）的卡羅爾·莫澤萊夫斯基（Karol Modzelewski）則從完全不同的角度表達了他對官方紀念活動的不滿。莫澤萊夫斯基曾在波蘭共產黨執政期間坐過八年半的牢。在上個月召開的有前反對派領導人參加的團結工會紀念活動研討會上，瓦文薩宣稱他早在1980年就已經知道波蘭必須建設資本主義。對此，莫澤萊夫斯基反駁道：“他自己肯定一直對資本主義念念不忘。我當然不會。我不會為了資本主義而在監獄里犧牲哪怕一個星期或是一個月的光陰，更不用說八年半了！”

格但斯克造船廠工人罷工25年后，波蘭內外交困，而工人運動卻后繼無人。1989年后，波蘭所有民主政府所采取的極端自由的政策導致生活在社會最低保障之下的人口成倍增長（社會最低保障是一種對生活標準的衡量，其標準為每人平均每月130英鎊，合192.4歐元，或者是一個三口之家平均每月297英鎊，合440.4歐元）。1989年，生活在社會最低保障之下的人口比例為15%，1996年達到47%，2003年則高達59%。2007年，失業率為14%，如今則高達18%。在一個僅有3800萬人口的國家里，大約400萬人生活在最低生存標準之下！從另一方面說，占總人口5%的富人卻消費了社會產品總量的50%。而在國際政治領域，波蘭則被認為是美國在伊拉克實現帝國主義企圖的盲目擁護者，是華盛頓安插在歐盟的特洛伊木馬。

　　一場工人革命的結果為何會使波蘭蛻變成一個違反國際法參與侵略伊拉克的國家呢？一個原本實行工人自治的國家如今為何被內閣總理馬雷克·貝爾卡（Marek Belka）掌管？他可是一個在任職伊拉克經濟重建主任期間與臨時聯合權力機構共同違反海牙法規和日內瓦公約的人！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自決運動卻結出了惡果，導致政治舞臺脫離民眾，左右翼愈發難以分辨；原本非政治化的民眾不得不時常去聽政客們信誓旦旦地宣稱要用鐵腕肅清共產主義、騙子、罪犯、同性戀等一切“敵人”。這一切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正確回答上述問題我們就可以了解2005年波蘭的社會困境，尤其是可以了解波蘭左翼的狀況和觀點。

然而，要想獲取答案，我們必須首先戳穿右翼歷史學家、主流媒體和舊政權繼承者們不斷宣揚的關于團結工會的一些神話。

工人革命

　　1980年夏天，波蘭爆發了工人革命。為了爭取工人的政治和經濟的解放，團結工會應運而生。盡管沒有華麗的革命詞藻，沒有鮮明的標識符號，也沒有在具體活動層面上的組織架構，但它依然是一場名副其實的革命行動。它鮮明的特點就是以工人為導向和中心，在團結工會各機構里，工人的數量占絕對優勢，更重要的是，團結工會的政治方案也凸顯了工人利益。團結工會的目標不是復蘇經濟，不是改革體制，也不是恢復資本主義，甚至資產階級民主典型的政治自由也不是其明確目的。

　　盡管人們對憲法中確立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條文提出尖銳的質疑，但并沒有要求建立多黨制。根據傳統，激進的左派比較推崇民主，比如工人自我管理和自治，對中央計劃進行集體的社會控制等。從上述情況不難看出，團結工會起初并非主張資本主義。事實上，它明確宣稱支持社會主義。它所有的文件都承認經濟社會化不可侵犯，肯定波蘭人民共和國（PRL，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所取得的社會主義成就。更重要的是，它政治化了在資本主義世界里統治階級不惜一切代價想要去政治化的領域。比如在工廠車間波蘭工人們要求實行民主自決，而資產階級則想要完全由經濟因素來決定。

　　著名的“格但斯克協議”第六點表明“國內經濟改革應當以企業更大的獨立性為原則，企業管理應當真正包含工人的自我管理”。1981年，在團結工會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另一條要求又被寫入自治共和國綱領。它規定國內經濟應當依賴于公共部門，而公共部門要由工人理事會所代表的集體來管理，由一名理事具體運作。理事通過競爭經由理事會任命，他要對理事會負責，為社會和他（她）所在的集體謀求利益。

　　盡管團結工會領導階層想要和政府達成妥協，但是大會的代表們卻堅定地表示工會應當依據集體的意愿繼續為工人自我管理和企業社會化而斗爭。大會毫不妥協的立場清楚地表明了從1980年到1981年工人運動的主導邏輯。激進的自治活動分子茲比格涅夫·寇瓦萊夫斯基曾說過：“在那個年代，在一些大的工業廠區，有了集體意愿的支持，團結工會就難以戰勝。不管是誰有了這種意愿的支持都可以大膽地依賴它并取得勝利，甚至可以擊敗瓦文薩。”

戒嚴法與資本主義回歸

　　戒嚴法或稱“戰時狀態”打斷了自1980年以來持續發展的革命大潮。工人運動被完全平息，或是被迫轉入地下。戒嚴法實施期間真正的受害者是工人運動本身，而不是工會領導人。他們被拘禁隔離，但情況并不太糟。在新的形勢下，團結工會失去了其群眾運動的特征。不過，大部分工會機構依然偷偷地保存下來，只是原先使其充滿生機的群眾運動的因素被破壞了。反對派領導人和活動家所依賴的社會基礎被切斷。在這種新的條件下，他們的支持力量不再來自車間和工廠，而是來自教會。

　　在1984年，盡管有80%的波蘭工人宣布支持自治和自主控制工廠車間，但是工人們的這種心情并沒有在反對派的政治訴求中得以體現。此后不到一年，臨時全國委員會（the Provisional National Commission）與日比格涅夫·布扎克（Zbygniew Bujak）、伯格坦·鮑魯西維茨（Bogdan Borusewicz）對團結工會綱領發動了一場激烈的內部攻擊，并將一系列贊成資本主義的主張塞進團結工會綱領。

右翼的發展得到了西方國家的鼓勵，它們為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和支持。美國國會于1989年通過了《美國支持東歐民主法案》，西方國家對右翼的援助達到了頂峰。該法案同意撥款2億多美元注入反對派所在中心區以推動當地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進程。在波蘭，這批資金被用來創設保守的智庫，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波蘭美國自由基金會（the Polish American Freedom Foundation，PAFF）。而這些智庫則成了新統治精英的干部孵化器。

　　有意思的是，團結工會出現的這些親資本主義傾向同時也發生在共產黨內部。當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實行“新思維”的時候，華沙政權也開始傾向引入市場機制。日比格涅夫·梅森內爾（Zbigniew Messener）政府與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 Rakowski，波蘭人民共和國最后一位內閣總理）政府則大規模地公開推行這些機制。而技術官僚們和地方大亨更是急不可耐地等著實行私有化，因為這可以使他們重新奪回自己對工廠的控制權。

資本主義復辟帶來的切實痛楚

　　如果說1980年到1981年在波蘭是革命階段，1989年則與其完全背道而馳。在1989年，波蘭發生的事件相較于柏林墻的倒塌或者布拉格示威來說更具有復辟的特征，這是因為波蘭體制的改變并非是通過或者伴有群眾性的社會運動來完成的。波蘭總理泰狄士·馬佐維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原團結工會代表，1945年以來第一個非共產黨的波蘭總理。——譯者注）進入內閣開始執政期間身患疾病，這成為舊反對派“能量”衰落的具有諷刺意味的象征。一年前當瓦文薩成為團結工會的領導人時，工會草根階層的革命能量最終被反對派精英所壓制。1988年，波蘭最后一次出現工人大規模動員，打破了1986年到1987年彌漫全國的冷漠氛圍。年輕的工人組織人們斗志昂揚地占領工廠，開展罷工，整個國家都被這樣的浪潮所席卷。表面看來，團結工會的領導階層是支持罷工的，但實際上他們極力想要終止整個運動，因為它威脅到了教會在工會與政府正在進行的談判中的調解作用。

　　如果說1980年是充滿理想的一年，1989年則象征著運動起初帶給人們的美好夢幻的破滅。大部分民眾喪失了革命的熱情，致使第一次自由選舉出現了極低的投票率（投票率為62%，在2700萬合法的選民中，有1000萬沒有參加投票）。像1980年那樣的群眾集會和游行示威已銷聲匿跡。當時人們普遍的觀點是政府正在決定國家的未來，而公民們卻毫不知情。將來結果會是什么？一種宿命論的預期充斥著工廠和車間。工人們灰心喪氣，幾乎有一半工人相信他們無法影響波蘭正在進行的變革的方向。盡管絕大部分工人對私有化持有否定態度，但真正的反抗卻軟弱無力。

　　經濟復辟瓦解了政治活動，人們更加關注自身的需求。10年前還信奉社會變革的人們現在只是想要獲取一份工作，能夠得到快速回報和個人幸福。“無論我們做什么，他們依然會我行我素！”這種口號中所體現的政治虛無主義取代了過去對民主制度的信仰。重要的是，團結工會的原動力——工人階級發現他們被剝奪了政治代表權，成為失意沮喪的旁觀者。沒有組織機構，沒有左翼的領導，許多參加運動的工人開始轉向天主教教義。他們把拒絕資本主義與推崇威權主義、反猶太主義和對歷史的理論解讀緊密結合起來。今天這種轉向留下的歷史遺產是：瑪利亞電臺大家庭（the World Family of Radio Maria）成員達到200萬，他們向世界傳播塔戴務什·雷吉克（Tadeusz Rydzyk）的教義；波蘭家庭聯盟（the League of Polish Families）成員日益增多；絕望的船廠工人高呼反猶太口號，藉此表達他們對八月罷工周年紀念的不滿。

　　格但斯克罷工已經過去了25年，在此期間波蘭社會的變化經歷了一條崎嶇而又復雜的道路：它不斷徘徊于實現民主自決夢想的嘗試與維持政治虛無主義的狀態之間，而政治虛無主義本身則是對民主這一概念的侵蝕。這條道路有點像個周而復始的圓。在25年前的今天，波蘭最鄭重地承諾要實現民主的那些人就是如今在這方面做得最少的人。從連續爆發的社會抗議不難看出，那些依然堅守民主社會信念的還是工人。他們可以真正實現社會正義原則，這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平等，重要的是工人們可以掌控經濟領域的戰略決策。工人們的立場明顯和統治階級的觀點和意圖相沖突。在波蘭，民主本已經出現病態和畸變，比如自由保守的公民平臺黨（Citizens Platform Party）發起了選舉委托制，高等教育引入了學費制等等。即便是這樣，統治階級似乎決心要把民主限制為是貝爾卡（Belka）政府策劃的對公司老板們的一種獎賞，因為這些老板有權封閉工廠不讓工人上班。

　　波蘭資本主義復辟造就了一個社會荒原。現今的“替代全球化”現象與其說是一種社會運動，還不如說是一種社會景象（活動分子景象）。工人們的抗議確實很強烈，而且最后經常演化為騷亂。去年七月，華沙街頭煤礦工人的游行示威最后就變成了一場騷亂。但是工人們缺少協調與合作，沒有明確的政治傾向。即便罷工和抗議浪潮（如2002—2003年）能夠促使民主左翼聯盟（The Democratic Left Alliance，SLD）執政的左翼政府對政策作出調整和改變，但卻無法留下任何持久的組織結構或代表性。

如今，團結工會在波蘭已經無足輕重。在普通民眾的眼里，它成為折中妥協、腐敗墮落、背信棄義的象征。在保護被清算的工廠時，工人們也越來越少地尋求它的支持。對于他們來說，團結遠比團結工會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