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誕“炸機”驚魂：美國反恐成為“神話”
發布: 2010-1-01 | 作者: 田文林 | 來源: 中國經營報
圣誕夜本是西方國家舉家團聚、縱情狂歡的日子，但2009年美國人的過節氣氛，卻因一起未遂爆炸案而罩上巨大陰影。2009年12月25日，在美國一架從阿姆斯特丹至底特律班機上，一名尼日利亞籍嫌犯企圖引爆綁在身上的炸彈，幸被同機乘客制服。該事件雖未釀成大禍，但喚醒了美國民眾對2001年“911”恐怖襲擊事件的可怕記憶。
表面上看，這次未遂爆炸是個孤立事件。嫌犯穆塔拉布承認“在也門接受過恐怖襲擊訓練”，也承認和“基地”有染，但這次襲擊似乎并非有組織行為，而是他在互聯網與某些伊斯蘭極端分子交流后個人策劃的襲擊行動。但實際的答案顯然沒那么簡單。
穆塔拉布的父親時任非洲聯合銀行CEO，因此其生活、學習條件優越，算是標準的富家子弟。按常理推測，完全沒理由從事這種恐怖活動。但聯想到當年制造“911”事件和倫敦地鐵爆炸案的恐怖分子也都受過良好教育，“恐怖大亨”本拉登更是億萬富翁，我們不得不回到那個老話題：美國持續數年的反恐戰略到底效果如何？
對美式全球化的反擊
表面上看，伊斯蘭世界反美主義盛行，主要是受極端宗教思想影響。但如果僅僅將問題歸咎于宗教信仰或所謂的“文明沖突”，顯然說服力不夠。人常說，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因此，這種恐怖主義之所以專門針對美國和西方，根本原因恐怕還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種種不公平現象所致。
從國際政治角度看，它與美國在伊斯蘭世界的霸權擴張直接相關。20世紀前期，美國一直以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者自居，不像英法那樣在伊斯蘭世界搞殖民主義，因此相當長時期內，美國在中東名聲不錯。
但二戰后，美國在中東加大滲透和擴張，顛覆伊朗摩薩臺政權，拼湊巴格達條約組織，壓制納賽爾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尤其是偏袒以色列，使其近乎站到阿拉伯世界的對立面。1991年海灣戰爭后美軍進駐沙特，更是犯了穆斯林忌諱，使類似拉登這種懷揣伊斯蘭圣戰理想，從阿富汗戰場下來的抵抗戰士難以容忍。
從國際經濟角度看，這種反美主義也是對南北矛盾日趨激化的一種極端化反應。我們知道，當前美國霸權的幾大支柱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制度霸權。二戰結束時美國悉心建立起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等經濟制度框架，乃至當前竭力倡導“全球化”，力圖將眾多國家容納其中。
英國學者彼得高恩在其《華盛頓的全球賭博》一書中指出，全球化并非完全是由學者鼓噪起來的，而是由西方的政治和商業精英有意為之的結果。歷屆美國政府都對全球體系加以利用，使之成為美國國家經濟政策的強有力工具。美國實際是以由其主導、制定的各種所謂國際規則為平臺和依托，主要通過商業和經濟等間接方式，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掠奪發展中國家財富，這就是過去常說的“新殖民主義”。
由于這種掠奪方式較為隱蔽，因此短期內不易察覺，甚至有的國家被人賣了還替人點錢。但從長時段看，其負面效應一目了然：看似公平的自由貿易和國際競爭，實則使諸多發展中國家日益陷入依附狀態，成為靠出賣資源、出售單一商品、依靠僑匯過活的下游國家，而美國則憑借微軟和波音等公司生產的高端產品，肆意掠奪他財富，由此造成“資本主義絕對規律”在世界范圍內得以應用：一方面是南方國家貧困的積累，很多人終日辛苦，仍食不果腹，處在發展邊緣；另一方面則是北方國家財富不斷積累，人們飽食終日，恬然自得，廉價享受發展中國家創造的勞動成果。
反恐范圍擴大化
“911”事件發生后，小布什政府把“反恐”鎖定為全球戰略重點。理論上說，美國在遭到外部恐怖襲擊后，有權進行合理報復。問題是，中東之所以滋生反美恐怖主義，主要是美國長期奉行雙重標準，推行單邊主義所致。但美國沒有對自身中東政策認真進行反思，反而希望借反恐謀取霸權，無疑會火上澆油。其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反恐范圍擴大化。
美國在反恐過程中，如果說打擊塔利班政權和基地組織尚合乎情理的話，那么在無憑無據的情況下，推翻薩達姆政權多少有些借題發揮的成分。因此，伊拉克戰爭既是美國反恐戰略的深化，更是反恐戰略的泛化。
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采取的正是“有罪推行”的霸道原則：先一口咬定薩達姆政權藏匿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再假定薩達姆居心不良，可能會對美國動用這些武器。因此，美國決定“先發制人”，把臆想中的“恐怖主義”消滅在萌芽狀態。因此就出現了美國先開戰，戰后尋找開戰證據的咄咄怪事。
在遲遲找不到證據的尷尬情況下，美國索性改口說，即使沒有殺傷性武器，把薩達姆這個獨裁者趕下臺也是正義之舉。最近披露的消息稱，英美在戰爭前已經知道伊拉克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這種情況下仍然公然以此為借口發動戰爭，就是明目張膽的侵略。
這里，美國自視為當今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發動戰爭儼然已到了毫不節制、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地步。這種簡單化做法固然短期有效，但也遺留下無窮后患：美國“911”后精心塑造的“悲情英雄”形象，逐漸還原為一介草莽武夫；充滿正義色彩的反恐戰爭，淪落為一場功利色彩濃厚的謀霸之戰。
此外，美國反恐戰略還存在“以暴易暴”的簡單化做法。恐怖主義本質上屬于非傳統安全范疇，它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類問題。英國《觀察家報》國際新聞主編博蒙特曾撰文認為，反恐本質上是一場“思想戰”，但布什政府在對付恐怖主義時，一上來就使用了“戰爭”一詞，這就意味著美國決意要用武力方式對付恐怖主義，并接連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戰爭。但暴力手段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非靈活性，它只能用于懲罰，因此存在招致被懲罰者反抗的可能。伊拉克的現實證明，美國的暴力征剿政策效果有限，且其負面作用不容忽視。“把追緝恐怖分子搞成戰爭，勢必會制造出若干無辜的受害人。無辜的受害人愈多，仇恨就愈大，某些無辜受害者搖身一變為行兇者的機會也愈大。”
“中東新政”VS“戰爭后遺癥”？
總之，師出無名的反恐戰爭，以暴易暴的簡單化做法，以及對伊斯蘭世界的妖魔化，縱容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和加沙，都使中東穆斯林產生了難以言狀的屈辱感和被剝奪感，由此進一步加劇了對美國的仇視。
在BBC的一次調查中，有71％的約旦人居然認為，美國比基地組織更危險。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敵意達到令人震驚的程度”。這種普遍存在的反美思潮，為恐怖主義生存提供了豐厚的土壤。在某種程度上，恐怖主義正是發泄這種極度不滿情緒的一種極端化方式，而伊斯蘭教義只不過是這些恐怖分子為方便起見，隨手披上的一件外衣罷了。
因此，美國的反恐戰略與其說是在根治恐怖主義，不如說是在培植恐怖主義：伊拉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國家和瀕臨失敗的國家，大量民眾流離失所，或死于恐怖活動，從而將更多的民眾趕到極端組織一邊，使伊拉克成為恐怖活動的最大策源地。在阿富汗，塔利班激進組織卷土重來，大有使美國重蹈當年蘇聯覆轍的味道。基地組織也日漸恢復并擴大活動范圍，本拉登更是逍遙法外，由恐怖活動策劃者變成恐怖主義的精神教父。
由于美國過去幾年的反恐戰略始終沒有觸及滋生恐怖主義的政治和經濟根源，因此使美國就像古希臘神話中的西緒弗斯一樣，好不容易將巨石滾到山頂，但手剛一松開，這塊巨石便又重新滾回原地。
當然，美國是個善于從錯誤中學習的國家。奧巴馬上臺后，在中東推行新政，竭力緩和與伊斯蘭世界關系，使雙方緊繃的關系有所緩和。但奧巴馬中東“新政”要實現的目標太多，政策調整難以達到預期。而且布什時期發動兩場戰爭造成的“戰爭后遺癥”過于嚴重，因此雙方敵意短期難消，而圣誕夜的這場未遂恐怖襲擊，實際上就是這種反恐后遺癥的體現。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亞非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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