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黑社會透視資本主義的金權(quán)政治--駁吳思

從黑社會透視資本主義的金權(quán)政治　　

——駁吳思《清除黑社會要靠民主》　　

《炎黃春秋》雜志總編輯吳思，在《清除黑社會要靠民主》里給出了中國黑社會未來發(fā)展的三種走向——　　

“如果走向民主制度、司法獨立，行政效率降低的話，隨時都可以換人，這時，黑幫會有，但不會太瘋狂，這是假定完成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情況。如果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完成，這時候就會出現(xiàn)兩個極端的結(jié)果：或者是黑道、白道相勾結(jié)，變得更黑；或者是官方可以不擇手段地去搞運動，去打黑社會，嚴刑峻法，可以打得特別徹底……”　　

由題目可知，吳思是在鼓吹“完成了政治體制改革后”的民主制度、司法獨立（即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司法獨立）。盡管他也承認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消除不了黑幫，而靠“搞運動”和“嚴刑峻法”，可以打得徹底，但他卻以“不擇手段”來修飾，這就把他對于“群眾運動”的憎惡之情直白地表現(xiàn)出來。此時，他們就不再信奉“逮住耗子就是好貓”的哲學了。　　

一句話，寧要資本主義的黑社會，不要社會主義的群眾運動。　　

對于黑社會是私有制土壤里結(jié)出的一朵“罌粟”這一事實，吳思們是心知肚明而且有意栽培的。資改精英張曙光說，“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quán)力轉(zhuǎn)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而黑社會又何償沒在資改的“私有化”過程中立下了“減少權(quán)力轉(zhuǎn)移和再分配的障礙”的汗馬功勞呢？沒有黑社會，開發(fā)商的拆遷，大資本的土地流轉(zhuǎn)，如何能順利地得以完成呢？　　

建國后不久，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把去測量的人都趕走了。毛主席評價“鄧XX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如果不是當時消滅了黑社會，假如當時也對外開放引進西方的先進黑幫文化，“釘子戶”們敢如此硬氣么？難怪說“改革就是和毛主席對著干”，黑社會、黃賭毒的死灰復燃就是證據(jù)之一。而消滅黑社會也是走“回頭路”，改革精英豈有不站出來反對之理？　　

再者，吳思嘴里的資本主義民主制下的黑幫“不太瘋狂”，到底是一種什么程度呢？我們就來看一看：　　

一、臺灣　　

1996年6月，臺灣“警政署”首次公布各縣市黑社會幫派普查情況：幫派組織計1000多個，其中有組織形態(tài)的126個，成員5800多人（這只是警方“列管”人數(shù)，實際人數(shù)至少達數(shù)萬人）。“竹聯(lián)幫”、“四海幫”、“天道盟”三大黑幫的勢力已經(jīng)國際化、企業(yè)化、集團化、合法化、多元化，以公司名義出現(xiàn)或作掩護，介入諸多經(jīng)濟領域，不再僅僅從事黃、賭、毒。今天臺灣利潤最豐厚的黑道事業(yè)，就是與白道勾結(jié)，涉足建筑業(yè)、影劇娛樂業(yè)以及新興的衛(wèi)星、有線電視和網(wǎng)絡，通過“圍標”、“綁標”獲取巨額利潤。　　

黑道老大在經(jīng)濟實力增強后，通過漂白方式進入政界發(fā)展，主要是通過花錢進行賄選買票，進入地方議會與“立法院”，并在上世紀90年代形成一種風潮，大批黑社會分子進入政壇參選“漂白”。依臺灣警方的統(tǒng)計，地方議會有黑道背景的超過總數(shù)的三分之一，有黑道背景或犯罪記錄的某屆各縣市議會正副議長更超過95％。這就是所謂的臺灣“黑金政治”。“黑道”人物一旦當選“立委”，完全可以通過財政、質(zhì)詢等方式牽制執(zhí)法機構(gòu)。甚至會動員黑道大搞“民眾運動”，利用“民意”為自己保駕護航。而且，這些“黑道”人物還將江湖作風帶入立法院，使立法院經(jīng)常上演“武打”鬧劇。　　

二、日本　　

在日本，黑幫可以公開活動：教父由民主選舉產(chǎn)生，并通過記者招待會公之于眾，成員都以紋身作標志。著名的有山口組、稻川會等。日本每次競選的背后，都有來自黑幫的政治獻金和和選票。因此，當山口幫教父因謀殺入獄時，前首相相岸信介和兩位前大臣聯(lián)名保釋他。　　

三、俄羅斯　　

完成了“政制體制改革”后的俄羅斯，黑社會也卷土重來，泛濫猖厥，走私軍火、販毒、操縱體育賽事、開拓色情市場（“國際反奴役婦女組織”新聞秘書維特曼透露，目前中國境內(nèi)約有6000名俄羅斯小姐。主要集中在北京友誼商店和三里屯一帶、上海的高級私人俱樂部以及哈爾濱等地）；俄羅斯《真理報》說70%的跨國征婚都由俄羅斯黑幫控制。　　

俄羅斯內(nèi)務部長拉希德·努爾加利耶夫表示，俄羅斯目前大約活躍著116個犯罪團體，近4000名成員（而據(jù)有關專家估計俄羅斯僅光頭黨成員就有大約5萬名），他們在地區(qū)間和國際上擁有強大的關系網(wǎng)，已經(jīng)侵入俄羅斯經(jīng)濟的幾大關鍵領域，掌控著大約500個重要的經(jīng)濟實體。有組織犯罪已成為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　　

四、意大利　　

目前，黑手黨的勢力范圍已滲透到了意大利各經(jīng)濟部門，控制著意大利全國約20%的零售商和15%的制造商。黑手黨等犯罪組織除從事販毒活動外，還從事高利貸、敲詐勒索、綁架、詐騙、走私等犯罪活動，使意大利商人們受害不淺。高利貸等犯罪活動每年使意大利商人遭受高達31萬億里拉（約合170億美元）的損失。甚至在南方的一些大城市，80%以上的商人不得不向犯罪分子繳納“保護費”。　　

西西里反黑執(zhí)法官安東尼奧·英格里亞說：“比奧納多（黑手黨教父）用相對‘民主’的辦法管理他那龐大的犯罪帝國，所以愿意替他賣命效忠的人更多……。我們現(xiàn)在面對的是一個經(jīng)過革新了的、更加強大的、并決心要同部分掌權(quán)人士開展對話……。這是一種邪惡的同盟。當黑手黨到了非常強大的時候，它也就不需要再求助于暴力了……”曾任意大利議會反黑手黨委員會成員的因波西馬托說：“其實，這一切都沒有任何變化，只不過黑手黨組織現(xiàn)在是求助于那些高級顧問來為他們洗錢罷了。被政府沒收的黑錢只占它的總金額的1%。”　　

黑手黨家族至今仍然在是意大利、歐洲和美國等地地下秩序的維護者。　　

五、美國　　

在資本主義民主的樣板、資改精英們的彼岸——美國，黑社會早已滲透到了政治、經(jīng)濟等各個領域，他們從事走私、人口販賣或協(xié)助偷渡、 走私軍火、槍械、毒品的生產(chǎn)、運輸、販賣、詐騙、賭博、賣淫、色情出版、地下錢莊等。　　

金錢政治是美國政治的一大突出特點；政治獻金如今已成為美國政治制度中根深蒂固的頑疾。美國政治觀察家弗蘭克認為：“現(xiàn)代政治的現(xiàn)實是，……若與財富結(jié)盟，就易于成功而鮮于失敗。在這里，獨立和美德是很難保持的。”“競選資金是一個在許多方面都令人困惑的話題。但可以確信的是，正是金錢，才決定著我們民主制度的最基本的東西：即由誰來參加競選，誰能贏得競選，以及他們?nèi)绾螆?zhí)政。”　　

黑幫從事的都是暴利行業(yè)，這使得他們能在短時間內(nèi)財力暴增。下一步則通過政治獻金參與政治，或者轉(zhuǎn)而從事正當行業(yè)掩蓋或漂白自身。即使一旦身陷囹圄了也可以過著國王一樣的生活（陳良宇每天在監(jiān)獄生活費用200多元，就是向美國老師補的課），可以遙控家族的生意（黃光裕正在補這門課），還可以以納稅公民的身份花錢換取監(jiān)外的自由生活。因此，芝加哥王阿爾·卡彭給黑手黨的忠言之一就是：要按時向聯(lián)邦政府納稅。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阿爾·卡彭帶領幫派火拚并行賄政客、警界與司法界，至今仍成為另類美國夢的象征。芝加哥法官約翰遜曾給卡彭寫了這樣一封信：“尊敬的先生，感謝您在選舉日給予我的幫助。您竭誠關心此次選舉的進行，沒有您的幫助，我恐怕無法體面地擺脫困境。謝謝您，老人家！這一點我將銘記終身……”；美國911事件后，塔利班組織曾聲稱：“和卡彭的所做所為相比，我們的行動并沒有那么可怕”；著名建筑師亞歷山大·戈林在提及芝加哥的敗壞治安時也聲稱：“芝加哥仍舊活在阿爾·卡彭的時代”。　　

《時代》雜志和美國有線廣播網(wǎng)聯(lián)合評出的“20世紀最有影響的行業(yè)奠基人”中，查理·盧西安諾作為“現(xiàn)代有組織犯罪之父”（一手指指揮“暗殺團”，一手負責家族生意）排在微軟總裁比爾·蓋茨之前。　　

1963年11月22日中午，數(shù)百名美國人親眼目睹了約翰·肯尼迪被射殺的一幕。1978年美國國會政治謀殺調(diào)查委員會得出結(jié)論：除了軍工集團、中央情報局和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外，黑手黨也參與刺殺陰謀。報告暗示，黑手黨曾與肯尼迪達成默契：用數(shù)百萬選票的政治支持來換取政府的縱容。然而，肯尼迪上臺后，任命自己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為司法部長，將上百名黑手黨送上法庭。這種“背叛”是黑手黨全國委員會無法容忍的，他們選擇了卡洛斯這個年輕教父負責血洗恥辱。　　

盧西安諾之后的黑幫領袖,電影《教父》的原型卡羅·甘必諾，深諳政治和法律，一直使執(zhí)法機關束手無策。除了無處不在的影響和令人眩目的財富外，誰也不清楚他到底做過些什么。　　

1966年，紐約地方檢察官亨特在星球飯店將甘必諾和其他12位教父逮捕。不到1小時，130萬美元的保釋金就擺在檢察官桌上，甘必諾等人則回去繼續(xù)開會；第二天就開始了對檢察官的反擊；先是紐約公民自由聯(lián)合會指責警方漠視人權(quán)，并暗示正在謀求連任的檢察官亨特企圖利用審判來擴大自己的影響。隨后法院又宣判甘必諾等人無罪。半年后，檢察官亨特競選連任失敗，一生再未擔任過任何公職（南方報系指責備重慶打黑侵犯人權(quán)，補的就是這門課）。　　

1976年，甘必諾病亡，全球100多家電視臺實況轉(zhuǎn)播了這場國王般的葬禮。黑手黨內(nèi)的所有精英都出席了在圣瑪麗教堂舉行的安魂彌撒，加長林肯和黑色奔馳組成一望無際的送葬車隊。悼詞中的甘必諾，是一個愛國者和慈善家，一個具有偉大人格的“優(yōu)秀公民”（周方報系正是按這樣的標準打造黎強）。　　

上世紀60年代發(fā)生的伯納諾家族的內(nèi)部仇殺，引起美國公憤，一時間，報紙、電視上充斥著對黑手黨的漫罵和侮辱。為了挽回影響，黑幫教父克隆博控制的派拉蒙制片公司開始了最強有力的危機公關，它于1971年推出以卡羅·甘必諾為原型的電影《教父》。這部經(jīng)典之作不僅在電影史上青名不朽，也徹底改變了千百萬美國民眾的認知：雖然黑手黨內(nèi)部仇殺不斷，但他們并不濫殺無辜，相反，他們關心普通人，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正義。克隆博還成立了擁有150萬會員的“保衛(wèi)美籍意大利人公民權(quán)利同盟”，并在紐約組織了10萬人的游行，迫使司法部長米歇爾下令禁止公開使用“黑手黨”一詞。于是，可以公開辱罵黑手黨的年代一去不返。美司法部長米歇爾說：“克隆博這個雜種應該去競選美國總統(tǒng)。”　　

正是由于美國的“民主’、‘法制’，迫使一些檢查官不得不采用“釣魚”、栽贓等非法手段，而這樣的手段有時又會反過來成為黑幫的把柄。　　

檢察官杜威知道自己很難抓到盧西安諾的把柄，就找了一群廉價妓女來指控盧西安諾操縱賣淫。被妓女的哭訴打動的陪審團，判了盧西安諾50年監(jiān)禁。　　

當檢察官杜威成為紐約州州長，并計劃競選總統(tǒng)時，盧西安諾托人捎話給杜威：“如果你競選總統(tǒng)，我就提出上訴。人們會知道你如何唆使證人作偽證，妨礙司法公正。”于是，杜威順便要了9萬美元作為自己的總統(tǒng)競選基金。盧西安諾獲得了自由。　　

1986年，黑幫教父高蒂連續(xù)3次被美國政府起訴，但3次都被無罪釋放了。司法部長痛苦地承認高蒂接二連三的勝訴是執(zhí)法部門的恥辱。然而，高蒂卻繼續(xù)羞辱執(zhí)法部門。高蒂登上《時代》雜志的封面，對著《紐約時報》的記者侃侃而談。媒體甚至稱高蒂為“紐約市的形象代言人”。　　

為了報復，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特工們逮捕了高蒂的沙米。先放出風聲說沙米準備與政府合作，接著散布高蒂要除掉的謠言，最后唆使一名死刑犯在獄中襲擊沙米。沙米很輕易地擰斷了刺客的脖子，但也決心充當政府的污點證人。致命的證詞終于把高蒂送進了監(jiān)獄。但被被控19宗謀殺的沙米，卻只蹲了5年監(jiān)獄。出獄后，沙米又在鳳凰城組織了新的販毒網(wǎng)。　　

其實，按照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逮住耗子就是好貓”的叢林法則：黑幫是叢林中豺狼虎豹，所以，應該和政治精英、經(jīng)濟精英、文化精英同屬于“精英”族群，即暴力“精英”。——也就是黎陽《持槍搶劫與持權(quán)搶劫》文中的“持槍搶劫”族，與前三種精英在“叢林”中，既共生互惠，又相互斗爭。嚴格地說，暴力“精英”公開的身份又是上述三種精英之一，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　　

所以，依靠資本主義的精英法制、精英民主，是不可能解決黑幫現(xiàn)象的。吳思所謂的“不太瘋狂”只過是黑幫更隱蔽、更高明，或是“漂白”合法化了而已。因為一些黑幫在借助暴力形成籠斷了某個行業(yè)領域后，就不需再使用暴力手段了（當然，一些靠正道發(fā)展起來的資本家，一旦需要，也會組織或利用黑社會進行暴力競爭）。更何況，黑社會、“黃賭毒”本來就是改開后從西方私有制度引進的毒瘤，再幻想用西方私有制度下的法制、民主解決這個問題，豈不是用刀削自己的刀柄嗎？　　

事實證明，只有無產(chǎn)階級運動興起，刷洗山河，蕩滌“污垢”時，才能把這些私有制下的丑惡現(xiàn)象徹底掃進歷史的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