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統一：神話與現實
劉波
經濟觀察報 劉波/文 即將誕生的歐盟“總統”應會成為這個星球上權力最大的人物之一，但他卻如一個難產的嬰兒一般遲遲不能墜地。歐洲統一是一個聽起來頗為高尚的目標，布魯塞爾歐盟總部的官員也正在探討著如何利用《里斯本條約》得到全體成員國批準之后的有利形勢，構建一個更為民主、透明和開放的組織，打破他們在民眾中的暮氣沉沉的官僚形象。然而，新的規劃依然滲透著舊的風格，各國依然在幕后進行著各種明爭暗斗，基于國家利益的現實政治之爭讓那些充滿理想的玫瑰色的言辭黯然失色，甚至連這場選擇的形式也不是那么民主。在身處局外的觀察者看來，歐盟正在進行著一場艱苦的試驗，這場試驗雖然以更新潮的詞匯包裝了一些傳統的爭斗，但它仍然會決定歐盟在未來是否將以一種更健康的狀態呈現。
歐盟常任理事會主席和歐盟外長的選擇過程，是一幕典型的歐洲式場景，根植于力量對比的現實之中。那些大國希望歐盟能夠擁有一位更強勢的領導人，他應該在國際舞臺上擁有崇高的威望和果決的魄力，以使歐盟在這個日漸遠離 “歐洲中心”的世界上發出更為強有力的聲音。小國、尤其是那些在2004年之后才加入歐盟的東部國家，則認為歐盟事務基本上已經為大國操控，那么這兩個新設立的位高權重的職務，理應也讓小國分一杯羹。
大國思路的難處在于，除了英國前首相布萊爾之外，歐洲很難找到一個更為強勢的前領導人，但布萊爾的強勢的表現之一卻是，他甘愿冒歐洲分裂的風險，與法德軸心作對，在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堅定地與美國的布什總統并肩站立，維護兩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神秘關系。所有人都應該能猜測到，正如一位法國領導人永遠都會維護歐盟的農業補貼政策一樣，一位英國的領導人永遠都會反對歐盟與大西洋另一邊的美國過度遠離。在這種情況下，法德兩國似乎愿意偏向那些中小國家的考慮，而這個時候比利時首相范龍佩就成為了一個更好的選擇。范龍佩在國際上并沒有顯赫的聲譽，只以用弗拉芒語寫日本俳句的愛好而著名。但德法兩國 “包辦”歐洲事務的局面仍讓許多小國感到不安和焦慮，在這一點上它們又與英國取得了一致。于是整個歐洲的政治就顯得像是一個萬花筒。
歐洲政治版圖上林立的不同派別增添了這場爭斗的復雜性。目前在歐盟大多數國家掌權的中右翼黨派希望新的“總統”職位能反映這樣的政治態勢，也就是說他們希望有一位像范龍佩這樣的保守的、經常強調歐洲基督教特性的領導人。如果是這樣，外長的安排就必須反映出中左派的利益，而他們已經將意大利前總理達萊馬奉為旗幟，但達萊馬早年參加共產黨的經歷、以及他時常流露出的反美與反以情緒，則可能激發外界的反對聲音。總之，無論歐盟在最后做出什么樣的決定，盡管從外表來看歐洲已經建立了新模式，但它的運轉方式依然帶有19世紀上半葉梅特涅時代的氣息。
但這能構成我們嘲諷歐盟一體化進程的理由嗎？恐怕不能。無論如何，歐洲的統一所代表的是歷史上一件偉大的工程，雖然它總會帶有種種舊的印記，但總體而言它是一件陽光下的新事。它不是神話也不是現實，而是介于神話與現實之間。
我們恐怕難以說歐洲一體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進程，這樣的說法未免帶有太強烈的歷史決定論色彩。與其他大陸相比，歐洲的歷史上似乎有著更多的戰亂與沖突。正如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說的，“歐洲是通過歷史建立的，美國是通過哲學建立的。”歐洲歷來便缺乏美國那種一致性的氣質，沒有人可以說歐洲有比其他地區例如東亞更多的適于融合的潛質，例如法英兩國之間的歷史宿怨可以遠遠追溯到中日的歷史宿怨之前。歐洲的特殊之處似乎在于，其領導人具有更強的捐棄前嫌、同舟共濟的意識，其民眾則在寬容文化的熏陶之下具有了更強烈的諒解與饒恕的精神。英國首相丘吉爾在二戰結束之時便發表它對未來的憧憬：“我們向歐洲所有國家呼吁，雖然我們彼此之間曾經血流成河，但請忘記千百年間的無數積怨。”而法國與德國領導人也抓住了彼此伸出的友好之手。二十多個征戰不斷的國家言歸于好，建立一種超國家的組織，這在歷史上絕無先例。幾十年前世界的邊界依然是以歐洲的國境線劃分的，例如法德兩國之間深溝高壘的“馬其諾防線”或是東西德之間崗哨林立的柏林墻，而今天這些都已成為和平年代的歷史記憶。
當然，我們也要努力避免對歐洲的融合進程做出過于理想化的描述，這中間依然摻雜了各種各樣的現實利益。例如1992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簽署的背景就是，面對一個剛剛統一的德國，法國總統密特朗匆忙地與英國合力推進歐盟的一體化，以將德國這個重生的龐然大物捆綁在歐盟的機構與法律之上。也許從實質上講，這與法國在一戰之后與東歐各國結盟對抗德國并無不同，只是今天的領導人使用了更多有關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措辭。不過這似乎也符合德國的愿望，正如其前總理施羅德所說的：“我們之所以樂見整個歐洲的融合，正是因為我們不想主宰別國。”與此同時，英國與歐洲大陸的關系依然承襲了傳統的模式，它向來要維持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無論誰得勢都意味著英國的損失，而在沒落之后，它就保持著一副舊貴族的氣勢，它是歐洲懷疑論的化身，至今也不愿加入歐元區。
在1957年歐洲各國最初簽訂《羅馬條約》的時候，歐洲一體化還只是各國精英內部的一種宏大規劃，遠離于民眾的普通生活，關稅的降低、商品的自由往來只反映了商業的需求，沒有人預料到它們會帶來更緊密的政治乃至生活方式的融合。正如經濟學家從未證明歐洲構成一種最優貨幣區一樣，統一的歐盟能比各國單打獨斗發展得更好，這一點也沒有得到堅實的證明。《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之后建立的統一匯率機制對于像英國這樣的國家而言不啻為一場災難，唯一的好處就是讓沖擊英鎊的喬治·索羅斯第一次贏得國際性的聲譽。歐洲的一體化是一場目標不確定的試驗，其主導者則不斷修訂完善自己的計劃，根據有利的形勢不斷將其向前推進，有時公眾的介入反而會影響精英順利推行他們的方案。例如在2005年，當法國前總統希拉克希望借全民公決來反映法國人對歐洲統一以及他自己的支持的時候，他收獲了響亮的“不”的回答。于是歐洲各國議會便靜悄悄地通過了取代歐洲憲法草案的《里斯本條約》，對于許多忙于日常事務的公眾而言，那只是一份笨重而拗口的文件。當土耳其這個伊斯蘭世界的國家扣響歐洲大門的時候，維護民族“身份”與“特性”成為流行的詞匯，由此帶來的焦慮感也成為籠罩歐洲的情緒。
我們無法判斷歐洲的統一究竟是快于還是慢于我們的預期。早在18世紀末，美國的華盛頓總統便預言，歐洲將遵循美利堅合眾國的先例，成立一個歐洲合眾國，直到今天，它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這個歷史的終點。但關于歐洲一體化究竟是大眾推動還是精英促成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個偽命題。這個過程的推手當然是各國、尤其是德法兩國的政治家，它的絕大多數條約是通過閉門會議商定的，歐盟大多數官員也并非選舉產生，時常暴露的腐敗也給民眾以把柄，讓他們得以指責納稅人的金錢遭到了浪費。
但歐洲人的這項投資畢竟帶來了無可置疑的好處：歐盟使市場和貨幣統一，提高了商業世界的可預期性。正如敏銳的觀察家所發現的，其實在繁榮的時期，西歐人并不抱怨來自東歐的勞工潮，因為他們提供了必需的勞力，而這些人又將資金匯回本國，對移民的抱怨只是蕭條時期的特殊反應。也許有些民眾對更多的非選舉產生的機構感到不滿，但他們的人權也通過歐盟這個超國家的實體有了更多的保障。整個歐洲的一體化進程是一個精英與大眾融通并進的過程，公眾不時發出的抱怨也許正反映了這個進程的健康性。在《里斯本條約》即將生效之際，我們也在聽到各種各樣的怨言，這也許是媒體放大了反對的聲音，畢竟在歐洲，那些得益于融合進程的人不愿過多宣揚他們的樂觀。歐洲的統一反映了精英與公眾、理想與現實、歷史與未來的一種健康的互動，當我們面對東亞的一體化前景將會如何這個令人尷尬的問題時，歐洲的經驗也許正是一盞指路的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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