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訪華：憑什么向中國叫板？

奧巴馬訪華：憑什么向中國叫板？

 宋魯鄭

在全球期待下，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終于在上任第一年正式訪問中國。中美兩國，一個是蒸蒸日上的未來之星，即將成為新的超級大國。另一個雖然加速下行但仍身為今日全球霸主。因此，中美首度正式對話，早已超出兩國的意義，也早已超出“當下”的現實意義，成為影響全球未來的一場交鋒。

美國建國兩百多年，鮮有今日之困境。對外深陷兩場深不見底的反恐戰爭，對內則是仍在持續的經濟危機。如果回顧歷史，與上世紀六十年代頗為相似：對外是一敗再敗、越陷越深的越南戰爭，國內則是黑人風起云涌、席卷全國的維權運動。同時和另一個超級大國蘇聯進行著激烈的制度競賽。在“兩百年未有之變局下”，以戰略 著稱的美國出人意料的打出“尼克松主義”，與中國結盟，不僅成功從越南戰場脫身，還改變了中美蘇的戰略對比，而中國則在外部環境改觀的背景下走向改革開放。如果說蘇東集團二十年后之敗，實是在此埋下伏筆?，F在的美國雖然沒有蘇聯的對抗，其危機程度并不減當年。如果說當年越戰之敗敗于背后的中蘇聯手，今日 阿富汗、伊拉克之敗則更為復雜。

阿富汗和伊拉克在社會構成上都不是現代意義的國家，是松散性、蜂窩狀的部落結構。在此之上建立的政治體系也如此。打爛一塊局部，并不影響整體，而且還有迅速的修補功能，堪稱任何大國的百慕大黑三角，無論多少軍隊進去都只能是滅頂之災。這就是為什么歷史上世界第一超級大國英國三度入侵阿富汗都以失敗而告終，后來的超級大國之一蘇聯也是卷刃而歸。現在又輪到美國，恐怕也將是同樣的結局。這才是奧巴馬在是否增兵上舉棋不定的真正原因。

至于伊拉克，更是美國的戰略失誤。當年老布什沒有打進伊拉克，是想以此維持中東均勢，牽制科威特、平衡伊朗，其它溫和派國家如沙特自然也會站到美國一邊。結果小布什推翻薩達姆，卻出現了一個什葉派政權，算是圓了伊朗殫精竭慮也未得的夢想。要知道伊拉克什葉派的九大家族除薩德爾家族，都起源于伊朗境內，并在反抗前薩達姆政權的過程中得到過伊朗的支持。目前伊拉克什葉派主要政治力量達瓦黨和伊拉克伊斯蘭革命最高委員會均與伊朗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伊拉克什葉派最高領袖西斯塔尼就出生于伊朗。就是伊拉克庫爾德人也大多來自伊朗，庫爾德政黨聯盟一直是伊朗盟友。不僅如此，其他遜尼派阿拉伯國家出于同為伊斯蘭信仰以及希望借伊朗抵抗美國民主壓力的原因，對伊朗多表同情，認為伊朗與美以為敵，是因為以色列先擁有了核武器和美國中東政策的雙重標準。因此，在國際原子能機構對伊朗核問題的表決中，阿拉伯國家普遍投了反對票或棄權票，拒絕將此事提交給聯合國安理會。相反的，現在美國卻成為中東唯一的眾矢之的。

處于衰落中的美國，面對中東這種“中世紀”困局，已很難找到解決之道。如果撤出，阿富汗鐵定再落入塔利班之手或者干脆再成亂局，這無異于宣布反恐戰爭的失敗。如果再發生大規模人道性災難，美國不僅將站在道德審判席上，還要再面臨是否以人道的名義回到阿富汗的困局。而伊拉克的什葉派政權也會在沒有美國的壓力下與伊朗改善關系甚至聯手，建立以伊朗為核心的伊斯蘭“什葉派力量”聯盟(訪問美國的什葉派伊拉克總理馬利基甚至不想對真主黨與伊朗有一絲的責備，就是一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世界霸主地位岌岌可危，在全球的影響力將急劇衰減。這也是美國無法承受的。

現在的美國雖然沒有一心想取代它的蘇聯模式這樣的威脅，但中國無意向外輸出的和平崛起模式，依然對美國產生了相當的威脅。政治就怕有可選擇性。如果美國的制度不是唯一的選擇，如果美元也不再是唯一的世界貨幣，美國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么追求和維持霸權的資本？而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這種趨勢已日益接近成為現實。

可想而知，此時的奧巴馬是以什么樣的心情和矛盾來到中國。世界上所有的挑戰：反恐、環保、核擴散、朝鮮半島、全球經濟發展都需要中國參與和支持，甚至寄希望中國改變生活方式、升值人民幣以盡快幫助美國從經濟危機中走出來。而另一方面，美國卻沒有什么籌碼與中國進行交換。不僅如此，一個沒有籌碼又實力衰落的美國還不能坐視中國毫無阻礙的高歌猛進，還要想盡辦法遏制。這實在是“不可能的任務”。

客觀的說，美國面對中國要說一無所有、無計可施也不準確。它既有拿不到臺面上的伎倆，也有臺面上的冠冕堂皇?，F在中國是美國第一大債主，擁有巨額美國國債。然而現實生活中，我們看到的借債者往往是大爺，債主往往還要看對方臉色。對于享有世界發鈔權的美國來講，這些巨額債券實是雙刃劍。但如果雙方真的撕破臉皮，受損最大的自然是中國。這不妨稱作美國的“無賴牌”。另一張牌則是“西藏牌”。奧巴馬打破二十年慣例沒有在華盛頓會見達賴而是推遲到訪華之后，固然可以看作是中國的壓力在起作用，另一方面卻也擺明了和中國討價還價的態勢。而且在奧巴馬訪華之前，一向主張大西藏的達賴竟然訪問中印兩國有爭議的藏南地區（直到2003年他會見印度記者時還表示“阿魯納恰爾邦”事實上是西藏的一部分），這恐怕不僅僅是要討好印度，顯然還是要增加中國的危機感，反向增大美國的籌碼。

當然，面對前所未有困境的美國如果打破零和思維慣性，再度尋求“新尼克松主義”，仍然會取得三十多年前一樣的成效。三十多年前的尼克松主義面向的是中國，現在仍然如此。美國要做的其實有兩條。一是與中國分享權力，分享世界的政治、經濟權力。當然權力與責任是相輔相成的，有多大權力就自然有多大義務。既然中國崛起不可避免，既然西方單獨主導世界已經走到盡頭，何不盡早承認和全面接納中國，共同應對全球的各項挑戰呢？二是在臺灣、西藏、新疆等中國的根本利益不再作梗。中國在實現統一和崛起之后，自然會對美國投桃報李。這遠比兩岸力量完全失衡后實現統一而美國被邊緣化要好的多。

不過對于中國來說，寄希望于美國還不如寄希望于自己。此時的奧巴馬來訪對中國實是一大歷史機遇。雙方討價還價的結果更可視為后經濟危機時代中國乃至全球秩序的預演。奧巴馬訪華，實是后經濟危機時代的中美第一戰。如果說戰爭的結果取決于實力，那么這第一戰的結局如何，不是已經未戰先明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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