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11日，一名東柏林人揮動錘子，拆除柏林墻。路透社
柏林墻倒塌20年后，東歐轉軌國家在享受種種變化的同時，依然體會著轉軌帶來的種種“撕裂”之痛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胡小兵、劉向、張章、林惠芬、孫希有、楊柯、陳璟貝、楊梅菊發自柏林、華沙、布加勒斯特、布拉格、地拉那、北京 歲月悠悠，2009年11月6日，記者再次來到這里，完整的柏林墻已不復存在，只有繆倫大街旁的那段1.3公里長的柏林墻還矗立在那里，墻面的畫被重新彩繪一新，一些游人在畫前拍照紀念，一些老人在墻下徘徊……
柏林墻倒塌20周年將至，德國人精心準備近一年時間：如今國會大廈已粉飾一新，電視報紙每天鋪天蓋地在回顧和總結20年來的德國統一變遷，勃蘭登堡門前搭起了慶祝的舞臺，歐盟各國首腦們將應邀在11月9日會聚柏林，參加這場慶祝活動。德國總理默克爾說：“這將是我最快樂的一天”。活動高潮將把1000塊寬約1.3米、厚0.2米、高2.5米的柏林墻象征性墻塊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推倒。
不過，橫隔在人們心中的墻，或許無法那么輕易地轟然倒塌。
是融入，還是被吞噬
與20年前相比，今天的柏林乃至東德不可同日而語。1991年，原東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西德的43%，如今這一比例是71%。同期內，東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西德之比從60%升至80%。從寬帶光纜到嶄新的公路，東德的公共基礎設施甚至比西德還要好。
有這樣一個例子，前東德生產的“衛星牌”轎車曾經滿街都是，在劇變之后，一下子就被西德的高檔車淘汰掉了。一位最近訪德歸來的中國專家記述在柏林帝國教堂附近看到一輛“衛星”，而“眾人紛紛拍照，仿佛看到了大熊貓”。
不過，一種心理失落感也相伴而生，特別是那些五六十歲、在東德時期成長起來的德國人。
60多歲的東柏林人霍斯特·埃克特博士就有這樣的感觸：“我們的生活曾經不同，我們的習慣不同，我們不打算放棄這些習慣。”
柏林墻被推倒后，東德人很快就可以買好車、住上好點的房子，但失業問題也隨之出現。根據最新的數據統計，德國東部的失業率是西部的兩倍。埃克特博士說，東德人很在乎工作，失業對東德人就是一場災難，西德人對此感到驚訝，因為如果他們失業，可以先去國外玩一整年，然后回來領救濟。
有一絲懷念，亦有幾分淡忘
在采訪中，記者發現，幾乎每一個接受采訪的東歐人都不否認劇變及轉軌之后，經濟取得了迅速的發展，但記者也發現，并不是每一個都滿意自己現在的生活水平。
巴希雅才21歲，看上去很成熟，談起國家的現狀，她一臉的冷漠，看著遠方，好像在和記者說著一個和她毫不相關的話題。
“你可以想像100美元的月薪生存有多么困難嗎？”她告訴記者，由于經濟危機的到來，羅馬尼亞的經濟更加雪上加霜。
今天，羅馬尼亞人早已實現了20年前在街頭高喊的愿望：“反對獨裁”“言論自由”“出行自由”“民主選舉”“多黨制”……然而，在政壇，朝野兩派相互攻訐，執政聯盟聯而不盟，政府重組接二連三；在街頭，示威抗議頻頻不斷，人們要求按時發放工資、確保就業、提高退休金……
這種情況下，懷舊甚至成為一種時尚。如果說羅馬尼亞人在1989年后有相當一段時間曾經刻意去丟棄、毀壞“齊奧塞斯庫時代”所有印記的話，如今，人們已經開始平靜、客觀地去談論那個時代和齊奧塞斯庫這個人物，甚至收藏社會主義時期的物品。
根據羅馬尼亞著名的民調機構庫爾斯的一項調查，２７％的羅馬尼亞人認為１９８９年前生活得更好，比持相反意見的人多出４個百分點；在回答“今日羅馬尼亞印象時”，竟然有６６％的人以“糟糕”作答，只有１２％的受訪者給予正面評價；而在談到“社會主義時期最令人留戀的方面”時，４３％的人認為當年生活和工作的基本保障是大家最美好的記憶！
不過，懷念過去并不等于人們想要回到過去。中國社科院東歐問題專家朱曉中就認為，“人們留戀的是過去的便利、穩定，而非一個社會制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家苗華壽也指出，“如果真的要他們回去，那愿意的人其實很少。”
事實上，今天很多東歐的年輕人并不了解那段歷史。19歲的保加利亞女孩艾維特認為，今天的保加利亞年輕人一般對20年前的事情沒有什么興趣。27歲的捷克男子博智洋則告訴記者，捷克中小學的歷史書里，只有古代史和到二戰之前的近代史，二戰之后，捷克發生了什么，學校根本就沒有教授給學生。
熱鬧的舞臺，冷漠的選民
11月22日，羅馬尼亞將舉行5年一度的總統選舉。這是劇變后該國第６次總統選舉。不過，一位曾經是工程師的出租車司機卻對記者說：“我不會去投票，選舉純粹是政治家愚弄百姓的游戲。我曾經滿腔熱情去參加投票，希望新政權能改變我的生活，可是，現在我卻在開出租車。”
這位司機的選擇并非孤立現象。盡管各候選人正在進行如火如荼地競選活動，但羅馬尼亞選民對政治的熱情、對候選人的期待今非昔比。民調顯示，12位候選人在第一輪投票中將無一獲得絕對多數勝出。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金雁認為，目前新歐洲國家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政治冷漠化”。
不可否認，劇變后，東歐人的確曾一度非常熱情地擁抱多黨制——這一在西方被標榜為最民主的執政方式。
以捷克為例，20年來，在捷克這個只有1000萬人口的國家，最多時一下子冒出來150多個政黨：喜歡喝啤酒的人成立了啤酒黨，關心生態的人創建了綠黨，維護地方利益的人組建起自治同盟，無政府主義者為參與國家事務也建立了共和黨，滋事的年輕人成立光頭黨……
但在熱情冷卻下來之后，人們卻發現，問題并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
由于政黨利益的紛爭，捷克政府難以出臺有利的經濟和政治改革的政策。今年5月，捷克眾議院通過了政府的刺激經濟的一攬子計劃。但總統克勞斯卻在7月份否決了這一計劃。克勞斯的否決并非毫無道理，但其主要目的并非強化應對經濟危機的手段，而是顯示總統的權力和威望。
于是乎，東歐改行多黨制后出現了一種奇怪現象：雖然人們有了言論自由，但無人傾聽他們的呼聲。
長久下來，選民自然失去熱情：今年6月阿爾巴尼亞舉行了該國自轉型以來的第5次議會選舉，登記合法選民310萬人，實際投票率僅為50%。而在波蘭，某個黨派在大選中高票當選，然后支持率直線下降的現象屢見不鮮。
在東西方夾縫里，身份的迷惘
這些地理和外交上被置于俄羅斯與美國、西歐之間夾縫的國家，往往被稱為“三明治國家”。
“三明治國家”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就在最近美國奧巴馬政府宣布波蘭部署反導系統計劃生變之后，波蘭許多媒體指責美國背叛了自己。“美國向俄羅斯出賣了我們。還在背后捅了我們一刀。”
苗華壽認為，有一部分人會有淪為大國犧牲品的感覺。
正是由于東歐國家奉行的“親歐美疏俄”政策，對俄美關系、俄歐關系影響很大，這些國家也被深深卷入了俄羅斯與歐美地緣政治博弈的漩渦當中。目前除了少數幾個前南聯盟解體出來的國家和阿爾巴尼亞外，當初的東歐劇變國家均已加入北約或歐盟。
然而，也有些即便已加入歐盟的國家，還是有身份迷茫。
博智洋在歐洲其他國家旅行時，遇到“老歐洲”國家的人們問起他是哪國人，“當我回答‘捷克’時，我能看見他們流露出不屑的眼光，仿佛在說，‘哦，他還不是真的歐洲人。’”
對于這種現象，朱曉中的解釋是，“成為一個歐洲國家，國家身份的轉變可能基本完成，但是對于東歐人融入、成為‘歐洲人’，這個過程可能會比較漫長，可能還需要另一個20年，可能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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