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我國軍事戰略缺失與對策
一個國家的軍事戰略關乎到國家生存。建國六十年，我們的國防戰略基本上是毛澤東所確定的“積極防御”，前三十年是這樣，后三十年也是這樣。但是前三十年在貫徹“積極防御”戰略指導中，是全民皆兵的整體戰，突出的是人民戰爭思想指導寫的積極防御的戰略指導。后三十年雖然在軍事戰略指導上沒有偏離這一指導思想，但是在具體實踐中已顯現出偏差，如果現在不加以糾正、調整，那么在國家戰略指導層面將出現戰略鏈條上的截斷，將對國家政治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下面筆者僅就幾項關注問題作一探討。
一、軍事戰略是什么
軍事戰略從廣義上講，它泛指對全局性、高層次的重大問題的籌劃和指導，如國家戰略、國防戰略、經濟發展戰略等。軍事戰略主要指籌劃和指導戰爭全局的方略。軍事戰略按作戰類型和性質，分為進攻戰略和防御戰略。在軍事戰略下一層次，還有軍種戰略和戰區戰略等。它包括國家和武裝力量準備戰爭、計劃與進行戰略性戰役和整個戰爭的理論與實踐。軍事戰略理論研究戰爭的規律和特點、進行戰爭的方法，研究制定計劃、準備和實施戰略性戰役和整個戰爭的理論原則。軍事戰略作為一個實踐活動的領域，要確定武裝力量的戰略任務和完成戰略任務所必需的兵力兵器；制定并實行有關國家武裝力量、戰區、經濟和居民做好戰爭準備的措施；抑制戰略性戰役的計劃；組織武裝力量在戰爭過程中的展開和指揮以及研究預想敵人進行戰爭和戰略性戰役的能力。軍事戰略來源于政治并為政治服務。軍事戰略本身又反作用于政治。戰爭時期，政治與軍事戰略的相互關系突出地表現在建立統一的軍事政治領導機關方面。國家的經濟和社會政治制度對于軍事戰略的性質和內容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單從軍事角度講，一個國家的軍事戰略思想，總是隨著形勢的發展而發展，隨著軍事斗爭主要任務的變化而變化。建國以來，中國軍事戰略思想從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戰爭，逐步轉變到主要應付中小規模的局部戰爭，進而又發展到著眼于應付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這是一個歷史的演化過程。在軍事斗爭準備的主要戰略方向上，從東南沿海到“三北”地區，繼而轉移到西南方向，其后又回到東南沿海，這也是根據安全威脅的不同，審時度勢，順勢而為。現在，中國軍事斗爭準備的重點又在進行新的調整，首先關注的重點方向是東南沿海和西南方向。
隨著世界政治、經濟和軍事格局的變化，特別是在和平與發展的世界性趨同思維主導下，筆者認為國家軍事戰略在上述內涵與外延下應當增加國民的戰爭意識教育與培養、國家戰爭潛力與調動、經濟外展吸引與核心限制等，這也是筆者認為應當關注的。
二、調整中出現的主要缺失
改革開放后國家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政治的主導減弱，加之受國外市場經濟綜合癥影響，政治觀念、國家意識、戰爭意識逐漸在教育宣傳中消化，導致國民的國家安全意識、軍隊的戰爭意識與戰斗意志、經濟脫離軍事與軍事變革的互動等等都在經濟體制變革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弱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教育淡化了國防意識。國民教育體現著國家對維護國家安全的政策導向，忽略這一導向就會在教育中消弱國民的國防意識，影響國人服兵役的意愿，消弱軍人戰斗意志。在教育上突出表現為：弘揚革命英雄主義、集體主義教育在減少，甚至有的經典課文如《狼牙上五壯士》在有的地區已刪掉；在傳媒宣傳上，打砸搶兇殺等社會新聞主導媒體，主流聲音邊緣化，社會上某些個體對雷鋒、董存瑞等英雄人物的惡搞，特別是對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割裂，極大地影響到人們對信仰、理想的堅定，擾亂了人的價值取向；在文藝創作上，以弘揚愛國、革命英雄主義的作品被傷感文化覆蓋，前后三十年的割裂，導致某種程度的理想、信念動搖，加之價值觀混亂的武打槍戰片充斥市場，仇殺進一步扭曲了青少年的價值取向。同時，低級曲調的作品泛濫，模糊了真、善、美、丑的邊界。
二是引進淡化安全意識。單方強調經濟建設為中心，政治的保障作用只是在嘴邊，四項基本原則逐漸淡忘。對待經濟好像外國的都好，成套設備要引進，技術要引進，優良品種要引進，喇叭褲、大包頭也引進，在引進浪潮下，我們的計算機技術、宣紙、大豆就是在引進的大潮中失密泄密。我們的民族工業橡膠、制造、化工等新中國成立后的一大批民族品牌消失了，運十下馬、樂凱合資、徐工合資、一汽二汽輪為加工廠，在經濟歸屬上是中國的經濟走向融合性失落主權的邊緣。與此同時，大規模的合資性引進技術把我國從電子、化工、精密儀器、制造、軍工等等有關國計民生的行業企業置于明朗地境，如若戰爭爆發，通過合資獲得到的重要軍工企業的核心作業區的精確坐標將是敵方精確打擊的重要目標，戰爭潛力受到致命威脅。
三是改制把軍事工業推向兩難境界。國防科工委的撤銷，使軍工企業最后一塊擋板破碎，繼之而來的是股改上市，引進戰略投資者。西方發達國家為什么要參與你的股改上市，要參與你的重組，關鍵一點是要控制你。自鴉片戰爭以來，國外資本一直要控制中國，開始時的表現形式是以武力形式，從八國聯軍一直到日本帝國主義，再到抗美援朝戰爭，帝國主義奉行的是弱肉強食政策。中國在以毛澤東主席領導下，建立了新中國，西方帝國主義的炮艦政策失敗后，他們變得聰明起來，從炮艦政策轉向經濟入侵，他們的最終目標是要把你的獨立的軍工體系打碎，進而肢解你，而軍工改制的潛在危險正是這一點。
四是混淆積極防御與防御的本質。積極防御是攻勢防御，前三十年，我們是對積極防御戰略方針的積極實踐，不但叫美帝國主義，也叫蘇聯霸權主義吃到了苦頭，更叫印度嘗到了邊防軍被整建制殲滅的苦楚，其實那時在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對印作戰、珍寶島戰斗等等，都體現的一種攻勢防御，輔以政治策略，使斗爭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改革開放后，在新的形勢下，由于偏重經濟，強調穩定，在軍事戰略上表現攻勢不足，防御有余。突出表現在“擱置爭議”的策略實踐，其實只是消極防御。南海、東海問題，藏南問題、臺灣問題，都反映出防御實質的變化，這不得不促使我們的敵人步步緊逼，是我們時常處于被動境地，突出表現為炸館事件、美臺軍售、釣魚島問題、東海油氣田問題、撞機事件、達賴問題等等。未來解放軍的任務絕對不是單純意義上的防御，而是應該跟著中國的核心經濟利益走，中國核心經濟利益到什么地方，解放軍的力量就應該覆蓋到什么地方。現在覆蓋不到，是現在做得不好、不夠，要努力改進。事實上，目前美國和日本在西太平洋加緊部署“宙斯盾”反導驅逐艦（美國18艘、日本5艘），同時美日雙方準備共同開發的射程 500公里 的攔截彈，正是未來要對中國洲際導彈在起飛段就進行攔截的。可是像這種關系到未來國家安全的重大動向，國人關注的就非常之少，只是一味地談經濟，而談經濟的背后就是利益至上的邏輯和個人主義文化，積極防御的戰略指導在實踐中也就固然地喪失了它的主動性。
五是軍事斗爭與政治斗爭互不支撐。軍事是政治斗爭的繼續，也是保證政治斗爭朝著有力于我方發展的保障。后三十年在軍事與政治斗爭的結合上有諸多需要檢討的地方，最為突出的是兩者的相互脫節，表現形式為：96臺海危機準備不足，保密與反間意識不到位，致使軍事行動失利；陳水扁臺獨做大，軍事上僅限于演戲，被李登輝之流稱為“會叫的狗不咬人”；對美對臺軍售無反制措施；南海、東海對敵斗爭軍事始終處于邊沿化狀態；對印度的挑釁軍事反應慢，與政治的呼應處在游離狀態；炸館與撞機事件政治回應無力，軍事層面毫無著力點；南海諸島被東南亞各國搶占，政治上是仍然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軍事上無所作為；藏南更是讓印度占領制高點，不但把藏南并為自己版圖而且設為阿魯納恰爾邦，使其成為自己的一個省，動作不為不大，我們僅在政治層面抗議，軍事層面毫無動作；與此同時，歐盟對華軍售、藏獨、疆獨等等都反映出軍事斗爭對政治保障作用的弱化，支撐不足。
六是兵種戰略層面還趨保守，沒有適應新形勢的變化。第一核戰略，仍在執行有限核反擊，戰略威懾。這一戰略有以下不足：給敵人提供了核打擊便利，自己只能在被動中反擊；束縛了自己手腳，一方面限制自己擴充核武庫，另一方面敵對國家敢于觸及你核心利益，南海、東海、藏南都反映出這些問題；對敵對大國沒有起到對等威懾，是威而不懾，這從美國在中國周邊反恐、對臺軍售、與印度核合作等都透視出我們核戰略在這方面的缺失；第二在海軍戰略上仍在執行近海防御戰略指導，航空母艦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至今還在爭論中，沖不出島鏈，就沖不破美國及西方反華勢力的圍追堵截；在空軍戰略上，戰略開發不足，對自己的研發能力估計不足，同時對引進技術抱過高奢望，對以色列費爾康的引進失敗，使我們喪失寶貴的三年時間。同時對大飛機的研發、發動機的自主創造等進一步限制了我們的戰略打擊能力；陸權觀念向海空權觀念的轉變還未到位，進一步影響對海權、空權的爭奪，以致在東海、南海、臺海及西南等重點防線趨于保守退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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