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貧窮”的一個荒誕悖論
時間:2009年10月25日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宋魯鄭
2009年，西方各國在經濟危機的沖擊下，整體實力迅速下滑，而堅持自己模式的中國卻顯示出不凡的生命力。此時，一些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經過測算，認為2009年中國的GDP或能超過日本。此消息立即震動日本朝野。自然，日本一些人的反應比較消極，冷嘲熱諷，比如指中國人均GDP還差得很遠，轉型中的問題很多之類。但有一種說法卻是相當地耐人尋味：不管怎樣，我們是民主國家。言下之意，只要我們是民主國家，中國超過又何妨？無獨有偶，印度學者在談到目前遠遠落后于中國的時候，也這樣自我辯護：我們雖然很窮，但民主卻很發達。就在今年，達賴也這樣為印度辯護：“它雖然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但是它是一個民主的國家，民主的社會?！边@種邏輯的荒誕無稽而又大行其道，令人嘆為觀止。如果我們說“我們很窮，但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請問可否有人接受？中國在30年前就發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論斷，何以在西方，在全球，“貧窮不要緊,只要是民主”論還能暢行無阻，無人質疑其荒謬和違反人性？
西方民主的荒誕還表現在當這個制度在一個國家實行50年、60年、70年后，仍然無法解決貧窮、安全、混亂、腐敗等基本問題時，整個國家卻照樣不會對這個制度產生懷疑，更別說需要改變。印度實行西方民主制度已經60多年了，其人均糧食產量還不如上世紀初——原因在于其民主制度解決不了人口的爆炸。如果有政黨要求實行計劃生育，就會立即被選民選下去。到現在，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聯合國規定的貧窮線以下。泰國實行君主立憲制70多年，總是在政變和民變之間徘徊，連最基本的西方民主形式——選票箱里出政權都做不到。更為奇特的是泰國可是有“微笑國度”之稱的佛教國家，怎么實行起西方民主制度后都變了:圍攻總理府、占據議會大廈、占領國際機場、沖擊國際會議,出足了國際“風頭”。
從歷史上看，一個國家實行西方民主制度而又成功放棄的個案并不多，而且往往是在國家到了生死存亡的邊緣一刻，才最終使舉國上下擺脫西方式民主的束縛。俄羅斯在十月革命前，曾建立過西方式民主政府，但卻無法解決俄羅斯廣大民眾對“面包和停戰”——實質是生存與安全兩大基本人權——的訴求,從而迅速被俄羅斯人民拋棄。但由于這個階段過于短暫，教訓仍然不夠刻骨銘心，結果70多年后，俄羅斯再次選擇了西方民主制度,再次把俄羅斯陷入全面危機之中：經濟崩潰——國家資產縮水50%，政府靠貸款度日；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出現和平時期人均壽命下降的罕見現象；國際地位一落千丈——西方大搞北約和歐盟東擴，在其周邊大搞顏色革命，蠶食俄羅斯的傳統勢力。另外一個例子是德國。德國一戰投降后發生革命，德皇退位并效仿西方其他國家頒布了當時最為完善、先進的憲法——魏瑪憲法，史稱魏瑪共和國。然而在魏瑪共和國治下，卻創造了德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問題：通貨膨脹已經無法用數字來表示，1923年8月，一馬克兌一美元由4.2元跌至100萬元；3個月后，更是一落千丈；失業人口500萬，人民生活水平急速下降。與此同時，一戰的戰勝國對德國繼續索要戰爭賠款，更加劇了德國的國內危機。但魏瑪共和國對國內外的挑戰均束手無策，在人民心中信譽掃地。在死馬當活馬醫的情況下，德國百姓抱著試一試的心態投票給剛剛躍上政治舞臺的納粹黨，不料半年間通貨膨脹消失，失業人口降至50萬。這時，一向以理性著稱的德國百姓才失去了理智，瘋狂地把自己綁在了納粹這輛戰車上。其實只要魏瑪共和國能夠哪怕稍微解決一下民生問題，納粹就不會有機會。可惜，民主在德國除了更糟，什么也做不了。其最后的毀滅就是用西方民主的機制把納粹黨送上歷史舞臺中心，從而帶給全人類無窮的災難。
不過，中西方民主之毒最深的還是中國的個別自由派人士。明明中國已有過慘重失敗的經歷，明明其它國家包括和中國相似的轉軌國家也有同樣慘重的教訓，明明多民族國家實行西方式民主往往導致分崩離析——這也是為什么藏獨、疆獨、臺獨都期盼中國西方民主化的原因，明明中國模式經過實踐驗證十分符合中國國情，其成就已被公認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奇跡，可是他們卻偏偏認定中國不僅要必須搞西方的民主化，而且是必須馬上搞，刻不容緩，否則中國就要翻船。如此非理性、非邏輯的觀點，除了是中西方民主之毒外，還可能有別的解釋嗎？
最后，不由得要問的是，西方民主何來如此之大魔力，竟使一些人和國家以生死相許？原來，西方民主制度最自我標榜的是領導人是由百姓自己選出來的。可是事實真的如此嗎？不錯，表面上看，是選民決定哪一個政黨的候選人上臺執政。可是要清楚的是，這些候選人的產生卻都是政黨自己決定的（只有美國等少數幾個國家有公開的黨內初選），選民所做的是只能從各政黨確定后的候選人中選出一個。其次，由于選舉需要巨額經費，誰擁有更多的資源誰就能夠贏得大選。美國總統的黨內初選也是決定哪一個候選人有更強的籌款能力。到了最后的政黨對決，更是如此。得勝的一方往往是籌款能力最強的，從而可以做更多的廣告，做更多的宣傳。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的選舉開銷，平均于他所得到的選票，是13美元一張！其實際運行已經變成誰擁有最多資源，誰就能控制更多媒體，誰就能影響更多選民。2004年小布什已經開始不得人心，但在強大的媒體作用下，大多數美國人相信小布什總統可以創造300萬個海外就業，克里將提高稅率300%。這么荒唐的觀點就這樣征服了選民，而且還自認為是自己決定的選舉結果。其實，西方這套制度的實質，從安然公司一事上就一目了然。前幾年倒閉的美國第17大公司安然，是布什總統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參議員、眾議院能源委員會的23名委員中居然有19名拿過安然的錢，甚至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的主席就是在安然總裁的推薦下才獲得這一重要職位的。一個在國會和政府中都有發言權的安然，怎么可能得到有效監管呢？從而直至自我毀滅為止。
不過，公正地說，西方的民主制度雖然在其他地區大多水土不服，但在本土仍然有合理性。西方最大的錯誤是把它當做普世價值，妄圖建造一個西方民主一元化的世界。其實從人類歷史上看，唐朝時，中國的制度模式是最好的，美國獨立之前，英國的君主立憲在全球表現是最好的（但美國沒有采用）。二戰后，美國被認為是最好的制度模式。因此，從歷史的發展角度講，中國的政治制度如何演變需要歷史來驗證，但絕不會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我們也相信，曾經在政治文明領先全球的中國，肯定會再次以自己的模式領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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