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聞自由：一個虛幻的神話
來源:紅旗文稿 作者:尹均生
“新聞自由”是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在反對封建統治階級的斗爭中提出的進步口號。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提出了“天賦人權”的思想和“出版自由”的口號，約翰·彌爾頓1644年撰寫的《論出版自由》政論小冊子，最早提出了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是與生俱來的權利。在美國反英獨立斗爭中，1789年3月托馬斯·杰斐遜受命起草《獨立宣言》，又明確提出公民的宗教、出版自由不受侵犯，首次使用了“新聞自由”的概念；同年8月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通過了《人權宣言》，進一步規定：“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在歐美資產階級革命中，新聞出版自由的號召在團結人民反抗封建統治斗爭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列寧說：“‘出版自由’這個口號，從中世紀末到19世紀，在全世界成了偉大的口號。……因為它反映了資產階級的進步性，即反映了資產階級反對僧侶、國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爭。”（《列寧全集》第32卷第492頁，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但是，斗轉星移，到19世紀下半葉，資產階級在歐洲建立了穩固的統治，當無產階級革命浪潮興起之后，資產階級為了自己階級利益和統治的需要，他們立刻變過臉來，毫不手軟地反對廣大人民群眾言論、出版自由的權利，對無產階級的新聞報紙實行殘酷鎮壓。1848年6月1日，馬克思創辦了世界上最早的馬克思主義日報《新萊茵報》，不到一年時間，于1845年5月19日就被迫停刊。1871年巴黎公社創辦了《法蘭西共和國公報》、《人民呼聲報》、《人民覺醒報》等革命報刊，在巴黎公社失敗后，凡爾賽梯也爾政權不僅封閉了所有革命報刊，并流放和處決了公社的一些報刊活動家。在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中，布爾什維克1905年出版了《新生活報》、《浪潮報》、《前進報》、《回聲報》，常常在很短時間就遭到查封。1912年，列寧創辦了《真理報》，在兩年多的時間里，被沙皇政府查封八次，記者、編輯遭到拘捕。在20世紀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中，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毛澤東創辦的《湘江評論》，瞿秋白主辦的《響導》周刊，均遭到國民黨政府的封殺和迫害。資產階級以“雙重標準”的兩面手法，鎮壓、限制、封鎖廣大人民群眾的新聞自由，在世界報刊史上留下了斑斑劣跡。
20世紀50年代以后，出現了席卷世界的社會主義浪潮。歐美資產階級手中的“新聞自由”又有了新的用場，他們一方面扼制本國革命的、進步的思想傳播，如美國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迫害了許多進步的新聞工作者和作家；另一方面，他們又用“新聞自由”來顛覆、分化、西化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獨立國家。幾十年來，他們用大投入、大機構、高科技武裝他們的輿論機關、出版系統、情報機關，下大力氣從事此項工作。美國在全球100多個國家設立了200多個新聞中心，出版80多種雜志，60多種期刊，2000多家電視臺、廣播電臺、轉播臺，以60多種語言向全球宣傳美國思想。1960年11月7日，肯尼迪在波士頓發表競選演說時說：“從北平到華沙，從布達佩斯到哈瓦那，千百萬人喪失了自由。我們必須通過加強美國之音的廣播，通過新聞自由流通和提供經濟援助等辦法經常提醒他們。美國期待著他們有一天將獲得自由。”美國還動用中央情報局、好萊塢，以及所有印刷媒體、視聽媒體和多媒體對全世界人民，主要是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心理大戰。
美國政府控制的最大新聞機構“美國之音”有2100個雇員，每年預算8500萬美元，用38種語言對外廣播，上世紀60年代主要是針對蘇聯、東歐和中國。80年代，又投資15億美元進行“廣播星球大戰計劃”。“美國之音”的任務被定為“利用廣大的無線電網與共產主義作斗爭”。“美國之音”卓有成效的工作就是參與顛覆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上世紀80年代末，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消亡，布什上臺，1989年7月，他訪問東歐回國后，洋洋得意地說：“我這次東歐之行是十分令人鼓舞的，親眼看到了過去30年的工作沒有白做”，“這是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無形戰線上最成功的勝利。”他還說：“我們西方各國要打好一場沒有硝煙的‘新的世界大戰’，融化掉社會主義。”
西方的政要一方面赤裸裸地說出他們稱霸全球的政治野心；一方面卻又假惺惺地宣傳民主、自由。以美國為例，一方面美國國會1976年通過法案中規定：美國之音要成為一個始終可靠的、權威的新聞來源，它的新聞一定要準確、客觀和全面。美國政客們還到處鼓吹“新聞自由”，口頭宣稱他們的新聞自由是徹底的、絕對的、超階級的新聞自由；另一方面美國卻沒有任何法律來保障人民的新聞自由，在輿論實踐中，積極動用行政、金錢力量來扼制新聞自由，實行嚴酷的新聞控制權。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如何進行戰爭報道，最能看出一個國家對新聞控制的行為，從而檢驗其對“新聞自由”的態度。在阿富汗戰爭中，由于美國實行嚴格的新聞檢查，很少有記者能獲準到現場進行戰爭報道。以捕捉新聞為己任的記者轉向新興的半島電視臺，因而美國電視觀眾看到的多是美軍轟炸平民的畫面，反而使塔利班和本·拉登的宣傳得到有利地傳播。于是在對伊拉克戰爭中，美國政府改變了新聞控制的策略，轉而實行“媒體嵌入”的辦法，國防部允許600多名記者（包括外國記者）隨軍采訪，記者和部隊同吃住、同行軍，讓記者體驗士兵的艱苦，讓記者感受伊拉克“敢死隊”對美軍的“襲擊”，讓記者觀察美軍士兵作戰的“勇敢”，不知不覺地使記者改變了視角，以美方的眼光看待這場戰爭。于是全世界看到的是美軍火力的威猛，士兵的勇敢與犧牲，似乎美軍成了伊拉克的“解放者”，這種“嵌入”策略獲得很大成功。被侵略者的反抗被“妖魔化”了，人民的災難、痛苦被掩蓋了，侵略者則變成了“為正義而戰的斗士。”
不僅如此，美國還故意制造假新聞以迷惑視聽，在伊戰期間，電視上出現過一個住在堪薩斯的伊裔美國人興高采烈地對著鏡頭說：“謝謝你，布什。謝謝你，美國”。事后才知道這是美國國務院精心安排的“杰作”。伊戰期間，布什出訪，總是遇到示威抗議，為了抵消這些新聞，白宮官方網站刊載了布什出訪受到“熱情歡迎”的報道和畫面。在戰爭中，連伊拉克民眾推倒薩達姆的雕像也是苦心導演出來的。據紐約時報提供的數據，布什政府在其第一屆任期的四年中，向全國各州電視臺和大報提供了幾百條“新聞”供媒體播發，而且絕對不說明這些新聞是由政府“加工制造”的。
此外，美國政府還運用行政權力和金錢來打壓說真話的媒體和新聞記者。在伊戰中，至少有四名記者或主播因為不聽話、或違規講了真話、或發表了不利于軍方的報道而被趕走。另外，政府還出錢雇用“制造新聞”的公司，不惜給豐厚的報酬；美國軍方在伊拉克還以付費的方式讓伊拉克媒體刊登有利于美軍的新聞。總之，在使用槍炮的同時，美國還以金錢來收買輿論工具使之成為“御用”，所謂“新聞自由”在這里成了任人揉捏的面團。
連《紐約時報》也曾批評過美國政府的這種善于“包裝”的“不正當宣傳”。該報曾刊發過一篇《布什當政：一個預先包裝的電視新聞時代》，批評政府控制新聞是家常便飯。但布什卻親自出面辯解說：這些行為是合法的，而且他不會停止這種違背“新聞自由”的行徑。對于美國新聞業的這種現狀，美國報業專欄作家克魯格曼說：“在這個國家，我們確實沒有書報檢查，找到不同的觀點仍然是可能的。但我們確實有一個制度，在這個制度里，主要的媒體公司以取悅執政黨的方式去報道新聞。”這種“制度”加上政府的操縱，美國的“新聞自由”就成了泡影。
西方國家總是以“新聞自由”來責難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其目的是為干涉別國內政找借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英國都沒有《新聞法》，在出版法中只含糊地提出“出版自由”的模糊概念，根本沒有“新聞自由”的概念，但其政治家和媒體大亨總是咄咄逼人地批判別人沒有“新聞自由”。他們依仗其輿論力量的優勢去顛覆他們不喜歡的政權，蘇聯、東歐的劇變就是明證。而在他們國內，則利用各種法規限制新聞、言論、出版自由。所以，許多西方國家的新聞學專家不相信什么“新聞自由”。法國的貝爾納·瓦耶納教授在其《現代新聞學》中說：“所有的政府都是以主權原則為理由，要對新聞的輸出或輸入進行獨家控制”。日本的和田洋一教授在其《新聞學概論》中也指出：“國際報道實際上是處于西方經濟發達國家通訊社的壟斷之下的”，“在日本是信息輸入國這一點上，可以說同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從新聞自由這一點上看，日本又將站在發達國家的立場上應付發展中國家”。
西方一些政治家和理論家喋喋不休地對別人大念“新聞自由”的目的何在呢？就是要制造一個幻象來恐嚇、挾制別人。馬克思早就指出了資產階級這種虛偽性。他說：“在貴族統治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是忠誠、信義等等概念，而在資產階級統治時期占統治地位的則是自由、平等等等概念。總之，統治階級自己為自己編造出諸如此類的幻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上>第5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當工人階級揭露資本主義殘酷的原始積累時，他們便編造“原罪”的神話，“反復念叨這種乏味的兒童故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20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為其剝削罪行開脫。像封建貴族一樣，他們也學會“把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以欺騙人民。“新聞自由”就是資產階級用以恐嚇、攻擊社會主義國家的虛幻的神話，至于他們自己是決不會真正實行的。
20世紀新聞事業的發達與進步彰顯了人類追求真理、光明與進步的歷程。那些為人類進步事業奮斗的許多記者付出了他們一生的辛勞甚至生命，他們為此受到了資產階級的殘酷迫害。記錄巴黎公社斗爭的利沙加勒曾被法國政府拘禁，公社失敗后流亡國外，得到馬克思的支持，才得以出版《一八七一年公社史》。報道十月革命的美國記者約翰·里德，遭到美國政府迫害，兩次被捕，最后在蘇聯出版了他的著作。采訪過蘇聯的記者斯特朗一回到美國，就被聯邦調查局塞給一張傳票，要她當天就出席法庭受審，家中被安裝竊聽器，一直被折磨病倒。到過中國紅區的美國記者、作家史沫特萊，被麥克阿瑟將軍指控為間諜。采訪過毛澤東的斯諾受麥卡錫主義迫害，流亡瑞士而病死。即使一直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毫不沾邊的德國記者君特·瓦爾拉夫，也因為揭露資本家的殘酷剝削，一再被大企業主以“誹謗罪”告上法庭。20世紀這些記者的典型遭遇，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國家所謂“新聞自由”的虛偽性。
（作者：華中師范大學新聞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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