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tter開始“講政治”
《環球財經》
自由、互動、隨時隨地以及難以管控等等諸多先天優勢,似乎給了Twitter一種與生俱來的“民主”特征,然而Twitter的強項亦是它的軟肋
■ 王翔
從摩爾多瓦到伊朗,兩個相隔數千公里的國家先后發生動蕩,成千上萬的民眾走上街頭,而這一切的催化劑,已不再是領袖人物的振臂一呼,而是“嘰嘰喳喳的鳥叫聲”(Twitter)。
摩爾多瓦的“Twitter革命”
2009年4月5日,摩爾多瓦舉行了四年一度的議會選舉。議會選舉中,摩爾多瓦共產黨人黨取得50%的選票,觀察員認為選舉公平,但反對派對結果不滿。6日,摩反對派舉行小規模游行,抗議摩共通過舞弊贏得議會選舉。
4月7日,Twitter登場。反對派利用Twitter發布消息,煽動對政府不滿者參加游行。在Twitter熱門話題里,帶有“#pman”標簽的格外受關注,而這幾個符號正是摩首都基希訥烏市中心廣場的羅馬尼亞語縮寫。當網絡被切斷后,反對派就用群發短信的方式散布信息。經過互聯網和手機的醞釀和發酵,抗議人群驟增至上萬人,并一度占領議會大廈和總統府。
一位Twitter 用戶寫道:“雖然摩爾多瓦的電視臺已經關閉,但我們有萬能的互聯網,讓我們用它來和平傳達自由吧!”摩爾多瓦青年團體“ThinkMoldova”領導人娜塔莉亞·摩拉里在博客上寫道,“6個人,只用了10分鐘的快速思考便做出決定,然后用數小時通過網絡、‘臉譜’、博客、短信和電子郵件將消息傳播出去????所有活動都是通過互聯網組織的,共有15000人走上了街頭。”
抗議組織者通過Twitter策劃活動,政府官員通過跟蹤Twitter掌握事態進展。一些公司職員抱怨公司不準他們參加抗議活動,也通過Twitter表達不滿和要求自由的愿望。在這場大混亂中,不同身份、不同政見、不同目的的人們都來到互聯網,通過這一迅速方便的工具去發送和獲取信息,不僅僅是Twitter,Facebook、SMS以及電子郵件都成為了交流溝通的平臺,而電視、廣播、報紙等傳統媒體則黯然失色。
這場騷亂被諸多媒體冠以“Twitter革命”的稱號,體現了新媒體在政治活動中不可小覷的影響力。
伊朗陰謀
“如果沒有Twitter,伊朗將會怎樣?至少絕對不會像現在這樣。”如果說在摩爾多瓦,Twitter是不知不覺中扮演了信息放大器的角色,那么兩個月后在伊朗發生的一切則更像是一個事先設計好的陰謀。
6月12日,伊朗開始第10屆總統選舉,內賈德以壓倒性勝利獲得連任,穆薩維等改革派則堅稱選舉存在舞弊。
在選舉當晚,就有人在Twitter上散布消息稱穆薩維獲勝,于是當幾小時后內賈德宣布勝選時,看上去就像一個大騙局。很快,有人創建“#IranElection”等搜索標簽,煽動反政府示威并向全世界發布消息。緊接著,各種關于政治危機和街頭抗議行動的似真似假的匿名消息泛濫成災,包括槍擊和大量人員死亡等“駭人聽聞”的消息,而這些消息直到現在都未得到證實。
無巧不成書,6月15日晚,總部位于美國舊金山的Twitter宣布,把全球各站點系統維護開始時間延遲至美國東部時間16日下午5時(伊朗17日凌晨)。由于維護時間得到延緩,盡管伊朗16日起全面禁止外國記者上街報道示威活動并且實施網絡管制,但16日下午3時半伊朗用戶還能發送消息:“警察在追逐我們。昨夜睡在街上。城里大部分地方網絡都斷了。”
此時,Twitter中“人人皆可成記者”的特點得到了充分體現。據《紐約時報》報道,此前美國國務院官員賈里德·科恩曾給Twitter創始人之一的杰克·多爾西發郵件說:“伊朗正處在決定性時刻,Twitter顯然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你們可以讓它繼續工作嗎?”一位不具名的美國務院官員對媒體說,如果Twitter按計劃實施系統維護,抗議者相互聯絡將受到影響,因此“我們請求他們不要這樣做”。與此同時,Twitter上收到留言:“民主需要Twitter,Twitter不讓伊朗人保持沉默”,“升級可以等待,但伊朗不能等待”。盡管美國國務院和Twitter管理層均對此予以否認,但這看起來更像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辯白。
微博客代表
一個成立僅三年的社交網站,何以能在兩個國家先后掀起動亂?又何以成為反對派和政府之間為爭取世界輿論而展開的“貓抓老鼠游戲”中的一個“關鍵工具”?
Twitter由一家名為Obvious的公司于2006年創立,最初,這項服務只是用于向好友的手機發送文本信息。2006年底,Obvious對服務進行了升級,用戶無需輸入自己的手機號碼,而可以通過即時信息服務和個性化Twitter網站接收和發送信息。現在,Twitter已是MicroBlog(微博客)的典型代表,其網站成為僅次于Facebook和MySpace的第三大社交網站,僅在美國就擁有約1400萬用戶,被稱為“web2.0的下一個引爆點”。
Twitter在去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顯山露水,奧巴馬、希拉里等人都擁有自己的Twitter賬號,有超過130位美國國會議員使用Twitter,就連高齡75歲的共和黨參議員格拉斯利,也曾用Twitter批評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務卿希拉里的領導下,美國國務院全面擁抱新媒體,利用Twitter、Facebook、YouTube、Flickr等網絡平臺宣傳美國外交政策,重塑白宮形象,國防部長蓋茨更是把Twitter等社交媒體稱作美國的“巨大戰略資產”。
連朝鮮中央通訊社也以KCNA為用戶名登錄Twitter,發出來自朝鮮的聲音。至于摩爾多瓦和伊朗的動亂,只是Twitter應用于政治領域較為極端的案例罷了。
Twitter之所以能夠掀起如此大的波瀾,源于其諸多獨特之處:Twitter允許用戶將自己的最新動態和想法以短信息的形式發送給手機和個性化網站群,而不僅僅是發送給個人,使得個人的觀點有了被無限放大的可能;Twitter的內容簡短、更新速度快,使其受到對長篇大論極度反感的年輕人們的歡迎;Twitter不通過訪問主頁就能發送和讀取信息,并可以使用互聯網和SMS兩種網絡,使其更加靈活機動,僅僅關閉其主頁無法屏蔽所有信息;Twitter中的發起者和追隨者高度互動,容易因共同關注的某一問題而形成特定的網絡群,從而形成凝聚力極強、一呼百應的群體。
是民主,還是輸出民主?
自由、互動、隨時隨地以及難以管控等等諸多先天優勢,似乎給了Twitter一種與生俱來的“民主”特征,然而Twitter的強項亦是它的軟肋。Twitter提供的海量信息喧囂、主觀、幾乎不可驗證,很難查找其消息來源,也不清楚發信息的人在哪里,只要創建一個虛假賬戶就可以混淆使用者的視聽。
伊朗外交部官員稱,西方對伊朗報道的真實性不高于50%。用《紐約時報》的話說就是:“一些Twitter用戶很有可能會故意欺騙你。”另外,Twitter對信息發布字數的限制,決定了人們對某一事件要么只是陳述現狀,要么就發表一句話評論,很難將兩者全面地結合起來,因此一到動亂時刻,Twitter上總會充斥著大量難以甄別的片面、主觀甚至以訛傳訛的信息。
使用人群的特殊性更使得Twitter容易對輿論產生誤導。在伊朗,使用互聯網的多為家境富裕的城市年輕人,他們大多支持反對派。并且,由于Twitter界面不支持波斯語,所以伊朗國內真正使用Twitter的人只是很小一部分人。據多倫多一家社會媒體研究機構調查稱,只有8600個Twitter使用者的域名顯示他們來自伊朗。美國戰略預測公司的分析師RevaBhalla說:“你會覺得內賈德很不受歡迎,而穆薩維具有廣泛的群眾支持基礎,但是我們沒有具體的數據來證明。事實上,內賈德有很多支持者,可是他們沒有智能手機。(穆薩維)一邊的信息就被放大了。”于是,熟練掌握放大力量和聲音技巧的群體在這一事件中表現出了某種壓倒性的優勢,但這并不一定能體現真實的民意,而只是帶給人一種“伊朗快要革命”的錯覺。
在Twitter被一部分人視為“民主出口”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一些國家借機插足他國內政,煽動“顏色革命”的巨大陰謀。大量的、顯然不僅僅是伊朗人發布的虛假信息、看似巧合的Twitter維護時間的推遲,都有一個背后的推手若隱若現。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博士沈逸一針見血地指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由此次伊朗選舉而引發的動蕩,已經成為了檢驗借助信息技術實施‘E外交’乃至‘信息戰’諸多理論假設的試驗田”。從“邪惡軸心”到“暴政據點”,乃至任何一個美國眼中的“非民主國家”,美國政府都鼓勵新媒體平臺進入這些國家發揮作用。
今年4月,Twitter創始人之一杰克·多爾西就曾跟隨美國國務院代表團訪問伊拉克,“希望把這個微博客服務帶給伊拉克政府和民間團體,并幫助把伊拉克的好消息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同行的還有Google、AT&T、YouTube等公司高管。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羅伯特·伍德毫不諱言地說,要通過此行“壯大民間團體,并通過提供網絡構建工具讓當地機構和個人更加強大”。當美國的輸出民主模式在一些國家遭到挫折,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乃至高科技手段的無所不用其極,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原本定位于個人社交網站、似乎本不太愿意介入政治的Twitter,看來已經不自覺地在國際政治中扮演了一個角色。在某些幕后推手的策劃下,微量的信息如鏈式反應一般地被放大,強有力地擴張著一個國家內部政治經濟不穩定因素的缺口,一旦被引爆,就能產生如核彈一般強大的力量,最終成為輸出“革命”、輸出“民主”的有力工具。
伊朗的“Twitter危機”最終被強力壓制;摩爾多瓦的“Twitter革命”成功阻止了摩共單獨組閣;而在更多的“非民主國家”,以Twitter為典型代表的新媒體們,正在以一種低調、和善的面孔潛伏著、擴張著,等待時機,等待命令,等待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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