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國內寡頭與美國壟斷資本——邁克爾•赫德森訪談
羅炯 編寫
普京在自己的第二個任期內將走何種道路?他會繼續支持使他繼任了葉利欽總統職位的寡頭嗎?寡頭們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推行的私有化摧毀了俄羅斯的工業,破壞了生活水平、公共服務、科學技術,導致人口減少。這些情況會促使普京改變方向,強制推行他所稱的“新社會契約”嗎?這個口號的實際含義又是什么呢?
2003年底的大選中,右翼力量聯盟及其姐妹黨亞博盧未能跨越5%的門檻,在杜馬沒有獲得席位。為這兩個黨派提供資金的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俄羅斯的首富(財富達到80億美元)、梅納杰普銀行和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前首腦——于 2003年 10月 25口被逮捕,罪名是逃稅和欺詐。霍多爾科夫斯基的逮捕最終導致了克里姆林宮的亞歷山大•沃洛申(原俄總統辦公廳主任,葉利欽的親信。——編者注)的辭職,這也標志著葉利欽的“家族” 勢力對普京的抗議。
現在的問題是:寡頭們在脫離俄羅斯后是否會把對俄羅斯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廉價賣給西方?俄羅斯政府是否會通過重新奪取被寡頭們占有的資源和財富來從私有化災難中解救自己?西方媒體常常報道俄羅斯準備重新實行國有化,而俄羅斯自己的一些經濟學家則提出了對石油、天然氣、土地和礦山征收租金稅的策略。
赫德森博士曾數次訪問俄羅斯,接觸了俄羅斯各界人士。帶著上面的問題謝弗爾采訪了赫德森。
謝弗爾:您怎樣看待人們對普京的各種矛盾評價?
赫德森:普京的做法其實和當年弗蘭克林•羅斯福的所作所為很相似。羅斯福因為在他的政府中任用觀點迥異的人而出名。普京一方面不得不任用自由主義的“改革者”,即那些受到寡頭支持的自由市場的鼓吹者,另一方面他也任用另一幫顧問,例如謝爾蓋•格拉濟耶夫,他早在1990年之前就倡導市場改革,但反對葉利欽1993年的政變以及隨后的“休克療法”,主張對勞動和資本投資之外的土地和自然資源的價值開征租金稅,讓俄羅斯的自然資源壟斷者為政府提供資金。但這些財富正是葉利欽的強盜統治集團首先要攫取的。所以為實行這個理智政策的戰斗現在已經進行10年了。
以格拉濟耶夫為首的一群政治家希望鼓勵工業投資,而不是賣掉已有的財富和產權。工業復興和就業要求稅源從工業和勞動轉移到原材料出口上,而寡頭則非常熱衷于攫取原材料出口公司,因為這種收益是一種自然的收入,如果按照西方的說法,就是食利者收入。
謝弗爾:西方很關心霍多爾科夫斯基的被捕。
赫德森:2003年12月23日普京在俄羅斯商會發表演講,他向與會者保證說,他不打算顛覆私有化,但他提醒他們,每一個人在20世紀90年代都有機會遵紀守法。由于在葉利欽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的無政府狀態下,幾乎所有的私有化都發生了欺詐,因此運用法律就意味著至少要顛覆那些最無恥的私有化,或者對其課以巨額罰款。言下之意是,無論哪個寡頭,如果越出界限,就可能遭遇霍多爾科夫斯基的命運。
謝弗爾:霍多爾科夫斯基被捕有什么特別的原因嗎?這是不是對寡頭攫取的財富進行去私有化或者重新國有化的第一步?
赫德森:霍多爾科夫斯基的欺詐行為極其露骨無恥,讓人奇怪的是,西方媒體在這一方面的報道很是漫不經心。布什政府的官員乃至標準的自由主義媒體在批評俄羅斯政府逮捕霍多爾科夫斯基時所表現出的惱怒,實際上反映了外部勢力支持強盜統治集團的程度,他們認為這些人最終會以幾乎白送的價格賣出俄羅斯的自然資源來兌現他們所攫取的財富。美國現在擔心對俄羅斯的金融接管可能被打斷。
當然,問題不在于攻擊霍多爾科夫斯基。很清楚,霍多爾科夫斯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今天攻擊他的那些人的指揮和監督下做出來的。所以沒有理由從霍多爾科夫斯基的垮臺推測出對“寡頭”或者“私有化” 的巨大敵意。這并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是,這個人知道所有的錢到什么地方去了,這個人知道誰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侵吞錢財計劃的受益者。如果這個人決定涉足政壇,那他就是危險人物。
謝弗爾:這就是說,人們對改革進程很失望。
赫德森: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者許諾,財產轉移到私人手里會產生利潤,這些利潤會投資到新的生產資料里。但事實并非如此。相對于規劃和組織工廠以便生產更多的商品來說,攫取能夠產生收益的資源——開礦權和土地——要容易得多。所以俄羅斯消費者不得不進口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石油出口就為這種日益增長的進口依賴提供外匯。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民眾的壓力迫使普京向寡頭開刀。但是普京努力不選擇下面的極端措施:向私有化的攫取者頒發大赦令,或者收復那些原先被賤賣的財產。這兩種政策都會帶來嚴重的問題。赦免葉利欽的“家族” 和其他私有化受益者,注定會使俄羅斯成為世界上兩極分化和貧困化最嚴重的國家。但是顛覆私有化則意味著同支持“改革者” 的美國的斗爭。
謝弗爾:為什么在購買了尤科斯公司7年后才逮捕霍多爾科夫斯基?
赫德森:霍多爾科夫斯基違反了普京一再堅持的規則:寡頭不得參與政治。可是寡頭們準備收買杜馬,運用他們的權力摧毀總統也就是普京本人的權力。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戰略。新自由主義的戰略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利用中央集權化的國家政權促進內部交易,給予盜竊公共資源的行為以合法的外衣。多數巨額財富就是通過這種手段取得的。第二階段則是,一旦獎品分發完畢,就關閉大門,不許其他人這么做。寡頭們發起一場戰役,力圖減少乃至消滅國家抗衡他們的權力。為數很少的寡頭如今成為社會的新的中央集權化的計劃者,他們取代了國家。俄羅斯目前就處在這個階段,寡頭們正企圖動員民眾的支持來反對政府,而普京則要動員民眾來反對寡頭。為了實現其計劃,寡頭們購買了電視臺和其他新聞媒體,建立思想庫,資助政客,在各個政府管理委員會安插他們的代理人。
謝弗爾:所以寡頭不僅僅是富有的個人。他們的綱領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要把他們的個人利益轉化為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綱領。這意味著普京提出的政治上靠邊站的原則——寡頭們盡可以胡作非為,只要他們不涉足政治——本質上是不穩固的。
赫德森:是的。成為寡頭中的一員不僅意味著變得富有,而且意味著在控制整個社會體系的過程中扮演某個角色,這種控制不僅直接通過財富實行,而且通過媒體,通過政府實行。正如前總理普里馬科夫所說:“一個寡頭不僅是個大商人。他是一個通過陰謀詭計裝滿口袋的人,這些陰謀詭計包括逃稅、拼命擠進政壇、收買官僚和議員。” 所有這些事情霍多爾科夫斯基都做了。據說他還準備競選2008年的總統職位。他1997年在一篇文章中說:“在俄羅斯,最有利可圖的生意就是政治,永遠都是這樣。”
普京需要提出一套可與葉利欽1993年政變后在俄羅斯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相抗衡的有力政策。我認為他現在認識到,華盛頓支持的毀滅俄羅斯工業、供養寡頭階級的做法是冷戰的最后階段。從這個角度來說,普京的目標是如何把俄羅斯重建為世界強國。
謝弗爾:您剛才說私有化是冷戰時期美蘇關系的最后階段,能不能詳細談談這一點。
赫德森:俄羅斯直到20世紀90年代尚能保持與美國的核均勢,但在隨后的10年里,在采納了美國的如何重建經濟的建議之后,遭受了災難。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美國的顧問這些看起來像是新朋友的人推薦的休克療法、賤賣國有財產等等,被證明比以往任何敵人的進攻更具毀滅性。
當90年代末塵埃落定的時候,俄羅斯同美國競爭的潛力被摧毀殆盡。對工業和農業基礎的私有化使這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減少了一半。集體農莊的機器在地里生銹,制造業工廠成了廢墟。俄羅斯工業曾經以軍事生產為中心,但現在軍事工業似乎也沒有需求了。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越來越依賴于用石油、天然氣和其他原材料,而不是它的勞動和工業產品來支付糧食和消費品的進口。
同時,稅收制度給誠實的工業企業帶來沉重負擔,卻有利于狡詐的出口商,這些出口商通過購買大量自然資源、鋁業公司和其他重要部門而一夜暴富。
人口在縮減,而且俄羅斯大多數工程師、大學教授和其他具有技術的專業人土都接近退休年齡。大量新畢業的大學生都移民國外,據說該國工程師的平均年齡是58歲,而該國由于酗酒、艾滋病和自殺上升等原因,男性平均預期壽命下降到只有62歲。
多數輿論調查發現,人們開始相信,在這種與中央集權化的政府計劃相對立的私有化哲學的指導下,俄羅斯最終卻遭受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具災難性的毀滅計劃。俄羅斯遭受的是“七個銀行家”及其同伙——從舊蘇聯官僚手里接管權力的強盜統治集團階級——設計的毀滅計劃。他們的計劃的第二階段就是把他們攫取的資產賣給美國人和其他外國投資者,讓俄羅斯的資源流入非俄羅斯人的手里。
當2003年下半年普京政府終于開始處理最具欺詐性的私有化事件,對最大的逃稅者和侵吞財產者開刀的時候,美國人幫助俄羅斯建立誠實公正的市場經濟的偽善面目便原形畢露了。當時美國的反應是不斷絕望地抱怨說,“私人企業” 受到了復興的國家主義的威脅。他們說這話時就好像阿納托利•丘拜斯和米哈伊爾•霍多爾科夫斯基是英雄的企業家,而不是內部交易者和盜竊統治集團成員。
毫不奇怪,俄羅斯輿論現在轉向反對美國和反對寡頭。無論是后蘇聯的精英還是新的美國投資者,他們對按照“美國”教科書的模型建立一個市場,使工人得到足夠的工資從而能夠購買他們生產的產品這一點毫無興趣。相反,俄羅斯要保持貧困化,以便有更多的原材料可以出口。俄羅斯和美國的投資者尋求的是對財產的回報,而不是對勞動和實物資本的回報。對財產回報最快的是金融和原材料部門。俄羅斯要依靠出口礦物和燃料生存,要依靠把更多的公司股份出賣給美國和其他外國投資者生存。
謝弗爾:那么普京會怎么做呢?
赫德森:他最主要的工作是重建俄羅斯的制造業。這包括對制造業進行補貼,提供技術教育,使俄羅斯的工程師和科學家恢復到1990年以前的水平。國家要采取鼓勵措施,遏制俄羅斯的人才流向西方的趨勢。
重新工業化的戰略看來還包括通過征收租金稅把征稅對象從制造業和技術轉移到土地和自然資源上。這些目標將阻礙俄羅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該組織把這些自救政策斥為“妨害自由市場”。
人們現在認識到,沒有必要采取對石油和天然氣、礦藏和土地實行(重新)國有化這樣的激進步驟。收益本身可以征稅,這是基于“自然資源” 的收益/地租(基本上是李嘉圖學派的概念)而不是基于利潤的專門稅種。只要這種稅在整個經濟中被公平地征收,那么在國際法的框架下它就是合法的。
但是這種背景并沒有反映在西方的報道里。它們不僅不把寡頭稱作盜賊,而且把親寡頭的黨派描述為“自由市場”的倡導者。只有把偷盜理解為自由企業的極端表達,才能理解西方的報道。
盡管寡頭們把這種做法斥為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或者“褐紅”聯盟,可是實際上這一經濟理論在19世紀初就被提出,它對減少“純粹” 自由的企業的負擔是非常重要的。
這一政策也得到美國一群知名經濟學家的贊同。他們在1990年11月7日給戈爾巴喬夫總統寫的信中說:“把租金稅作為政府財政收人的來源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美國政府、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有另外的想法,它們阻撓這個基本方針的實施,結果出現了悲劇性的結局。
90年代,我和臺特曼教授——這封信的發起人——四次訪問俄羅斯。我們接觸了各級政府和科學院中致力于倡導租金稅思想的富有獻身精神的人士。但結果我們發現主要問題在于,我們遇到的大多數掌握權力的人物都想從俄羅斯國家身上致富。葉利欽的支持者完全只為他們自己著想。他們最向往的致富方法就是控制土地和其他可產生地租和壟斷租金的資源。他們這些人最不愿意實行對抗不勞而獲的政策。
有關人士向世界銀行和華盛頓提出,俄羅斯應該出租它的資源,而不是在俄羅斯人的積蓄被因實行“休克療法” 而出現的極度通貨膨脹掃蕩一空的情況下賣光它們。但是世界銀行和美國政府說得很清楚,它們的目標就是把俄羅斯的公共企業完全轉移到個人手里。這些個人隨后就開始把他們掌握的東西賣給美國和其他西方買主。這創造了繁榮的金融市場,但是卻大大損害了整個經濟。
由此看來,俄羅斯可能第一個建立“混合經濟”。在這種“混合經濟” 中,公共土地和公共資源被保留下來,以市場價格出租給使用者,而不是被外國的所有者占有并將之轉變成暴利的源泉。
(摘自2006年第10期《國外理論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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