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緣何成了兩條道上的車
中國與印度最實質的差別在于中國經過了徹底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 張文木
2009年08月27日來源：人民網-《環球時報》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存在自主性與依附性“兩條道路”的斗爭。雖然中國和印度經濟發展的起點相同，由于兩者選擇了不同的道路，導致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發展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后果。
中國與印度最實質的差別在于中國經過了徹底的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
中印兩國發展之爭實際上是制度之爭。1949年之前，中國國民黨蔣介石集團走的道路就是依附性發展道路，最后導致的后果是：外資沖擊中國農村，農民整個勞動收入遠不足補償生產支出，致使農民的農業生產也難以為繼，隨之而來的就是農業的萎縮和農村的解體。蔣介石集團的依附性發展道路為中國革命鋪好了干柴，大量外資又為這干柴澆上了燃油，以致共產黨到哪里，哪里就有大批的農民參加紅軍鬧革命。這段歷史讓共產黨人明白：依附性經濟沒有出路。中國人民在20世紀50年代選擇了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而印度的近代發展道路恰恰相反。印度是英國的殖民地，英國根據自己的成功經驗，不僅不允許印度有自主創新能力，而且還千方百計地摧毀印度的自我選擇能力，更遑論其革命的能力。20世紀40年代，尼赫魯在英國的支持下和平取得了政權并使印度獲得了獨立，其負面影響則是龐大的私有產權被保留了下來。而所有制越復雜、產權繼承的歷史越長、分割關系越細密，國家發展的產權包袱就越重：為了發展，就必須補償龐大的產權利益，并為此必然嚴重依賴外部資金，這就嚴重削弱了印度國家的獨立自主和自我創新的能力。
中國與印度最實質的差別在于中國經過了徹底的革命，而且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一革命使中國整個社會的所有制關系大為簡化。土地集中到了國家和農村集體手中，這大大降低了國家發展的成本。1978年以后，中國轉入市場經濟，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系，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其經濟顯示出遠遠強于印度的強勁發展勢頭。徹底的社會革命使中國擺脫了經濟發展中的依附性質，而完全獨立自主的經濟制度又使新中國經濟具有了沒有經歷政治革命的印度無法具有的創新品質。
依附性嚴重阻礙了印度的經濟發展
幾乎是同時建國（印度1947年建國，新中國1949年成立）的印度與中國，其兩者之間的差距始于中國1952年土改完成，到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后迅速拉大。
印度經濟的依附性嚴重阻礙了其生產力的發展。最能反映印度經濟對外依附程度的是對外貿易領域。印度為了外匯大量出口技術含量較低的商品以購回高附加值的商品，結果就是出口量越多貿易赤字就越大，從而形成“利潤逆循環”現象。從1949年到2003年這長達50多年的歷史中，印度外貿竟然只有兩年順差。印度外貿如雪崩一般越滾越大的赤字是其經濟對西方技術和資本絕對依附關系帶來的惡果。
即使在美譽有加的信息技術產業領域，依然可見依附性對印度發展的阻礙作用。印度IT產業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經濟自主推動而是由國際，尤其是由資本中心國家的經濟需求拉動的。在所有出口項目中，西方從印度進口需求最小的是戰略性IT產品，需求量最大的則集中于低附加值的配件型產品。這表明，國際資本中心國對印度IT產品的需求對提高印度IT產業的技術，尤其是有利于鞏固國家安全的核心技術的進步，不會有太大的幫助。而造成IT產業這種依附性發展的原因又在于長期處于萎縮狀態的印度民族市場，30%左右的貧困人口大大限制了IT產品國內市場的購買力和IT技術的國內培育與開發條件。
如果中國順利實現第三次經濟飛躍，印度將無法與中國競爭
根據上述對印度結構式的考察和理論分析，筆者對印度和中國的未來發展前景做出如下評估：
第一，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斷送了印度中世紀文明的發展進程，卻沒有給印度人帶來自主型的———相對于拉美式的———資本主義的近代發展進程。除了主權歸屬不同，印度獨立后所建立的只不過是殖民地時期金字塔利潤分配結構的變形。這種結構既斷送了印度在二戰后進入蘇聯、中國等國家自主型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也斷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時代進入英美等西方國家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經過五十多年的痛苦掙扎性選擇，當代印度實際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國際資本的拉美式的發展慣性之中。印度已成為拉美模式在亞洲的另存形式。
第二，印度獨立以來形成的社會結構既阻礙了生產力可持續性發展，也削弱了印度國家發展的可持續潛力。如果將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分為表現為存量的自然資源潛力和表現為變量的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能力潛力，那么在與中國比較時，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只具有自然資源存量優勢，而缺乏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國家能力的變量優勢。中國相對于印度的發展優勢主要體現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國擁有良好的運用其自然資源的政治經濟結構及由此產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見的將來印度要贏得相對于中國的發展優勢是不可能的。
第三，上述兩點結論的確定是有條件的，即只有在當代中國已確定的社會主義制度參照系和當代印度已確定拉美模式的坐標系中，上述對印度的評估結論才是成立的。鑒于印度自然資源尚未大規模開發，并對中國保持著相當的后發優勢，如果未來中國發展自覺或不自覺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發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會經濟結構，那么，中國的發展將會落伍于印度。
第四，對印度國家發展潛力的評估不能不考慮議會體制對印度未來的影響。這一點使目前在“印度熱”中的所謂自由派人士甚為樂觀，而筆者的評估結論則是非常悲觀的。從“減震”的角度考慮，尼赫魯留給印度的“民主體制”不僅使政府失去了效能，同時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這種體制的“減震”作用既留給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同時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難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如無“猛藥”根治，議會制度的“減震”作用對具有結構性危機的印度產生的后果不會是迅速崩潰，而只能是緩慢衰落，乃至瓦解，并且是在不知不覺中瓦解。
第五，今天中國用本國的資源支撐本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后勁已十分有限了。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自主創新道路的重要性、提出“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思想。目前，中國經濟發展將面臨著第三次的飛躍。第一次飛躍的時候是從社會主義革命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第二次飛躍是從改革開放進入小康社會，第三次將是從“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中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如果我們能順利實現這次飛躍的話，印度與中國的競爭就會失去起碼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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