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洪都拉斯的所謂“合法”政變
作者 劉波
洪都拉斯軍方在該國的腐敗政客與商業寡頭的授意下，為保護他們的特權和利益，對塞拉亞微弱的修憲苗頭予以嚴厲彈壓，以非法的政變懲罰該國數十年未有的傾向社會下層的領導人，逮捕一些內閣成員和議員，鎮壓支持塞拉亞的民眾的抗議，毆打和槍殺示威者，實行新聞封鎖。事實表明，并不是塞拉亞要建立威權主義統治，而是洪都拉斯的權貴們為維持其威權主義統治而不惜動用軍隊，鎮壓民眾的反抗。而他們的種種與基本民主原則背道而馳的行為，都可以被一些美國媒體和中國的論者當作“護憲”、“反民粹主義”的壯舉加以稱贊，可見這些人關心的實非民主，只是不欲讓各國的精英階層與國際資本家的利益受到侵犯而已。
6月28日爆發于拉美小國洪都拉斯的軍事政變，本是國際上的一樁小事。事發之后，包括美國在內的幾乎所有國家，以及聯合國、歐盟、美洲國家組織等，均對政變方予以譴責，不承認其所組織的臨時政府，政變之反民主與非法的性質，似乎已毋庸置疑，沒有再行評議的必要。然而國內輿論界的一些評論，卻使人大跌眼鏡，甚至有所謂“合法”政變之說，更屬荒謬。軍政分離為民主制之基本原則，若言政變合法，如同謂水火可以相容。而國內為何會有這樣的說法，確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
政變本乃民主之大敵，本應為中國標榜民主自由的袞袞諸公所深恨，但2002年的委內瑞拉政變、2006年的泰國政變與2009年的洪都拉斯政變，卻意外地得到了一些自由派論者的贊賞，甚至有謂政變能推動民主進步與現代化者。究其原因，無非是政變發動者皆為代表各國精英階層與中產階級的右派，針對的則是查韋斯、他信、塞拉亞等親近弱勢群體的左翼領導人而已。于是乎，只要打著反左、反民粹主義的旗號，自由派論者們所崇奉的民主原則本身，便似乎可以棄之不顧了。
有論者稱：“洪都拉斯政變的直接起因，是塞拉亞不顧憲法法院的裁定和軍方將領的阻撓，執意推動原定在周日舉行的‘全民公決’。而這項公決的核心議題，則是廢除洪都拉斯憲法‘總統任期4年，不得連任’的規定，為塞拉亞效仿查韋斯連選連任鋪路。”又有論者稱，“塞拉亞決定發起公民投票、訴諸直接民主來修改憲法，讓他再做四年總統，完成他的‘改革宏愿’”。這樣的評論違背了基本的事實，只是說明了論者的無知和不負責任。
稍微花點時間了解一下此次政變的來龍去脈，就會發現，就算沒有最高法院、國會和軍方的阻撓，塞拉亞的所有愿望都得到實現，順利推行所謂的全民公決，他都必然會在明年1月任期屆滿時下臺，不可能再做四年總統。事實上塞拉亞在遭到驅逐之后在聯合國大會的演講中也表示，就算各方邀請他再擔任一屆總統，他也不愿再當。所謂塞拉亞因謀求連任而遭政變推翻之說，純屬論者頭腦中的臆想，毫無事實根據。
有關這場沖突的報道與評論，大都語焉不詳，筆者在此將其來龍去脈詳述如下。大商人出身的塞拉亞在2005年作為洪都拉斯自由黨的總統候選人競選獲勝，該黨一貫代表該國上層利益。但塞拉亞上臺后政治立場大變，施政開始向窮人傾斜，提高最低工資，加強與工會的聯系，降低公共交通費用與學費，周濟窮人，參加查韋斯倡導的反新自由主義的拉美國家同盟，由此博得下層支持，反而為長期把持洪都拉斯政壇的政客、軍人和資本家所厭惡，也因“背叛”本黨而遭到忌恨。塞拉亞對洪都拉斯既存的上層建筑與權力結構發起挑戰，實為本次沖突的根源。
2008年末，塞拉亞提議，在2009年11月的總統與議會競選中，加入一個投票事項，即要求選民決定，是否愿意成立一個修憲國民大會，討論憲法的修改事宜。而原定于6月28日舉行的所謂“全民公決”，根本不是要“廢除洪都拉斯憲法‘總統任期4年，不得連任’的規定”，而只是一項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民意調查，詢問選民對于在2009年11月的選舉中加入上述投票事項一事做何看待。換言之，即使選民在6月28日的“全民公決”中表達了“同意”的意見，洪都拉斯政府也沒有義務在11月的選舉中加入有關修憲國民大會的提議。就算是加入了這個提議，由于針對這個提議的投票和總統選舉是同時進行的，而根據現行憲法，塞拉亞無權參加11月的總統選舉，所以他根本就沒有可能再當四年總統。
有人會說，塞拉亞是在給他未來的連任和獨裁鋪路。那我們不妨再解釋得啰嗦點。塞拉亞要連任，要過至少六道坎：（1）2009年6月28日的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民意調查得到舉行，民眾同意在2009年11月的選舉中加入有關修憲國民大會的投票（這項同意本身是不具法律約束力的）；（2）有關修憲國民大會的事項被列入2009年11月選舉的投票日程，并且得到選民的通過；（3）修憲國民大會真正召開，而且將廢除總統任期限制（或允許連任一次）的事項列入修改日程；（4）有關廢除總統任期限制（或允許連任一次）的修憲案的得到通過；（5）塞拉亞再次參加大選并獲勝（無論憲法修正案是否通過，按照現行憲法，塞拉亞均可隔一屆再參選，只是無法連選連任）；（6）塞拉亞競選連任獲勝。即使到了這一步，塞拉亞也沒有實現所謂的“集權”，他只是像查韋斯一樣，得到了競選連任的可能性而已。筆者還記得過去中國的論者經常罵查韋斯“獨裁”，不過在奧巴馬上臺，美國國務院贊揚委內瑞拉的修憲全民公決，奧巴馬主動與查韋斯握手之后，這些論者也彷佛像奉了圣意一樣，再也不痛斥查韋斯了，就像奧巴馬的中東政策改變之后，我們也不大聽到斥責伊朗為“邪惡軸心”的聲音了。
綜上所述，塞拉亞只是在按照合法的程序為修憲做準備，他的連任之路還遠在天邊，遠不足以對洪都拉斯的民主體制構成任何威脅。其實塞拉亞的修憲訴求，也沒有什么特別之處，洪都拉斯自1838年獨立以來，共有12部憲法，現行的1982年憲法已經經過十余次修改，修憲在該國本是家常便飯，軍方把此次塞拉亞推動的修憲視為心腹大患，無非是因此舉威脅到了該國權貴的利益。
洪都拉斯軍方在該國的腐敗政客與商業寡頭的授意下，為保護他們的特權和利益，對塞拉亞微弱的修憲苗頭予以嚴厲彈壓，以非法的政變懲罰該國數十年未有的傾向社會下層的領導人，逮捕一些內閣成員和議員，鎮壓支持塞拉亞的民眾的抗議，毆打和槍殺示威者，實行新聞封鎖。事實表明，并不是塞拉亞要建立威權主義統治，而是洪都拉斯的權貴們為維持其威權主義統治而不惜動用軍隊，鎮壓民眾的反抗。而他們的種種與基本民主原則背道而馳的行為，都可以被一些美國媒體和中國的論者當作“護憲”、“反民粹主義”的壯舉加以稱贊，可見這些人關心的實非民主，只是不欲讓各國的精英階層與國際資本家的利益受到侵犯而已。
有論者稱塞拉亞違憲在先，軍方介入在后，但所謂塞拉亞的“違憲”行為只有一條，即在最高法院已裁決6月28日的“全民公決”違憲的情況下，依然推動公決。但這一行為是否違憲，是很有疑問的。總統會違憲，最高法院也會違憲。洪都拉斯的最高法院有沒有權力對一項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民意調查是否違憲進行裁決，這本身就值得懷疑。縱使塞拉亞違憲，最高法院不通過正常法律程序對其展開彈劾，而是“授權”軍方逮捕并驅逐一位民選總統，這毫無疑問是違反了該國憲法與基本的憲政原則，足以讓該國最高法院的威信和聲譽大受損害，也使其之前的決定難以令人信服。
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因素是美國的影響。美國與洪都拉斯軍方一向關系密切，有報道說政變方曾在事發前知會美國。回溯歷史，在20世紀，美國扶植拉美各國軍政府，將拉美變為美帝國的后院。20世紀上半期美國向中美洲各國出兵數十次，維護各國的寡頭和集權體制。20世紀80年代，內格羅蓬特坐鎮洪都拉斯，將該國變為一個大軍營，由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反抗軍”，入侵尼加拉瓜與薩爾瓦多，犯下殺人、綁架、虐俘、強奸等種種罪行。（內格羅蓬特后來出任美國駐伊拉克大使，美國在伊拉克大量使用雇傭軍，蓋為當年尼加拉瓜行動的翻版。）
設于美國佐治亞州的“美洲學校”（現名“西半球安全合作學院”），曾為拉美各國“培養”大批獨裁者、雇傭軍與恐怖分子，已故的玻利維亞獨裁者班塞爾即于該校畢業，指導本次政變的洪都拉斯軍隊總司令瓦斯奎斯亦曾在該校受訓。2002年美國慫恿委內瑞拉軍方政變，逮捕查韋斯，此為美國最近一次在拉美扶植權貴、推翻民選領導人的行為，后該政變被委內瑞拉民眾挫敗。（美國政府最初否認介入政變，幾個月后承認。）美國干預拉美的長期歷史，讓人對它在此次政變中扮演的角色感到懷疑。
近年來拉美各左翼政府推動的全民公決和修憲，都遭到很多論者的指責，但奇怪的是，從來沒看到這些人指責哥倫比亞總統烏里韋的修憲，原因可能是此事沒有得到西方媒體的廣泛報道。烏里韋總統在2002年上臺后，即推動國會修改憲法，并在2004年通過，允許總統連任一屆，現在，即將于明年下臺的烏里韋又在推動修憲，想要再連任一屆。與對待查韋斯的做法不同，媒體對此事不聞不問，無非是因為烏里韋領導的是個親美的極右翼政府而已。在6月的伊朗選舉風波期間，西方媒體狂炒伊朗可能爆發“革命”，后來邁克爾•杰克遜的死訊才給媒體臺階下，讓他們可以轉移話題，伊朗的“革命”也就不了了之了。其實自4月以來，格魯吉亞人一直在舉行反對薩卡什維利政府的抗議，政府方則毆打抗議者，鉗制新聞自由，這和伊朗政府的做法也一樣，而媒體對此也毫無追究，無非是因為薩卡什維利領導的是個親美的右翼政府而已。由此可見，很多媒體和論者關心的并不是民主不民主，只是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現在洪都拉斯的政變方已經遭到國際上的徹底孤立，也在遭受國內民眾的強烈抗議，正是由于考慮到政變方建立的臨時政府可能被推翻，美國才在遲疑多日之后，改變模棱兩可的態度，正式稱此事件為政變，并依據美國法律，中斷給予洪都拉斯的所有經濟援助，并由國務卿希拉里會見塞拉亞。現在美國的算盤可能是讓塞拉亞和政變方達成妥協，讓11月或提前舉行的大選將非法政變“合法化”，而不是響應大多數國家的呼吁，讓塞拉亞立即無條件地復位。無論如何，這都是對民主原則的一種損害，是對拉美威權主義傳統的一種妥協。
一百多年以來，拉美一直遭受美帝國、國際資本與當地軍人與精英階層的盤剝，尤其是拉美的印第安人后裔，更是受到白人的種族歧視與壓迫。只是在最近幾年里，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等左翼領導人領導的國家，方才借助群眾運動和全民公決，使長期無權無勢的下層的呼聲得到表達，也使拉美社會走向更加公正、更加種族平等的方向。洪都拉斯的反民主政變只是拉美民眾力量的洪流遇到的一個小小的障礙，不會影響大局。但拉美的局勢必須得到正確的理解，因為它可以為21世紀的全球左翼運動，指出一個值得借鑒的方向。
劉波 2009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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