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主流輿論當中，米洛舍維奇一直被當作“極端民族主義者”和“大塞爾維亞主義者”來看待，似乎這種“極端”和“大塞爾維亞主義”導致了戰爭。但是，事實并非如此簡單。生活在南聯盟（塞—黑）境內有大大小小26個民族，除了阿爾巴尼亞族以外，其余24個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塞爾維亞族相處得不但不緊張，反而非常融洽。“凡得到國際法承認和保障的人和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少數民族維護、發展和表達自己種族的、文化的、語言的和其他特殊性的權利，以及使用少數民族標志的權利，塞爾維亞的憲法和法律均予以承認和保障。”（9）在南聯盟境內少數民族數量最多、族際關系最為錯綜復雜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多年以來局勢風平浪靜，該省37所普通中學中，有32所用少數民族語言教學，32所中等專業技術學校中，100％使用各種少數民族語言教學。該省的報紙及刊物中，匈牙利語有48種，斯洛伐克語有17種，多民族語言的多達221種。少數民族政黨與政治團體與塞爾維亞人平等地參與全國選舉并取得議會席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南聯盟政府對境內的吉普賽人（塞爾維亞人稱之為羅姆人）給予了特殊的保護與幫助：由于吉普賽人喜歡四處流浪的民族特性，這個民族居住條件很差，沒有自己的文字，文盲比例很高，在社會中處于被歧視和忽略的“邊緣人”地位。從1995年起，塞爾維亞官方在經濟狀況非常窘迫的狀況下，拿出資金為吉普賽人修建住房，改善居住條件，并且幫助吉普賽人創建自己的文字，用吉普賽文對青少年進行正規教育，幫助他們成立社團參與社會生活等等（9）。這些事實表明，無論是南斯拉夫政府還是米洛舍維奇本人，看上去都不像是所謂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和“大塞爾維亞主義者”，他們對少數民族是尊重的，而不是歧視的。但是，為什么塞爾維亞人偏偏與阿爾巴尼亞人、波斯尼亞的穆斯林難以和平共處呢？
原因在于，波斯尼亞和科索沃的戰爭并不是簡單的民族沖突。所謂的大塞爾維亞主義，大克羅地亞主義，大阿爾巴尼亞主義，不過是臺上的角色演員，真正站在幕后導演這一切的，是文明的沖突。二十世紀最后三十年，一系列沖突在穆斯林世界與其他文明的接合部（即亨廷頓所稱的“文明斷層線”）異乎尋常地猛烈地爆發出來：從波斯尼亞、科索沃向東延續到車臣、達吉斯坦（俄羅斯）、納卡地區（阿塞拜疆）、阿布哈茲（格魯吉亞）、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新疆地區（中國），向南則延伸到南亞次大陸、北大年（泰國）、棉蘭老島（菲律賓）、以及非洲的厄立特里亞、達爾富爾（蘇丹）、尼日利亞——這些新爆發的熱點與老熱點——塞浦路斯、以色列、黎巴嫩（48）、乍得、東帝汶……幾萬公里穆斯林文明與其他文明交界的地帶，都綿延著戰火。假如把戰爭的罪責推卸到米洛舍維奇身上，那么又該怎樣解釋這一系列沖突呢？
穆斯林世界變得越來越激進和躁動，這是不爭的事實。盡管亨廷頓早在13年前就已指出，穆斯林世界與其他文明之間存在著一條“血腥邊界”（11），但實際上穆斯林激進分子的戰線不止上述“斷層線”這么一條：即使在穆斯林世界內部，沖突依舊劇烈。激進分子試圖顛覆世俗政權，建立類似伊朗、阿富汗塔利班（已被摧毀）和蘇丹那樣的原教旨主義神權政體，為此，在阿爾及利亞、突尼斯、印尼、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等世俗穆斯林國家內頻頻制造恐怖暴力事件，而且在民眾中的影響日益擴大。還有一條戰線，則在其他文明內部的穆斯林移民社區，這里是暴力和恐怖襲擊的新戰場。不僅是巴黎、倫敦、莫斯科、紐約和柏林，甚至中國內地的一些穆斯林小聚居區，都為頻頻發生的暴力和犯罪行為深感頭痛。即便是一向以與世無爭、懶散寬容和無憂無慮聞名于世的澳大利亞，當地居民也因不堪穆斯林移民的不斷騷擾而與之發生了嚴重的暴力沖突（49）。穆斯林奇高的出生率，以及對真正意義上的科學文化教育的漠視，使得穆斯林世界和其他國家里穆斯林社區內充斥了滿腦子中世紀思想、一無所長又無事可做的年輕人，因貧困和無聊滋生出的絕望、憤懣和仇恨的情緒彌漫于這些人之中，為暴力和恐怖主義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后備軍。對此，亨廷頓指出：“凡是有穆斯林參與的沖突，很難通過和平途徑解決。”
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穆斯林在全世界都是低調而平和的，實現世俗化現代化是很多穆斯林世界有識之士的夢想，凱末爾、納賽爾就是他們之中的杰出代表。但是，穆斯林國家普遍缺乏民主、政局動蕩，自然條件惡劣，頑固的舊傳統、封閉心態等原因，使得世俗的穆斯林國家追求現代化的道路非常曲折。而世界最大的產油區，卻恰恰位于原教旨主義勢力最頑固、社會形態最落后的海灣地區。70年代石油危機之后，海灣的穆斯林國家沒有經過任何艱苦奮斗就突然闊了，形勢就不同了，須知石油國家吼三吼，地球都得抖三抖，這種情況下還去搞什么現代化，還用模仿別人？有錢腰桿就硬，自己就是最完美的。因石油美元而財大氣粗的穆斯林國家，沒有把大自然慷慨贈與的寶貴財富太多地花在興建本國工業基礎，以及改善國計民生上。在突如其來的財富面前，他們和一切一夜暴富的暴發戶一樣不知所措，對這筆錢要么用于無理性的揮霍享受，要么用于無理性的勢力擴張。而那些生活在貧窮國家的穆斯林，也因為有了“富親戚”而孳生出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盡管這些身價動輒幾十億美元“富親戚”一年用于捐贈的錢往往不及自己一晚上揮霍所用，施舍給一萬個貧窮穆斯林的善款不如支付給一個巴黎高級妓女的嫖資多。這樣，一方面是海灣國家石油大亨們如同神仙一樣的揮金如土，一方面是馬格里布與中亞細亞穆斯林近乎絕望的貧窮落后。盲目的自信，以滾滾而來的石油財富為后盾向其他國家輸出原教旨主義；絕對的貧困，則源源不斷地為原教旨主義提供了人肉炸彈。穆斯林世界里的剝削階級，用宗教這一麻醉人民的鴉片，打著“慈善”的旗號，欺騙窮人為實現自己“讓所有人成為安拉的奴仆”的瘋狂野心當炮灰。在波斯尼亞和科索沃戰爭中，就有超過6000名以上的、來自阿富汗、沙特、伊朗、埃及、巴基斯坦等國家的“圣戰者”；其中，僅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就多達2000多人。“科索沃解放軍”則由伊朗提供資金、訓練和組織干部班子，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專家們則在地拉那的科索沃解放軍訓練營里講授恐怖襲擊、游擊戰等課程（18）。波斯尼亞的穆斯林總統伊澤特貝戈維奇本身，就是一名激進的教權主義者，他“提拔任用軍事將領、給予獎賞的標尺，并非是否善于用兵打仗，而是是否虔誠地信仰真主”（18）。研究波斯尼亞戰爭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擁有人口、軍隊數量優勢，以及擁有來自穆斯林世界巨額資金和身經百戰的“圣戰者”支持的穆斯林軍隊，如果離開了西方大國的武力干涉，在軍事上就總是一敗涂地，這恐怕與這位教權主義者獨特的用人方式有關。
阿利雅•伊澤特貝戈維奇非常狡猾地把一場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圣戰”打扮成“民族解放”和“自由民主”的模樣，盡管早有人看出“他夸大波黑和全世界穆斯林品質的做法最明顯地暴露了他一貫標榜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46）。此人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因鼓吹極端暴力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而被判刑，當年鐵托訪問埃及時，埃及前總統薩達特曾問他：“您認為（伊澤特貝戈維奇）這個人怎么樣？”鐵托回答道：“很危險，甚至比你們的穆斯林兄弟會還危險。（66）”鐵托說出這樣的話并非無據臆斷，因為伊澤特貝戈維奇這個人在其主要著作《伊斯蘭宣言》中明目張膽地宣稱：“伊斯蘭教與各非伊斯蘭教制度之間的不相容性。在伊斯蘭宗教與非伊斯蘭社會和政治制度之間，既不會有和平，也不會有共存。”“當伊斯蘭運動足夠強大時，它必須奪取政權并創建一個伊斯蘭共和國”，而這個新國家的教育及宣傳大權，“應當掌握在具有無可爭議的伊斯蘭道德權威和知識權威的手中”（11）——面對這么一個斬釘截鐵地公然宣稱與其他一切非伊斯蘭宗教和制度“不會有和平、不會有共存”，還打算通過控制教育與宣傳，把其他民族改造成“服從真主的人”的狂人，波斯尼亞塞族怎能不感到恐懼呢？又怎能不拿起武器保衛自己的傳統、文化、家園、信仰以及生命呢？還是這個伊澤特貝戈維奇，早在波黑戰爭爆發初期，就呼吁全世界的穆斯林“圣戰者”趕來參加這場“圣戰”，甚至揚言如果西方國家不支持他，他就號召全世界的穆斯林打一場針對西方國家的“圣戰”，而且，他還曾聲稱，要建立一個橫跨歐亞非的“伊斯蘭帝國”。這些“圣戰者”們最大的癖好，就是割下塞爾維亞人的首級以炫耀戰功（18）。現在，他們把這項優良傳統帶到車臣、伊拉克、印度尼西亞……（19）。能夠想像，這些與襲擊世貿大樓的恐怖分子一樣殘忍的穆斯林激進分子，會對塞族做出什么樣的暴行？奇怪的是，西方大國對此緘默不語，莫非這些“圣戰者”來到波黑時是天使，一來到美國就變成了魔鬼？
即使是米洛舍維奇去世之后，西方大國的政客們仍未放棄對他的污蔑。克林頓時代的美國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在談論米洛舍維奇的死訊時，仍在重復那種陳詞濫調：“米洛舍維奇是個怪物，發動了四場戰爭，導致數十萬人死亡。”霍爾布魯克所聲稱的所謂“四場戰爭”，就是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亞沖突（20），南斯拉夫—克羅地亞戰爭，波斯尼亞內戰，科索沃戰爭。但是，斯洛文尼亞與克羅地亞之戰發生時，南斯拉夫聯邦中央尚存在，領導這個聯邦的，仍舊是聯邦主席團，派出軍隊鎮壓分裂分子的決策是聯邦主席團做出，而不是米洛舍維奇。且不用說斯克兩國境內的戰爭是由一系列摩擦逐漸升級引起而非聯邦中央蓄意發動，單單米洛舍維奇當時的職位僅僅是聯邦內一個主體共和國的總統，就足以說明他不可能對這兩場戰爭負責。當然他肯定是會支持的，但南斯拉夫人民軍介入沖突本身并不違反憲法（21）。波斯尼亞戰爭，誰都知道是波斯尼亞穆斯林發動的，怎么能怪到米洛舍維奇頭上？而科索沃戰爭，早在1991年“科索沃共和國”和1996年“科索沃解放軍”成立時就已開始，從1991-1997年，阿爾巴尼亞武裝分子一共制造了543起嚴重的恐怖事件，平均每4天半一起；甚至可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從那時起，對塞族人進行迫害的阿族人使得科索沃一直籠罩著暴力的陰云——這難道也應歸咎于米洛舍維奇嗎？須知那時米洛舍維奇不過是一名默默無聞的經濟技術干部（22）。
1998年以前，盡管科索沃局勢緊張，但南斯拉夫當局一直保持著克制，而對手“科索沃解放軍”羽翼未豐，因而戰事一般在警察和小股匪徒之間展開，那里的形勢總體是平靜的，因而一直無人關注。但到了1998年，情況發生了變化：“科索沃解放軍”經過幾年的厲兵秣馬，已打算一顯身手了。1998年2-3月，阿爾巴尼亞北部接近科索沃的地方，幾個武裝犯罪團伙挑起了事端，幾天以后，相鄰的科索沃地區就發生了騷亂——“科索沃解放軍”開始襲擊南斯拉夫駐科索沃的部隊（13）。如果說，過去的7年里該地區一共發生了500多起恐怖事件的話，那么到1998年形勢急劇惡化，從1月1日到9月28日10個月的時間里，“科索沃解放軍”的恐怖主義襲擊就達到1273起，其中完全針對平民的有569起，針對治安部隊的有704起，并用武力強占了科索沃40％的地盤（9）。盡管南斯拉夫早在1998年3月沖突剛剛升級的時候就提出根據聯合國憲章、赫爾辛基最終文件和歐安組織巴黎憲章有關人權、公民權和少數民族權利的原則，通過對話，政治解決爭端（23），但急劇增多的恐怖襲擊事件表明：“科索沃解放軍”對政治手段和對話解決沖突不感興趣。到了1999年，局勢更加惡化，僅靠警察力量已完全無法對付通過販毒、走私和拐賣人口，以及來自穆斯林國家（尤其是阿爾巴尼亞）資助的、裝備越來越精良的科索沃解放軍，南斯拉夫當局這才不得不派出正規軍和特種部隊到科索沃作戰。科索沃沖突的實質，并非南斯拉夫當局打算吞并或侵占別國的領土，而是一群“大阿爾巴尼亞主義者”試圖把科索沃從南斯拉夫割裂出來，并入一個“大阿爾巴尼亞”。這個“大阿爾巴尼亞”不僅包括科索沃，而且馬其頓和希臘的阿爾巴尼亞聚居區也在擴張的名單上。面對這種威脅，以及對“科索沃解放軍”拒絕政治解決，米洛舍維奇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定：派出正規軍和特種部隊攜帶重武器進入科索沃與“科索沃解放軍”交戰。到1999年3月，南斯拉夫軍隊已收復了被“科索沃解放軍”竊據的90％的科索沃土地，“科索沃解放軍”早被打得抱頭鼠竄、潰不成軍。當然，這樣的戰爭是不可能不造成平民傷亡和難民潮的，于是引起了西方大國的又一次干涉。不過，作為南聯盟總統，若對日均4.2起恐怖襲擊和科索沃40％領土被犯罪集團控制而無動于衷，那么他不是瀆職又是什么呢？
米洛舍維奇背負著“屠夫”的惡名，我承認他雙手沾血。但許多咒罵他是“屠夫”的人，似乎并不清楚他做了什么。他們不是根據證據來對他進行宣判，而是跟著傳播于西方媒體和政客口中的謠言，把一些與他并不相干的罪責推到他的頭上，而這些所謂“罪行”往往經不起起碼的推敲，這大概也是海牙法庭至今無法對其定罪的原因。我曾看到一些文章，列舉米洛舍維奇的“罪狀”時往往說他“屠殺了20萬人”。這完全是無稽之談。首先，米洛舍維奇并非波黑塞族的領袖，他與波黑塞族領導人的關系，是一種同盟關系，而非主仆關系；毫無疑問，他對波黑塞族具有影響力，但不具有發號施令的本事；能夠提供塞族所急需的物資是米洛舍維奇發揮對波黑塞族影響力的關鍵。1996年，波黑塞族還不打算休戰時，正是米洛舍維奇以切斷對波黑塞族的物資供應為威脅，迫使波黑塞族領導人簽署了代頓和平協議。為此，他甚至被波黑塞族詛咒為“叛徒”和“猶大”。其次，整個波黑戰爭就是一場各民族間的混戰，不僅是塞爾維亞人殺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克羅地亞人也殺塞爾維亞人、黑山人，甚至殺他們的盟友穆斯林；而穆斯林除了殺塞爾維亞人、黑山人和克羅地亞人外，還自相殘殺——以菲克雷特•阿布迪奇為首的西波斯尼亞穆斯林不愿脫離南斯拉夫，與薩拉熱窩的穆斯林政府軍之間互相攻殺（24）。把死于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的屠刀下的塞爾維亞人和黑山人的責任歸于米洛舍維奇顯然荒謬絕倫：難道穆斯林和克族武裝手里拿的不是殺人武器，而是文明棍？難道從阿富汗、伊朗、沙特等地跑到波黑和科索沃的“圣戰者”不是去殺人，而是傳播人道主義？當然，對這場混亂殺戮必須有人負責，但不應是米洛舍維奇，甚至也不應首先歸咎于波黑塞族領導人卡拉季奇和姆拉迪奇，而應歸咎于那些挑起分裂和民族仇恨的激進分子，也就是說，應歸咎于阿利雅•伊澤特貝戈維奇和他的原教旨主義同伙，以及那些散布在世界各處屠殺平民的伊斯蘭“圣戰者”。還比如，很多人把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當作米洛舍維奇的主要罪行之一，卻忽視了早在2002年4月10日，海牙國際法庭就已認定米洛舍維奇與斯雷布雷尼察慘案無關（25），其主要責任人是波黑塞爾維亞軍隊領導人姆拉迪奇（26）；有些人則聰明一些，說米洛舍維奇為波黑塞族提供了武器和資金，因此對波黑戰爭負有“道義責任”，那么按照這個邏輯，全世界所有穆斯林國家的領導人都應被緝拿歸案，因為他們向波斯尼亞穆斯林提供了更多支援。
指責米洛舍維奇對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穆斯林進行“屠殺”和“種族清洗”同樣難以令人信服。1999年北約對南斯拉夫進行空襲前后，西方媒體曾大肆渲染南聯盟軍隊對科索沃進行了屠殺，被屠殺者的數字從10萬到50萬不等。但北約占領科索沃后，聯合國戰爭法庭的專家進入科索沃尋找“萬人坑”的證據，卻一共只找到2000多具尸體，其中不但包括阿爾巴尼亞人，還包括塞族人，以及死于北約轟炸的平民。不僅如此，有關科索沃存在著恐怖集中營、塞族軍隊進行“系統qiang奸”，以及米洛舍維奇制訂了清洗所有阿爾巴尼亞人的“馬蹄行動”的報導，事后證明均屬捏造（27）。當然，也有很多西方記者對媒體的捏造、夸大科索沃事態的行為表示反對，但他們的聲音卻很少為人重視（28）。最終，還是海牙法庭在對米洛舍維奇的指控書中說了實話：“在米洛舍維奇的慫恿或支持下，（南斯拉夫軍隊）槍殺了數百名科索沃阿族百姓。”（55）這個數字與在科索沃境內找到的尸體數目是吻合的（56）。就這樣，在西方大國政客們的紅唇白齒之間，米洛舍維奇“種族屠殺”遇害者的數字，就如同如意金箍棒一般不斷變化著，能大能小，能高能低，能屈能伸，最后從高聳入云的珠穆朗瑪峰變成一塊毫不起眼的鵝卵石。考慮到在北約轟炸迫使南斯拉夫軍隊撤出科索沃之前，南斯拉夫軍隊與“科索沃解放軍”之間的交戰已經持續了一年零四個月（即從1998年2月到1999年6月），卻僅有幾百名阿族平民遇難，日均僅一名——若這都能被算作“種族屠殺”或者“種族滅絕”的話，那正在進行的伊拉克戰爭又該算是什么呢？當然，哪怕是一個無辜平民的死傷都是令人悲痛的，但哪次戰爭能夠真正避免因使用武力而造成的“間接傷害”，實現平民的“零傷亡”呢？盡管美軍具有世界上無與倫比的精確打擊能力，也盡量在避免殃及平民（我相信如此），但自美國進攻伊拉克以來仍舊造成了3.9萬名伊拉克平民的死亡，這還只是截至到2005年的數字（58）。我不排除個別南斯拉夫軍人、甚至個別小分隊存在著濫殺無辜的現象（遺憾的是這種暴行在迄今為止任何戰爭中都難避免），但這并不能證明米洛舍維奇下達了“種族屠殺”的命令，而恰恰證明了米洛舍維奇反對進行種族滅絕，否則死亡的人數根本不會是區區幾百人。須知，盧旺達種族屠殺只進行了一百天，就有50-100萬人被屠殺，而科索沃的戰斗持續了一年零四個月，南斯拉夫軍隊的裝備比盧旺達胡圖族極端分子手中的砍刀要先進得多。與之相比，仁慈的西方大國為了制止米洛舍維奇致使幾百名平民死亡的“種族屠殺”而對南斯拉夫的狂轟濫炸，僅僅78天就造成了3000多人的死亡，其中有900多名兒童（57）。
米洛舍維奇在處理科索沃問題上并非沒有過失，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這一舉動無疑激化了本已十分嚴重的民族矛盾。既已予之，何必奪之。但是，凡事有因有果，這個舉動并非米洛舍維奇奉行“極端民族主義”、主動迫害阿爾巴尼亞人的表現，而是對阿爾巴尼亞人迫害塞爾維亞人行為的、被動的過激反應（29）。雖理無可恕，但情有可原。由于某種原因，伊斯蘭教徒總是難以與其他民族、信仰的人和平共處，不僅是在科索沃，即使在法國，德國，英國，美國，俄國，澳大利亞乃至中國，靠近穆斯林聚居區的他族居民總是抱怨受到騷擾和排擠。而在1996年“科索沃解放軍”成立以后，阿爾巴尼亞人對科索沃境內的塞爾維亞、黑山、吉普賽等民族已不是騷擾和迫害，而是具有種族清洗性質的屠殺（30）。等科索沃戰爭后，原來居住在這里的塞族人要么逃出科索沃，要么被“清洗”到科索沃境內靠塞爾維亞邊境的北部地區，而且繼續受到騷擾，其中2004年3月發生的科索沃塞族—阿族沖突中，就導致4000多名塞爾維亞人逃離家園，22座教堂被燒，許多房屋、醫院和學校被毀。
西方大國出于在南斯拉夫內戰問題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選擇性失明”的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冷戰”的思維慣性、帝國主義陰魂、大國勢力范圍劃分、討好石油國家、羅馬天主教與東正教的傳統對立等原因外，也有被血腥屠殺所震驚、制止人道主義災難等因素。因此，不能簡單地界定西方大國對前南斯拉夫的干涉是“正義”的或者是“非正義”的，更不能拿著所謂“主權”做保護傘對屠殺行為予以縱容。而只能說，這是一種先入為主的誤判，基于此西方對南斯拉夫發動了愚蠢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31）。這場戰爭的惡果，不止使得波斯尼亞變成了“巴爾干的伊朗”（亨廷頓語）（32），而且也讓西方大國很快自食其果——2001年，“911”事件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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