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為什么能夠建立話語霸權？
冼巖
西方尤其是美國在當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話語霸權，令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非西方中心系列”國家既惱火又無可奈何。利用對多種“普世價值”的概念定義權，在不同對象間使用多種標準，確實為美國的利益擴張提供了硬實力所不能及的方便。
那么，西方為什么能夠建立話語霸權，而其他國家卻難以挽回的處于意識形態弱勢呢？這是個有意義的話題，試以中國為例探討之。
首先要問的是，中國人為什么服膺西方話語體系？究竟是由于國人對現狀不滿，所以認同反體制現狀的西方意識形態；還是由于受西方意識形態影響，才對現狀不滿呢？我傾向于前一種。改革開放以前且不說它，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歷1980年代短暫的“共贏”后，中國社會即迅速貧富分化，日益蔓延的權力資本化所帶來的不公正感，更令人難以忍受。身處快速分化過程中的中國人，由對比而產生的感受更加強烈。畢竟現在已是信息時代，不可能象過去那樣封閉信息，讓人們相信“全世界的勞動人民都在受苦受難，等著我們去解放”。當對現狀的不滿真實存在時，僅靠話語系統的努力是難以挽回的。建立在這種現實感基礎上的意識形態及話語系統，自然也難以勝過競爭對手，俘獲人心。
西方話語體系對中國之類政權最具顛覆性的核心符號是“民主”。縱然有無民主或許對當下中國人的現實遭遇及其感受關系不大，即使所謂民主國家國民也同樣會對現狀存在許多不滿；如果中國搞民主，情況也可能變得更糟。但是，這一切都僅僅只是可能而已。對手會說，人們也會想：民主后結果也有可能是情況變好呵；既然你執政者不能讓我們滿意，為什么不準我們試試別的選擇呢？
這種民眾情緒有點類似中國傳統價值“不患貧而患不均”，二者同樣是源自民眾內心的樸素感情與本能需要。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與平等一樣，它本身是人的一種內在需求。不管它對民生、福利的作用如何，不管實際上“真正的民主”能否達到，它本身亦自有其價值；即使它的實現僅僅只能是形式上的，其實際效果要受到許多限制，它仍然有值得追求的地方。民選的價值在于：不管選擇的最終結果如何，總是由我自己選擇而來的結果；原來我只能被選擇、被決定，現在雖然還受到諸多限制，畢竟擁有了有限的選擇權利。民眾的這種心態有點象今天的掌權者：縱然再累，也沒有幾個人愿意提前退休。
正因如此，民主和平等一樣，從來都是左派的主張，而不是右派的主張。右派原來一直是反民主的。20世紀歐美列強的最大幸運，是至少在形式上終于解決了全民普選的問題。從此可以理直氣壯，不必再象馬克思時代一樣被人千人詛萬人罵了。批評者可以解釋，西方的這種解決方案，是建立在西方列強憑借其先發優勢掠奪全球資源的基礎上而達成的，因此在效果上不可復制；也可以舉例，后發展國家包括俄羅斯，模仿西方模式結果是越來越糟。但是，由于民主本身就是一種需求，至少當現狀不能令人滿意時，統治者無法說服人們不去嘗試民選禁果的滋味。所以，康曉光提出“仁政”：如果能夠讓民眾相信統治者的“仁”，或許民主不民主就無關緊要了；做不到這一點，拒絕民選就比勸戒毒癮還難。除非只剩下一種聲音，否則不滿于現實的人們總會選擇相信反現狀的聲音：你再說民主是什么滋味也沒用，且讓我先嘗嘗味道再說。
所以，西方的話語霸權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建立在歷史所造成的優勢地位之上，這種優勢同樣是難以復制的。物質決定意識，沒有客觀優勢的基礎，在劣勢的站位上想要創造出一種可與匹敵的強勢話語，我懷疑這種可能性。
憑千年文化傳統與近30年獨特路徑上的現實成就，中國并不是不能搞出自己的一套東西。但這套話語要想俘獲人心，同樣必然要包含平等、公正、民主、人權等諸項反映了人們內在需求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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