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國際著名外匯專家以及包括國際投行2006年以來均指出日元被嚴重低估。根據日本央行數據，在以貿易伙伴的通脹率進行調整后，1999年12月至2007年3月,日元的實質有效匯率從148.1下滑至99.7，貶值32.7%，為1985年10月以來最低。這使得日元重回廣場協議的年代。為此歐洲聲討日元嚴重低估，而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同時卻放縱日元貶值，人民幣能否承受冰火兩重天？專家認為，長此以往，人民幣匯改終將演變為人民幣金融危機。
回想十年前1997年——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民幣巍然不動，日元卻不斷放水，十年難道真的是一個輪回？繼1980年代后期、1995年4月至1998年7月（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目前是第三個日元利差交易時代，如自2005年7月21日至2007年6月1日，人民幣對日元累計升值17.4%（人民幣對美元升值8.2%）?？紤]到人民幣與日元2%至3%左右利差，僅按投資銀行存款計算，日元人民幣利差交易累計最低獲得約21%的收益（未考慮交易費用），如果投資股市、房地產，累計收益率可望達到100%至300%，因此可以基本判斷日元是熱錢沖擊中國的空中加油站，日本也是人民幣升值論的始作俑者。
外匯利差交易的實質是外匯交易，沒有利差交易，只有外匯交易。所有的利差交易都是徒有其表，實質都是資產交易，買入看漲資產。也許只有一個例外，當人民幣每年平穩升值3%至5%，人民幣是日元利差交易者的美麗天堂。
粗略估算，目前日元利差交易總規模在三到六萬億美元左右，其中日本本國投資者進行的日元利差交易的規模約在0.9至1.5萬億美元左右。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當日本官方都承認日元套利交易規模高達五千億美元，那么真實規模是多少呢？
在中日經常項目順差基本相同、日本企業競爭力全球之冠的情況下，2005年以來人民幣選擇了小幅升值，而日元卻選擇了惡意貶值的金融戰略。作為經貿關系緊密相鄰的兩個經濟體彼此截然相反的匯率策略是值得令人深思的，但是日元貶值的客觀結果是進一步惡化了人民幣國際收支不平衡，并嚴重加劇全球失衡。當全球其他主要貨幣都對美元升值，而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日元2005年以來的大幅貶值是全球失衡的主要根源。
高達三至六萬億美元的日元利差交易規模說明，一旦日元回歸中性水平必將在短期內嚴重沖擊全球金融市場，人民幣也很難獨善其身。同時也表明所謂中美3%的利差論是完全錯誤的，貶值且零利率的日元，升值并3%利率的人民幣豈能爭鋒？專家認為，目前美元兌日元匯率的中性水平在八十左右，也就是說日元理應升值50%左右，而外匯市場往往會過度調整的。
有鑒于此，專家建議：高度重視資產價格的過度波動風險，對于長期機構投資者，日元利差交易最重要的啟示就是必須高度重視資產價格的過度波動危險，日元利差交易獲利主要來自匯率變動收益，想要取得長期穩定盈利也必須高度重視資產價格過度波動風險；此外，加強對全球經濟研究。對于長期機構投資者而言，研究力量必須加強，沒有研究力量的支撐，巨額資金長期穩定的投資回報是難以想象的。而對于中國的大型機構投資者，加強對全球經濟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任何研究都是有立場的，因此，必須盡快培養一支屬于自己的獨立研究力量是非常重要和迫切的。
利差交易一般是指借入低息資金，投資高息資產，博取利差的交易活動。利差交易不是“無風險”的套利交易，資產價格波動是利差交易的最大風險。
日元利差交易有三種形式：一是國際投資者直接借入日元；二是日本本國投資者（退休金、養老金、個人投資者等）投資其他貨幣的資產（因為其負債為日元標的，資產為外幣標的）；三是國際投資者通過期貨、期權、結構性產品等衍生金融工具間接參與利差交易，最簡單如先借入短期美元，然后通過外匯掉期為日元。
亞洲金融危機后，東亞十年復興，給美國帶來了巨額的“亞洲美元”，為美國維護美元地位贏得機遇。
7月2日時值亞洲金融危機十周年。東亞歷經“危機與制度創新”，再次成為世界經濟最活躍的地帶。前不久，世界銀行也發表報告盛贊“東亞復興”?，F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學者在世界新聞報撰文分析說，與十年前相比，東亞復興衍生了兩個新矛盾。一則，2000年5月，東盟與中日韓簽訂了貨幣互換協定（清邁倡議），亞洲金融合作先于地區經濟合作日益深化，但至今并未建立起有效的資金運用體系，亞洲資金仍只能回流美國尋找商機；二則，10年來，作為世界級經濟強國，日本雖極力主導東亞秩序，搞日元圈戰略，但在匯兌政策上，日元與東亞貨幣背道而馳，進入歷史性貶值期，使東亞貨幣體系找不到“定海針”。這兩大矛盾使東亞復興演變為美國的“亞洲紅利”。
“亞洲美元”投資無門
隨著亞洲擺脫危機，經濟復興，貿易擴張，“亞洲美元”勢如潮涌。截至2006年底，以貿易盈余為主的東亞經常項目收支順差超過3300億美元；而在石油漲價下，大規模的中東“石油美元”擠入東亞；同時，在日本的零利率下，東京又放出超過4000億美元的“日元套利資金”。在此基礎上，世界短期資本流入東亞，東亞外匯儲備急劇膨脹，超過3萬億美元。東亞出現巨大規模的“亞洲美元”。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冷戰的到來以及美國的“利息鎖國政策”，在歐洲，曾出現強大勢力的“歐洲美元”，形成了“歐洲美元債券市場”，演變為左右世界金融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今，東亞雖形成了巨額“亞洲美元”，但東亞地區缺乏當年歐洲的債券市場和融資渠道，難以形成本地的金融能量?！皝喼廾涝蓖顿Y無門，只能大規模回歸美國，成為世界性難題。
利用金融危機美撈取“亞洲紅利”
如果說“歐洲美元”的形成，來源于意識形態的政治誘因，那么“亞洲美元”的膨脹，則產生于全球化釋放的“勞動紅利”。
事實上，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蘇冷戰結束，全球市場統一，東亞步入市場經濟軌道。以往被意識形態隔絕、封閉的勞動市場大解放，低成本勞動大軍吸引海外資本潮涌東亞。東亞成為世界的加工廠，產品直銷日歐美，遂成“投資出口導向型”經濟增長模式。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主的援助計劃進一步強化了這種“投資出口導向模式”，東亞的勞動成本再次成為美國的紅利。第一，1997年8月到12月，在IMF主導、日美配合下，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韓國總共接受外來援助1077億美元。而IMF主導的援助對東亞各國提出了苛刻的經濟體制和宏觀政策改革條件，即要求受援國必須緊縮金融，收縮財政，使東亞被迫暫?！跋M主導型經濟增長路線”；第二，IMF要求受援國走貿易、資本自由化道路，開放金融資本市場，并按美國標準改革企業治理模式，導致美國資本搶先回歸東亞，占據地區低成本優勢，形成投資新潮流；第三，在東亞接受IMF主導的援助之時，恰值美國IT泡沫鼎盛期，美國的消費市場又成為東亞廉價產品的吸收器。由此，美國率先獲得了東亞“勞動紅利”。
“亞洲美元”支撐“強勢美元”
在東亞經濟復興過程中，東亞的低成本產品，經“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體制”，大規模輸往美國市場，產生了“進口物價平抑國內通脹”的效果，使美國得以在石油漲價、不動產熱浪滾滾的形勢下，仍能維護物價穩而不升，經濟持續繁榮。這可謂美國的“東亞紅利”。
在美國強大的科技創新體制和靈活而博大的金融體系下，東亞“勞動紅利”衍生的“亞洲美元”全面回流美國市場，又經美國金融資本操作，投資于全球最有利的地區，從而形成了以紐約為中心、以美元為表現的世界資金循環圈，成為美國維護經濟動態均衡的關鍵支撐。
而“亞洲美元”的回流，因大多投資于美國的國債和股票，直接給紐約金融資本市場帶來了低成本效應，提高了資金使用效率。其結果導致美國長期利率持續低迷，為企業展開長期項目投資和跨國兼并，維護美國對外干涉能力，提供了寬松的金融條件。
在此背景下，始終謀求挑戰美元地位的日本，為與東亞各國競爭美國市場，不得不暫時放棄“強勢日元戰略”，借助歐元，順勢展開歷史性貨幣大貶值政策。其結果客觀上支撐了“美元的相對強勢地位”。
由此，金融危機后，東亞的十年復興，不僅給美國帶來了巨額的“勞動紅利”和“亞洲美元”，更為美國阻止日元圈，維護美元地位贏得了歷史性機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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