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近日，2024年中非合作論壇峰會正在北京舉行，中國將和非洲各國一起繼續推動全球南方國家走向現代化。
劉燁老師的這篇文章回顧了六七十年代中非關系的歷史。我們發現，中國和非洲的幾內亞、贊比亞、坦桑尼亞等國原本彼此非常陌生，這幾個國家是在社會主義性質的工業生產過程中認識彼此、理解彼此的，也是在這一共同的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中鍛造了社會主義非洲、社會主義地緣政治和國際秩序的。在社會主義性質的勞動生產中，中國和非洲國家共同培養了當地的產業工人，創造工人階級自力更生的力量。這不僅是對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挑戰，也是對社會主義內涵的豐富。
本文是舊文重發，原文是劉燁老師2020年做客誠食講座時的文字整理稿。四年來，作者有一部分觀點已有新的發展，在這里暫不調整。
作者｜劉燁（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
中坦建設者清除修建鐵路途中的攔路石
圖片來源：中國青年網
感謝各位來聽我的報告，報告的主要內容是基于我的博士論文和近來一些關于現實問題的思考。
我們似乎對時至今日的社會主義的判斷總是略顯單薄。如果僅依賴左翼脈絡中的經典知識以及所帶來的概念化的構想，我們可能無法把握社會主義實踐在整個20世紀當中的高潮和退潮（及今天再次浮現的幽靈）是怎么回事。
為了能更完整地理解社會主義，我想回到毛澤東時代中國援助非洲的歷史現場，梳理社會主義政治的空間線索是怎樣在“社會主義國家”這一“理想空間”之外展開的，社會主義是怎樣面對一個全新環境的。就援建而言，是怎樣在具體的關于生產方式和生產政治的探索中突顯關于世界構成的另一個維度的想象問題的。
一
熱帶：歷史-地理區域的生產
我把熱帶稱為一個歷史-地理區域。實際上它是在歷史當中生成的，而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地理概念。我們知道，它大致上指的是南北回歸線之間的一個廣闊區域，占到了整個地球面積的40%。但當中有很多的差異，如果是山地，就不是典型的熱帶地理氣候。
從空間來看，可以看到熱帶作為一個自然地理概念；在政治和社會意義上，其實是和第三世界、亞非拉、殖民地，或發展中國家、全球南方，是高度重合的。這個重合本身不是一個巧合，而是反映了熱帶的整個地理自然的機制，某些特殊屬性，使得這部分區域從一開始就被卷入了整個殖民史和帝國史的過程。
這個過程當然要始于較早的如大航海時代以來的幾百年歷史，它造就了今天對熱帶標簽化的理解，比如說熱帶水果。其他地方都有水果，比如說西瓜，但沒人把它叫做溫帶水果。但熱帶的作物會被賦予統一的標簽，它是我們一個過于五彩繽紛的世界，像花襯衫。
我們對于熱帶的想象之一“熱帶水果”
圖片來源：講座PPT
如果我們去沙灘，好像花襯衫是非常典型的穿著，但這并不起源于當地。凡此種種，熱帶的形象似乎就是一個休閑的度假村，一個后花園式的龐大的地理空間。今天大部分中國人也基本上接受了這種看法，比如三亞，還有東南亞。人們覺得熱帶和生活以及休閑休憩是聯系在一起的。
熱帶概念的形成，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波折。這是一幅比較早的關于哥倫布登陸美洲的油畫。這上面美洲土著的穿著表明了熱帶環境。
哥倫布登上美洲大陸 | 圖片來源：講座PPT
我們不要忘記哥倫布雖然發現了美洲，但實際上登陸的地方卻是加勒比地區，還不算是美洲大陸，所以對他來說熱帶確實是第一印象和感知。當然，熱帶會在后面的大航海時代，在各個國家的擴展和殖民過程中——從最開始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后面到英法這兩個殖民巨頭——不斷被重塑。我們今天所理解的資本主義，實際上并不是單純起源于帝國中心，并非先有了一個資本主義的起源，然后再不斷的向海外尋求原材料和各種資源的過程，相反，它本來就和大航海及地理大發現是聯系在一起的。
如果沒有大航海從海外帶來的這種巨額的、豐富的資源，實際上是根本無法支撐帝國本土的這樣一套資本主義色彩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所以資本的秘密也流淌于對于這種差異化的、全球范圍的氣候、地理和地質的知識生產和利用當中。比如什么樣的土質能夠栽培出什么樣的作物，什么樣的樹木能夠更好地改造成木材。
很多東西其實在一個非常具體的時空環境之下，才造就了資本主義的今天。所以資本主義的興起，其實和整個熱帶的被生產被制造過程是同步的。一方面是資本主義通過全世界的殖民掠奪、捕獲和攫取，源源不斷的帶來生產的原材料和黑奴勞動力。另一方面，在整個過程當中不斷對于歐洲之于其外部世界進行了一個等級化的全球秩序建構，將所有歐洲以外的世界囊括到一個以歐洲為中心的全球體系當中。這不僅僅是一個政治經濟的關系，也是關于文化和認知上的等級化的說明。
罪惡的三角貿易揭露了“熱帶”的另一面——
被資本主義剝削的對象 | 圖片來源：百度
以種族主義為例，即便在任何一個國度，內部都有各種各樣的等級和差別，但是這不是今天意義上的種族主義。種族主義從一開始就是跟具體的、現代的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捆綁在一起，這里面也包括了和種族主義相捆綁的一個地理修辭。
在早期歐洲殖民者到了這個以熱帶為主體的廣大殖民地之后，對他們來說一個重大的難題在于如何習慣當地的高溫濕熱天氣，這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和體感的困擾。比如晚上睡不著覺，擔心疾病的傳播。在整個過程當中，他們把整個熱帶想象成一個野蠻的、劣等的、有毒的、有害的，一個低劣于歐洲或者低劣于所謂溫帶的存在。基于此而建構出的殖民認識論中，明確地認為當地人屬于比較劣等的人種，因此他們才會如此習慣原始的自然氣候。相反，在進化線條高處的歐洲人是必須借助其他的方式才能克服這種極其不人道的氣候的。
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1950年出版《大地的法》（或譯《全球規制》）(Nomos of the Earth)，描述了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起源 | 圖片來源：Wikipedia
這一切最后都被整合進等級化的全球秩序的理論當中。卡爾·施米特把大航海以來的殖民地的創建，理解為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一次空間革命，是第一次星球尺度上的空間革命。在之前人類有各種各樣的遠征和探索，但是從來沒有一次像近代的殖民探索一樣，徹底“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而且它的確是在星球意義上來理解的，它貢獻了全球性的橫跨大洲與海洋的思維。而如何來劃分地球這個問題并不存在于之前的人的頭腦當中，這是一個現代的問題。伴隨著大航海以來的各種科學探索，人類才逐漸的相信了地球是圓的，才逐漸探知到了現代世界的邊界和基本輪廓，其實是一個球體。
對施米特而言，這樣的劃線造就的是一個我方和對方、內部與外部的本質化的區分。所謂我們，即歐洲這邊，代表的是國家、文明、法律、道德和規則，總之代表了我們人類。這一邊是你之所以為人的基礎，但是那一邊則是純粹的自然狀態，就是一個沒有任何約束的，可以無限施加暴力和強權的空間。那一邊其實就是我們后面知道的殖民地。殖民地與自然狀態的勾連，對于歐洲現代性的建構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
施米特的這個看法已逐漸廣為接受，即現代性其實是全球性地起源的。西方人較早地感受到了所謂現代的狀態。這看似是一個時間線索的前端，但基于時間線索的體驗，并不可能在孤立的本土單獨體驗到，而只能在空間的對照之中才會凸顯出來。當人們發現了他者，才會根據他者的形象來思考我們在歷史當中的線性位置。
霍布斯在《利維坦》中提到的美洲性(Americani)的概念。我們知道他的名言，說自然狀態，其實人與人之間像狼一樣，沒有任何的規則、愛與道德可言，基本上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狀態。當時很多人認為他的設想是基于英國內戰而言，但施米特指出霍布斯的寫作其實是在思考當時正發生在大洋彼岸的殖民行為。洛克當時也用了相似的說法，“起初，全世界都是美洲”。殖民地成了歐洲把自身矛盾和戰爭進行外部化的空間依托，歐洲也因此才能夠遏制其內戰，享有自由和平。這便是當時的狀態。對施米特而言，政治秩序其實派生于對土地的獲取、丈量、安排、分配。實體化的空間過程，是這些概念最初得以形成的來源。
在最開始的時候，對地球的劃分基本上是以幾個條約來進行的（薩拉哥薩、托德西利亞、教皇子午線）。但那時還相當的粗略，只是劃分勢力范圍，對于每一塊土地的內容和性質，還沒有規定。到了帝國主義時代，熱帶的概念才有了更明確的發展。1884-1885年的柏林剛果會議，德國作為一個強權突然出現了，它要和之前的殖民帝國去爭奪在非洲的殖民地。
我們知道在帝國主義時代前夜，大約1870年左右，殖民地的占取基本上是以各大洲的沿海以及這種沿海的港口和海岸線為基礎，大約14%的非洲土地被納入殖民帝國。而在1910年左右，這一數字已上升到大概90%，幾乎沒有“無主之地”。“殖民地”與“國家”的本質化界限本是歐洲中心的世界得以建構的基礎，卻在柏林會議后模糊起來。與此相反的是，熱帶變得更加的本質化乃至制度化，因為它承擔了維持宗主國和殖民地，或帝國中心和帝國邊緣得以區分的功能。就這樣，帝國主義下的熱帶成為規定殖民地性質和意義、維持等級化的全球秩序的符號。熱帶被殖民帝國制造，又反過來指明帝國的意義。
二
回到非洲
“非洲是一個熱帶大陸”基本上是固定的說法。我在網上截了2012-2013年度黑龍江一個縣中學地理考試的一張圖，里面有一個非常典型的對于非洲地理概念的說法，點評人說“該題難度較小”，非洲與熱帶氣候的緊密聯系看來是常識。
地理考試題目中的非洲 | 圖片來源：講座PPT
亞洲就沒有統一的說法。印支半島、華南、滇南、南亞的印度、孟加拉和東南亞的其他島國，也在熱帶氣候之下，但各地的歷史差異極大，敘述線索極其豐富，不可能用“熱帶亞洲”來統括。“熱帶非洲”(Tropical Africa)的說法所反映的，是非洲很大程度上是以一個整體出現的認識對象，它可以說是一塊現代大陸，是殖民主義和反殖民主義賦予了它最容易辨識的個性。對于一般的非洲研究者來說，大家習慣避免把非洲理解為一個整體，因為那似乎是對非洲的刻板印象，畢竟非洲有五十多個國家。但實際上，無數非洲本土或泛非的政治行動者，也常常把非洲想象成一個統一體，以求承擔相似的命運，團結共同的力量。
非盟作為非洲統一組織，成立于1963年，比歐盟還要早，也比東盟早。它其實是全世界最早的一個區域統一的聯盟組織，更不要說“非洲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frica)的構想了。在歷史和政治方面，非洲提供了20世紀最大規模的民族解放運動，產生了最多數量的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國家（如“非洲社會主義”的概念）。當然，這一切也處于矛盾中，雖然有30多個國家在冷戰期間或多或少的宣稱他們是某種形式的社會主義，但實際上他們對于社會主義概念的使用是高度分化的，在很多國家只限于修辭意義。
非盟旗幟 | 圖片來源：Wikipedia
三
社會主義的“熱帶問題”
在1955年萬隆會議之后，第三世界開始成為一個現實。
全球性反帝和反殖民的力量從一戰以來已經此起彼伏，但一直到了萬隆會議，才第一次集體登上舞臺，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力量開始發聲。這里頭我們要注意一下有兩個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資本主義國家是第一世界，社會主義國家是第二世界，中間的或者之外的叫第三世界，這是最常見的說法，在西方基本上用這個說法。另一種說法來自中國，由毛澤東在1974年2月第一次清晰表述，但其實踐要更早······在這里，第一世界是美蘇，第二世界是美蘇以外的其他已經工業化的或發達國家，大體包括了美蘇各自的盟友，第三世界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發展中國家或全球南方，基本上等同亞非拉各國。
雖然從對象上來說，兩個“第三世界”基本重合，但定義的方式差別挺大，此處先不展開。萬隆會議后，社會主義陣營開始了對第三世界的大規模援助，蘇聯提出了很多說法，如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社會主義世界市場等，希望在資本主義以外，建成一個可替代性的國際體系。該體系可以組織各種資源、資金、技術、知識和人群，包括思想和意識形態，能夠讓它們實現廣泛聯通和流動。社會主義工業國能夠向第三世界提供現代化所必需的很多產品，而讓后者不必依賴他們的前宗主國。
毛澤東說“已經獲得革命勝利的人民，應該援助正在爭取解放的人民的斗爭”、“不解放全人類，中國這樣的國家就不能解放自己”。他表明了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立國的意義，不僅包括普通民族國家那樣向公民提供福利、安全和保障，更包括國家如何在整體上推動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斗爭。
社會主義國家這一特殊類型本身就是兩條線索的交織，它內和外兩條線索其實是互通的。大規模援助網絡搭建的過程從開始形成之時就面對著一個根本難題。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到了以熱帶為主要涵蓋對象的第三世界時，發現他們對當地有著近乎全方位的知識空白。從當地的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狀況，到人、民族、國家和語言風俗宗教各方面都知之甚少——1930年代共產國際曾在非洲做過零星研究，但未及展開就中斷了。
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于殖民地的了解，基本上僅限于馬克思主義對于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政治經濟學推導，和列寧對帝國主義形成——進而對殖民地或東方各民族的反帝斗爭的政治判斷。在這之外，非洲、南亞的成片殖民地對他們而言近乎是古典意義上的“異域”。兩者間的陌生也反映了殖民帝國擴張的軌跡所沒有通過的部分。
為了消除這種與政治友誼不協調的陌生，亞非各國還重新敘述了他們的交往史。舉個例子，絲綢之路這個概念是在19世紀晚期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創造的，但統一的中文譯名定下來是等到了萬隆會議以后。因為當時需要回溯一個所謂亞非友好歷史的政治設計，把曾經溝通了亞非或者溝通了亞洲的這些歷史機制給重新打撈出來，然后對它進行一個再創造和再解釋。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關于亞非友好交往史的很多叢書。有的會把鄭和航行到非洲東岸當作亞非人民“自古以來”的友好交往例證。實際上，中國跟非洲來到一個現代世界的門檻上時，對彼此都極其陌生。除了北非因為穆斯林的網絡與中國在現代依舊有零星來往，撒南非洲更是未知。
一句話，社會主義國家與前殖民地，乃至不同前殖民地之間的團結政治就產生于彼此的陌生狀態這一歷史前提之上。
在地圖上尋找社會主義革命的空間起源，我們會發現那基本上是從列寧所謂薄弱環節的識別入手。十月革命推翻了沙俄統治，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次實現了無產階級對于國家機器的奪取，并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改造。這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第一次掌握了較大的物質力量。社會主義組織形式向東傳播到蒙古、中國，再到朝鮮，往西深入東歐，到二戰以后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在地圖上看，它是一個很龐大的陸地權力格局。它高度依托歐亞板塊的陸地形態，并通過龐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間的歐亞鐵路網聯系起來，到1950年代末，柏林到河內都依靠這一網絡形成一個整體。
這是社會主義天然和陸地有什么關系嗎？不是，這一關系也是歷史的，因為這一切都直接建立在來自于資本主義的空間革命的后果之上。我們剛才談到了卡爾·施米特所言的資本主義空間革命，這一革命就是通過海洋達成，也作用于海洋及其周邊。近代的海洋已經是資本主義帝國的內湖，不管是海洋本身還是沿海一帶都被囊括進了整個資本主義的網絡當中。在這一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全球方案的自我創建，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空間革命的辯證產物。正如汪暉特別地總結到，在特定的海陸關系中，識別一個薄弱環節進行突破，然后先在一個遠離資本主義和帝國中心地帶的廣闊內陸，進行人和資源的組織，進行生產，進行社會關系的改造。這是20世紀社會主義在現實中、歷史中的前進狀態。
可以說社會主義并不等同于抽象空間內的生產與分配政治，它不僅關乎工廠、公社、一市一區、乃至國家，也關乎具體的全球——人類目前可達最大的政治場域與意義世界——的重新構成。換句話說，社會主義政治從來就存在于非社會主義乃至反社會主義的外部條件下。所謂的外部盡管是地理上的外（邊境的另一側）、政治上的外（如敵人），但卻是使得其相應的內部產生意義世界、構成社會主義世界觀的內在組成。對于工人階級已經處于支配地位的諸多地方而言（如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階級政治的實施、創建、構想，與各種矛盾的交織只是社會主義實踐的一部分，只是社會主義的一條線索。而在這一切的發生無法脫離它的外部情形及它與外部的關系。從整個社會主義龐大的、在地球意義上來理解它的一個具體的、歷史的空間依托，我們不得不考慮到它其實也是一個歷史的和地理的方案。
20世紀作為革命的世紀，見證了社會主義不斷走向高潮，但這條路并不是直接將馬克思主義變成現實（佩里·安德森已批評過把社會主義等同于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形態的誤解）。恰恰相反，其實是一個不斷脫離，甚至是一定程度上“背叛”了最初進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的經典的空間和地理范圍，而走向一度陌生的邊緣世界中，才有了自己的降生和后續發展。這當然是列寧帶來的一個重大轉折和新生。毫無疑問，基于地理的政治從一開始便存在于社會主義方案中，但社會主義絕不是一種去意識形態化的地緣政治。
因此，盡管社會主義起源于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但它的邏輯并不局限于抽象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諸環節，而應當延展到生產方式何以塑造了全球構造這一面向。反過來，社會主義就是不均衡狀態所造就的反向計劃，它也只能是歷史的，和特定空間與區域產生關系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也伴隨著對遼闊的疆域、多樣的民族、文化與地理，及不均衡的海洋與內陸開發程度在革命意識形態下的再認識和改造。在1950和60年代，其實是伴隨著整個民族識別、區域自治和地理地質，包括礦產、氣候和多種環境的探索當中，這些都是社會主義現代性具體的組成成分。這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國家對自身認識的渴望，同時也是一種追求激進平等的國際主義在國家內部體現為一種微觀的世界構造。
懂得了社會主義歷史的空間特性，就不難理解中國在非洲遭遇到的難題，這個社會主義國家面臨著一個自身毫無經驗的問題，而且完全被殖民主義所塑造的區域，怎么辦？
幾內亞的地理位置丨圖片來源：百度
1961年，中國開展了第一個在非洲的援建工程，那是設于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的火柴-卷煙聯合工廠。幾內亞作為第一個脫離法蘭西共同體的原法屬西非國家，一度是西非活躍的反帝反殖民的革命力量，作為非洲社會主義較早的呼吁者，它跟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也非常緊密。如何做好第一個援非項目，既是一個具體的、關于知識、技術、自然的問題，同時也涉及到整套社會主義的生產政治，乃至隨后浮現的地理認識論的問題。
陳登鰲當時是中國建工部的總建筑師，他在1961年率隊到幾內亞參訪。他看到了賓館、商店、銀行，看到了大學和各種各樣的可以在殖民地出現的建筑類型。在回來的報告當中，他主要談了在非洲見到的處理熱帶氣候的建筑設計，這就是彼時誕生不久的“熱帶現代主義”的建筑。它的誕生是晚期帝國治理所嘗試的部分現代化和福利化重要現象，是為了應對二戰對殖民體系的動搖。
從四五十年代開始出現了大批量擁有著應對熱帶氣候的功能和符號的現代主義建筑，迅速覆蓋了大部分的非洲。但熱帶現代主義有更早的源流。剛才提到，早期殖民者到了熱帶以后，因體感不適帶來了嚴重生理反應和心理恐慌。當時為了能夠讓士兵在當地長久駐扎，保證帝國的殖民官員更舒服的留在當地，工程師和建筑師進行了漫長的微觀氣候改造工程，在無法使用空調的條件下，通過建筑設計來盡量放大通風、遮陽和降溫效果。這包括了各種數據的采集和測算，最終變成一套標準化的知識體系。1950年代，這一套做法成熟了，并第一次被冠以“熱帶現代主義”之名。
對陳登鰲和在他之后前赴后繼的援非工作者而言，學習熱帶自然的應對方法至關重要，這既要掌握熱帶基本狀況的科學化的原理，比如從風向、雨量、溫度、日照、濕度等因素推導設計方案，又要掌握在建筑過程中克服這些特點帶來的困擾。而對推進援外總體工作的決策者而言，這里有兩層含義：
第一，對于這些項目的先進程度，存在客觀的技術水平比較，這不由意識形態所替代第三世界很多國家，也不同程度接受來自資本主義國家的援助項目，所以建筑項目必須在工程學上，能夠跟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前殖民者較量；
第二，中國怎樣不變成西方知識生產的追隨者，怎樣才能保證我們跟他們有所區別。
這是最基本的兩個要求。
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同時面對著這個已經被科學化了的地球，而第三世界是同時向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敞開的空間，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直觀的“同臺競技”并不發生在高度排他的各自陣營內部，而在第三世界。1961年陳登鰲回來之后，他的各種報告和論文里面基本上是在如何消化他所看到的熱帶現代主義的最基本原理。
左邊是位于加納首都阿克拉的國家圖書館，典型的非洲熱帶現代主義建筑；右圖是陳登鰲1962年論文《非洲熱帶建筑簡介》的內頁丨圖片來源：講座PPT
1961年開始的幾內亞火柴-卷煙廠項目交給了上海，設計耗時一年多，過程中遇到了大量的問題，主要是對非洲的了解近乎空白，非常令人頭疼。為了收集信息，上海的設計者們還專門找到了1960年去幾內亞演出的中國雜技團的成員，詢問他們在科納克里所看到的街頭景象。
1962年第一個方案完成，設計師將圖紙帶到了幾內亞之后，但在進一步做施工圖的時候，發現原設計有嚴重缺陷。原來是一開始，為了保證設計能夠符合想象中的熱帶特征，設計師們做了極其夸張的設計，導致建筑部分和生產所需的工藝流程的要求不匹配，而且施工成本極高。因此在1962年秋，所有的圖紙召回修改，是在當時外經部長方毅的辦公室里進行的，方毅親自參與，邊看邊問，足見工作之重要。
在整個過程當中，技術難題突顯了熱帶的特殊性，相應的科研攻關在中國勢在必行。在1962-1963年期間，從全國各個部門、單位之間已經開始進行熱帶建筑和工程材料的各種交流和內部的學習。每一個領了援建任務的單位，他們要把設計過程、感想，遇到的問題和兄弟單位進行交流。
我們知道周恩來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通過十國之行，對非洲進行了兩個月的考察。他考察的國家占到了整個非洲40%的人口。在幾內亞，周恩來參觀了中國的援建工地，跟當時施工的中國專家對談，也在科納克里看到了歐洲人留下的建筑，和蘇聯、東德、南斯拉夫正在進行中的項目。
周恩來確認了中國在應對熱帶氣候上面的嚴重欠缺和短板，他一回國就召集了全國性的關于熱帶建筑和建材的會議，從那開始，全國進行了一系列龐大的、帶有舉國體制特色的知識生產活動。包括關于海外的熱帶建筑的案例搜集，對已有的援外項目的重新評估、整理、分類，以求提煉出更有指導意義的技術。
進入60年代以來，可以說熱帶成為了中國對亞非拉地區認識的一個很關鍵的透鏡。在革命政治的線索以外，對于氣候和自然地理的考察，也成了在當時對海外的另一認識方式。熱帶成為中國內部一個非常獨立的知識類別，但它其實反映的是一個海外世界的存在。
中國在理解關于熱帶特殊性的同時，它又極大地希望避免將熱帶本質化。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上，如果要真的幫助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那么它需要保證熱帶被近代以來的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反復生產和創造的局面得到改變。反過來，熱帶所標注的世界難道不需要自我生產嗎？熱帶本身不能具備生產性和創造性嗎？不能為自己負責嗎？這個生產也是兩方面的，一個是具體的關于集體勞動和工業、技術的發展事業，另一方面是在這個基礎之上，所帶來的對于自身、對于所處區域及區域中巨量的人口的關于歷史對等的現代主體的塑造。
因此，究其根本，這里涉及到的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問題。特殊性既包含如何科學地認識和改造這些自然特征，也包含當時具體的建筑技術的突破。這是一個漫長的研究和探索具體情況的過程。但這并不是為了讓熱帶的建筑繼續成為像早期殖民者所建設的那樣——有別墅、銀行、大學、酒店、教堂——以典型的消費空間服務于殖民地經濟。而對特殊性的處理，恰恰是包含在一個普遍主義的世界構想的方案中——這才讓普遍性充滿意義。它需要做的是否定和打破殖民主義的分類法，改變這個區域長久被規定的內容和性質。即我們認識熱帶的特殊性，是為了滿足熱帶與最基本的社會化大生產環境的互通，讓這一區域有站著進入現代世界的物質基礎。
當時中國關于第三世界的設想是以輕工業為先。投資相對較少、回本快，加速積累。又是勞動密集型而非資本密集型的產業，也能培養產業工人，創造工人階級。如果沒有這些生產的基礎，所謂去殖將只停留在文化精英關于符號生產和再生產環節中，而未能觸及大部分人的生活。在非洲，中國踐行著一套生產優先的建設方式，經費最大程度上用到生產性項目（乃至項目中的生產性部分）上來，強調自力更生，經濟獨立才能鞏固政治獨立。
中國克服熱帶技術難題及特殊問題的過程，是伴隨著整個建筑和工業設計領域（當然，也包括其他眾多領域）不斷地被納入中國革命與政治的總體邏輯中而進行的。其中有兩個有代表性的說法。
第一是“因地制宜”。這個詞本不新鮮，但卻在60年代以來在大量的指示、文件和論文中被反復提及，近乎于口號，帶有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色彩。應能看到，因地制宜的邏輯是中國革命得以開展的一部分。紅軍長征以后，“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等論斷主導了中國革命的敘事。其要點就是處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
所謂因地制宜，首先指向的就是特殊性，如何認識一個廣大的充滿了內在差異的多樣性世界，要分析每個地方的不同，不要一刀切。但是所有關于差異的理解，又要放在關于未來的一個共同的總體構想當中才有意義。克服本質化的差異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內容，恰恰是這樣一個普遍主義的政治項目才會更多地去追求因地制宜。沒有特殊，何來普遍？在不理解特殊性、差異性或多樣性的前提下所生成的普遍性是虛假的，不過是強行抹掉事物的差別，讓其一致，這不僅在具體工作上行不通，在哲學范疇上，更是自欺欺人，這是把普遍性誤解為同質性。
具體而言，從因地制宜的口號下，中國自身也有一個探索過程。從50年代中到70年代也見證了一系列關于少數民族建筑、邊疆建筑和民間建筑，包括地方建筑的各種普查和經驗的梳理（雖然并不連貫）。這一切都作用于如何理解中國內部差異，并且將內部差異作為實現團結的基礎，實現真正的平等和大同的嘗試。
第二與因地制宜相關的是設計革命。最初的概念出現于1962年大慶石油基地的建設中。侯麗的Building for Oil：Daq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tate（《為了石油的建設：大慶與中國社會主義國家的形成》）談到了這一過程。這本書很好地探討了空間規劃和中國的社會主義方案的關系。1960年前后，一批建筑和城市規劃的師生來到了大慶參與建設，發現書本和實際有著極大的區別。大慶嚴冬漫長，一年的戶外工作時間不到5個月，在資源緊缺的情況下，只能用非常游擊式的做法來進行建筑設計。設計革命針對的是“三脫離”現象，即“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脫離政治”。到了1964年，源于大慶的設計革命被谷牧和毛澤東推廣為全國性的針對設計行業的群眾性運動。
設計革命要克服三脫離的背后，也包含了對作為舶來品的現代工業設計進行本土化改造的意圖。當時，這些外來的技術設計或規范如何能夠和中國的實際更好地結合，用中國具體情況更好地去重塑這些規范，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設計革命強調設計師一定要走出實驗室，走出辦公室，“下樓出院”，進行流動性、現場性的作業。當然，具體的開展情況比較復雜，效果始終和理想有著距離。但始終反映的是，一個普遍性的原則如何能夠在具體的情境當中被激活，被真正的創造，而不是盲目應用。
對等的歷史主體，要反映在區域的內容和性質的對等上，也就是說當某一天熱帶的特殊性變得不那么“特殊”的時候，也許熱帶才經歷了特殊——普遍——特殊的轉化而從殖民主義的再生產中解放出來。殖民主義帶來的持久傷害，并不是簡單的剝削、攫取、殺戮。它制造了某種鏡像，在被殖民者和殖民者之間建立了某種不平等的、但卻又緊密相連的關系。被殖民者只有在殖民者身上才能夠認知自己，它被制造為依附的主體。
去殖之道在于把自己從這個鏡像當中解脫出來，不再作為他者，重新把自己的主體跟前殖民者放到一個對等的歷史位置上，尤其要避免殖民現代性呈現的無限趨近的幻覺。通過線性追隨前殖民者、追隨帝國、追隨西方來完成自我現代化，是永遠無法完成的，你不可能追上你的鏡像。
四
破除凝固的鏡像
接下來，我們可以沿著這一思路談更多的問題，比如如何歷史化地理解社會主義。先前我們已經談到了社會主義并不等同于一套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關于生產和分配的政治應用在一個抽象空間當中，社會主義事業本身必然是在具體的和歷史的空間當中鋪開的。
我們可以體會一下，在1917年以前，社會主義對于自己的設想是把自己放置為資本主義對立面或對跖點來考慮自己的。有一個反直覺的事實需要注意到，即社會主義的概念比資本主義的概念產生得更早。
在《共產黨宣言》里邊已經反復談到了社會主義——姑且不說之前的空想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大概是在19世紀中期出現的。但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個詞是到了19世紀晚期，甚至是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才以今天所知的面貌出現。就是說社會主義誕生在資本主義內部，為了能夠將自己作為一個否定性的力量，能夠實現自我創造，把自己生出來，需借用一個對于資本主義的鏡像來實現自己的最初定位。
從一開始，社會主義就是把自己當作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不僅要推翻資本主義那么直接，而是說我是資本主義在未來的一個投射，我會在你的未來終結你。這當中，社會主義其實是坐在時間的線索上，把自己提前出生在了未來，或者說把未來提前閃現到了現在。社會主義興起之初是一個時間項目，經由時間的辯證投射而產生的。空間很大程度是無關的，基本上限于工廠或者說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場所，當然，廣闊的殖民地或東方若隱若現，但未經拓展的為經典的空間范疇。
但列寧實現了社會主義的第一個政權后，空間才成為具體的問題，尤其是到了社會主義陣營開始形成，冷戰出現，并且第三世界的產生之后，以資本主義的鏡像或二元的對立面來定義社會主義已不那么站得住腳。因為在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出現了一個既不是嚴格的社會主義，也不是有效的資本主義的另外的龐大區域。那么和資本主義的這個鏡像該如何保持或者是解除，該如何調整自己的整個敘事，這不管是從政治的角度，還是從歷史的角度上，都是社會主義需要解決的問題。
東西兩大陣營出現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鏡像關系很大程度上也被化約為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的對峙，這是更具體的鏡像。陣營的對峙對社會主義而言是有一系列的得失的，它既保衛了力量，又暗含著僵化的可能。我覺得在一開始的時候，他當然作為一個修辭，把自己理解成一個鏡像或者顛倒，是資本主義的對立面。但是在否定性的狀態當中，你的自我生產已經完成之后，應該要思考什么時候得打破這樣一個鏡像，并且從這個鏡像當中跳脫出來，跳脫一個修辭化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二分，從這時開始的社會主義不應該僅僅依靠于我不是什么——比如我不是資本主義，我不是剝削，我不是壓榨——而是逐漸通過我是什么來實現自己的生產。所以，在對原初鏡像的打破和二元關系的跳脫本身也應該是現實社會主義內在探索。我認為，60年代中國國內繼續革命和與第三世界深度的團結政治就是這一探索的組成部分。
就是說如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是一個固定的、絕對化的、實體的界線的話，那么它就可能導致敵我的矛盾的消解或者社會主義的內涵被不斷空洞化和本質化的。因為形式主義的二元對立中無法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內在的很多相似的成分，也就很難識別社會主義內部尚在運作的資本主義因素。
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分球而治”的情況更是將這種鏡像一度完美化。領土上的涇渭分明實則混淆了兩種意識形態的真正差異所在。形式的、整齊的、 規范的二分背后實則是二者高度雷同、乃至在某種條件下可彼此替換的邏輯。80年代以后，本已僵化的社會主義陣營更是走向自我的消散，根本原因在于他把自己凝固在這個鏡像當中。
在整個人類歷史長河中，可以說社會主義反而是跟資本主義在某些方面最接近的一個形態，他們總體的區別不是靠每一個截面的區別的簡單相加。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顛倒，比如說資本主義社會當中的勞累，對應到社會主義當中未必是悠閑。在不能由社會主義者選擇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的生產可能也是勞累的，但有兩點不同，一是其意義不同，無產階級所處的生產和再生產的位置不同，他們當占據統治地位；二是產生這些勞累的條件是在曲折中走向自我取消的方向，伴隨著不斷篩掉資本主義的因素（資產階級法權）的過程。未來不是均質降臨的，不是線性生成的，要相信辯證法。
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第三世界對于打破這個二元鏡像的可能性。其實中蘇分裂的一個很大原因，也在于如何對待第三世界，因為這牽涉到如何理解社會主義。
在冷戰時期，以蘇聯為首的整個東歐板塊，基本上還是認為第三世界是必須服從社會主義陣營的，認為第三世界只是一個大雜燴，并沒有強大的能動性。但是中國愈發認識到，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實質差異已經被固化的兩極對立逐漸掏空、已經喪失了指明敵我關系的情況下，已經變成雙方各守一邊，根本矛盾趨于均衡而喪失動態的狀況下，第三世界的生成才有可能打破去政治化的虛假對立，才能重新把帝國主義世界的主要矛盾再次激活。為此，中國自身克服在六七十年代，第三世界的存在和中國的第三世界政治確實造就了對二元鏡像的瓦解，在兩極格局外開辟了新的政治場域。一個再政治化的項目似乎有重新生成之可能，但各種外部條件也在同時消散，最終冷戰終結、資本主義陣營宣告勝出。
可以說，第三世界給社會主義實踐帶來了希望，但他們之間的張力也是如此明顯。社會主義實踐的一條線索也應該通過第三世界來梳理才能看得明白。
“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毛主席《實踐論》丨圖片來源：百度
最后，快速點個題，在歷史化的視野中，社會主義不是一種規范性的政治，而是歷史的、具體的政治，要把它從資本主義的鏡像中解放出來。只有在不斷地和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乃至作為其反面的第三世界等諸多歷史范疇形成的關系及其打破與重塑中，社會主義才能不斷地創造自我、發展自我。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看法，還很粗淺，謝謝各位。
五
交流互動環節
問題一
如何評價西馬流派發展現狀，比如哈貝馬斯新書的觀點對社會主義理論未來會有什么影響？
劉 燁
我沒有看過哈貝馬斯的新書，但對西馬可以簡單說一下。西馬的很多東西其實是沒有從社會主義當作資本主義鏡像中繞出來，他們自身對社會主義問題的批判和對社會主義的失望，乃至幻滅，很大原因是無法接受社會主義內部還存在著他們所厭惡的那些在資本主義體系當中發現的東西，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歷史性誤解。
如果僅僅是要求社會主義作為一個完美、一個快樂的、一個幸福的項目存在的話，那其實就是剝奪社會主義的潛能。如果把資本主義僅僅等同于剝削和壓榨的話，其實是對資本主義的誤解，難道資本主義內部沒有“快樂”嗎？難道它內部沒有“幸福”嗎？它的教會、NGO、慈善、家庭等等都是為了維護整個體系，這些都是體系的一個內在的矛盾。所以社會主義如果要超越資本主義，它本身也只能是一個矛盾的項目，不可能作為單純對資本主義陰暗面的批判，或者一個純對立面存在。如果這樣批判，社會主義只會被收納進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分工：有的負責剝削，有的負責生產快樂，有的負責去糾正一些不平等的問題。而社會主義就只配當一個反對黨的角色，不可能從真正意義上推翻資本主義體系，這種機械的正-反-合不會創造出新東西，在哲學上的站位也徹底喪失了。
其中有一部分人來自于所謂西方社會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有一波其實是當時東歐各國內部持不同政見者，所謂“新馬”，他們是對斯大林模式或者說一個高度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的批判而來的。一撥是盧卡奇之后的布達佩斯學派，我們都知道像艾格尼斯(Agnes)一撥人和另一撥在南斯拉夫興起的實踐學派(Praxis School)，即后來的實踐國際(Praxis International)。
這兩撥人當時都以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傳人自居，來批判列寧主義以來的現實社會主義，認為那都是對馬克思的背叛和扭曲，其社會主義基本上只剩下壓迫和異化的道路，所以他們認為這個東西徹底失敗了，我們得重新回到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源頭。怎么回到源頭呢？他們也沒有講明，但是阿爾都塞的《保衛馬克思》就是對這一潮流的阻擊，他強調了無產階級不是資產階級的顛倒，二者是不同的東西。但很多西馬的思想已經習慣去歷史化、去政治化地看問題了。
問題二
請問在坦桑尼亞當地是否還有對于援建的記憶，當地人如何評價坦贊鐵路和中國？
劉 燁
就我所接觸的人來說還是很深刻的，有兩個原因。
第一是坦贊鐵路的確是當時很大的項目，全國1%的有正式工作編制的男性都參與了鐵路建設。對于一個新生的后殖民國家而言，第一次在這么大規模上參與現代工業意義上的生產和組織，讓很多人印象深刻。我接觸到上年紀的人，基本上都會回憶起當時就聽說過坦贊鐵路的消息，甚至一些看見了鐵路修筑現場的人，能回憶起中國人是怎么勞作的，中國人跟坦桑當地人是怎么配合的。
另外一個原因，因為坦桑尼亞和中國的關系至今較好，兩邊對于過往的記憶沒有完全斷掉。比如說坦桑尼亞的友誼紡織廠，是毛時代中國在非洲所有援建工廠里唯一還在運作的。雖然它從80年代中期一直開始虧損，但是兩國政府都在想辦法不要讓它倒掉。而且現在這個廠堅持的時間越長，就越像一個活化石，兩邊就更不愿意讓它倒掉，所以它目前處于一個非常神奇的狀態（目前靠對外出租空間來發工資）。至于沒有鐵路通道的地方，我沒有直接訪談過那里的人。
問題三
這一時期中國援建的具體建筑類型包括哪些，以及怎么理解第三世界語境下的援建和當下中國在非洲的基建？
劉 燁
當時的援建類型其實很多樣，就剛才談到的劇院、會堂、展館都有。阿爾及利亞有展館，1968年設計，1970年完工。索馬里國家大劇院是1965年設計，1967年落成。這個大劇院的設計風格極其現代主義，劇場的墻都是鏤空的，這個除了通風以外，會不會有其他的一些因素的考慮，我不太清楚。一個做社會主義影劇院研究的朋友談到過一點，在好萊塢的劇場設計里有對觀眾沉浸感的要求。但是在其他很多地方，比如說中國農村或少數民族地區的流動演劇隊，在露天放映的時候，是非常需要和觀眾有對話的。當時很多人看不懂電影，需要有放映員不斷地解說，大家會聊天，這和西方的劇場是不一樣的。我不知道非洲傳統的劇場里會不會對空間有一些特殊要求。但這里鏤空的墻應該主要是應對熱帶氣候的設計。此外還有很多是會堂，比如說幾內亞的科納克里的人民宮（1967）。
總體而言，中國當時的重心是生產性項目，并強調沒有經濟獨立，政治獨立就是假的，工業化、輕工業的建筑占了2/3的樣子，然后剩下的可能還有一些像農業建筑，比如說集體農場的辦公室或宿舍、倉庫等。
從80年代就開始有很大的變化，體育場館援建成為一個熱門。比如說在肯尼亞，1986年的時候建了一個最大的體育場，還有其他好幾個地方，都有體育館的項目。主要是中國突然發現在專家撤走以后，生產性項目容易陷入虧損。另外一個是到了80年代以后，中國開始不太愿意把錢放在項目的維護上面。對于他們當地來說，做一個體育館的項目，維護工程是比較少的，而且利用率也高。非洲對于這種體育活動的熱愛，也會使得這個建筑物在當地很受關注，很多因素都聚在一起，所以使得當時出現了一個造體育館的熱潮。從這個時候開始，生產性項目開始急劇地減少。
從90年代以后，中國在非洲的這種所謂援建，不再是毛時代的像禮物經濟一樣的饋贈，很多時候是優惠貸款，可能只是利息低一點，更往后就更多是市場化的行為。
今天很難說中國在非洲所進行的基建和能源項目，有多少是為一個整體的世界秩序在構想，可能沒有一個通盤的想法。但是客觀來說，無論中國做的怎么樣，就目前我們知道的這些傳統的老牌西方國家，在非洲的建設或者項目還是停留在了去生產的基礎之上。在這個意義上，我倒是認為今天中國在非洲所做的一切，從很寬泛的角度來說，還是會有積極意義的。是否能夠給這個世界局勢的平衡帶來一些改變，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還要注意到一點，即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關系是什么？馬克思乃至列寧在談到整個資本主義的時候，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帝國。對資本主義體系本身而言，是有中心的，并不是說這個國家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就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以這國家就是反動的，這樣太簡單了。因為我們知道整個世界體系里，其實真正占據中心的只是極少數的資本主義國家，而大部分的形式上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被剝削、被掠奪的對象。六十年代，可能是肯雅塔說過，我們不搞資本主義，因為我們沒有資本。其實，沒有資本是連社會主義也搞不起來的。所以還是剛才那句話，為了社會主義的未來著想的話，很多時候不要拘泥于符號，而是要從更為宏觀的、更歷史的、更整體的角度來看待整體局勢的變化。
問題四
我們往往以他者為鏡照，通過相同和差異來認識自我，現在建議打破鏡像，如果不通過鏡照，那么如何認識自我呢？
劉 燁
我們可以說稍微具體一些，比如說你在最初成長的時候，你本人對你的自我認識，可能就是你父母的一個鏡像。你和你母親或者父親的關系是什么？你在這個一家三口或一家幾口人當中的角色是什么？你是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你和整個社會的關系的。我所謂打破鏡像，是說要在不斷變化的歷史條件下去調整自己的位置，不能沉溺于原初鏡像，不斷地對舊的鏡像進行否定。同時尋找一個更新的自我，不斷豐富對自我的潛能的認識。所以我覺得所謂打破鏡像指的是自我否定的過程，這是一個沒有止境的過程。對于我和他者，對于敵和友的東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鏡像構成的，但是不能本質化，一旦本質化之后，你所否定的產物，很快會轉為一個肯定的東西，然后你會永遠沉溺在這個肯定性的幻象當中。
問題五
很多非洲國家經常會把中國或者東亞的發展模式作為所謂的一個鏡像，這個對于他們自己的大生產有一個什么樣的關系呢？
劉 燁
對于東亞模式，我倒沒有把它理解為一個鏡像，當然可以說某種程度上的模式或榜樣，但是我所謂的鏡像是說你通過這面鏡子來確認了自我，你就這面鏡子其實是你自我構成的一部分的意義上來看的。宗主國和殖民地之間是一個鏡像，而且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是一個鏡像，這些是比較典型的。把鏡像用得太寬泛可能失去意義。
世界秩序的構成有其地理分界的基礎，才有了各種各樣的話語建構。我們不要陷入一個話語和形式主義的判斷。要看到這些話語之前是如何和土地或實在空間的分配、安排是相關的。在西方整個殖民主義對于熱帶的看法和安排當中，實際上認為熱帶是不需要大生產的，而且也沒有涉及任何的大生產。在那么漫長的殖民統治時期，只在40年代末期才開始有了一點現代生產項目。
熱帶區域，在當時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特殊的、孤立的區域，永遠是非主流的形態。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如果我們要去打破這種不平等、不均衡的關系，把它放到一個有差異、但卻平等的關系上來考慮的話，必須要具備一個最基本的工業生產和技術發展的能力。至少這些現代意義上的人口，得在這樣的意義上來進行自我的改造和重塑，進行自我關系的調整。
施米特在萬隆會議以后用德文寫過一系列東西（很多沒有譯成英文），他認為未來的“大地法”的劃分，很可能其實的確就是按照有沒有工業能力來作為一個依據的，就是說之后的世界可能是兩種，一種是有美蘇兩巨頭中的一個勝出掌握各種超凡能力所主導的單極世界，另一種是脫離殖民的區域參與的由大空間共治的多元世界。如果有一片區域，它沒有發展出一套通過工業化對自身資源和人口進行改造的話，那么它只能作為一個長久的附庸而存在。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對熱帶的設想，是必須經歷一個類似的大生產和生產者的現代主體的生產才有真正的平等可言。平等不是法律定義的，是處于一個共同的歷史位置來保證的。
問題六
熱帶問題的論述是很西方主義的，老師的分析似乎在暗示中國或者社會主義沒有對這個論述進行反思或批判，而是直接借鑒了這種思維來指導當時的援建項目，可以具體講講嗎？
劉 燁
我剛才提到了就中國對于熱帶的特殊性的雙重理解：一方面必須承認熱帶的某種特殊性，不然工程就沒法順利進行；但另一方面不想接受這套特殊性背后的關于世界秩序和地理等級的預設，這個是要推翻的。
中國當時的確沒有在理論上對熱帶進行較多的闡釋，但實踐中蘊含著他的看法。且不說熱帶，我認為中國當時在非洲的總體知識生產上的確進行了很明確的革命化的過程。比如，中國的非洲研究機構，像今天社科院的西亞非洲所，最早在1961年建立，比蘇聯的非洲研究所也就晚了一年，但是很快因為進入了一系列的革命和動蕩之中，研究工作就受到影響。到后來的北大的非洲研究所，南京大學非洲地理研究所等，好幾個機構都是運行幾年又被打散，然后過幾年可能又開始運作一段時間，然后又被打散，人員會不斷的下放，然后又回到辦公室。這個現象恐怕反映了一方面就中國對于整體的這種高等教育為中心的，關于知識生產的這種機制的革命化以及某種焦慮，中國需要這部分知識，但如何保證這部分知識是革命化的，而不是重復了資產階級的邏輯。另一方面就更具體一些，就是如何確保與非洲的交往，是站在一個革命的立場上，而不是在重復西方的做法。
因此，也是在這個意義上，直到1980年代初，中國一直在批判蘇聯的所謂非洲研究，中國一直認為蘇聯所謂的非洲學和非洲學家和帝國主義版本沒有區別。但是中國自己應該說并沒有找到一個妥當的解決辦法，一切都身處動蕩的、短促的和革命的激流中。文革結束后，這些機構開始穩定下來，但中國理解自身與世界的獨特視野也慢慢消退了。從那之后，中國基本上加入了國際通行的這個所謂African studies的脈絡，一直到今天。
問題七
由于社會主義不是一個本質化的東西，而是在歷史中生成的，這會不會也注定它本身不得不在歷史中面對各種多重鏡像中去定義自我呢？
劉 燁
這是我同意的一個觀點。我認為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最容易犯的一個鏡像的錯誤，就是他被認為是一個痛苦的資本主義對立面，就是等于幸福、美好、休閑。比如說在資本主義環境下面我們要996，但是不是一到了社會主義就開始每天只工作5個小時，然后天天釣魚、打獵、讀書？這是一個終極理想。而現實是，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落后國家、邊緣國家，遠比帝國主義弱小。必須要克服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來進行一個長期性、艱苦的，同時也蘊含著希望、解放的辯證的過程，這是必須要經歷的。如果看不到辯證的存在，只要求絕對的幸福和瞬時的解放，那么這個鏡像就只留下社會主義的符號，卻剝奪了它的生命。
第三世界的生成構成了社會主義自列寧主義落地以來的更重要的歷史關口。反過來，社會主義的存在也使得20世紀的反殖運動在能量上遠大于19世紀早期拉美獨立浪潮。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社會主義、第三世界這三者關系而言鏡像的破除也許在于兩方面，一方面是把殖民地、后殖民區域，從它與前宗主國的鏡像關系當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是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這個顛倒關系當中解放出來，認識到20世紀的整個歷史過程當中，社會主義是怎么跟第三世界之間進行一個互為語境的聯動的，我覺得這是一個真正的能夠把握住社會主義歷史內涵的嘗試。
問題八
怎么來說明自身是社會主義，而不是用資本主義或者歷史上的其他社會來做對比，難道是用古人的理想社會或大同社會嗎？
劉 燁
社會主義當然是與資本主義對比而來的。剛說過，其誕生必須以資本主義為鏡像才有可能，必須站在一個否定資本主義的立場上，才能把自我給創生出來。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歷史幾百年了，但是“資本主義”這一概念反而是社會主義者創造的，為了自我的生成，不得不描繪他們的敵人。破除鏡像恰恰是為了更具能動性地與資本主義進行對比。
與資本主義形式化的二元對立反而有可能滑入所謂古人的理想社會——這是很多無政府主義者的思考習慣。無政府主義對于社會主義的理解難以擺脫鏡像，他們無法接受社會主義當中還會長期地存在有資本主義的殘余。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限制和最終滌清這些殘余的······這也就不難理解，無政府主義等其他“替代性”方案會把希望放在原住民、少數族裔、或非主流人群、邊緣人群、所謂沒有完全被資本主義規定的這樣的空間或人群那里。
我指出了一個東西叫做資本主義，然后我通過作為你的對立面，作為你的鏡像，作為你的對立點，把自身創生出來。但這是社會主義的第一次生命，作為一個對未來的設想的某種碎片，來到現實世界。對于未來，不可能有一個精準的藍圖去按圖索驥。只能在動蕩當中，在矛盾和反復當中進行，也就是必須在革命當中才有可能去探知未來的身體。
資本主義先有歷史，有幾百年的實踐，再有概念。但社會主義反過來是先有概念，然后再去創造歷史。所以社會主義要面對最根本的挑戰——也是最根本的意義——就是如何讓未來的歷史提前來到這個時代。其所處的現實當中一定有大量的資本主義的殘余存在，因為未來不是均質地顯現的，但有生命力的種子能在不斷的革命當中，辯證的尋找自己。比如通過工業化大生產來克服“封建”的、傳統的、落后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但在這過程中又不斷地反對大生產所夾帶的類資本主義的技術統治的不平等問題，諸如此類。
理解社會主義需要一方面我們不斷地拒絕那種還原論，即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只不過殊途同歸的現代化類型而已；但另一方面也要不斷避免反向地倫理化、純凈化、圣像化。兩者是一個并行的、辯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才能一次又一次去否定，且在否定中又尋找出某些肯定出來，這才推陳出新，循環往復到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未來。
所以社會主義在我看來，其實就是一個關于時間的政治，但它的戰線又要經歷空間的迂回。創造未來，這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內在現代性的真正的難點，但是這個難點一旦克服，它會帶來人的解放。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