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2020年以來，莫迪政府對華示強舉措的范圍、頻率、力度均大幅上升，致使雙邊關系陷入緊張局面，甚至跌至1962年邊境沖突以來的最低谷。盡管中美戰略競爭激化、疫情擾亂全球經濟等外部因素可能促使印方對華強硬，但莫迪政府系列舉動的根源在于其迫切的內政需要。對華示強不僅能最大限度幫助莫迪政府轉移快速發酵的即期矛盾，還有助其煽動民族主義，夯實民意支持。當對華示強已成印度政壇的政治正確和統治需要，中國需更清晰地認識印度的戰略企圖，全面評估及防范其潛在的疑華、排華、反華舉動，對中印關系可能出現質變做好充分的思想和工作準備。
關鍵詞：中印關系 印度內政 印度教民族主義
2020年恰逢中印建交70周年，兩國原本準備開展70場慶典活動以示紀念。然而，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疊加本已陷入低迷的印度經濟，使莫迪政府面臨空前嚴重的治理危機。疫情在印蔓延后，莫迪政府相繼出臺一系列針對中國的強硬政策，包括限制關鍵醫療物資出口、限制中國直接投資等。2020年6月15日，由于印方非法越線挑釁，兩國邊防部隊在加勒萬河谷地區發生流血沖突。事后，莫迪政府宣稱“印度士兵不會白白犧牲”，并宣布解除印軍實控線附近開火限制。與此同時，莫迪政府還推出極為系統、強硬、精準的反華經濟民族主義政策組合，全面涵蓋貿易、投資、數字經濟、工程承包等領域。此后，印軍于8月29日再次非法越線，進入中印邊境西段班公湖南岸神炮山地域，并對前出交涉的中國邊防部隊巡邏人員鳴槍威脅。
在中國奉行對印睦鄰友好政策并未發生顯著改變的情況下，為何印方卻以空前的范圍、頻率和力度對華示強，使雙邊關系滑入軍事對抗、經濟脫鉤、民意對立的境地，甚至陷入1962 年邊界戰爭以來的最低谷？本文認為，盡管中美戰略競爭激化、疫情擾亂全球經濟等全球因素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本輪印度對華示強行為的最大根源仍是印度國內政治。本文擬緊密結合印度國內政治、社會、經濟走勢變化，深入探究莫迪對華示強背后的印度國內因素，并以此為基礎解析莫迪政府對華政策的行為邏輯和范式特征。
一、關于莫迪政府本輪對華強硬政策的原因探討
印度政府曾明確表態，中印邊境的和平與安寧是雙邊關系發展的重要前提，也承諾同意按照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指導雙邊關系發展。那么，在中國對印政策未發生顯著變化的前提下，莫迪政府為何選擇不斷加碼對華強硬政策？目前，中外學者已圍繞這一核心困惑進行了深入討論。總體而言，學者將莫迪本輪推行對華強硬政策的原因歸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兩類。其中，內部因素又被細分為“轉移社會矛盾”“印度教民族主義崛起”“意圖經濟超車”等，而國際因素則被分為“中國主動挑釁”“美印戰略呼應”“區域權力政治”等。
印度內部因素方面，胡仕勝和王玨認為，“印度對絕對安全的追求”“印度國內保守政治的影響”“印度國內維穩的需要”和“印度變道超車發展路徑的選擇”共同構成了莫迪政府近期對華示強外交的行為邏輯。首先，印度決策層追求“絕對安全”，不惜冒著巨大的軍事沖突風險，執迷于奉行“前進政策”，因此才會借中方正常進行邊防基建活動之機，主動出擊挑起邊境對峙。其次，印度國內政治生態總體“右傾化”，排擠了傳統自由派精英，導致對外政策的投機性和風險偏好急劇上升，大幅壓低了對華強硬政策的實施門檻。再次，面對經濟凋敝、疫情蔓延、社會動蕩，莫迪政府為維持執政黨地位，通過全方位對華示強轉移社會視線、緩解壓力。最后，莫迪政府利用疫情蔓延、邊境沖突帶來的反華情緒，對中國產品進行強制替代，以期實現印度產業的“變道超車”。
上述觀點獲得眾多學者的認同。林民旺和張家棟等均認為，印度國內因疫情而起的經濟、社會困難使莫迪政府嚴重承壓，并迫使其借外交矛盾緩和國內壓力，對華推卸甩鍋的心理疊加兩國邊界摩擦，促成印度對華進一步施壓的強硬態度。同時，楊思靈也提到，印度國內針對中國的歪曲報道和過激言論導致反華輿論高漲，客觀上倒逼莫迪政府及軍方保持強硬口徑與姿態，最終可能將其逼入與中國軍事對抗的死胡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印度學者賦予對華強硬政策崇高的政治符號含義。例如，布拉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強調，“通過對抗中國在拉達克的‘入侵’以及抗擊來自中國的疫情，印度發現自己處于獨立后的關鍵節點。印度如何從雙重危機中崛起不僅決定了莫迪的政治生命，也關乎印度未來的國家發展軌跡以及國際地位。”
國際因素方面，美國往往被視為影響印度對華政策的關鍵。在回答印度如何看待中美競爭時，印度外長蘇杰生（S. Jaishankar）表示“任何國家間摩擦都同時意味著風險和機遇，印度政府的目標是管控風險并將機遇最大化”。針對蘇杰生的“機遇最大化”邏輯，胡仕勝和王玨認為，美西方反華制華需求的不斷增強及中美戰略競爭的激化客觀上將印度的地緣戰略價值拉高至建國以來的峰值，這是莫迪政府對華示強的最大底氣。推動印度近期對華頻繁示強的另一外部因素是“地區主導權”之爭。莫迪政府采取強勢態度不僅能夠最大限度逼迫中方讓步，更可以震懾其他南亞國家，打消其選邊站隊的投機心理。張家棟認為，不斷惡化的中美關系使印度察覺到“新機會”——通過不斷深化與美國及其盟國的關系，套取美西方對華“經濟脫鉤”訴求產生的經濟福利，并更好地利用印度自身地理幅員和人力資源方面的優勢向中國施壓。
林民旺指出，中美戰略競爭加劇是觸動印度戰略調整的關鍵外部因素。印度因此產生“虛幻的戰略機遇感”，進而在事實上放棄了在中美間尋求戰略平衡。在戰略、經濟及意識形態上對華示強的同時，印度還與美國進行了更深入、全面的對接。楊思靈則認為印度近期對華示強系列舉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奉行“權力游戲”邏輯，堅定不移地將中國視為敵手，從未真正視中國為伙伴。在這種邏輯指導下，印度一方面用赤裸裸的權謀敘事將中國所有外交善意與合作努力都 消解為現實主義算計，另一方面又盡力抓住中國遭遇的每一個內政外交困難，借以挑起沖突并趁機占據優勢。
上述內部和外部因素構成莫迪政府最近一輪對華示強政策的重要背景。然而，若依照時序分析則不難發現，大部分因素自2020年初以來均未發生顯著變化。例如，自2018年兩國經貿摩擦以來，中美戰略競爭就已在不斷加劇，近期并沒有發生本質性改變。再如，印度國內印度教民族主義勢力崛起亦非新現象，印度人民黨、國民志愿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RSS）等關鍵組織的政策方向和組織形態，在近期并未發生明顯變化。常量無法充分解釋變化，因此上述因素不能完全解釋莫迪本輪對華示強政策的原因。此外，作為突發因素的新冠肺炎疫情雖然提供了新的變量，但它與莫迪政府對華示強政策之間仍然缺乏明確的邏輯關系。綜上，盡管大國間的互動牽涉極其復雜的利益考量和多重博弈，且莫迪政府對華示強背后也必然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筆者仍希望找尋關鍵變量以解釋莫迪政府短時間內驟增對華示強舉動的原因。
二、面對重重危機，莫迪政府的經濟、宗派、國家安全三大“引擎”全面失速
長期以來，莫迪領銜的印度人民黨依靠強調印度教民族主義宗派議程、聚焦發展的經濟議程和示強巴基斯坦的國家安全議程動員民意，成功招徠大量選票。作為莫迪政府塑造自身認知和構筑外在形象的三大關鍵要素，以上議程互為補充、交替施力，為莫迪帶領的印度人民黨以橫掃之勢贏得2014年大選并繼續以更大的壓倒性優勢于2019年大選中獲勝立下大功。研究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權威學者克里斯托夫·杰弗洛特（Christophe Jaffrelot）早在2014年大選前就指出，莫迪的施政主題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情勢變化，如果能夠通過迅速推動發展、創造就業、改善民生來獲得民意支持，那么單單經濟議程就已足夠。然而，若經濟議程遭遇挫折，那么他將面臨來自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和自由派的雙重打擊，從而促使其訴諸更為強硬的議程。因此，莫迪政府根據情勢變化，相機選擇三大議題，并適時追加政治資本投入，最大限度地獲取選民支持。這解釋了盡管莫迪執政期內印度遭遇了獨立后最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危機，但莫迪的支持率卻仍能維持高位的原因。
不過，盡管印度人民黨成功贏得了2019年大選，莫迪政府卻不得不面對2014年以來最為疲弱的經濟形勢。2019年第二季度，印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僅為5%，較2018年第一季度低4個百分點，為2013年第二季度以來經濟增速的最低值。在印度經濟增長率持續走低的背景下，為鞏固選民基本盤，莫迪政府自2019年上任以來利用其新獲得的內政強勢地位，開始以空前力度推進極富爭議的宗派議程，并成功在極短時間內連續取得政策突破。然而，進入2020年以后，莫迪政府的經濟議程仍未見起色，甚至因疫情封鎖出現斷崖式下跌；印度人民黨的宗派政策雖然連續取得歷史性突破，但也因議程趨于飽和而無法在危機中提供足額支持；同時，由巴基斯坦問題主導的國家安全議程也不足以為莫迪政府提供面對危機亟須的政治支持。在三大“引擎”同時失速的情況下，莫迪政府為獲取更多政治支持以保持政權穩定，不得不尋求新的議程。
（一）
經濟議程乏善可陳，難以提供足額績效支持
莫迪憑借在古吉拉特邦的出色政績，長期在印度政壇以“發展代言人”的身份主打“經濟發展牌”。取得2014年大選壓倒性勝利后，莫迪政府就接連推出令人眼花繚亂的經濟發展計劃，包括“印度制造”“技能印度”“數字印度”“新印度2022”等。以“印度制造”為例，莫迪政府計劃通過體制改革、擴大開放、扶持產業等方式，將制造業的經濟總量占比從2014年的15%提升至2025年的25%。為鞏固中下層和低種姓選民支持，莫迪政府第一任期還以“包容性”增長為名，推出福利性經濟政策。此外，最引人注目的是，莫迪推出了“廢鈔令”和“GST稅改”兩項富含爭議的改革：“廢鈔令”旨在打擊偷稅、腐敗和恐怖主義融資；“GST 稅改”旨在通過中央財政征收間接稅，提高系統整體效率。不過，這兩項改革因為推出前準備不足、執行過程中缺乏協調、推出后又跟進乏力，整體效果不佳，被認為是導致印度在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后半段陷入經濟低迷的重要原因。
受制于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莫迪政府第一任期未能有效改革積弊多年的征地和用工法規問題。在結構性、周期性因素的共同影響下，莫迪治下的印度經濟不僅未能實現跨越式增長，反而因信貸疲軟、消費乏力，在2019年下半年增速驟跌至4%左右。而莫迪一心想要提升的制造業占比甚至下滑至近50年來的最低點。2019年連任后，莫迪政府仍雄心勃勃地推出“5年內將印度打造為5萬億美元經濟體”的目標，但鑒于勞工、土地、稅收等結構性問題短期內難以解決，又無法繼續“打預期牌”或靠信貸擴張推動經濟增長，第二任期以來莫迪政府經濟議程推進乏力。印度2019-2020財年經濟增速為4.2%，遠低于上一財年6.1%的增速。即使沒有新冠肺炎疫情，印度經濟也已滑入衰退。而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襲來后，印度經濟更陷入有記錄以來最大幅度的季度萎縮，2020-2021財年第一季度（2020年4-6月）經濟總量萎縮達到驚人的23.9%。一方面，疫情確實淡化、掩蓋了此前就已陷入困境的經濟議程，成為莫迪推卸經濟治理失當責任的最佳借口；但另一方面，疫情也使印度陷入獨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迫使莫迪政府投入海量資源應對危機，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財政資源緊缺和宏觀經濟困難。2020年4-6月，印度總稅收同比下降32.6%，6月末印政府財政赤字占本年度財政預算的83.2%，該比例為1999年以來同期政府赤字占預算比重之最。在此背景下，莫迪政府在第二任期余下時間內將難以籌集足夠資源來推出大規模的經濟計劃。正是因為經濟議程難以提供足夠的政治績效支撐，莫迪政府第一任期結束以來，越發依賴宗派議程和國家安全議程來攫取民意支持。
（二）
宗派議程趨于飽和，無法提供更多績效支持
莫迪領銜的印度人民黨及其背后的國民志愿團是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潮的代表，目標是將多元、世俗、寬容的“尼赫魯式印度”重新打造為“印度教的印度”。受這種“印度教國家再造”敘事的深刻影響，有關印度穆斯林生活的統一民法（Uniform Civil Code）問題、穆斯林為人口主體的印控克什米爾自治的憲法370條款問題，以及穆斯林與印度教徒圣地爭奪的阿約提亞羅摩廟（Ram Mandir in Ayodhya）問題，成為印度教民族主義宗派議程的三大焦點議題。盡管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濃厚，但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內仍選擇淡化宗派問題，以期更好地追求經濟績效，并獲取更多中間派選民支持。例如，2014年上臺后，印度人民黨主動與宗派議程保持距離，僅通過國民志愿團及其附屬的民間組織介入宗派議題，并通過發起公共利益訴訟（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s，PILs）等方式保持社會影響力和存在感。
2019年莫迪政府開啟第二任期以來，推動宗派議程的力度空前加大。在2019年大選中，印度人民黨成功在人民院（議會下院）獲得542個席位中的303席，將最大反對黨國大黨的議席壓縮至僅52席。而在邦級地方選舉中，印度人民黨在聯邦院（議會上院）的席位已從2014 年的43席增加至78席（總共245席），若加上盟黨席位數就能輕松達到115席。鑒此，印度人民黨只需團結地方小黨再獲得8個議席就可以輕松達到聯邦院多數。
由于經濟議程難見起色，且印度人民黨已獲得穩固政治支持，莫迪政府開始著力推動宗派議程。一是推動“穆斯林三聲離婚法”入刑。2019年7月，《穆斯林婦女婚姻權利保護法案》經印度議會投票通過，該法案禁止穆斯林男子以“三重塔拉克”（triple talaq）的方式與妻子離婚，違者即觸犯刑法，將可能面臨最高三年監禁。該法案標志著莫迪政府在 促進統一民法問題上做出的努力。二是廢除憲法370條款。這意味著取消印控克什米爾地區此前享有的特殊地位和自治權。此舉為莫迪政府對2019年大選競選承諾的兌現，充分彰顯其強勢形象與政治愿望。三是重建印度教阿約提亞神廟。2019年11月，印度最高法院公布裁決，認可位于北方邦的阿約提亞是印度教羅摩大神的出生地，將原巴布里清真寺所在土地交由印政府成立的信托基金，于其上修建印度教羅摩神廟。該決議為印度教民族主義又一強勢之舉。四是推出公民法修正案。該法案規定，在滿足一定條件的前提下，來自印度鄰國、信仰不同宗教的非法移民可獲得印度公民身份，但唯獨將具備同等條件的穆斯林排除在外。
綜上所述，莫迪政府在極短時間內連續解決了一系列印度教民族主義者長期期待解決，卻束手無策的焦點議題。這些突破性舉措為莫迪政府贏得了印度教民族主義勢力的狂熱支持，但同時也意味著宗派議程上的焦點議題所余空間不足。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經濟低迷的危機，已接近飽和的宗派議程很難再為印度人民黨提供更多績效支持。不僅如此，莫迪政府突擊解決宗派議題留下了巨大的社會裂痕，導致新的沖突層出不窮，這將消耗其更多資源以維護社會穩定。鑒此，進入2020年以后，印度人民黨面對危機，不得不推進新議程以攫取民意支持。
（三）
國家安全議題效果有限，難以充分激發民意支持
雖然印度政治大多緊密圍繞國內議題，但巴基斯坦始終是印度選舉政治的核心主題之一。長期以來，只要有印度士兵在印巴跨境交火中死亡或者在印控克什米爾地區遇襲身亡，反對黨就會利用沖突事件激起的民族主義情緒大肆圍攻執政黨。為迎合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不管執政的是國大黨抑或印度人民黨，反對黨都會擺出一副同巴基斯坦抗爭到底、決不妥協的強硬姿態，激發印度民眾的狂熱情緒。在此背景下，印度執政黨因害怕“表現軟弱”而招致反對黨圍攻和選民質疑，面對巴基斯坦時往往顯示出強硬姿態。在印度人民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敘事中，反對巴基斯坦是應對外部威脅，而反穆斯林是應對內部威脅，兩者一體兩面、密不可分。正因如此，即使經濟議程和宗派議程均未見起色，2019年2月莫迪政府仍利用于印控克什米爾普爾瓦馬（Pulwama）發生的恐襲事件打出強硬外交牌，對巴基斯坦境內的巴拉科特（Balakot）發起空襲。通過對巴基斯坦示強，莫迪政府成功以國家安全議題主導2019年大選議程，一改2018年末印度人民黨在五邦地方選舉受挫的頹勢，最終以極大優勢獲得連任。
雖然涉巴安全議題助力莫迪贏得2019年大選，但這一議題很難在疫情和經濟低迷的雙重危機面前動員民意支持。除印度坊間流傳的旨在污名化穆斯林和巴基斯坦的“新冠肺炎圣戰”陰謀論以外，印度確實很難利用巴基斯坦來解釋其近期遭遇的種種困局。畢竟巴基斯坦本身也深陷疫情危機，對印度經濟的影響微乎其微，而且雙方實力差距還在不斷拉大，2019財年印度國內生產總值已接近巴 基斯坦的10倍之多。莫迪政府迫切需要一個“加強版巴基斯坦”來轉移印度國內的重要矛盾。
三、面對多重危機，莫迪政府啟動“中國議程”
考察印度人民黨的歷史軌跡不難發現，在原有議程無法提供足額政治支持時，印度人民黨將毫不猶豫地進行“議程轉軌”或“議題轉換”。例如，通過推行強硬的宗派議程，印度人民黨在1992年拆除巴布里清真寺的過程中收獲大量政治紅利。但隨著事件平息，印度人民黨逐漸轉向經濟治理議題。在1996年大選中，阿德瓦尼（Lal krishna Advani）領導的印度人民黨以“良治”自我標榜。這表明，以實用主義為底色的印度人民黨在議程選擇方面具有高度靈活性。進入2020年，鑒于宗派議程趨于飽和、經濟議程難有起色、涉巴國家安全議程缺乏熱點，印度人民黨事實上面臨著名政治學家約翰·麥圭爾（John McGuire）所稱的“危機時刻”，即一方面莫迪政府亟須在短期內為其統治進行辯護；另一方面長期來看，將由影響力局限于印地語地區的政黨向確保有效控制國家的形象轉變。因此，全面啟動對華示強的“中國議程”成為莫迪政府的最佳選項。
印度人民黨的國家安全議程長期聚焦巴基斯坦。印度誕生于印巴分治背景之下，長期以來，巴基斯坦是印度構建自我認知時所對標的“他者”。例如，印度的傳統政治敘事將巴基斯坦描述為宗教國家，以此突出印度的世俗和寬容；將巴基斯坦描述為教法壓迫國家，以此突出印度的進步和多元；將巴基斯坦描述為政權運轉失常的國家，以此突出印度的民主和安定。然而，隨著近年來印巴綜合國力差距不斷擴大，印度大國自信空前高漲，從印度政黨到民眾普遍不再滿足于將印巴兩國等量齊觀。如果甘地、尼赫魯建立的印度是“印度第一共和國”，那么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所期盼建立的對外強勢、對內統一的印度就是“印度第二共和國”——夠資格與“第二共和國”對標的絕非巴基斯坦，而是同樣相鄰而居、關系齟齬，但實力卻全球領先的中國。
進入2020年以來，疫情蔓延、經濟低迷、中印邊界沖突疊加共振，為莫迪政府將中國歪曲塑造為“疫情策源者、經貿盤剝者、邊境侵犯者”提供了借口。而通過一系列對華示強舉動，莫迪政府一方面能夠在反對黨和民眾面前推卸責任，緩解其迫在眉睫的執政危機；另一方面也能夠通過描繪強大的外敵形象，助其更好地在危機中激發“聚旗效應”，以動員國內民意支持。在當前印度的國內氛圍中，對華示強既是一種獲得廣泛認同且難容異議的政治正確，更逐漸成為一種迫在眉睫的政治需要，且不以中國對印態度和舉動而發生變化。
（一）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莫迪政府視中國為“疫情來源”
盡管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初，印度并未受到太大影響，但早在2020年3月下旬，莫迪政府就推出了幾乎是全球持續時間最長、范圍最大、條件最嚴苛的疫情封鎖措施。與其說這是莫迪政府面對疫情的應急舉措，不如說是其將疫情視為戰略機遇而做出的決策。當時印度很多人認為，須抓緊疫情為印度帶來的重大戰略機遇。例如，印度前外交秘書顧凱杰（Vijay Keshav Gokhale）就公開宣稱，“疫情暴發后，印度不僅要大膽吸引外國企業，同時要改變其在多邊貿易體制中的立場。此舉不僅是為了恢復印度經濟，同時也表明印度正在重建后危機時代的世界”。盡管印度疫情防控措施嚴厲、推出及時，但由于其醫療衛生基礎條件簡陋、城鄉人口密集、發展水平低下，疫情仍對其生產生活造成嚴重沖擊。截至2020年9月中旬，印度確診病例已超過500萬，是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確診病例第二大國，日新增量近10萬例，疫情防控前景不容樂觀。
新冠肺炎疫情在印度大肆蔓延、不斷加劇之時，中國抗擊疫情能力和經濟恢復速度遠超預期。面對此種情形，盡管莫迪印政府未像特朗普一樣赤裸裸地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或“武漢病毒”，卻縱容和默許國內對華“抹黑”和“甩鍋”的言論。這些言論無端指責中國疫情應對不公開、不透明，以至于將中國視為“疫情來源國”的看法大行其道。大量印度媒體、智庫、親政府意見領袖，乃至地方政府領導人仍在使用“中國病毒”或“武漢病毒”提法，甚至不少報道還將印度疫情暴發刻畫為“中國生化武器攻擊”。目前，將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歸咎于中國已成印度社會主流輿論。例如，印度一項民調數據顯示，大部分受訪印度民眾認為“中國應為全球疫情負責”。面對洶涌輿情，中國駐印度使館新聞發言人嵇蓉參贊不得不公開批駁印度對中國“污名化”的言論。可以說，印度疫情危機越嚴重，反對黨越質疑疫情防控，莫迪政府就越傾向于通過“甩鍋”中國示強。
（二）
經濟低迷，莫迪政府視中國為“經濟禍根”
近年來，印度經濟嚴重依賴信貸債務驅動，加之結構性改革滯后，印度經濟在莫迪第一任期后半段已現疲態。印度每月需創造約100萬個新工作崗位才能維持就業穩定，但經濟下滑尤其是制造業萎縮造成了嚴重失業問題。不久前仍為“全球增長最快的大型經濟體”的印度突然陷入經濟疲軟，致使印度舉國尋求解釋，渴望找出“罪魁禍首”。在印度經濟處于低迷的同時，中資制造業企業、互聯網企業、工程承包企業、進出口企業加速進軍印度市場。截至2019年6月，中國企業在印度注冊公司數已達6000余家，包括小米、華為、海爾集團、海天國際等，并在諸多領域均取得出色成績。即使2019-2020財年中印雙邊貿易額下跌5.9% 至818.6億美元，印度對華貿易逆差仍高達486.6億美元。中國在印企業表現越好，印度經濟困境越深，此種對比反差越鮮明，在印造成的反華氛圍就越濃厚。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繼續蔓延、經濟斷崖式下跌、印度國內各利益相關方對華警惕不斷上升，莫迪政府也大幅強化經濟反華傾向，不斷出臺針對中國的嚴厲限制性和懲罰性經濟政策。一是大幅收窄對華經濟開放。面對危機，莫迪政府推出“自主印度”（Atmnirbhar Bharat）倡議，大舉推行“自力更生、印貨印造”，同時以“防范中資抄底收購”為由，收緊對中國赴印投資的監管，將此前大部分行業適用的投資“自動審批路徑”更改為“政府審批路徑”。二是推動對華進口替代。新冠肺炎疫情早期，中國部分地區供應鏈暫時斷裂，導致印度手機、醫藥、汽配、紡織等支柱產業停產停工，引發莫迪政府恐慌，因而決心加強實施對華進口替代政策。此外，莫迪政府還分三批封殺200多款中國公司開發的手機應用（APP），在數字經濟領域同樣實施進口替代。三是鼓勵在華外企向印轉移。印度目前已與美、日、韓、澳等國接洽，加大力度吸引相關企業離華赴印，并加入日本主導建立的“彈性供應鏈”體系。據美印戰略與伙伴關系論壇（USISPF） 統計，約有200家美資企業計劃于2020年美國大選后遷入印度。印度本土手機制造商Lava、德國鞋類品牌Von Wellx等企業已確定將生產線自中國轉移至印度。
對于莫迪政府而言，這些經濟領域的對華示強政策一方面是為凋敝的印度經濟“找一個說法”，通過犧牲中國在印利益以迎合其國內涌起的經濟民族主義情緒；另一方面通過主動和中國“劃清界限”，呼應美國提出的對華“脫鉤”“斷鏈”戰略，博取國際支持。更重要的是，莫迪政府通過在經濟領域對華示強宣誓其在國內政治議程中的邏輯：如果印度在經濟上繼續依賴中國，未來將不可能挑戰中國，而如果印度制造無法實現獨立自主，印度也就無法實現其全球抱負。
（三）
邊境摩擦，莫迪政府將中國塑造為安全威脅
2020年中印邊境地區局勢驟跌至1962年以來最緊張的局面。先是6月15日印軍非法越境，造成兩國幾十年來第一起流血事件；而后八九月之交，雙方又在班公湖南岸地區發生對峙，印軍開槍打破雙方不動用火器的慣例。盡管有分析表明，中印之間的一系列摩擦事件始于印度中層軍官的一次“獨走”式冒險邀功行為，而非莫迪政府為轉移國內矛盾而有預謀發動的爭端。但邊境沖突客觀上有助于莫迪政府激發內政的“聚旗效應”，并推進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強硬議程。事件發生后，印方利用媒體、外交渠道大打“受到中國霸凌”的悲情牌，引發印國內群情激憤、國際同情四起、美國趁機拱火挺印的局面。在各方哄抬之下，莫迪政府對華示強只能層層加碼，反過來刺激中印兩國對立情緒螺旋式上升、雙邊關系不斷突破下限。雖然對華示強舉動不斷，但在印軍受挫后，面對反對黨的激進呼聲，莫迪政府還是表現出一定的克制和審慎。這表明莫迪政府如今騎虎難下，既擔心因邊境局勢失控而不愿過度刺激中國，又恐國內民意反噬而不愿擺出妥協姿態。至少在邊境問題上，中國已開始在印度內政領域扮演巴基斯坦曾長期擔當的角色，只不過印度對華示強比對巴示強牽涉范圍更廣，社會經濟后果更嚴重，而可供攫取利用的民族主義議程紅利也更大。
四、結論與建議
在中國對印政策沒有發生明顯變化的前提下，莫迪政府仍然選擇不斷加碼對華強硬政策，這背后的原因在于：進入2020年以來，莫迪政府長期依賴的經濟議程、宗派議程和由巴基斯坦主導的國家安全議程均難以奏效，為獲取更多政治支持，轉而利用疫情蔓延、經濟低迷和邊境沖突大打“中國牌”。對華示強不僅能最大限度幫助莫迪政府轉移快速發酵的即期矛盾，還有助其帶動民族主義情緒，夯實長期民意支持。以上事實表明，對華示強很大程度上已成印度政壇的政治正確和印度人民黨維持執政地位的政治需要，這種“內源性”的情勢并不以中國對印政策變化為轉移。有鑒于此，為更好地推動下一階段對印工作，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印度對華示強已成政治正確和政治需要，宜及時調整對印行為模式的判斷。
即使印度新冠肺炎疫情狀況好轉、經濟逐步復蘇，印國內疑華、排華、反華情緒仍可能頑固留存。目前來看，印度人民黨憑借意識形態和組織能力優勢，在疫情、經濟、邊境三重壓力下仍在印聯邦和地方兩級選舉中保有優勢，今后可能長期占據印政壇主導地位。印度人民黨不斷推進印度教民族主義進程，向國力明顯弱勢的巴基斯坦示強已難滿足其國內動員需要。在這一思路下，對華示強當前已成為印度人民黨對外政策的標志性特征，如何處理對華關系亦成為印度實現民族復興道路上的“必答題”。鑒于此，應深入剖析印度人民黨的大國雄心，并充分考慮印度大國愿望導致的認知變化，更加深入研究印度對華示強背后的國內政治邏輯根源，為中印關系出現質變做好充分思想和工作準備。
其次，印度對華示強是不受中印互動影響的“自變量”，宜深化對印內政的分析研判。
長期以來，中國習慣將中印兩國互動情況視為“自變量”，而把印度對華政策視為受前者影響的“因變量”。然而，莫迪政府近期系列動作表明，內政需要已成為對華示強的主要動力，具有獨立的邏輯過程，并不與中印互動情況直接掛鉤。因此，中國宜將印度的對華動作視為不以自身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自變量”，更多從印度內政情勢而非中印互動的角度研判其行為邏輯。應加強對莫迪內閣要員的觀點與分歧、印度人民黨國內重點議程、反對黨主要觀點及印度民意重要動向的研判工作，摸清并抓緊莫迪政府的痛點和風險點，做到有的放矢、精準 施策。
最后，印度對華示強具有短視性和狹隘性，宜充分把握印方有求于中方的本質。
憑借意識形態和組織能力優勢，印度人民黨體現出遠超其他印度政黨的競選能力，莫迪政府也體現出遠超歷屆政府的行動能力。但競選能力和行動能力并不等于執政能力，莫迪政府的“廢鈔令”“GST稅改”、廢除憲法370條款、公民法修正案等舉動，都體現出“開頭轟轟烈烈、過程馬馬虎虎、結尾草草收場”的首尾不顧的特征，留下諸多經濟風險和社會隱患。在對華問題上，印度人民黨為追求短期政治目的而大肆破壞中印兩國來之不易的經貿相互依賴，必將使印度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出現嚴重遲滯。因此，在中印經貿關系已受重創的情況下，中國應充分利用印度人民黨政策短視及不連貫的特點，順勢收緊對印經貿合作，以靜制動，讓印度人民黨政府承擔破壞兩國經貿關系后果，并靜待印方主動提出合作動議后再相機回應，嚴防因表現熱切而招致印方輕視和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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