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醞釀新對華戰略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在全球推行“自由國際主義”外交政策，試圖憑借其超級大 國實力，構建全面自由、和平、繁榮的自由世界秩序。在對華關系上，美國一方面在亞太地區部署軍事聯盟，通過遏制中國軍事發展維系勢力平衡；另一方面推行“接觸政策”，試圖通過經濟一體化促進政治自由化，接納中國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最終實現跟美國體制的全面接軌。
2008年以來，自由世界秩序面臨內外危機，美國全球戰略面臨調整。2017年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提出“大國競爭”戰略，推動對華對抗，接觸戰略破產。特朗普政府奉行“有原則的現實主義”國家安全戰略，基于利益考量調整對華政策。民主黨外交政策精英認可特朗普政府 “大國競爭”的新定位，但不認可特朗普政府關注貿易赤字、輕視盟友價值、低估人權和外交作用的外交政策，認為它在鼓動對抗的同時，無助于美國競爭力提升。他們提出美國需要基于對中國威脅的戰略評估和美國的競爭優勢制定可行的對華戰略，主要包括以下幾部分:
第一，從軍事對抗轉向經濟和技術競爭。民主黨精英對于中國威脅的認知不同于共和黨， 他們不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生存威脅，不認同共和黨挑動軍事沖突的遏制戰略，主張中國是一個更具挑戰性的競爭對手，中美競爭焦點應放在經濟和技術領域，目標是提升美國綜合國力和競爭力。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事務高等研究院哈爾·布蘭德(Hal Brands)教授和時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曾指出，中國成長為超級大國的路徑有兩條：第一條是確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然后通過該區域向全球投送力量；第二條是通過在全球范圍內擴展中國影響力來擠壓美國的同盟體系和軍事力量。如果中國采取第一條路徑，它的主要目標是將美國海空力量驅逐出中國領海，突破美國第一島鏈防御體系，中美競爭將主要集中在軍事和安全領域。如果中國采取第二條路徑，它的主要目標是在亞歐大陸和印度洋地區建立一個全新的、由中國主導的安全和經濟秩序，并樹立中國在國際機構的中心地位，中美競爭將主要集中在塑造世界經濟規則、政治制度模式和技術標準等經濟和外交領域。
布蘭德和沙利文指出，特朗普更強調在軍事和安全領域的投入，但對中國的全球挑戰關注不多。他們擔心中國利用美國體系創造的外部條件積攢經濟實力，并將它轉換為政治和外交影響力，從內部瓦解美國的國際地位。他們提醒美國決策者不但要儲備制衡中國的“硬實力”，還要關注中國影響力提升所積蓄的“軟實力”和“銳實力”，這要求美國將戰略競爭焦點從軍事對抗轉向提升美國經濟和科技實力。
第二，外交政策關注國內復興，為中產階級服務。提升美國競爭力意味著美國外交政策要向內看，將提高國力作為政策目標，它具體落實為“中產階級外交”政策。2020年9月，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發布的研究報告《服務于中產階級的外交政策》指出，后冷戰時代的美國外交政策只關注國家安全和地緣政治競爭，忽略了國內經濟社會事務對外交決策的影響，損害了美國中產階級利益。美國迫在眉睫的國家安全威脅不是債務，而是投資不足造成的長期性經濟停滯；美國國內發展需要政府推行產業政策，為改善基礎設施、提升經濟競爭力和跨部門創新進行大規模投資。美國外交政策應首先致力于國內復興，應被納入旨在加強中產階級和提高經濟社會流動性的國家政策議程之中。
第三，打中國牌，凝聚國內共識。由于共和黨奉行財政保守主義，反對擴大聯邦財政支出，民主黨“大政府”的國內政策必將遭受強烈阻撓，打中國牌成為美國外交政策服務于國內經濟政策的具體應用。時任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的塔倫·查布拉(Tarun Chhabra)指出，單純的財政擴張措施勢必引發共和黨反對，但如果以強化對華競爭名義來促進大規模公共投資，將增加對溫和派和保守派的吸引力，同中國競爭可以為兩黨合作提供機會。美國左派應該抓住同外國競爭帶來的機會，推動包括增加投資、強化創新等在內的國家復興議程。時任亞洲集團主席的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時任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倡議主任的杜如松(Rush Doshi) 也同意該思路，強調外部競爭對手的到來常常促使美國成為最好的自己，如在冷戰期間美國政客就曾擱置外交政策分歧共同應對蘇聯；在如今這個黨派僵局時期，如果將美國國內復興放在提升美國相對于中國的競爭力這一更大議程之中，更容易獲得兩黨支持。
第四，打價值觀牌，將中國排擠出國際體系。不同于共和黨利益導向的外交政策，民主黨精英認為民主價值觀是美國最根本的競爭優勢，是美國進行國內外動員，占領道德制高點的最優武器。2020年10月，美國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發布政策報告《價值觀與戰略的結合：民主國家如何抵消專制國家的影響》，建議美國政府將價值觀與國際戰略勾連起來，制定抵消“專制國家”在非軍事競爭領域擴展影響力的國家戰略。該報告指出，美國國防部應制定抵消戰略應對不對稱的挑戰，恢復美國的軍事優勢；為了贏得在戰場之外的戰略競爭，美國政府還需要制定非軍事領域的抵消戰略，以便重獲相對于“專制國家”的獨特優勢。報告認為，在這場戰略競爭中，建立在開放和透明基礎之上的價值觀念是美國民主體制和聯盟體系最大的競爭優勢，因此將價值觀疊加在中美戰略競爭之中，貫穿在政治、經濟、技術、信息各領域，就成為美國決勝的關鍵。
▍拜登外交戰略成形
2020年拜登贏得總統大選后，陸續將以上報告執筆人坎貝爾、沙利文、杜如松、塔倫·查布拉、羅拉·羅森伯格等納入自己的國家安全團隊，并在他們的努力下，匯總提煉出“世界拐點論”和“民主勝任論”的戰略框架。在2021年2月份召開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拜登對該框架做了系統闡釋。他指出當今世界正處于一個轉折點，第四次工業革命推動科技迅猛發展，經濟危機、公共衛生危機、氣候變化危機等全球性挑戰嚴峻。西方社會正處于一場關于世界未來和方向的根本辯論之中，辯論的中心問題是西方式民主體制是否足以有效應對危機和挑戰。
2021年3月，拜登政府發布《國家安全戰略過渡性指導方針》，該文件強調民主體制不是歷史遺跡，仍然能兌現對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承諾，仍然是引領未來的最佳體制。民主制度和價值觀是美國的核心競爭優勢，也是美國從“優勢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開展戰略競爭的關鍵，以“民主勝任”為中心的競爭政策，對內旨在恢復國力，以修復美國民主制度；對外旨在聯合盟友，以維護民主世界團結，通過激發美國體制活力，回應美國衰退論者的擔憂，通過彰顯美國體制優越性，在應對跨國挑戰和大國競爭中擔當領導角色。
第一，對內推行新政以恢復國力。拜登政府貫徹“中產階級外交”路線，制定旨在遏制經 濟不平等和確保國內繁榮的美國家庭計劃、美國救援計劃、美國就業計劃，通過加大教育、醫保和兒童保育投資，保障美國家庭繁榮；通過失業救濟、現金補貼、稅收減免等措施，保障中低收入家庭免受新冠疫情影響;通過制造業、基礎設施、研發創新投資，創造更多就業崗位。
第二，打“中國牌”以彌補分歧。盡管外部威脅加強國內團結的論斷缺乏科學根據，拜 登還是將其作為推行新政的一個籌碼。拜登政府要求情報部門重新開展新冠病毒溯源，炒作涉疆、涉港、涉臺事務，提出超2萬億美元的基建投資方案，推動國會制定《2021美國創新與競爭法案》，以應對中國挑戰之名，加大對基建和高科技領域投資，將內政方案包裝在“反華”方案中，以換取共和黨和國內公眾支持。
第三，組建“價值觀聯盟”，打造排擠中國的各種“小圈子”。拜登政府倡議吸收澳大利亞、印度和韓國，將七國集團發展為民主十國集團，在此基礎上召開“民主國家峰會”，用于協調、醞釀、制定適合民主價值觀的全球治理規范；倡議組建技術聯盟，聯合民主國家共同開 發可信任的人工智能生態系統、5G/6G基礎設施系統，塑造互聯網和其他技術的規則和標準；將印太同盟和美歐跨大西洋同盟作為對華政策的兩個戰略支柱，在同盟框架內深化經濟、技術、 軍事和安全合作。2021年3月12日，美、日、澳、印四國領導人召開“四方安全對話”線上會 議，圍繞“自由開放的印太”構想落實合作倡議。2021年6月9~16日，拜登任內首次出訪，先后出席七國集團峰會、歐美峰會、北約峰會。在七國集團峰會上，拜登提出“重返更好世界倡議”全球基建項目，試圖提供一個“由主要民主國家領導的、以共同價值觀為導向、高標準和透明的”基礎設施計劃，以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競爭。在歐美峰會上，歐美雙方決定成立歐盟-美國貿易和技術委員會(EU-US 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開啟跨大西洋伙伴關系新篇章。北約峰會公報宣稱，中國對“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和與北約安全相關的領域構成“系統性挑戰”。
在對華關系上，拜登政府提出“競爭、合作、對抗”三軌并行的新政策，希望在加強競爭的同時，在雙邊和多邊框架內，在氣候變化、疫情危機等全球議題上跟中國開展合作，以實現中美的“競爭性共存”。但在實踐中，由于美國堅持價值觀導向，厘清中美競爭與合作的邊界和領域異常困難，美方的錯誤言論和激進行為，逐漸擠壓中美合作的空間，導致中美關系的天平一步步倒向競爭和沖突。
▍拜登外交戰略的局限性
對于拜登外交路線的評價，美國學界也是眾說紛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教授丹尼爾·多德尼(Daniel Deudney)和普林斯頓大學國際事務教授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 指出，拜登政府通過產業政策推進國內復興；通過價值觀聯盟戰略應對全球挑戰、開展大國競爭；通過在國內外推行進步主義議程，證明民主制度的能力和活力以及美國牢不可破的全球領導角色，再現了羅斯福自由主義和國際主義政治傳統。但在伯明翰大學國際安全和戰略教授帕特里克·波特(Patrick Porter)看來，盡管拜登反復聲稱不搞東西方陣營對抗，不搞冷戰式僵化的集團對立，但他的對華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事實上導致了冷戰對立的結果，他的國際主義只是一廂情愿的妄想，拜登外交路線其實仍是“冷戰自由主義”思維的產物。美國馬拉松倡議項目負責人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和外交政策研究所地緣政治學家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 Kaplan)也指出，意識形態對抗不利于中美兩國建立穩定關系，在大國競爭中死守意識形態教條或追求全面勝利是愚者的庸碌作為，很可能引致災難。
除此之外，拜登政府的外交戰略在實施過程中也將面臨層層阻礙，因而其有效性仍有待觀察。
第一，內外貫通的戰略設計在實施過程中可能導致顧此失彼。哈爾·布蘭德指出，拜登“中產階級外交”的戰略設計意在防止特朗普主義死灰復燃；但在實施過程中很像是民主黨版本的“美國優先”政策，會導致美國盟友懷疑美國“再次領導世界”的決心和能力，從而影響它們的政策選擇。康奈爾大學的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和杰西卡·陳維斯(Jessica Chen Weiss)則指出，拜登打“中國牌”換取共和黨支持的舉措存在風險，它淡化了共和黨對美國民主的破壞，遮蓋了美國民主的真正危機，其實是通過渲染外部威脅轉移了國內矛盾。與此同時，盡管拜登政府小心翼翼地將反華局限在政治制度層面，但過于喧囂的輿論宣傳仍可能激化美國社會中的排華情緒和種族主義。
第二，專注意識形態和技術斗爭，會分散對同樣緊迫的軍事危險的注意力。民主黨決策精英大多文官出身，善于經濟和技術治理，其戰略導向傾向于“文攻”而非“武斗”，大多支持減少軍事預算和國防開支的政策。對此，科爾比指出，中美競爭的決定性舞臺是軍事領域，中美競爭的結果不取決于全球政治體制類型，而取決于硬實力和軍事力量的平衡，如果不能確保歐亞兩端的勢力平衡，美國可能會在制度競爭中失利。
第三，鼓動陣營對立不得人心，美國將面臨離心離德，被全世界人民孤立的境況。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指出，美國將印太同盟和跨大西洋同盟打造為對華戰略的兩大支柱，但這些盟友均對發展針對中國的冷戰陣營持批評或保留態度。英、法、德領導人均在不同場合公開表示反對新冷戰，歐洲國家在貿易、核不擴散、氣候變化等領域跟中國存在密切合作關系，貿然切割并不符合其切身利益。歐美在隱私、數據和技術合作上同樣存在分歧， 歐洲在中美競爭中傾向于保持等距接觸。美國的印太盟友對于組建軍事聯盟持猶豫態度，美國打造“亞洲北約”的努力困難重重。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杰出研究員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進一步指出，美國政府自詡對華制裁措施獲得普遍支持，但事實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不支持美國政府涉港、涉疆、涉臺政策，如果美國政府一意孤行，將面臨冷戰時期像蘇聯一樣被孤立的命運。
第四，拜登外交需要平衡價值和利益的微妙關系，美欲借民主同盟弘揚道德領導力，實踐中可能暴露自身的道德偽善。佩平斯基和陳維斯指出，美國本身存在很多民主弊病，在國際舞臺上高揚民主旗幟開展合作，容易被指責為虛假偽善。帕特里克·波特指出，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印度等國都不完全符合美國的民主標準，但這并不妨礙美國跟它們結成盟友關系。哈爾·布蘭德指出，美國要想成功實施印太戰略，必須深化同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 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的合作關系；但如果美國堅持民主價值觀，就勢必將這些存在民主缺陷的國家排除在外。這在實踐中要求美國在建立聯盟問題上不能采取一刀切做法，而是應在堅持戰略原則的同時采取務實的妥協，這會進一步暴露道德影響力的局限。有鑒于此，科爾比主張美國政府在印太區域基于共同威脅觀念，而不是民主價值觀構建盟友網絡，進而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組建能容納不同類型國家的廣闊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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