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九一八”,又到國恥日。恥在何方?辱在何處?恥在不抵抗;辱在大被小欺,以多敗少。
當年，國難當頭，大敵當前，1927年日本的《田中奏折》已經充分暴露了日本以東北為基礎侵略中國的野心，事變爆發前，日本又先后制造了“中村事件”和“萬寶山事件”，為武裝襲擊尋找借口。可是國民政府卻視而不見，采取鴕鳥政策，竟然認為日本不會輕啟戰端，希望能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無應戰預案，又無抗戰意志。企圖以退讓求和平，以妥協保安寧，結果釀成戰禍。沈陽城不到一天陷落，東三省不到半年淪陷。不論是國民政府承擔責任，還是地方官員承擔責任，不抵抗政策都是罪魁禍首。1990年，張學良在接受日本廣播協會采訪時說：“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這個事件能和平解決。……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了。”后來他又說，“ 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占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藉口”，“ 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沖突，他來挑釁，你離開他，躲開他”，“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段獨白，不能不對現實有所警示。
力量對比，不是決定戰爭勝負的唯一因素。“九一八事變”當天，進攻北大營的日軍約800人，而北大營駐軍卻有近7000余人，兵力對比近10:1。此外，東北軍還擁有龐大的空軍部隊，有數十架戰機。而東北軍一觸即敗，日軍僅付出了幾十人傷亡的代價就占領了張氏父子經營幾十年的北大營。與“九一八”國恥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抗美援朝戰爭，當時敵我雙方兵力對比懸殊，敵軍一個團的火力超過我軍一個軍的火力，三年戰爭敵軍共投射彈藥330萬噸，我軍消耗彈藥僅25萬噸。敵軍1名作戰士兵有13名后勤兵保障，我軍1名后勤兵要保障上百名作戰士兵。就是在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情況下，中國人民卻創造了歷史奇跡，打出了我們的國威軍威。由此可見，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除了軍事實力之外，還包括正確的戰略決策以及果敢的抵抗意志和頑強的戰斗精神。綜合實力是硬實力和軟實力的結合。
“九一八”作為國恥日，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溫故知新，起碼有幾條教訓刻骨銘心：
一是，在日本尚未對戰爭問題有徹底反省的情況下，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劣根性要保持高度警惕。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一紙和平契約是擋不住日本軍國主義擴展的野心的。國際社會要和日本國民一起抵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否則將會把日本和亞太國家再次拖入戰爭災難。
二是，對日本的戰略動向要給予正確的研判，既不能夸大事實，也不能掉以輕心。對于日本政府現在給集體自衛權松綁的戰略舉措必須高度重視，這標志著日本已經由戰后的無“交戰權”到有“交戰權”的質變，中國應將此動向遞交聯合國安理會討論。既然聯合國安理會可以動輒對這個國家譴責，對那個國家制裁，那對日本這個曾經的戰爭策源地頻頻擺脫戰后束縛的倒行逆施也應該給出一個說法，否則，就會暴露出某些成員國的虛偽性。
三是，綏靖主義是軍國主義的催化劑。當年對日本侵略姑息養奸的西方國家，最終都嘗到了縱虎為患的苦果。1941年日軍悍然偷襲美國的珍珠港、隨后侵入英國殖民的香港。在東南亞戰場，日軍俘獲了數以千計的盟軍。對這段慘痛的經歷，希望有關國家不要好了傷疤忘了疼，縱容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最終必將自食惡果。
四是，要把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和日本人民區別開。在抗日戰爭中，日本有許多反戰人士站到了中國人民一邊，在這次公布的抗戰英烈名單當中就有不少日本友好人士。要最終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日本人民是內因，是重要力量。因此，我們一定要做好對日本人民的團結和爭取的工作。
五是，不挑事，不怕事，事來了，敢平事。不抵抗政策，只能使軍國主義分子得寸進尺，最后落得一個喪權辱國的下場。因此，我們必須敢于斗爭，善于斗爭。加強國防建設，做好應對各種突發事件的準備。只有有備才能無患，只有能戰方能言和。
這就是，“九一八”給我們的警示。
(此文經編輯已于今日發表在《環球時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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