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日本，已成為當前世界的一個潮流。安倍政權的一系列舉措，使日本成為國際輿論的焦點，更引發了對日本的戰略爭論。這些爭論的持續，已使人開始重新審視戰前日本和戰后日本、冷戰時期的日本和冷戰后的日本、20 世紀的日本和21 世紀的日本等戰略深層的問題。由此，“日本問題”已經超出了狹義的范疇，成為一個涉及層面更廣泛的國際性問題。
一、重新審視安倍與“安倍政治”
安倍自上臺以來，聲稱“侵略”沒有國際定義，“參拜(靖國神社)”自有日本道理，“道歉”已成過去，“(村山、河野)談話”無須繼承與遵守;“憲法”并非“日本制造”，“聯合國”已經徒有其表;“主權日”應該恢復，“日本軍隊”應明確海外“交戰規則”。安倍上述的一系列表態，不但引起了亞洲國家對日本“右傾民族主義”、“日本軍國主義”的擔憂，也引發了世界性的反對。美國媒體指出，安倍政權下“自民黨日本企圖為威權式的、軍國主義式的日本打造基礎”;美國國會調查局的報告則稱，安倍是“強硬的國粹主義者”和“歷史修正主義者”;日本國內許多人稱安倍為“極右的國粹主義者”和“極右的歷史修正主義者”。
保守主義的政治路線和民族主義的“大國魂”，是安倍政治思想中表里一體的存在。安倍的“開明的保守主義”是極其“怪誕”的，是一種“與新自由主義混雜的變形的新保守主義”。安倍的民族主義是“沒有對戰前帝國主義的反省”、“沒有對明治憲法體制和對天皇制的批判”、“更沒有與亞洲的連帶意識和反美的意識”的“脫‘戰后’型的民族主義”。安倍的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是較之戰后更激進、較之戰前更抽象的“激進而抽象的保守的民族主義”。
由此，“安倍政治”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安倍的政策中有戰后多個內閣成功政策的影子，他試圖推行“集戰后之大成”的宏大政策;安倍現政權戰略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從“risk off(規避風險)”轉向“risk on(無畏風險)”。第二，安倍以偏重進攻性的“積極的和平主義”取代側重防御性的“被動的和平主義”，對日本進行再改造。對日本戰后體制進行“結構改革”的同時，試圖重構一個新的路線和共識。第三，安倍以日本在世界上發揮更大作用為目標，以獲取權力與威望為標的，希求于建立“大日本”、“強日本”，而否定“小日本”、“弱日本”。
二、重新審視新時期日本的國家戰略轉型
安倍政權下的日本轉型是一個值得關注和深思的問題。一種觀點認為，日本政治“在20年前就進入了過渡期，至今仍在過渡期徘徊”，日本在原地踏步;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日本“普通國家”化已進入新的階段，右傾化的日本與“戰后型日本”漸行漸遠。兩種觀點看似矛盾，卻不沖突，前者描述了日本戰略缺失的窘境，后者闡明了日本戰略認同危機的窘況。兩者都表明，日本的戰略轉型充滿著令人憂慮的非確定性和使人擔憂的風險(或危險)。原因在于，自1868 年以來，日本國家三次轉型，其中兩次都是災難性的。當前日本進行著所謂的“第三次開國”和“第四次轉型”，它能夠帶來什么仍是一個值得思考和爭論的問題。
對于日本戰略轉型的憂慮，主要體現在對下列問題的關注上：
第一，新國家戰略與戰后戰略的繼承性。有人認為，日本“不會用大國戰略取代和平主義的國家認同，吉田共識只是被重塑了，而不是被拋棄了”，是“在現有戰略下的重新校準”。但是，安倍主張修憲，并將矛頭直指戰后憲法的合法性，就很難令人相信日本是真正奉行戰后和平主義的戰略。
第二，如何認識日本歷史和戰后歷史在國家轉型中的作用。安倍更多強調“對千百年來日本歷史中形成和發展的傳統何以為繼、以何為繼的”經驗問題，而不強調戰后日本如何汲取教訓問題。有識之士指出，從安倍的認知來看，“將‘憲法’作為‘戰后體制’予以否認，將‘戰爭反省’作為‘自虐史觀’予以排斥，安倍這樣的國家認知本身，無疑會使對立更加尖銳化”。
第三，戰后體制和新體制的功能性問題。有人指出日本“在發展時期贏得命運女神微笑的取勝戰略，在其維持優勢時卻變得適得其反了”。從經濟體制上講，這已成為日本的共識。但從政治和日本國家來說，斷言日本深陷“制度疲勞”，則有些言過其實。
最后，在歷史和未來之間如何明確“日本的責任”。安倍用參拜靖國神社來“宣示和平”，是一種“本末倒置責任論”。如果不修正這樣的邏輯，則日本的未來也難逃“歷史的陰影”。
三、重新定義安倍的轉型政策：積極型變位戰略
“變位權力行為”是安倍政策的一個基本特征，其核心是對日本國家戰略進行全方位的轉型。如果對該政策做一個概括，可稱之為“積極型變位戰略”。“積極型變位戰略”旨在改變現有體制的束縛，從多方面、多領域構建新的制度框架，以此達到重振日本、建立新國家戰略共識的目的。在此基礎上，打造安倍的長期政權、營造自民黨長期執政的基礎。具體而言：
“安倍經濟學”的推行，主要在于改變日本增長模式。“安倍經濟學”既是基于日本經濟振興的考慮，也有基于確保政權的“安全行駛”的考慮。除此之外，改變日本人“持續多年的通縮心理，在經濟心理學意義上，極大地帶動了‘景氣’中‘氣’的部分”，從而“讓所有人都能意識到時代的轉換”，也是這個概念的指向所在。“安倍經濟學”是對日本經濟下的一劑“猛藥”，是帶有“沖擊和恐怖(shock and awe)”的政策。
安倍“改變日本政治”的“三大利箭”，主要在于變革戰后體制和制度。主要包括：將自衛隊改為國防軍，修改憲法第96 條和導入道州制度。據此，從憲法體制、國防體制和行政體制入手，改變戰后的制度安排。
安倍安全保障上的“三支利箭”，在于重構日本安全的法制和制度框架。主要包括：制定新的防衛計劃大綱、行使集體自衛權與深化日美合作、建立日本版NSC(國家安全委員會)。2013 年12月，日本國安會議通過了第一個10年外交安保戰略方針“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安倍明確講“日本必須保持強大，首先是經濟強大，同時也要維持國防的強大”。
安倍以“積極的和平主義”為核心，將構建民主國家的聯合體和自由與繁榮之弧，作為外交的重點。現階段價值觀外交的“地緣政治色彩非常顯著”。在一年多來，安倍訪遍東盟10國，以及美、俄等29個國家。他倡導被稱為“安倍主義”的對東盟關系新外交五原則，主張建立日美澳印的“鉆石安全聯盟”。與此同時，在釣魚島問題上立場強硬。對美“跟隨”和對華“對沖”的兩手策略日趨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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