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為什么成了中美關系的難題？

　　中美之間有爆發戰爭的危險嗎？

　　以前，如果誰敢向中國的“專家”“學者”提出這樣的問題的話，那注定就要遭到嚴厲的斥責，多半要被罵為荒誕不經、無稽之談，如果其中哪位還有點誨人不倦精神的話，他們會耐心 的教導說，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離不開戰爭的思維是冷戰思維，是過時的頭腦，是不對的。當今中國的戰爭危險微乎其微，不會和任何國家發生戰爭沖突，中美兩國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互相依賴，“誰也離不開誰”，“只能合作，除了合作別無出路”，“誰也承受不了彼此沖突帶來的損失”，根本沒有發生戰爭的可能。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一直耳提面命 地訓誡國人說，美國不會對中國發動戰爭，它沒有對中國發動戰爭的意圖，而中國當然更不會去設想與美國作戰了。在講述了這些大道理之后，他們中厚道的人會慈悲地說，你們這些老百姓 呀，真該好好地讀點我們的教科書，尖刻的則很可能不屑一顧地表示，“這幫愚民，一點國際頭腦都沒有”!

　　但現在則有些不同，來自美國的戰略輿論與喧囂是，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崛起，與美國霸權之間構成了修昔底德陷阱，守成大國與新興崛起大國很有可能重蹈歷史上斯巴達與希臘之間的戰略邏 輯，互相懷疑，彼此戒備，對抗較量，最后發展成為直接的武裝沖突。也就是說，美國的專家學者認為隨著中國的發展崛起中美之間是有可能發生戰爭的，并且已經到了必須直接面對，必須 由最高執政者親自出面尋找化解辦法的程度。于是有了中國國家主席與美國總統奧巴馬的安納伯格之莊園會晤，這一峰會的核心目的，就是破解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探 索在中美之間建立“新型大國關系”。所以，現如今如果有誰再向中國的“專家”“學者”請教中美戰爭問題，他們多半會顧左右而言它。

　　但是，這是一個回避不了的問題。現在，事實已經非常明顯，中美之間的戰爭危險不但客觀存在，而且正日趨嚴峻。在美國方面來說，有關對中國的戰爭準備正大張旗鼓地進行，如反導系統 ，如一小時打遍全球系統，如隱形攻擊系統，如空海一體戰計劃等;在中國方面，“新三打三防”已經搞了許多年，現如今打航母打衛星都已見到真章，據說還有一個“反介入戰略”，目標 都是瞄準美國。可以說，中美兩國以對方為假想敵的戰爭準備，規模與水平世所罕有!當今任何國家都難以望其項背。所以，縱觀中美關系的發展，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十分突出，從美國方面 說，美國的準備策劃就是想要有朝一日決出勝負，早已不是“專家”、“學者”所謂“防范”那么簡單;對中國而言，如何化解來自美國的戰爭危險，確保今后一個長時期的和平環境，是關 系到“中國道路”成敗與否的戰略性問題。

　　一、為什么戰爭危險日趨嚴峻

　　“大國對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曾幾何時，中國的“專家”、“學者”就是這樣地向全世界大聲宣告。這很可能是他們發自內心的呼喊，是出乎真誠的而不是逢場作戲。他們認為，人類已經進入“合作”與“共贏”的新時 代，世界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中國與西方世界是“利益共同體”，與美國也同樣是“利益共同體”，所以兩國之間不該有、不會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對抗，大國對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但是，被宣布為過去了的對抗為什么還在中美之間發生并且有走向戰爭的危險呢?原因到底何在呢?

　　對于中美對抗的原因，這根本不是一個什么學術問題，而完全是立場問題。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對此有完全不同的解讀。

　　站在美國的立場上，造成對抗的原因完全緣于中國，是因為中國的一系列惡行而使然。具體來說有三大罪狀：

　　其一，逆歷史潮流而動。

　　在西方的衛道士們看來，世界潮流就是普世價值，奉行普世價值按照這一原則確定自己的發展模式，這就是順應時代，否則就屬邪惡就是反動。中國現在搞什么“中國道路”“中國模式”， 這本身就是與西方唱對臺戲，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中國就美國心中一個最大的“邪惡軸心”。

　　其二，中國正在向外擴張，咄咄逼人。

　　在美國看來，中國的擴張表現在方方面面。在軍事上，中國發展各種可以威脅到美國的武器裝備，在經濟上，取代了美國成為世界上許多國家頭號貿易伙伴，在地緣安全上，拒絕美國干涉介 入臺灣釣魚島等地事務，而且還恐嚇鄰國，試圖打破美國構筑對華包圍圈，等等，這都是美國所不能容忍的。

　　其三，不負責任不守規則。

　　不按照美國的要求和指令行事，在敘利亞、伊朗特別是朝鮮等問題上，中國的表現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不但沒有積極主動配合“國際社會”搞掉或搞垮他們，相反還拒絕和反對美國的諸 多舉措，使美國的戰略計劃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用。美國為世界各國制訂了很多規矩規則，但中國無視美國的法律法規，反對美國向臺灣出售武器，不服從美國關于人民幣升值的要求，不按照 美國的意愿處理與鄰國的糾紛，等等，挑戰美國所設定的秩序。

　　基于上述三點主要原因，所以美國對中國越來越不信任，疑恨重重，導致對抗加劇，沖突的陰影不時徘徊閃現。

　　顯然，這樣的立場完全是霸權的立場，完全是站在美國理所應當做全球霸主、美國利益應該無條件至上的基礎上的邏輯。

　　站在中國的立場上，造成中美對抗的原因不在于中國，完全是美國霸權所使然。

　　第一，美國維護霸權，遏制中國的發展崛起。

　　中國從來沒有挑戰美國，但中國的發展客觀上動搖了美國的霸主地位，因此，遏制中國，就成為美國維護世界霸權的首要任務。(有關這個問題，可以參閱筆者文章《美國的世界霸權將怎樣 走向衰落》)

　　第二，美國利益至上，不平等不公平地對待中國。

　　在霸權的邏輯之下，中國必須服從美國，美國歷來無視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的利益必須服從美國的利益;奉行“武力第一，戰爭至上”的法則，反對同中國形成基本的戰略均衡，追求自身 的絕對安全，而把別人的安全置于自己的威脅打擊之下。

　　第三，敵視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動用各種手段力圖搞垮中國。

　　中國從不主動攻擊美國的制度和美國社會模式，但是，美國卻一直把中國制度與中國模式列為鏟除的對象，動用各種手段進行攻擊破壞，包括支持各種政治上的反對勢力和分裂勢力以及宗教 極端勢力。

　　所以，中美對抗直至出現戰爭的危險，責任不在中國，原因完全在于美國;不是中國有什么罪過，而是美國基于霸權利益和維護霸權地位的必然結果。美國過去的對手是蘇聯，現在已經輪到 了中國，如果中國被美國搞垮，下一個目標還將接著出來。總之，誰構成對霸權地位的挑戰，誰就是美國的敵人，美國就要發起相應的戰略圍剿。所以，制造對抗和戰爭危機的就是美國，而 不是任何別人。

　　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國對抗的時代非但沒有過去，相反還正當其時。這是歷史的宿命，是任何人也難以擺脫的人類法則。

　　二、和平為什么成了中美關系的難題

　　在不可避免的戰略對抗之下，中美兩國能化解戰爭危險，使兩國保持和平的關系嗎?

　　許多人對此抱有熱切的期待與希望。他們認為，只要中美之間加強合作，增進互信，管控分歧，太平洋就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中美的和平就有了保證。

　　我們說，這種論調太過輕薄浮躁。相對于大國宿命這一艱難的話題，相對于戰爭與和平這一重大課題，以為簡單的幾句忽悠就可以輕松應答，未免太把歷史當兒戲了!這是一種極不負責的態 度，即使從學術角度來看，也是一種相當膚淺的做派。

　　首先，避免大國對抗，化解戰爭危險，人類的政治經驗還積累不足，甚至說基本屬于空白。

　　從古至今，人類歷史上大國對抗的事例屢見不鮮，結果大都以激烈的沖突而告結束。過去英法之間是這樣，英德之間也是這樣。最近的例子是美蘇對抗，這場冷戰最終雖然沒有演化成為一場 戰爭，但戰爭的危險一直伴隨始終，最后以前蘇聯的滅亡而告結束。當年的太平洋像今天一樣廣闊，當年的美蘇之間一樣有各種各樣的溝通渠道，類似的莊園會也是他們的發明創造，但是太 平洋還是沒有給他們提供足夠的空間，彼此之間還是沒能建立起基本的互信，沒有實質性的合作，也沒有管控了彼此之間的分歧，最后的結果不是什么共贏而是一方贏得盆滿缽滿，而一方輸 得無比悲慘。這就是歷史提供給中美最新最鮮活的經驗。

　　其次，避免大國對抗，化解戰爭危險，迄今為止在現實中還找不到有效可信賴的辦法。

　　現在，許多人把希望寄托在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上，似乎只要這個關系建立起來，中美和平共處就有了可靠的保證，就可以攜手并肩建設一個和諧的世界。對此，筆者認為，這是很可疑問 的。有關這個問題，筆者在《中美矛盾錯綜復雜，新型大國關系也無能為力》一文中已經予以說明，現在繼續補充若干。

　　第一，對美國的霸權屬性不會有任何改變

　　即使在新型大國關系下，美國的霸權屬性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在霸權屬性的驅動下，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只會加強不會削弱，除非遭到一次重大的失敗，否則不可能出現大的改變;美國不會改變既定的對臺政策，更不會因此認可中國的發展道路與 發展模式，從根本上敵視中國的態度將依然固我。太平洋雖然巨大，但美國的戰略前沿不會從中國沿海后退哪怕一分一毫，相反，將愈發是能逼近多少就逼近多少，即使有朝一日把北京交給 美國控制，它還要進一步西安、成都;即使已經控制了西安、成都，它還要進一步控制烏魯木齊和拉薩。就像僅僅讓蘇聯解體還不夠，它還進一步努力促進俄羅斯也跟著解體一樣，道理都是 一脈相承的。

　　第二，美國的戰略競爭方式不會有根本性的改變。

　　現在，許多人都把中美之間的對抗說成是一種競爭，那么，美國是怎樣從事這一競爭的呢?

　　到目前為止，美國針對中國進行著十面埋伏式戰略包圍，無孔不入的分化西化，涵蓋一切的遏制打壓，筆者將這些概括為“高、大、全;遠、深、久”六個字：“高”是指視野高，高邊疆; “大”是指決心大、力度大;“全”是指全面全方位;“遠”是指遠距離封鎖;“深”是指滲入骨髓，滲進美國戰略規劃的四肢百骸;“久”是指由來已久、立足長久。筆者預計，上述這些 特點不會因為“新興大國關系”有什么根本性的改變。可能，在“新興大國關系”下，中美雙方“合作”有所增多，對若干“分歧”也能進行討價還價，但不會動搖美國的戰略宗旨和這一宗 旨下的基本戰略布局，美國在亞太地區布下的“天羅地網”不會因為中美增進互信、深化合作、管控分歧而淡化和消解，相反只能因此更加強化，變得牢不可破、堅不可摧。這就是美國一方 面強加與中國聯系溝通，一方面持續強化亞太軍事戰略部署，持續強化各種同盟關系的原因。

　　第三，“私人關系”不會有什么用處

　　“新型大國關系”一個重要的內涵是所謂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私人關系”。現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私人關系被炒得很熱鬧，似乎這一關系不但具有驚人的魅力，而且 還具有相當的魔力，能在相當程度上避免中美之間的對抗與沖突。

　　應該承認，任何國家關系都不是抽象而是具體的，都是由一個個具體的關系構成的，其中也包括領導人的個人關系，這在國家間的交往中不可缺少。個人關系可以起一定作用，但前提是不存 在根本性的利益沖突，在這一前提下，私人關系才有發揮的空間和余地，否則就沒有什么私人關系的位置。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英德俄三國君主之間不但有“無話不談”的私人關系，而 且還有“血濃于水”的親戚關系，但這些關系并沒有使之擺脫血流成河的廝殺;蘇聯解體前后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先后與里根、布什建立了密切的私人關系，結果也沒能挽救蘇聯的解體與俄 羅斯的衰落。

　　前世不忘，后事之師，中美兩國元首的“私人關系”大概也不會有多少新鮮的。奧巴馬領導下的美國今后照舊還會對中國施壓、遏制、圍堵甚至制裁，不會因為與習近平主席有私人關系，送 過長椅子就手下留情、放過一馬。

　　最后，美國擁有戰略上搞定中國的信心。

　　按照中國“專家”、“學者”們的說法，對待崛起的中國，美國如今是充滿焦慮、煩躁和不自信，因而急于“重返亞太”，急于遏制圍堵中國。

　　但筆者的理解卻恰恰相反。筆者以為，美國之所以敢于大張旗鼓近乎公開化地把中國置于圍堵遏制的對象，渾然不顧中國是美國最大債主的現實，不給中國容留應有的戰略空前，完全不是什 么出于焦慮、不自信，而恰恰是建立在戰略上高度自信的基礎上。正是因為美國認為可以在戰略上完勝中國，所以才蠻橫地干涉臺海事物，放手拉攏扶持亞太相關國家，把中國的所謂核心利 益與重大關切置諸腦后。如果是換做蘇聯，美國敢于這樣明目張膽嗎?它會變得小心翼翼、謹慎萬分!因為美國完全知道惹怒蘇聯的后果。

　　但中國則完全不同。美國不認為今天的中國具有前蘇聯那樣的實力，更沒有當年蘇聯那般勇氣、意志和決心，所以它并沒有把中國當成平起平坐的對手。在戰略上，畏懼是尊敬的前提，沒有 應有的畏懼，就不會有起碼的尊敬。長期以來，在“韜光養晦”方針的指導下，中國一直裝老實、當窩囊，以為能換來西方的同情與善意。但是西方的文化從根本上就是一種實力文化，“你 必須有實力，你必須證明你有實力，你必須證明你有決心使用你的實力”，只有具備上述三項條件，才是可以讓西方尊敬的對手，否則難以擺脫霸權的欺壓、制裁、羞辱甚至宰割，最后用戰 爭來訛詐中國也就在所難免了(有關這個問題，可以參與筆者文章《當代中國能否經得起戰爭的考驗》、《懼怕戰爭，當代中國最大的戰略軟肋》等文章)。一句話，和平不是一種賞賜，而 只能是一件戰利品。中國的戰略地位不經過一場大的較量，不會得到美國的認可，太平洋雖然廣闊，也只能是別人的公園，前往觀賞可以，歡迎參觀，但休想染指。那種以為靠經濟數字或者 書面文字就能奠定國家戰略地位，捍衛國家利益的想法，終究將歸于幻滅。

　　三、實力是一切問題的基礎

　　既然這樣，為什么時至今日中美之間并沒有發生武裝沖突，依舊保持和平的關系呢?未來，這樣的和平關系又到底靠什么來保證呢?

　　不客氣的說，動輒使用戰爭手段，靠飛機炸彈解決問題，這是美國霸權的基本特征。如果盤點一下冷戰結束以來哪個國家發動戰爭次數最多，全世界加在一起也難望美國項背;再進一步歸納 ，近百年來哪個國家發動的對外戰爭最多，回答還是美國;由此上溯到1776年美國獨立伊始，從那時開始至今，世界上哪個國家發動的對外戰爭最多，回答恐怕依舊是美國。現如今的美國儲 積了空前巨大的戰爭能量，人類世界的戰爭能量80%都在美國那里，所以美國一直具有強烈的戰爭沖動，于是，武力威脅就成為它最常用的手段，軍事打擊則是它最信賴的辦法。在這個大背景 下，對華戰爭一直都是美國戰爭計劃中的重中之重，如果說，現如今美國最大最重視也最具威力的戰爭計劃是什么?回答毫無疑問是針對中國的“空海一體戰”計劃。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已將戰爭強加到許多國家的頭上，按照美國所羅織的罪名，那些被美國消滅掉的家伙們并沒有中國的“罪過”大，其美國所加的罪名并不能與中國相比擬，就是說，按照 美國的邏輯，中國比那些國家更壞更有威脅，但為什么那些東西們都被美國干掉而今天中國還安然無恙呢?

　　這完全取決于實力，是實力的不同的結果。如果把伊拉克與中國換個位置，伊拉克是中國，中國是伊拉克，那么今天安然無恙的就不是中國而是伊拉克了。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俄羅斯，俄羅 斯對美國構成的挑戰要比阿富汗不知高出幾百上千倍，但美國敢侵略阿富汗卻不敢動一動俄羅斯。

　　所以，中美關系和平的基礎是中國的實力。中國擁有13人口和廣闊的國土，擁有完整的工業和技術體系，這些要素構成了強大的戰略實力，使美國輕易不敢對中國出手。說道這里不能不提到 的是，拜老一輩革命家之所賜，他們苦心孤詣為新中國建立起來的戰略威懾直到今天還余威猶在：一是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戰爭余威，一是核武器洲際導彈的威懾余威。因為有這兩個余威 ，所以霸權的戰略家們對于今日中國的戰略斤量始終不敢遽下斷語。他們一直在仔細地審視著——當今的中國肯定很肥，但這個很肥的家伙到底是不是很有勁、很厲害，到底是真老虎還是假 老虎，實在是評估不準，所以，從應有的戰略謹慎出發(用中國的術語叫料敵從寬)，他們還不敢輕舉妄動，還必須與中國打交道，還必須把中國當做一只真老虎對待。這就是美國在戰略上 如此看重中國，如此重視中美關系的原因。而根本不是因為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之類經院式的屁話。習近平主席之所以享受充分禮遇而安倍只能來一頓午餐，其 道理就在于此。

　　戰略實力是一切國際關系的基礎與后盾，新型大國關系也不例外;戰略實力是中國面向世界的前提，與美國打交道更是如此。要想保障和平，避免中美關系中的戰爭風險，根本的途徑還是壯 大發展中國的戰略實力。中國的戰略實力越大越強，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就有可能落到實處，崛起的中國與霸權的美國就有可能和平相處，這是化解中美之間戰爭危險的不二法門，除此以外， 什么互信、合作、共贏、管控之類，統統都是無稽之談。相反，在中國總體戰略實力還與美國有相當差距的時候，同美國搞上述這些名堂，中國必須時刻小心、加倍警惕，這其中注定將布滿 美國一系列陰險的陷阱，因為這從來都是美國的拿手戲。

　　說到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最近，知名的“韜光養晦”人士吳建民又出來說話了，發表了《“中國夢”絕不是要與美國爭霸》的文章。在這篇文字中，吳建民憤怒地責問中國為什么要“建設 全世界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這里筆者不妨簡單地回答一句，果真中國能建設成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到那一天，美國一定會積極動地脫胎出霸權體系而贖身從良、改惡從善，不但中美 和平有了切實的保障，整個人類的和平也將綻放曙光。

　　四、力量均衡是重要的保障條件

　　但是，實力上與對手相匹敵不是朝夕之間可以實現的，這將是一個漫長的競爭過程。在這一漫長的競爭過程中，又怎樣化解隨時可能到來的危險，保障和平的持久與穩定呢?

　　實現這樣的目標需要在三個方面進行努力。

　　一是確保最后的摧毀能力

　　中美俄乃至英法這樣的戰略大國都必須確保這樣一條底線：即當國家與民族的存亡受到根本性威脅的時候，也能夠同時給敵人造成大致同等災難。只要確保這樣一條戰略底線，國家和民族就 不會在任何戰略風浪面前有滅頂之災，用冷戰時期的術語就是“相互確保摧毀”。現在，中國完全具有這樣的能力，這是老一代革命家留給我們后人的寶貴遺產。但是，技術發展與武器進步 是否定之否定規律的演繹，高新技術的發展正呈現否定這一能力的危險，這就是美國的NMD和TMD。幾十年來，美國一手打造“物莫能陷”的戰略盾牌，另一手發展“物無不陷”的鋒利長矛， 即“一小時全球打擊系統”，其目的就是要剝奪中國、俄羅斯的戰略反擊能力，搗毀中俄的戰略底線，從而把中俄擺在美國的戰略刀俎上成為可任霸權宰割的魚肉。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戰略動向。現在，中俄與美國在此領域內的爭奪極其激烈，中國面臨的嚴峻任務是只能勝利不能失敗，失敗就是說對中華民族的犯罪，就要成為歷史的大罪人。

　　但是，這一能力只是最后的底線，或者形象地說，是最后的武器，缺乏起碼的戰略彈性，無法靈活運用，只能用作“最后一擊”。但任何戰略博弈都不能使用“最后的一擊”，還必須有可以 靈活使用的力量。所以中國還必須大力發展各種現代化常規的技術裝備，在一些領域比如海洋還必須發展傳統的航空母艦，補上歷史的欠賬，堵上現代化力量體系的缺口。

　　二是推動全球的戰略均衡

　　冷戰結束后美國之所以肆無忌憚橫行霸道，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霸權力量沒有了制衡與約束，如果依然存在強大的蘇聯集團，什么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南斯拉夫戰爭等，統統都不會發生。 今天，盡管美國陷在經濟與金融危機中戰爭能力大打折扣，但一旦這一困境緩解，美國的戰爭機器必將再一次發動起來隆隆作響，這是當今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也是中美關系的最大威脅。 在這一危險面前，作為實力相對較弱的中國，必須借助這臺機器的一切對立面，就如當年溫斯頓?丘吉爾所形容的那樣：如果魔鬼能幫助我打敗希特勒，我就同魔鬼結盟。從這個意義上講，中 國必須建立自己可靠的戰略團隊，擁有真正的戰略伙伴，而不是那些多而濫并不頂用的“戰略伙伴關系”。中國、俄羅斯以及伊斯蘭世界都擁有共同的戰略敵人，特別是中國與俄羅斯，這兩 個國家之間的關系事關全球戰略全局，對于推動全球戰略力量從極度傾斜的不正常狀態下有所恢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筆者堅決主張，發展中俄關系是保障中美關系良性發展最重要 的外部條件。中國有句名言，“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拿到中美關系上來說就是，想要化解中美之間的戰略風險，功夫須放在中俄關系上(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俄羅斯的戰略 追求及對中俄關系的影響》、《中俄最大的共同利益——為了人類的和平》等文章)。所以，發展中美關系，不在于往華盛頓跑得多勤快，關鍵在于到過莫斯科的次數。此前一個時期中俄美 三國之間的互動，已經充分地說明了這個道理。筆者歷來主張中俄應以大陸聯合對抗美國的海上同盟，相信這一定會成為現實——要么是中俄政治家主動完成，要么被霸權集團逼著完成，總 之這一天早晚都要到來。

　　三是打好局部的和戰術上的反擊

　　今后一個時期，中國很可能要面臨各種形式的代理人戰爭，切入點大體上在朝鮮半島、釣魚島、南海諸島以及喜馬拉雅山角。如果孤立地就事論事，這些沖突或局部戰爭表面上看源于主權爭 端，如果放在全球戰略的大背景下，這不過是霸權集團攻過來的過河卒子，是戰略前哨戰。如何應對這些過河卒，將成為中美戰略競爭的第一期考驗，應對的結果如何，將極大地影響下一階 段的戰略博弈。在如此情形下，“韜光養晦”完全是黔驢技窮，依靠經貿手段也不能奏效，靠美國幫忙更是與虎謀皮，所以，中國除了進行戰略自衛以外沒有任何出路。但四面出擊、全面開 花也不是好的辦法，最佳辦法是殺一儆百，打一棒子震懾一群瘋狗，這是戰略藝術，大概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了。所以中國必須打好局部的和戰術上的反擊。

　　說了這么多，結論是什么呢?

　　結論就是，中美關系中的戰爭危險客觀存在，和平一直處在嚴峻的挑戰之中，要想捍衛和平，必須壯大發展中國的戰略實力，發展與俄羅斯及廣大第三世界的關系，還要積極作為，勇于擔當 ，把實力、決心、勇氣、意志、戰略、策略有機地結合起來，迸發最大和最佳效能，而不能沉迷在中美關系的各色迷霧之中。只有這樣，才能化解美國帶給中國的戰爭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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