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塵肺工人而言，勞動關系是他們難以逾越的一道坎。最近，在深圳維權的湖南三地(張家界、耒陽和汨羅)的塵肺工友們也遇到了這個難題。
由于無法通過法律途徑確定勞動關系，他們大多數人無法在深圳進行職業病診斷，就更別提鑒定和賠償了。
目前，張家界的300多工友中有100多名工友確定了勞動關系，而耒陽的200多名工友中能確定勞動關系的只有1/10左右。在工友要求進行職業病診斷和職業病的相關待遇時，政府部門往往以“依法辦事”來推脫工人，而所謂的“依法辦事”把大多數工人擋在了職業病的門外。
坐在信訪大廳門外的湖南塵肺工友
可是，正如一個工友所說：“二三十年前，政府不依法辦事，不監督企業給我們簽訂勞動合同和購買社保，不監督企業的生產衛生條件;在2009年維權時，我們還在工地上干活，我們打電話要求勞動局的工作人員到工地上來，現場給我們確定勞動關系，也沒人管我們;可是現在，政府卻要求我們依法辦事，那不是搞笑的嗎?”
是的，這個社會就是如此搞笑，但這也讓工友們無可奈何!
政府監督失職，卻讓工人買單！
最近，一個學生向深圳市政府申請了信息公開，要求公開“自1992年起，深圳市勞動局對建筑工地風鉆工行業勞動合同簽訂率”、“自1992年起，深圳市勞動局對建筑工地風鉆工行業勞動合同簽訂所做的監督工作內容記錄”，得到的回復是“該信息不存在”、該信息“屬于需要匯總、加工的信息”。
圖片顯示：你申請公開“自1992年起，深圳市勞動局對建筑工地風鉆工行業勞動合同簽訂率”，經核實，該信息不存在。
圖片顯示：你申請公開“自1992年起，深圳市勞動局對建筑工地風鉆工行業勞動合同簽訂所做的監督工作內容記錄“，屬于需要匯總、加工的信息。
或許，在他申請信息公開之前，他就已經料到會是如此。在政府追求高速經濟發展的同時，工人的利益又何曾被他們放在心上。
“信息不存在”，“屬于需要匯總、加工的信息”，兩句簡單的回復便打發了申請信息公開的人，但卻也表明了勞動部門在監督上的行政不作為和失職。
可是，這些導致工友找不到勞動關系證據的最根本的原因，卻沒人可以追究其責任。
一個工友說：“深圳的大多數高樓都是我們打的地基，地王大廈、京基一百、卓越時代廣場、平安金融中心(深圳第一高樓)，好多樓的地基我都能差不多畫出來，可是我仍然沒法證明自己的勞動關系。按理說，政府和企業就應該有當年的風鉆工名單的，他為什么不拿出來?把當年的工人名單拿出來，不就全部證明了?”
是啊，工人無法證明其勞動關系本應該對相關部門進行問責，要么讓相關部門提供證據，要么讓相關部門對此承擔責任。可是，這些責任卻全部由工人來承擔了，他們不只是要付出生命和一家人的命運，還要對沒有勞動關系的證據負責。
兩個做著同樣工作的工友，卻因為證據上的偶然差別，最后拿到完全不一樣的待遇，他除了自責以外還能怎樣呢，或許就只能責怪命運的不公吧。
相關部門不作為該承擔怎樣的責任？
可是，政府監督失職真的不用承擔什么責任嗎?當然是需要承擔責任的。前幾年，黨中央便強調要嚴厲問責官員的“不作為”，甚至指出“不作為的懶政也是腐敗”，而深圳市和湖南省的相關官員不就是“不作為”的典型嗎?
首先，相關部門應該為自己曾經的行政不作為而承擔責任，甚至現在他們也并沒有多少改變，建筑行業的一線工人勞動合同簽訂率幾乎為零。《勞動合同法》生效已經有10年之久了，而建筑行業卻一直作為法外之地，難道相關部門的責任人不應該承擔責任嗎?
現在，不少工友都停止做風鉆超過10年了，他們當時就沒有勞動合同和社保，又讓他們如何去尋找勞動關系的證據呢。這些根本就不是工友自己的責任，而是因為政府的相關部門監督失職。
如果一個企業不跟工人簽合同買社保是該企業的責任，可是沒有任何一個爆破公司依法和工友簽訂合同買社保，這只能是政府的責任!
而且，深圳市政府的不少大樓也都是這些工友建的，比如深圳市政府大樓、建設局大樓、會展中心、市民中心等，這些項目的建設過程中，工人們同樣沒有勞動合同和社保。連政府大樓的建設過程都缺乏監督，可見，深圳市政府的監督作用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圖為建設中的深圳市政府大樓
其次，在解決塵肺病患者的問題上，相關部門同樣是行政不作為，相互踢皮球。
2016年1月8日，國家衛生計生委、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0部門印發了《關于加強農民工塵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見》，其中第三部分指出：
勞動者有粉塵接觸史且臨床表現以及輔助檢查結果符合塵肺病特征的，醫療機構應當及時作出塵肺病相關臨床診斷。符合職業性塵肺病相關診斷標準的，職業病診斷機構應當加強有關部門協調，提高效率，盡快作出職業性塵肺病診斷。
沒有證據否定職業病危害因素與病人臨床表現之間的必然聯系的，應當診斷為職業性塵肺病。各級衛生計生、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安全監管等部門和工會組織要針對當前農民工塵肺病診斷過程中存在的實際問題，研究制訂具體辦法，簡化診斷程序，縮短診斷時間，切實解決農民工塵肺病診斷的實際困難。
該文件意思非常清楚，只要沒有證據否認工人的職業病危害因素和臨床表現的必然聯系的，就應該盡快的為工友診斷職業病，簡化程序縮短時間。然而，在處理湖南三地風鉆工的問題時，湖南和深圳兩地政府卻相互推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尚未診斷職業病。
工友第一次到深圳維權后，湖南便“關閉”了診斷塵肺病的通道，比如張家界市和桑植縣便相互踢皮球，但雙方都不給診斷塵肺病。而在深圳，政府要求工人必須通過仲裁確定勞動關系后才能進行職業病診斷，可這又是參考了哪條法律的規定呢?說到底，不過是雙方都不愿意為此買單而已。
而這種踢皮球，同樣存在于深圳市政府和相關企業之間，政府讓工人走法律途徑，把鍋甩給了企業，而企業為了自己的利益，則用各種方法規避風險。最終，工人或許被消耗在漫長的法律途徑中，一無所獲。
在深圳維權的王兆崗(同行的工友們都擔心他會倒在維權路上，因此建議他不要再參加維權了，但他仍然堅持維權)
短期內，深圳市政府的這種不作為和踢皮球似乎取得了不錯的效果，讓工人疲于奔波，維權隊伍也分化瓦解。然而，從前次的維權來看，這種手法無疑于激怒工人，讓工人更加團結，甚至產生過激行為。
而且，深圳市政府多次不兌現自己的承諾，甚至白紙黑字蓋公章的文件都可以不認，這讓政府的公信力盡失。
可見，僅從國家的政策法律而言，相關的部門和官員也該為此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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