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來自湖南耒陽和張家界的風鉆工人便在深圳的各大建筑工地從事風鉆爆破作業。地王大廈、賽格廣場等深圳標志性建筑的崛起，無數小區、商業中心的出現，一條又一條地鐵的修建，都留給這些風鉆工人無盡的病痛，很多家庭和孩子因此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高層建筑需要很深的地基，而深圳的地下全是堅硬的石頭，于是，就有了風鉆爆破這樣一個建筑領域里的特殊工種，有了風鉆工這樣一群人。所謂風鉆爆破，就是要通過風鉆機在堅硬的花崗巖上鉆出孔洞，裝上炸藥進行爆破。通過這種方式在巖石上打下直徑一米到兩米不等、深達三四十米的深井，作為大樓的地基。每一棟高層的建筑都需要打很深的孔樁，所以也就離不開風鉆爆破。地鐵的建設也同樣需要風鉆爆破。
由于長期吸入大量粉塵，很多風鉆工人都出現了塵肺病的癥狀，但大多數人做進一步檢查和治療的要求都被職業病醫院拒絕了。原因是這些工人沒有勞動合同，用人單位也不給他們出具職業病檢查委托書。只有少數有爆破證，并且用人單位為其購買了工傷保險的工人最終拿到了賠償。2009年，在耒陽、張家界的風鉆工人的集體抗爭下，深圳市政府向沒有得到賠償的耒陽塵肺病工人給予7萬至13萬不等的“人文關懷”補助金。
自此，我們開始關注這些塵肺病工人及其家庭的狀況，在2011年至2014年期間，每年都會回訪這些病人的家庭。五年過去了，當年塵肺病人最多的耒陽市導子鄉發生了很多變化，一代新人換舊人，一片新屋換舊居。我們的一次次回訪不是為了揭開人們心中的傷疤，雖然我們知道塵肺病人去世前后的記憶會讓親人的心中留下多大的傷痛。我們只是希望讓那些寄居在別人家中的孩子知道還有人在關注他們的成長，讓還在塵肺病中苦苦煎熬的工人了解還有人惦記著他們的處境，也想記錄下那一個個作古的名字，讓更多人知道他們也曾是鮮活的生命，也曾有脫離貧困、追求美好生活的渴望并為之努力，只是一切都被塵肺病奪走了。
“貧困與疾病的怪圈”
在農村，貧困與疾病是一對天生的孿生物，相伴相生。因為貧困，農民工選擇外出打工，由于文化水平低，他們只能選擇條件惡劣的高危工種。高危工種較高的收入對他們有著很大的誘惑力，但是惡劣的工作環境是他們身體最大的殺手。
中國勞工通訊的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塵肺患者年齡大都在35-50歲之間，大約占到患者總人數的90%，3期危重患者占50%。”因而一個普遍的現象是，“在患病之前，幾乎所有患者都是青壯年勞動力和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他們在患病后，喪失了勞動能力，也斷絕了家庭的收入來源，而治病所需費用對這些家庭來說又是一個‘無底洞’，這筆巨額費用使塵肺患者的家庭不堪重負，回歸赤貧。”因而，大多偏遠農村被“越貧困越塵肺，越塵肺越貧困”這樣一個怪圈所困擾，一個又一個山村陷入“因貧致病，因病致貧”的惡性循環之中。農民因為貧困選擇外出打工，他們懷著“發財致富”或蓋氣派房子的夢想走向城市或廠礦，十多年后他們因罹患塵肺病不得不帶著羸弱的身體回到農村，不僅沒能帶回財富，反而在貧窮的山村增添了一具日漸羸弱的身體，他們不僅沒有走出貧困，反而因為罹患塵肺病而更加的貧困，這些偏遠農村的農民世世代代都沒能走出貧困與疾病惡性循環的怪圈。雙喜村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即使部分塵肺病農民工能帶錢回家蓋上另村里人羨慕的氣派樓房，氣派樓房內藏著的是一具被塵肺病侵蝕的身體。
耒陽導子鄉累計有60人因為塵肺病去世，其中有41人是在09年拿到深圳市政府的補償之后去世的，還有三人09年沒有去檢查或者當時沒有查出塵肺病，現在也已經確診了塵肺病。2011年導子鄉人均耕地僅有0.63畝，務農收入十分有限，日常開支、看病吃藥、子女教育和老人贍養等費用幾乎全部靠打工收入來維持。在一個商品經濟的年代，人們常常是以金錢作為價值衡量標準，房子成了財富的重要象征，也成了婚姻的物質基礎，許多村民為了建立一個看起來“體面的家”，而選擇收入較高的風鉆行業，甚至在拿到賠償款之后立刻加蓋或者裝修房子、購買家具電器。人們甚至覺得拿到賠償款后不久就去世的工人的家庭是幸運的，因為沒有因為治病花光所有的錢。人走了，其賺錢或者因病補償所建的房子，就像一個個墓碑，證明其曾存在的意義。而這個地方，這樣的價值觀和生產、生活方式其實也是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縮影，這樣的故事，未嘗不曾發生在為了在城市中成家立業而過勞死的白領身上。如今，哪怕做風鉆工一天有400-500元的工資，耒陽人也不再從事這一行業，他們也會告誡自己的子女，不要從事這一行業。他們深知，不能心存僥幸，因為有人僅僅打了兩年多的風鉆，就得上了塵肺病，現在已經失去了勞動能力。
“塵肺病對家庭和孩子的影響”
令人擔憂的是，塵肺病工人的子女正在逐漸地被卷入曾經侵蝕了他們父輩身體的貧窮與疾病惡性循環的怪圈之中，學者戴春曾寫道：“塵肺病像惡魔一樣使整個家庭陷入赤貧。更可怕的是，這種貧窮正宿命般地降臨到他們孩子身上。孩子們過早地擔負起家庭重負，輟學、打工，微薄的工資就是一家人全部的希望。這些過早輟學的塵肺病患者的后代，也只能重復著他們父輩的打工生涯。貧窮的代際轉移使塵肺病患者幾代人都走不出悲慘的命運。”
我們發現，塵肺病人去世前后的時間，其家庭經濟都會受到重創，因為病人妻子只能在家照顧他而無法出去工作。去世前的醫藥費是非常高昂的，病人常常需要住院，而住一次醫院就要一萬多乃至更多的花銷。以現在一位病情嚴重的塵肺病人為例，他去年住院花了十余萬元，其中很多是高價特效藥，不能報銷，現在每天打針吃藥就需要120元左右。還有一家的孩子，因為需要去長沙照顧病重的爸爸，放棄了中考，沒有上高中。而這個孩子已經有一個伯伯、一個叔叔、一個姨夫因為塵肺病去世了。他的一個表弟、一個堂妹因此只能寄養在別人家里，兩個孩子的媽媽因為塵肺病導致的生活窘境，一個選擇自殺，一個離婚改嫁。
如今媒體上已經爆出了很多留守兒童被性侵或者遇到意外身亡的新聞，不像留守兒童那樣父母還會不時回來，這些塵肺病患者的孩子已經不會再撒嬌地問爸爸去哪兒了，他們已經明白爸爸再也回不來了。父母雙亡，或者父親死亡、母親遠走而寄居在親戚家的孩子會比留守兒童更容易受到侵害。他們是否能夠營養充足地成長，生活環境是否安全，教育問題能否得到保障，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由于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加上教育產業化后家庭經濟條件對于孩子受教育機會的決定作用，對于農村孩子來說，通過教育改變命運已是非常困難，更何況那些來自受過塵肺病重創的家庭的孩子。
“患病的村莊”
在《雙喜的眼淚》里面，王翠蘭奶奶曾經說過：“以前這是一個很熱鬧的村，雖然貧窮……后來年輕人去城里做建筑工人，賺了錢回來，建了房子，娶了老婆，到現在，村里都沒有幾個年輕人了，錢也賺了，人卻死了。”今年春天，老人去世了，很難相信她會走得安詳：四個兒子先她死去，眾多親屬上門爭奪賠償金，而在她死后，她的老房子很快被唯一活著的兒子推倒，準備重建新房。
這仿佛就是雙喜村的縮影：在雙喜村的男人們被塵肺病奪走生命的背后，是作為共同體的雙喜村在經濟上走向破產、精神上逐漸頹廢和倫理關系的迅速解體。這種變化是農村被卷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后產生的多重邊緣化的后果，以經濟能力來決定社會地位，大到中國的整個農村，小到家庭的老人，都在被邊緣化和被遺棄。
中國傳統農村是一個以倫理為本位的熟人社會，熟人之間的聯系構筑了農村獨特的社會結構和倫理道德，費孝通稱其為差序格局和維系著私人的道德，他們建構了農民在生活當中的行為規范：孝悌忠信。
然而，當前的農村正經歷著結構性的變革，家庭關系從倫理型向契約型轉變，經濟理性成為新的人際關系主導力量，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成為最終的追求，同時，國家與社會保護在家庭經濟活動中不再存在，在這種家庭結構中，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中年男性在家庭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老人則因為不具有經濟創收能力成為家庭負擔而逐漸被邊緣化甚至拋棄。而中年男人一旦出現問題，帶來的則是整個家庭經濟上的破產和倫理關系的解體。事實上，在當今農村，傳統的道德和倫理關系瓦解是一種普遍狀況，只是在雙喜村這樣的狀況下，會顯現得更加嚴重和突出，因為作為家庭核心成員的中年男人的去世，削弱了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的倫理聯系，而塵肺病的發生又洗劫了家庭的經濟所有，使得每個個體在經濟上處于無比緊張的狀態中，強者生存這一市場法則便更加赤裸裸的主導了家庭成員之間關系。在我們的訪談過程中，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對我們表達了她對鄉鄰的怨恨，她說在她爸爸去世后出殯時，債主們跑到葬禮上來鬧，她永遠都會記得這件事。以往的鄉村共同體帶給孩子們的歸屬感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代人對親友、鄉鄰關系的厭惡和憎恨，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
與家庭關系相比，鄉鄰關系的破裂更加突出。在我們探訪的過程中，頻頻聽到村民們對于部分塵肺病人維權領袖的微詞，在外出做風鉆工剛剛在導子鄉興起的時候，基本都是包工頭攜帶親朋好友出去做工，因為風鉆工的工資極高，是大家眼紅的工種，用村民的話說：“來錢快，沒有關系人家還不要你。”然而這樣的關系卻成為日后大家互相怨恨的源頭，當病痛和死亡來襲，村民們開始埋怨當初將他們帶出去的包工頭們。再者，由于包工頭對于各家情況更加熟悉，在一些社會捐助項目的捐助金分配過程中，他們發揮了或多或少的作用，使得獲取捐助較少的村民也對他們有很大的怨言。
這個村莊似乎在無可挽回地走向破敗，它自身已經失去了自我救贖的能力。雙喜村就像一個被深圳發展吸干血而奄奄一息的病人，被遺棄，任其自生自滅。
僅僅三十年時間，深圳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了一個不夜城，發達的供電系統讓它的夜晚燈火通明，令人炫目，然而對于六百公里外的雙喜村來說，因為線路老化造成停電卻是家常便飯，在我們離開雙喜村的前一個夜晚，整夜都在停電，躺在床上，悶熱難耐，腦子里卻一直在想聽來的那個故事，因為一次停電后氧氣機無法使用，塵肺病人周立華再也無法忍受病痛，上吊自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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