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我父親!”——4月10號，深圳龍華偉長興工廠的大門前出現了這樣四個大字。兩個少男少女跪在廠前，一位七十歲的老奶奶也跪著嚎啕大哭。熱心的工友上前詢問，家屬馬上向他磕頭請求幫助。他們的手機里，還存著一家人幸福美滿的相片。此情此景，令過路的群眾不得不心酸。
去世工友的妻子坐在地上痛哭
不久前，一名河南籍的中年工人在長時間加班后回到宿舍，不幸猝死。他是從河南被勞務公司招募，派遣到深圳偉長興打工的。
由于偉長興即將搬到東莞，許多正式工已經離職(此前還發生過正式工的罷工)，因而目前雇傭了大量的派遣工人。而這位死者的情況更為復雜，偉長興向派遣公司A簽訂用工協議，然而公司A人手不足，又向死者所在的派遣公司B“買來”工人，派到偉長興。可想而知，這種情況一旦遭遇意外，必然產生相互扯皮、推諉的情況。
意外發生后，在老鄉的通知下，家屬連忙從河南老家趕來。家屬說，工廠先給了兩千元生活費，但并不愿意賠償，而是只愿意支付兩萬元“人道主義補助”，因為“公司是無辜的”;并且，認為死者的勞動關系在派遣公司，有其他訴求應該找派遣公司的人;而派遣公司自然也聲稱責任在直接管理的用人單位。
家屬說，錢的多少本身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人死不能復生，但關鍵在于他們要討到一個“合理的說法”，該賠多少就要賠多少，廠方推卸責任的態度讓他們無法接受。
死者是家里的頂梁柱，兒子尚未成年，還有年邁的母親，他常年吃藥養病的妻子也難以相信丈夫的突然離去，問旁人他是不是到哪里去玩了。他們悲傷的情緒不能自持，其他的親人也難以控制，于是就發生了文章開頭的場景。
在現場的家屬不超過十人，因為他們擋住了前來運貨的車輛，阻擋了公路的交通，警察很快把他們拉到馬路旁，于是他們只能無奈地坐在路邊。為了孤立家屬，警察拉了長長的警戒線，將熱心的群眾隔離開來。群眾與家屬相隔幾十米，對于現場的情況看不清也聽不見。到了晚上，家屬只能無奈離開。
第二天，家屬們試圖走進工廠，認為只要不阻礙公路，警察可能就不會干涉，結果他們被警察拉出了廠外，老奶奶還在混亂中扭傷了腳。
廠方叫來了各式各樣制服的警察，有人戴著“沖鋒隊”的袖標，有人戴著“巡邏”的袖標，有人戴著頭盔，有人戴著帽子，有穿著深色制服的非編制警察，還有穿著淡藍色制服的正式警察。圍觀的工友懷疑，如果工廠沒有出錢，是不會有這么多而且各式各樣的警察趕來的。
威風凜凜的警察
德國納粹黨領導的“沖鋒隊”曾與共產黨領導的“紅色戰線士兵聯盟”發生街頭沖突
警察的態度也越來越蠻橫，不單拉了長長的警戒線，還不允許群眾在警戒線外圍觀，以至于幾乎清空了一條路上的人，目的不過是為了孤立幾名家屬。有熱心的群眾不服，與警察爭辯了幾句，說公民有監督的權利，就被帶上警車拉走，有一位照相的群眾也被拉走了，以此來威懾熱心的民眾。一位警察對著坐在路邊的家屬指手畫腳，最后用警車把家屬拉離了現場。
圖中的藍衣熱心工友被警察帶離現場
第三天，家屬們又來到了工廠門口。因為悲傷與無助，這位工人的妻子和兒女的情緒更加激動，最終警察將他們連拖帶拽拉上警車。剩下的親人在原地等待了許久，也沒等到被帶走的親人的消息，最后才知道，被帶走的家人被警察拘留了24小時。工廠和派遣公司的人讓他們派代表參與政府安排的協商談判，但家屬們并不相信這一談判會得出什么合理而公正的結果，他們認為工廠推卸責任的態度沒有誠意。
現在，家屬們沒有再前往工廠，但他們仍不知事情該如何解決，不知在如此不公的社會中，如何給自己的親人討回公道!
其實，對于這位工友的突然離去，廠方真的能撇清干系嗎？其實不然！
據工友們說，偉長興/偉碩工廠(共用一個廠房)的加班時間普遍很長，經常十點半下班，有時甚至到十一點。而一名工廠主管在和家屬協調時也承認，工廠一般都要上班到九點半，也就是加班三個小時——這個說法可能是為了顯得自己沒有違反勞動法(每天加班不超過三小時)，但如果每個工作日都加班，月加班時間必然會超過法定限制的36小時！
這位工廠管理甚至還宣稱：這種情況我們都處理過“無數起”了。當家屬質疑為什么工廠會出現“無數起”“意外”時，他又稱，“都不是工廠的責任”——有人是自殺，有人是回到家后猝死——又從側面佐證了這個工廠超時加班的嚴重危害性！
還有工友們說，隨著正式工的減少，派遣工要承擔起更大的勞動強度，而在本地甚至找不到多少人愿意來，只能從外地“騙”人過來。這些中年工人生活壓力大，工作機會少，只能接受這類條件。而廠門口的公告顯示，應聘派遣工也不需要體檢。
廠方違法的超時勞動，侵犯了勞動者的休息權，必然會增加猝死的概率，因此許多專家都認為，此類情況可以依據“民事侵權”的相關條文追究工廠的責任！即使工人是派遣工，加班等生產安排也是由用人單位管理的，更何況存在濫用的嫌疑，所以必然承擔主要責任。
這也是為什么工廠在協商時勸說家屬不要打官司費時費力，因為依照法律，家屬是能夠爭取到遠多于“人道主義補助”的合理賠償的。只不過，即使家屬起訴，工廠也會耍出各種花樣來應對，讓家屬難以拿到賠償。比如讓家屬難以拿到考勤表、加班記錄等證據;不斷上訴，拖延賠償的繳納，讓人一兩年都拿不到賠償。
不過，如果施加足夠的壓力，工廠也不是不可能在協商階段給予家屬一定的賠償。比如《浙江工人日報》曾報道，紹興一位紡織女工下班回宿舍后猝死，盡管“根據我國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這種情形不構成工亡。但是，該紡織公司實行12小時工作制，嚴重違反每日工作8小時、每周工作40小時的相關規定，侵犯了薛女士的合法權益。在調委會的努力下，雙方達成協議，紡織公司一次性賠償薛女士家屬26萬元。”
因此，家屬和關注工人權益的社會力量需要堅持向工廠施加壓力，才有可能給這位辛勤的勞動者討回公道。
但是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為什么政府的執法部門在打擊違法用工狀況的時候無所建樹，對待維權群眾卻如此得力？為什么“過勞死”不能受“工傷條例”的保護？為什么工人既苦于加班又不得不追求加班？
這種現象絕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全國普遍存在的，特別是，隨著資本遷移到法治更不完善、勞動力更為廉價的內地，此類情況會以更嚴重的形式出現。其實，過勞死的問題在白領之中(程序員、會計師等)也是屢見不鮮，甚至白領們也難以維權。
華為等企業過勞死的現象屢見不鮮
所以我們認為，這一事件、這一問題需要更多人的關注，需要更多人團結起來，一起呼吁，一起斗爭，因為它不僅僅關系到一個家庭的幸福，更關系到我們所有勞動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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