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勞工非政府組織(Labour NGOs)在提高中國工人的意識上發揮了作用，尤其是在中國南方。本文從歷史的角度出發，論證了在過去的三十年中，LNGO與工人之間的關系的變化，從工人對中國LNGO的依賴和對這些NGO的依賴，反過來，與外國NGO在一種不對稱的關系之中，但是它們又有一種伙伴關系。最近，一些工人群體逐漸對自己和NGO顧問之間的利益分歧感到不滿。這種不斷發展的關系是在一個集權政體的背景下進行分析的，這種政治體制需要所有的參與者以復雜的方式制定戰略。本文提供一個2016年中國沃爾瑪超市的罷工和其他集體行動的協調浪潮的案例研究。
▼ 背景
自中國向全球資本主義和國內資本主義開放以來，已經過去了三十年。與南半球許多其他國家一樣，中國一直是全球生產鏈上廉價勞動力的供應者，而且規模宏大。中國出口工業部門的絕大多數工人是來自中國貧困農村地區的移民，他們在富裕的沿海地區勞動。
廣東省是中國第一個也是全球最大的供應鏈制造中心，大部分的LNGOs都集中在這里。
鑒于國外學者對中國民間團體興起的興趣，有了越來越多的關于LNGOs的文獻。這些作品往往側重于關注兩個特定的領域：
(1)第一個是LNGOs與政黨和國家的關系;
(2)第二個關注點是與研究人員關于LNGOs在中國勞工運動中扮演的角色的爭論有關。一個極端的、負面的立場甚至將LNGOs稱為“反團結機器”，另一種觀點認為，LNGOs是無效的，因為工人不信任LNGOs，而LNGOs缺乏社會資本;
本文提出了兩種LNGOs的關系，和LNGOs與工人之間關系的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廣東外來務工人員的勞工維權行動寥寥無幾;
(2)第二階段，這些工人活動者們開始組織他們自己的LNGO;
(3)第三階段，一些工人在自主組織的過程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如2016年，沃爾瑪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波抗議和罷工浪潮。
▼ 研究方法
這篇論文的歷史部分所使用的信息來自作者過去三十年來對香港和中國進行的幾十次研究訪問，部分也來自二手出版物和原始資料。還有一些研討會和會議中來自中國的LNGO工作人員提交的報告和評論。作者在2014年、2015年和2016年進行了三次實地考察。
▼全球勞工組織鏈和行動者的權力關系
由于中國政治制度的性質，LNGOs的情況與眾不同。由當地資助的勞動中心提供服務和幫助工人組織的情況并不是一個標準的案例。它涉及到一些類型的LNGO行動者，組織在一個鏈中，每個行動者都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
在這個鏈條的頂端是來自北半球的資助者。其中包括工會、外國勞工組織、外國使領館、宗教組織、人權組織、勞工律師團體等。由于中國政府的控制，這些資助者中有許多不在中國境內運作。
相反，他們為香港的LNGOs提供資金，這些LNGOs隨后在中國境內的工作第一線運營著由中國LNGOs運營的項目。一些香港的LNGO已經設法在中國境內設立辦事處，但必須保持低調。
它們不僅為一些中國的LNGOs提供資金，而且同樣重要的是，它們作為監督員來確保資金的合理使用。
1.一種依賴關系:香港LNGOs和中國農民工
自1997年以來，中國一直對香港行使主權，但中國政府、中國的NGOs和中國的工人繼續把香港的LNGOs列為國外的性質。香港LNGO的工作人員今天在中國工作時必須非常謹慎。
上世紀80年代，在深圳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出口經濟區之后，大批香港工廠的業主迅速在深圳建立了工廠。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深圳，一些以信仰為基礎的NGOs和以青年為導向的NGOs開始建立和資助LNGOs。
深圳市政府和深圳的官方工會并不以為然。
當時的農民工主要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輕女性。他們中的大多數年齡在18歲到20歲之間，或者低于最低年齡，大多數都住在工廠里非常擁擠的宿舍里。如果她/他們想把錢匯回家的話，每天只能吃兩頓飯。中國的戶籍制度剝奪了他們進城的權利，除非他們找到了雇主。男性移民，作為麻煩制造者，很難在工廠找到工作，他們甚至更加脆弱。
公共話語給外來務工者貼上諸如“為資本家干活的一族”、“弱勢群體”或“農民工”的標簽。這些標簽使他們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時代中成為受害者的地位。
香港的LNGOs認為，他們的使命是，先教他/她們有關法律和權利、如何閱讀工資單、如何申領欠薪或受傷害的法律補償，從而慢慢改變年輕農民工的心態。
LNGOs的工作人員找到了那些表現出積極的潛力來提高勞工權利意識的工人。只要LNGOs避開討論自由貿易工會和罷工等議題，當局就能容忍。
2.從不對稱到更加平衡的伙伴關系:中國和香港的LNGOs
在廣東的中國勞工維權人士中，有相當多的LNGO工作人員接受過培訓，他們逐步建立了自己的隸屬于香港的LNGO。一些中國本土的LNGOs是由中國工人自己創辦的。漫長的法律程序使他們成為勞動法專家，并使他們堅強起來反抗，他們開始幫助其他工人通過法院系統獲得補償。
LNGOs逐漸進入共生關系。中國的工人和本地的LNGO工作人員缺乏與外界溝通的外語能力，需要依靠他們的香港同行。
結果，各種關系出現了，這些關系取決于中國的LNGOs是否仍然依賴來自香港的資金。那些擁有獨立資源的人變得更加自主，而其他人則需要維持一種更加依賴的關系。
但那些不會放棄他們的贊助關系的人會根據他們自己或外國資助者的議程繼續利用他們自己的資金來干預和指導他們的中國同行的活動。稍后將會看到，這已經引起了工人和LNGOs之間的爭論。
▼工人集體行動取代了LNGO的議程
2006年，在山東省煙臺市一家小型電子公司Ole Wolff電子公司出現了一場罷工，在作者看來，這標志著中國勞工運動新階段的誕生。
其中一個罷工工人的丈夫，是一個名叫張軍(音)的電工，他在勞動法上受過教育，他幫助工人們艱難地度過了四年的艱難旅程，使他們的工會免于被殲滅。
在作者看來，這類事件的原因有很多：
(1)首先，工人們和張軍之前沒有與任何LNGOs接觸過，這是由工人自己的機構發起的抗議活動。Ole Wolff工會的誕生標志著一個階段的開始，一些中國工廠工人獲得了勞工的主體性;
(2)其次，最近廣東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導致大量工廠搬遷和關閉，加劇了他們的擔憂。昧著良心的雇主一直在收拾行囊，讓工人們陷入沒有被支付工資、社會保障金和遣散費的困境;
(3)一些工人承擔風險的意愿超過了LNGO的意識提升的議程，政府一直對這一議程堅持適度和合法合規的限制。
接下來作者討論了一個具體例子：2016年的沃爾瑪勞工斗爭。
▼2016年沃爾瑪勞工斗爭
2006年，中華全國總工會開始試圖遏制工人們的一直在增加抗議活動，而工會聯盟與ACFTU之前的做法相反，組織沃爾瑪員工“地下”工作，在工作時間之外悄悄接近他們。在大約兩個月的時間里，大約15家沃爾瑪商店沒有得到沃爾瑪的承認而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工會分支機構。
當沃爾瑪在中國的利潤因過度擴張而開始下滑時，該公司開始控制工資，增加工作量，縮短工作時間，減少加班以避免支付加班費，增加兼職人員的比例，解雇工人，關閉一些商店。這些措施已經引起了員工的嚴重不滿。
2014年，兩個不同省份的沃爾瑪員工成立了一個名為沃爾瑪中國工人協會(WCWA)的在線論壇，向全中國的沃爾瑪員工提供幫助。
一開始，他們對WCWA的期望并不高。它只不過是一個在線平臺，沃爾瑪的員工可以在這里交流經驗、發泄不滿，并提供相互的精神支持。
在2016年5月中旬，沃爾瑪宣布將正常工作時間轉換為彈性工作制，在這種工作安排中，商店員工經常會在沒有加班費的情況下加班。這引起了工人們的恐慌。WCWA攪進這次行動中。
為了阻止沃爾瑪采取強制措施來強制實施新的工時制，江西省南昌市的沃爾瑪員工宣布，他們拒絕簽署新的工資制度。他們于2016年7月1日舉行罷工。很快，其他城市的其他三家商店的工人也紛紛效仿，開始罷工。WCWA成為全國的組織中心和士氣助推器。
在沃爾瑪工人維權行動中，一位著名的勞工律師段毅從深圳飛入南昌，開始建議工人停止罷工。據報道，他建議，根據法律，連續三天罷工將增加工人失去訴訟的機會。工人們在是否繼續罷工的問題上意見不一，最終接受了段的建議。
一旦罷工停止，沃爾瑪就進行報復。在接下來的半年里，它恐嚇、騷擾和解雇了幾十名最激進的工人。
2016年7月下旬，《人民日報》發表了一份公開聲明，聲明零售商店沒有資格使用沃爾瑪的工時制。但是這篇文章沒有提到沃爾瑪的名字。一個月后，廣東省工會聯合會發布了一份同樣的聲明，這次特別針對沃爾瑪。但地方政府控制的地方工會卻不理會這一聲明，因為地方工會是由渴望吸引和留住投資者。這使得沃爾瑪繼續對工人施加巨大壓力。許多工人投降并簽署了同意書。
WCWA試圖與國際工會和勞工團體取得聯系，尤其是在美國的沃爾瑪。這是中國工人第一次主動尋求國際團結。
▼沃爾瑪的運動中的分裂
與此同時，段毅參與了沃爾瑪的抗議活動，另一家中國LNGO的負責人，深圳春風(春風)的負責人張志如進入了這個事件。在WCWA的網絡聊天中，段開始譴責WCWA的兩位創始人過于膽小和謹慎，忽視了工人們提高工資的愿望，而不是組織集體談判，他認為這是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他還認為，WCWA應該立即舉行一場民主的全國選舉，組建一個有組織的組織，由一個協調委員會組成。
表面上，這種分歧似乎是針對競選策略的。
在雙方的聊天室里爆發了公開的對抗，不斷地互相指責貪婪、官商勾結和腐敗。這讓沃爾瑪員工陷入困惑，而WCWA網絡的參與也陷入了自由落體(went into freefall)。
利用這一點，沃爾瑪采取了攻勢，強迫工人簽署新合同，并對拒不服從的工人進行猛烈抨擊。這種報復行為是無情的。一些商店里的積極分子督促他們的同事不要簽名，他們被一個接一個地騷擾和解雇。盡管沃爾瑪違反了法律，但當地官方工會、地方政府和全國總工會的高層并未對工人伸出援手。
隨著運動的消散和ACFTU的不支持，參與者退回到一個低調的階段。
展望更光明的一面，這兩年出現了一些積極的發展。一群新的勞工活動家已經被培養起來。他們建立了一個全國性的網絡。
他們開始意識到，他們是否應該繼續罷工，而不聽從段毅的建議?社交媒體平臺能單獨維持一場運動嗎?在這么多的工作場所，是否有可能舉行一場由工人舉行的民主選舉?組建一個有組織的組織會引起政府的鎮壓嗎?
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以及一系列其他的問題使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討論作者在論文中提出的“全球LNGO鏈”。
▼結論
(1)本文的前半部分回顧了過去二五十年來，外國LNGO、中國LNGO和中國工人之間的關系。其目的是要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LNGO在中國勞工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2)工人和LNGO都面臨著被壓制的危險，他們可能會選擇不同的策略來生存。沃爾瑪員工的斗爭就是一個例子。
沃爾瑪事件反映了工人和一些更激進的LNGO之間的利益分歧。第一次，關于LNGO應該參與勞工抗議活動的程度的問題出現了。
他們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罷工?
他們和工人的利益是否相同?
“我們必須重新定義我們在這場運動中的角色。”
(3)還有一個問題是，社交媒體是否能成為工人的組織工具，尤其是當大量工作場所都產生反抗時。
(4)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中國工人開始自己動手，要求更好的工作條件和合法權益。盡管沃爾瑪案的結果是負面的(negative)，但它提供了證據，證明工人有能力成為一支積極的力量，愿意面對雇主，而不是自發的抗議活動。
(5)正如作者在WCWA的在線論壇上所觀察到的，國際援助和團結行動受到歡迎，并且可以間接地幫助加強這一運動，但中國的一些工人已不再處于指導狀態，也不希望外界將他們的議程(agenda)強加于他們。
(6)在沃爾瑪的案例中，有一種現象值得注意，那就是當局并沒有嚴厲的鎮壓。在工人和LNGO所理解的界限模糊的紅線內，工人們有空間進行抗議活動。
事實上，在最近的沃爾瑪運動的巔峰時期，當地政府告訴一位組織者，只要他不參與任何外國機構，他就可以組織沃爾瑪的員工。
參考文獻
Anita Chan,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ustralia.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ur NGOs and Chinese Workers 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Global Labour Journal, 2018, 9(1),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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