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當代社會中，災難與疼痛極不平等地分布在各個群體中。1993年11月19日，深圳致麗玩具廠大火，87名工人在火災中喪生，51人受傷。2017年11月18日，相似的悲劇在北京大興重演。同樣，職業病以及不被承認為職業病的各類疼痛也始終伴隨著勞動者。即使是端坐在電腦前的辦公人員，也面對著頸椎病的威脅。本文是對塵肺病工人的調查。本文改編自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周樂一2016年對陜西省渭南地區兩個塵肺病村的調查報告。
本文集中關注在資本高速積累的背景下，健康狀況被犧牲、被忽視的塵肺病工人群體。為什么高危職業的工人在勞動中的健康權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為什么工人無法對這一權益缺失的狀況發出響亮的聲音?為什么工人雖然知道自己健康利益被侵犯，卻選擇無奈沉默?面對繁瑣且高成本的法律程序、艱難的職業病診斷、不斷推卸責任的“用人單位”等因素，個別工人很難成功維權。而實際執行層面上的政府“隱身”、制度設計等因素，又使得針對職業病工人整體的有效保護缺失。
我們可以在本文基礎上進一步思考：為什么有的群體遭受著更多的災難和痛苦?這一狀況的根源是什么?正如本文所言，“政府的隱身不僅體現在自身的退出，更多體現在和企業聯合、維護企業不正當行為中。”從經濟發展和財政需求來看，這絕非是什么個別昏官治下的奇聞，而是有著深刻根源的必然性現象。這一現象植根于這一社會的總體。或許，反思這一問題，可以讓我們更清醒地意識到勞動者團結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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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肺病是由于長期在職業活動中吸入生產性粉塵導致的全身性疾病，會引發呼吸系統感染、肺結核等并發癥，重度塵肺病無法完全救治。在中國，近三十年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農民工群體的擴大，使得職業危險時間發生的次數和頻率增高。其中在金礦、煤礦場合從事挖掘、爆破、打鉆的工人由于長期接觸粉塵環境，塵肺病患病率極高，在我國近兩億職業病人群中有著大比例的塵肺病工人群體。由于喪失勞動力，家庭收入不足以進行后續保養治療，在家中等待死亡來臨的塵肺病人不在少數。
本文所調查的地點為陜西省商洛市鎮安縣的梅子村和向陽村。兩村相鄰，總人數在3000余人左右，土地貧瘠且對外交通不便、不易發展商業。村莊居民經濟來源以外出打工收入為主。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兩村不斷有人外出前往河南與山西挖煤、打鉆。由于學歷資質的限制，大部分人無法在工廠獲得工作，而只能進行危險系數高的重體力勞動。與既有調查的發現類似[1]，兩個村莊中，患病工人基本都是中壯年;病人家庭負擔沉重;由于家鄉不發達，教育程度限制，病人往往是被迫選擇危險職業;而在工作場所，勞動合同簽訂率基本為零，等等。
當地政府并無塵肺病人官方統計數字。根據大愛清塵的統計，鎮安縣目前塵肺病人數逾3000人。由于渠道與方法的限制，這一數字遠低于實際人數。
一、輪回的疼痛，無奈的村莊
在梅子村和向陽村，“一出學堂就進礦山”是非常普遍的現象。由于教育資源匱乏、家庭氛圍影響，人們的基本教育程度都在初中左右。
梅子村和向陽村位于距離縣城車程2小時左右的柴坪縣。盡管九年義務教務已經普及，兩村所在的柴坪鎮只有一所九年制學校，和幾所教學質量較差的六年制學校。村民們初中畢業后如果到縣里讀高中只能住宿在縣里，生活花銷大。由于經濟成本和時間成本太大，村民們大都只讀到小學或者高中便外出打工。
而由于交通不便，父母外出打工大多盡量減少外出次數，到南方省市或者山西河南一帶，外出一年后過年返鄉。這種情況下，孩子留守在家，與父母分離無法得到父輩監督和幫助。即使是與父母相伴的孩子，由于父母學歷低、忙于工作，也無法在家庭教育上有更多支持。而父母則認為，上學是重要的，自己要負責繳納學費，但孩子能否考上大學是他自己的事情，因此不會給予學習上的幫助，只會催促“你快去寫作業”，并不真正關注孩子學得如何。較低的教育程度成為當地人的群體特征而被代代傳遞。
在這一氛圍下，村民缺乏法律意識，對維權的步驟和意義缺乏了解。他們在打工過程中不會保留能夠證明勞動關系的相關證據;或者無力及時將相關證據運用起來，在權利受到侵犯后適當訴諸法律手段進行維權。甚至有些村民是文盲，毫無信心維權。教育水平低不僅令村民在選擇職業時只能選高體力低技術性的職業，更在工作后的維權環節里處于弱勢。
在對梅子村和向陽村內的塵肺病家庭進行走訪時，我們發現，塵肺病工人和他們的家庭面對權益受損的情況無力抵抗、主動保持沉默。伴隨著這種沉默，則是村莊里“房子大于命”、面子最重要的氛圍。
向陽村和梅子村的塵肺病工人在健康時通過打鉆等工作賺錢(少則幾千多則一萬)，在有了一定積蓄之后第一件事便是蓋房子。當地人認為，房子是最重要的財產，有了房子孩子才能結婚，自己的生活也才能安定。許多病人在診斷出一期的時候本可以通過保養和治療緩解病情但執意繼續工作，以至于沒有錢治病維權。
將房子打造得光鮮亮麗，一定程度上也影響塵肺病家庭獲得外界支持。采訪中，兩村中的大愛清塵志愿者陳靜表示：“個個家里都是大樓房，看著好的不得了，外邊很多人來了都不相信這里有塵肺病人，以后就不來了。可其實他們房子是開金礦的時候買的，之后得了病什么收入也沒了。”房子引發的誤解讓塵肺病家庭的貧困現狀無法被發覺，也難以獲得更多社會支持。更值得注意的是，塵肺病人認為自己賺錢蓋房后任務已經完成，就算死也沒什么，拿命換房很值得，并不會產生維權的想法。
在塵肺病村中，每家每戶即使毫無收入甚至欠下外債也要蓋新房、貼新磚，即使家徒四壁也要外邊好看。塵肺病人張興虎的太太在采訪中表示，丈夫去年春節發病最嚴重時沒有足夠醫藥費，兄弟姐妹之間湊了20000元左右度過難關。家里之前沒病時蓋了新房，家里沒錢但還是貼了新房外邊的墻磚。因為怕人瞧不起，欺負自己的孩子。
采訪中，在當地提供社會救助的志愿者提到：當地有一種固有思想，覺得一定有所求才會有所付出。因此面對大愛清塵的幫助，許多塵肺病人都警惕：“你給我那么多好處是不是想得到些什么?”這種“過分戒備”使病人不信任外界提供的支持幫助。而相對的，則是一種“過分依賴”的現象。部分病人將自己生命的責任完全托付給其他力量、祈求幫助卻拒絕付出，對于可能的社會救助十分依賴。
這樣一種境況究竟有著怎樣的制度與社會根源呢?
二、以法維權，長路漫漫
職業病賠償的程序對于塵肺病患者而言過于冗長。如果不能形成集體訴訟，那么將付出極大的司法成本。
職業病維權流程圖
對于在同一工地，或者由同一包工頭雇傭的勞動者們而言，情況相對較好，存在共同訴訟的基礎，可以以訴訟代理人的形式，節約司法成本。但對于“打零工”、“打短工”的勞動者而言，本身不存在共同訴訟的基礎。用人單位不配合的情況下，即便衛生部門不為難，個人需完成勞動關系確認爭議仲裁、勞動關系確認的民事兩審、勞動賠償的仲裁、勞動賠償的民事訴訟兩審也是非常勞累、且冗長的過程。取得最終的賠償需花費數年時間，不少塵肺病患者在此過程中便已經因病去世。雖然法律規定可以變更訴主體為其法定繼承人，但這樣的訴訟對于塵肺病患者而言痛苦而漫長。如此進一步阻礙了塵肺病患者維權的積極性。而聘請律師費用高，維權路漫漫。因此不少塵肺病患者選擇了放棄維權。[2]
職業病診斷、鑒定流程圖
職業病診斷難并不在于病理的診斷之難，而是在于勞動關系確認難。《職業病診斷與鑒定管理辦法》中對職業病診斷所需的材料及舉證責任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規定，梳理如下：
職業病診斷所需材料
但法規本身并未體現出實踐中雙方常見的爭議焦點：勞動關系。
勞動關系確認難的情況較為復雜，主要原因有：第一，塵肺高發崗位簽訂合同比例低;第二，部分單位在用工時故意規避相關證據;第三，許多崗位工期短，難以建立唯一、確定的因果聯系;第四，勞動者本身未發病時不注重收集相關證據;第五，企業采取注銷、改制等手段規避責任。
勞動關系的確認需要勞動合同，但塵肺病高發的崗位，如工地打樁，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極低(缺數據)。部分用人單位明知易發塵肺病，出于規避賠償責任的考慮，更進一步回避簽訂勞動合同。針對勞動合同簽訂比例低且短期難以改變的現狀，勞社部(已撤銷)在2005年曾發文《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要求在未簽訂勞動合同的情形下，可依據工資支付憑證、工作證、考勤記錄、其他勞動者證言等認定勞動關系。在司法實踐中，此規則已付諸實踐。[3]
在實踐中，基層政府為了化解不滿和矛盾，也采用了折中的解決方法。調查者在商洛市了解到，勞動者首先需要勞動單位也就是自己患塵肺病時所在的工作單位提供推薦信，或者可以說明工人是在工作期間長期接觸粉塵而患病的證明;其次需要攜個人證件和以上勞動關系證明材料赴所在省市的衛生局，或疾病控制預防中心開具“職業病診斷證明”。以陜西省商洛市鎮安縣為例，2014年大愛清塵普查得到的塵肺病人數量在3000余人。但在商洛市疾控中心的統計中，前來進行職業病診斷的病人為200人左右，且均無企業開具的介紹信或證明。盡管不符合程序，但由于疾控中心自身的工作不是很嚴格，以及政府默許，這些沒有通過正規程序開具的證明也可以被發出并用于獲得各個區縣給予塵肺病人的社會救助。這些非正常程序開具的證明主要分為以下三類：1、沒有寫“用人單位”;2、寫了“用人單位”蓋了章“此證用于政府救助不做它用”;3、寫了單位沒蓋章(在2013年之前開具的證明均由此特點，最后維權也需要提供勞動關系證明或者證明工人是為其工作期間受的傷)。
在實踐中，只有用人單位能夠提供證明或推薦信，而在維權過程中必須提供職業病診斷證明和勞動關系證明才有效。無論是以上哪一類情況，該診斷證明均只能用于獲取政府救助而無法用于維權。
大愛清塵基層志愿者，也是塵肺病人的倪書平正在進行維權。談到此問題時，他表示：“我們是打工，沒有簽勞動合同，干幾天拿幾天的工資，明明有關系但是口說無憑，企業不會承認的。我有企業給我開的爆破證，但我一審還是敗訴，他不承認。說我已經過了勞動訴訟實效，什么紙質的東西都沒簽。”可見維權最重要的勞動關系如果不是企業開具證明，就需要自己收集證據，難度大，不確定性高，且訴訟能力差，直接影響了維權成功率。按照倪書平本人的敘述，依照《關于確認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第二條可以確認其勞動關系，且勞動關系確認屬于確認之訴，不受訴訟時效限制。但倪書平一審敗訴，極有可能是其訴訟請求不當或不熟悉法律所致。
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案由：確認勞動關系糾紛”、“法律依據：《關于確認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第二條”、“文書類型：“判決書”，并分別加以“審判程序：一審”、“審判程序：二審”、“審判程序：三審”的檢索條件對確認勞動關系糾紛案件進行了檢索，檢索日期為2016年3月9日。其中，一審案件861件、二審案件159件、再審案件4件，案件年份分布為2007年-2015年。由此可得，再審率2.51%，一審上訴率18.47%。如果比照1989-1997年的民事案件上訴率分析，18.47%的一審上訴率頗為合理，也代表了初審法官們給予相對公正的判決。[4]但考慮到勞動關系確認的一審判決是第二次裁判，前置的勞動仲裁已經進行了一輪裁判，一審判決上訴率相當于第二次裁判的上訴率。可見，一審程序吸收不滿、處理糾紛的功能尚有欠缺。這也可能反映了勞動關系確認糾紛的特殊性：勞動關系確認往往是勞動賠償糾紛的第一戰。在職業病賠償過程中，勞動關系認定往往就成了爭議焦點。
勞動關系確認難制約了職業病診斷。若僅從法律規定上看，勞動關系確認并非難事，工人證言、工資條等都可作為確認證據。這與實踐有所出入。
塵肺病患者工作的單位多為小企業，甚至公司根本就沒有或尚未成立。而塵肺病的潛伏期較長，可長達數年。待塵肺病患者意識到自身患病，希望維權時，用人單位可能已經注銷、改制，甚至發現其從未成立。而企業主早已難覓蹤跡。
雖然法律規定企業注銷后，剩余財產仍須對此前的債務負責。但訴訟難度、成本又進一步增加。且企業本身并不規范，有很多途徑規避法律。有些“企業”可能從一開始就從未成立，有些可以先轉移資產再破產……此類問題源頭正在于對非法小企業監管不力，導致事后勞動者難以維權，無處維權。
如果能確定實際雇傭方，即便無法向單位尋求勞動賠償，也可以對個人提起侵權之訴。但連適格被告可能都找不到，談何維權。雖然2011年修訂的《職業病防治法》規定，職業病患者可以向當地社會保障部門申請救助，但救助終究杯水車薪。而非法者逍遙法外。
三、隱身的政府，無力的病人
塵肺病工人維權的過程中，政府態度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強有力的一方，各級政府、準政府隱身，所頒布的法律法規的頒布并不能被運用。村干部和村支書在塵肺病問題上是“上無政策，下無對策”，只要沒有安排，無論縣村一級塵肺病問題多么嚴重，基層政府也不會主動以各種渠道為民謀利。因為即便做了也沒有渠道向上匯報自己的工作結果，信息是無法被上邊接收的。基層干部的工作都是指令導向型。
政府的隱身不僅體現在自身的退出，更多體現在和企業聯合、維護企業不正當行為中。《勞動法》、《工傷保護條例》、《勞動合同法》、《職業病防治法》等法律均可成為維權依據，但走投無路的塵肺病人卻還是只能用“開胸驗肺”這樣的極端手段獲取社會關注。直觀來看，這背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的不作為：例如《塵肺病防治條例》第十七條規定:凡有粉塵作業的企業、事業單位，必須定期測定作業場所的粉塵濃度，測塵結果必須向主管部門和當地衛生行政部門、勞動部門和工會組織報告，并定期向職工公布。但在采訪中得知，企業實際運行過程中從不測粉塵濃度也不公布任何數據，地方政府為地區經濟發展默許企業的不正當行為，視法律法規于無物。[5]
在社會分層愈加顯著的今天，“穩定”是基層地方政府官員晉升的重要考量，在位期間平安無事是最大追求。煤礦里發生的瓦斯爆炸、坍塌等造成即時性傷害的重大安全事故，被稱為“紅傷”;因為防護措施不當而在長期工作中慢慢形成的慢性、隱性傷害(例如塵肺病)被稱為“白傷”。相比于更容易引發社會關注，會“出人命”的紅傷，政府對于“白傷”即使放任不管，保證事故沒有死人，也不會產生太多不良社會影響。同時，農民工是“臨時”就業，打工一段事件之后更換雇主，無法把自己所患有的塵肺病歸于某一雇主的責任，索賠時證據不足，地方政府選擇拖延和回避這樣的應對行為就不難理解了。
維權過程中政府的立場十分微妙。倪書平等30多位在河南文峪金礦工作過的農民工在聯合維權的過程中有諸多體會。由于能源類資源類企業多為國企或者有政府力量支持，維權一定程度上是和政府對抗，因此很難找到律師為其辯護。即便有大愛清塵等公益組織幫助，公益組織力量薄弱，在上交中華救助基金會管理費和稅費之后，依靠社會資助僅僅可以保證制氧機、助學金方面的投入，沒有更多資源用于輔助維權方面的投資。
在塵肺病人集中的村落，村內經濟凋落毫無生氣。基層干部卻從未想過收集證據為底層群體發聲。為何地方政府毫無作為?從經濟發展和財政需求來看，支持并保護大企業是可以理解的：地方政府為了追求財政收入與維持基本行政運作，而直接經營或協助企業發展，以推動經濟成長的行為模式與作用。政府追求經濟發展選擇支持大企業能夠正常運行，是經濟發展至上邏輯下“理性”考慮的結果。
根據衛生部于2006年發布的《關于加快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的通知》，職業病作為工傷不屬于報銷范圍。因此即使勞動者確診也無法獲得新農合報銷。[6]在對鎮安縣縣醫院呼吸科黃主任進行采訪的過程中我們了解到：醫院會為塵肺病病人開具沒有職業病診斷性質“疑似塵肺”，可以走正規程序報銷，但也就意味著無法被認定為職業病，那么病人就面臨著醫保報銷和進行職業病診斷以維權的二選一抉擇。對于失去家庭主要勞動力后沒有經濟來源的家庭來說，確診并維權意味著要投入更多的經濟資源和精力，卻失去了可以使用新農合的機會。若退而求其次，不維權選擇使用新農合盡管是無奈之舉卻會為家庭減輕負擔。
在具體的維權中，受制于家庭經濟條件，塵肺病病人維權十分艱難。對于塵肺病家庭而言，導致貧困的原因是十分多樣的，以下是本小組在實踐中根據觀察和訪談做出的簡單總結：農業種植條件惡劣;交通不便使得貿易發展艱難;塵肺病影響下的家庭經濟結構破碎，一方面，塵肺病高發人群的年齡在三十到四十歲之間，是家中主要勞動力，患塵肺病后不能做重體力勞動，家庭失去經濟支柱，另一方面，家中失去一個勞動力，另一個勞動力賺的錢也要為他治病，家中沒有積蓄維權。
四、未來還在等待之中
長期以來，金礦/煤礦等資源開發類工作場所，惡劣的工作環境無法改變，職業病的源頭得不到根治。煤礦企業對職業危害防治工作重視不足，為求利潤，在資金上對設施投入較少，勞動安全防護不足。同時政府方面為獲取更高稅收和生產總值，放任企業，監管體系不健全，缺乏專門的監管部門進行監督管理。種種原因造就了龐大的塵肺病工人群體逐步形成，并被困于疾病和貧窮之中，在絕望里等待死亡。
在與梅子村向陽村的塵肺病人進行溝通的過程中，塵肺病人表示，他們沒有信心與企業交涉，因為自己并不熟悉法律知識，對現行的制度、政府和法律也沒有信心。經濟上的考慮更使得農民工不愿意打官司。在塵肺病事件中，農民工對自身遭遇的塵肺傷害認識不足，與喪失工作不能掙錢謀生相比，遙遠模糊的疾病使得剝奪感被稀釋，他們縱有不滿，也由于施害對象的不確定性和傷害時限的漫長而無法形成抗爭的對象。農民工對傷害與權益意識的自覺不足，對自己行動能力的懷疑，加上對資方可動員資源的判斷，使得個體表達與群體表達大都處于沉寂狀態。再加上實際上農民工群體行動能力和可動員資源的缺乏，不僅沒有政治資源、經濟資源、文化資源，也缺乏有效的組織制度化地表達利益。即使現實中也確實存在個別人的反抗行為，但這種抵抗主要以個人為行動單位，是一種實現個人經濟補償為訴求，無法形成有效的集體行動實現整體境況的改善。
參考文獻
[1]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建筑業農民工勞動權益與保障”調查小組：《深圳建筑工人集體罹患塵肺病事件調查報告》;《人間悲劇還在繼續 ——關于深圳市風鉆工工作狀況的調查報告》;《塵肺：生命難以承受之痛——2012年湖南建筑塵肺工人調研報告》;《2009耒陽塵肺工人調研報告》，2009-2012。
[2]黃樂平：《職業病防治法實務精解》，法律出版社，2012年10月1日。
[3]恩施自治州建始銀智煤礦有限責任公司與來科松確認勞動關系糾紛，(2014)鄂恩施中民終字第00911號;阿壩州小金縣董家溝金礦與張全均確認勞動關系糾紛，(2013)阿中民終字第1號;上訴人沈陽函昌紙制品有限公司因與被上訴人沈旭確認勞動關系糾紛，[2015]沈中民五終字第2051號
[4]蘇力：《初審法官的素質：從民事一審判決上訴率上透視》，理論法學，2000年第1期
[5]張輝：《農民工的工傷困境利益表達與勞動--地方小煤礦塵肺病調查的探索性研究》，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
[6]衛生部：《關于加快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工作的通知》，衛農衛發[2006]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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