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工人階級文化斷章及思考
——兼作小說集《翻過那架山》、《查證》自序
小說《圣地紀事》殺青時，我心情非常沉重地寫下了題記——這兒，曾是塊造就了一代領導階級的“圣地”。突然，我強烈的意識到，自己是在寫小說，但更是在寫一種“文化”。 而且自己再不順著這“文化”的脈絡寫下去，恐怕在已暗潮涌動的“圣地”中，這種文化或許遲早會被沖刷沒了。
正付出與負收益——一種“自我神圣”的文化圈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國家為制度，為政權鞏固，為民族工業發展，有計劃，有步驟地，精心地打造了一些政治環境氛圍特殊，并實行外界難以理解的半軍事化封閉管理的大型國營企業。在這個“大熔爐”中，錘煉出了一批“代表先進無產階級”的“領導階級”。也造就和形成了一種充滿正極的荷爾蒙精神狂熱。在這塊“圣地”中，有人生信仰的支撐和人生價值的肯定和體現，還有社會光環的籠罩。責任、奉獻、使命感、榮譽感，是當時主流的價值觀和核心價值觀。因此“圣地”中也有了一種“自我神圣”感和精神榮耀，并無時無刻不精神快樂著。改朝換代，時事變遷，精神的富有終是掩飾不住經濟的困惑。八十年代初始，多年的正付出與負收益的窘況，在社會變革中被無情地裸露在了社會價值嬗變的沙灘上。雖然固有了幾十年的價值觀和文化受到了第一輪的沖擊和挑戰，但理想主義者總是幻想隨身，變革之初隨風飄撒過來的一、二縷陽光和幾滴甘露，又為“圣地”中人注入了精神營養。貧困總是被富足的精神資源所對沖，這是當時一種文化常態。他們相信“我們的生活到處都充滿陽光”，又一次自我感覺良好的為自己勾勒著種種美好無邊的遠景。他們渴望改革，甚至希望讓“風暴來得更猛烈一些”吧!這個時期，我寫了小說《桂花飄香的小院》、《西街口》和幾個中篇小說《滿月》、《前夜》等。自己這期間，筆墨也是飽含希望和酸楚的，更多的是唏噓不已。我那些工人師傅們始終相信無產階級祖師爺說的一句話：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有鎖鏈!
“圣地”的坍塌與精英文化的落幕
“圣地”中不僅出“精神產品”，也是造就一代工業精英和無數能工巧匠的人生大舞臺。勿容置疑，這一批民族工業的頂尖人物和高手，在技能上絕不遜于當今被稱為工業制造頂級的德國和瑞士的業界精英。況且他們還是經歷過特殊的政治文化洗禮，極富于理想和獻身精神，正量的文化積累，使他們身上已開始閃射著民族工業振興的希望之光。始料不及的是，他們的命運是隨著變革步步深入而被逐漸邊緣化，他們的社會及人生價值更是隨著另一個階層人士的啟用而被一步步地貶值。我有個師兄在改革之初的提高青年工人技術水平的大練兵的大考試中，以優異的理論水平和高超的實際操作技能，贏得當時國家機械部的百分之一的晉升一級工資的獎勵。沒高興幾天，廠里一個新調來的清華畢業的高材生廠長，在廠里創新試行的第一次工資升級中，就調掉了國家機械部獎勵他的半級工資。名曰“要考慮同期進廠的人員收入水平”。實際上這個“人員”是指當時剛落實政策的知識分子，一個工匠的工資怎么能高于知識分子呢?他是欲悲無淚呵!“掐尖行動”就此開始。有人做初一，自然有人做十五。經濟上的“均平富”，反映在文化上是非常可怕的負效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即是人生際遇的起伏跌宕的寫照，更是國民深層劣質文化和陰暗民族心理的張揚體現。不同階層的人際關系，自古以來都是被政治和權謀利用而此起彼伏。相互間的互踩、互傷、互害在政治文化為特征的時期，表現得更烈、更徹底罷了。但在民族經濟亟待復蘇的歷史時期，仍是如此極端的踐踏，那真可悲得不可言了。“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過去了，“技能越高超越不待人見”卻異曲同工的被更陰地打壓下去。受傷受害自然是民族工業。“掐尖”實質上是“鏟根”。時今“中國制造”讓世人瞧不起，其根源是能精良制作的非但無拔尖之士，連其文化環境和土壤都被鏟沒了。知識是資源，技能更是一種特殊的資源。現代化工業和強大的國防，僅憑知識是打造不出來的。可是為什么要被割裂開來呢?而且是在“改革”的名義下被一塊塊地剜割的。嘆呼!悲呼!有本事有超能的精英人物是有人格尊嚴的。于是我有了《翻過那架山》、《“圣地”紀事》、《關于菜刀的勝利》、《磨王》等。“圣地”坍塌了，精英文化再沒有表演、展現的舞臺，人生價值的實現沒有了方向，茫然無路了。文學作品不能直抒呵，我每寫完一篇，總難免要難受好幾天。我們這個民族歷來不怎么重視資源，不管是歷史的、人文的，還是自然的，這二、三十年對其破壞也是史無前例的。世界上其它民族卻不這樣，蘇聯解體時，政局和社會動蕩那么兇，但他們的重工業基礎和相關人才資源非但沒受到丁點打壓和沖擊，還被優厚的條件保護著。一旦國家緩過氣，他們仍是軍事和制造的強國。這是多么大的文化差異呵!更叫人扼腕的是在能工巧匠基本退出歷史舞臺，山里的農民娃都不愿進工廠做那“背時的技工”的時代，“掐尖行動”卻仍在繼續。去年又有最新政策：獲得高級技術、經濟等職稱的人員，不再享有退休幾十大毛優待。這真不是幾十大毛的事了，高級技術職稱的獲得，必經幾十年的拚搏和積累，在工廠中只能以千分之、萬分之來計量了。社會價值的取向如此，“中國制造”何以得振興?
量變到質變與奉獻文化的宿命
對歷史的正極價值人生取向缺乏理性思考和正確解讀，一概否定和取締，必將導致民族的正極精神價值體系的最終崩潰和終結。這本是給點陽光都要燦爛的一群有忘我精神的人。但政策可以變，可以失信，這是他們幾十年所信仰的政治、經濟生活中不曾遇到過的。他們到偏遠的山里邊創業，本是響應國家的號召，為強國、為強工業、為備戰，沒有一點奉獻精神是做不到的。他們獻了終生、獻余生、再獻兒孫，幾十年甚至二、三代人的正付出和積累被故意忽略和剝離，變革使他們失去了信仰的支撐和制度的保障。逐漸被拋落在歷史的凹陷處，生存空間被擠壓，命運被裹挾、被決定、被顛覆。他們從被社會贊嘆的“牛精神”，到被人嗤笑為“豬一樣蠢”。幾十年的奉獻，落得竟是被斥之為“吃了幾十年的大鍋飯”。“無私的領導階級”最終仍淪落為“頭上無片瓦，腳下無立錐之地”的“徹底的無產階級”。他們沒想到歸宿是這樣。講馬列的不再談“剩余價值”了，有什么辦法。即是這樣，還有忽悠之聲：“現在是革命革到你們頭上了，要正確面對”。人可以一時傻，幾十年傻，但時代和社會巨變和顛覆是逼人的，他們不可能再遺傳這種“傻”基因，讓子孫代代傻下去。于是乎，子不再承父業，連好不容易招來的農村娃也紛紛逃離工廠。這就是量變到質變的結果，這也是哲學鎖定的規律。投機取巧，不勞而獲，無舍反得，無功受祿演繹著各種各樣新的人生神話。他們的兒孫終于在變革中“洗心革面”，開始認真地用新的價值理念面對外面的世界。正是所謂的“開放”，使“領導階級”的二、三代人有了新的世界觀和人生價值觀。《地下打工仔》、《追蹤“叛逃者”》、《指導員的鑰匙》等章，我完全是用紀實筆觸寫下的。因為現實的生活，早已遠遠超出了作家的想象。身邊的人和事是任何一個作家都沒有經歷，更無法想象和創作出來的。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標志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對待工人的態度則可考驗這個民族的良心!多么精辟!這是懂的人說的話，也有良心!
“主人翁”文化的烙印與正極文化的慣性
工人階級的一、二代人，我一直認為這是一群可敬可佩的人。盡管這個社會沒有給予他們付出以應有的經濟上回報，但對于曾給予他們令人尊敬的政治待遇和精神信仰的富有，他們是感恩記情的。“主人翁”情結使得他們無時無刻沒敢忘了自己的責任和使命感。盡管社會風氣已演變得沒人尿這一壺了，但他們還那么下意識的頑抗著。對于他們曾依附著生活和工作了幾十年的工廠，他們有極深的情感依戀，因而他們有一種本質意識和頑固信念，工廠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國家的。任何有對工廠的絲毫侵害，他們的反應是最為強烈的。《流失》中的“位卑未敢忘憂國”，要與工廠榮辱與共的正義感，使得他們在賴以生存的基礎被人釜底抽薪而迸發出了“主人翁”的本能憤慨和反抗意識。這正是他們作為普通職工能不顧身家安危，敢于仗義而起的原動力。只是東風不再，“領導階級”落勢了，變革一如排山倒海之勢，顛覆著曾經輝煌的一切。“國家的東西”被吃里扒外，蠶食圍獵，其實是從改革之初就開始的，利益任意可攫奪，已引來了一堆嗜血的蒼蠅，這是非常強勢的一個陣營，豈是區區幾個小“主人翁”可匹敵。因而他們不能也不敢再以“領導階級”的英雄面目理直氣壯、正大光明地去捍衛屬于“國家的東西”了。只能壓低身子，象《齊先生之蟹戰》和《流失》中那樣進行曲折的“地下”和無人喝彩的抗戰，即使偶有小勝也是暫時的，最終仍是落荒而逃;要再不識趣就只會如《查證》中的悲劇，給你后院燒把火，叫你家毀人玩完。于是便有了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螳臂擋車般的悲壯。文化也是一種可怕的東西，它不僅能改造人、塑造人格，更能熏陶造化一只疾惡如仇，面對奪命刀，死不悔改，奮不顧身一搏的忠犬。《殺狗》留下的正是正極文化在人中廢退，“人不如狗”的喟嘆;它更能象復蘇電流一樣，瞬間激活精神病人那早已透入骨髓，滲入神經的正極因子。《一種尷尬》中患病女工條件反射似的壯舉，用最后的生命爆炸了一朵燦爛的正極文化之花。
“主人翁”們作為一個獨特文化和經濟群體，在上個世紀二十余年的變革進程中，受到沖擊最大。工廠與農村不一樣，農民在改革中更多的是不斷獲利，而他們卻在政治地位、經濟利益、生活福利和勞動保護諸方面，總在經歷一系列失落。他們還經歷了虧損、停工和失業，陷落到了人生的最低點。一種文化正被其它文化排斥，為國家真正奉獻了幾十年，為共和國建立了鋼鐵基礎的群體被拋棄了，似乎他們不配享有改革的紅利。財富創造者們渴望改變命運，并隨著動蕩的浪潮攀上生活的新大陸。然歷史證明這是一個天真幻想。“弄垮一個廠，一個人就足夠了，搞好一個廠，一萬個員工使勁也不行!”這是上個世紀很流行，也很一針見血的一句大真話和大實話。確實顛覆了，一切都顛覆了!創造者們不僅不能再做“主人翁”了，連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壤也給鏟除了。他們一無所有，被迫失業，背井離鄉去另謀生路。人雖被趕出了工廠，但“主人翁”文化情結歸宿使然，使《遠行》中自然流露出的愛恨交加的情緒和對曾養育他幾十年，他也曾為之奉獻了幾十年的工廠的眷戀的徘徊之情，就有了“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的悲愴。“主人翁”之所以在自身已被打入地獄，面對奸雄仍能義憤填膺，忘我一拼，這完全是潛意識里的頑固的文化因子被極度彈壓而反彈迸發，更是正極文化的慣性之必然所釀造的一幕回光返照的悲劇。“主人翁”就此從這混濁的土地上飲恨含冤慘然而別，遠問蒼天，湛蘭無際的藍天白云深處，尚有一片凈土否?
現在翻看以上幾篇文章，竟是短短幾年間集中寫成的，更是《青年作家》、《大時代文學》、《滇池》等幾家刊物斗膽頂風而發表出來的，《青年作家》甚至還為《流失》組織了幾期聲勢浩大的評論文章。也算是當時社會上尚存的一點正能量的一種呼應吧。
幸哉，借《四川當代作家文庫》出版《翻過那架山》、《查證》兩個集子之際,謹向工人階級致最后的敬禮!
鄧仁憲
二于簡陽
作者簡介
鄧仁憲，男，漢族，大專文化。50后，曾下鄉插隊，70年代入廠工作至今。現為企業高級經濟師，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終身研究員，四川省作家協會會員，四川簡陽市作協副主席。已先后有60余萬字中、短篇小說，20余萬字報告文學、紀實文學和20余萬字經濟管理論文見諸報刊，并先后獲國家、省、市多種獎項。近年又先后結集出版中、短篇小說集《翻過那架山》、《查證》等。
內容簡介
本書為作者繼中、短篇小說集《翻過那架山》出版之后，精選推出的又一部中、短篇小說集。作者在本書中仍然用那辛辣、入骨三分之筆，深刻揭示當年“國資”被圍獵蠶食的一幕幕觸目驚心的景況;作品從一種正極文化層面思考切脈行筆，以非常獨特的視角，飽含悲情，動人心魄地刻畫了一群曾經的小“主人翁”為捍衛國資被“流失”，所進行的一系列可歌可泣，可悲可嘆的無人喝彩的狙擊和“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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