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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部長出于階層的自發性得出去取消經濟補償金這種荒唐的建議，于情于理都是十分荒唐的，這種牽一發而動全身的事情，還是慎重為是較好。按照李部長的說法做，企業不僅不能輕裝，讓經濟度過危機，可能還會雪上加霜。

　　據東莞時間網26日消息，東莞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李小梅參加省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分組討論的間隙，接受了記者的采訪。李小梅表示，希望取消經濟補償金，讓企業“輕裝上陣”。

　　李部長的言論在互聯網上的反應

　　李小梅部長建議取消經濟補償金的消息一出，眾多新聞媒體紛紛轉載。不同于以往的各種時政討論中總是有各種分歧和激烈的爭論，筆者在網上觀察了解到，這次網友的態度似乎出奇的一致，李部長的建議在多家新聞網站的評論區幾乎都引來網友一片的罵聲，在多個論壇關于李部長的言論的討論之中，網友也幾乎都是一片聲討。其中不乏嚴重的對李部長的人身攻擊和對李部長立場的懷疑，也有很多網友對李部長的理由做出了有力的反駁?？傊畈块L的言論似乎引起了眾怒，可能因為中國絕大多數人都是被雇傭者，并不是李部長的 “統戰對象”，故而李部長的觀點，大家反對的聲音幾乎是壓倒性的。

　　李部長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韙？

　　李部長的提議，明顯違背我國大多數人的利益。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末，中國大陸總人口136782萬人，其中適齡勞動力16-59歲為91583萬人，年末全國就業人員77253萬人，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395萬人，城鎮就業人員39310萬人。數據證明和我生活經驗都知道，我國人民絕大多數還是靠工資吃飯的是占適齡勞動力中的大多數的，能夠靠利潤、地租、利息以及像李部長一樣靠國家財政吃飯的，畢竟還是少數。而那些沒有就業的適齡勞動力和老人小孩兒，也大多數都是靠家人的工資吃飯。換句話說，我國絕大多數人都是被雇傭的打工者，失業不僅對自己也對家人都很有很大的影響，取消經濟補償金的建議，顯然會傷害勞動者的利益和感情。

　　李部長怎么敢說出這種顯然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提議呢?馬克思恩格斯說過：“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換句話說，李部長能提出這個建議，不是她的觀念意識的問題，也不是她對國情認識不足政治水平太差，而是李部長的經濟基礎使她產生這種想法。要是李部長也是一個打工的，靠打工工資吃飯的，顯然她不會說出這種取消經濟補償金之類的話。也有網友戲稱，應該讓李部長下崗，不給她經濟補償，這樣也能讓國家“輕裝上陣”嘛。如果真讓她下崗的，估計李部長應該會說經濟補償金還不夠。但李部長畢竟是吃公家飯的，必須要留住資本才能發展經濟才能稅收。東莞市長袁寶成分析“外界對東莞“企業倒閉潮”的質疑在于東莞的港資、臺資企業近年來發展面臨重大壓力，勞資矛盾突出、勞動力成本上升等，一些原有的優勢正在下降，很多來料加工的企業往低成本地區遷移”。李部長的統戰對象包括“新生社會階層”即改革開放以來新出現的民營創業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在東莞的李部長可能長期和臺商港資以及民營資本打交道，現在經濟下行企業利潤下降為了讓企業留下來，為他們“排憂解難”，讓企業“輕裝上陣”，應該也是她的分內之事，取消經濟補償金也是其中一項吧，關于這一點李部長也直言不諱。

　　可見，李部長敢于得罪那么多人，說出這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話，還是比較清醒的符合自己經濟基礎和自己代表的階層的利益判斷，立場不同，關于一個問題的認識也就完全不同。

　　李部長的理由有道理嗎?

　　李小梅取消經濟補償金的依據為“經濟補償金制度具有一定的歷史作用，但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不斷完善，經濟補償金制度已經無法適應當今經濟發展的新形勢。”

　　部長的理據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不斷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替代其制度功能;二是經濟補償金制度加重企業負擔，不利于企業轉型發展;三是經濟補償已經成為誘發勞資雙方矛盾的不和諧因素;四是及時修訂與當前經濟社會發展要求不相符的法律規定，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

　　李部長所講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替代經濟補償金制度的功能，然而在現實中真的如此嗎?

　　從宏觀層面看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覆蓋問題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到2014年，50歲以上農民工在總量中的比例達17.1%，人數已超過4600萬。他們中超過八成沒有參加養老、醫療保險。而新農村養老保險每月只有70元，能夠用來干什么呢?

　　而在重慶“打工村”：三百余名高齡農民工僅一人有職工養老金。根據調查，第一代農民工年老以后，顯然不存在李部長所說的社會保障制度的保護。

　　根據國家統計局《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中的數據顯示， “五險一金”的參保率分別為：工傷保險26.2%、醫療保險17.6%、養老保險16.7%、失業保險10.5%、生育保險7.8%、住房公積金5.5%。

　　在第一代農民工中，即使現在不是高齡農民工，也即將步入高齡農民工的行列。而珠三角普遍都是2008年《勞動合同法》實施以后，很多企業才給員工購買社保，還有更多的企業是在2011年《社會保險法》實施之后，在才逐漸為工人購買社保。這樣算下來，第一代農民工盡管在珠三角打工二十年，也沒有養老保險可以拿。且像多地根據國務院《勞動監察保障條例》中對超過兩年的社保不予強制，導致工人拿不會屬于自己的養老金，落得一個老無所養的局面。

　　近年來，因為社會保險問題引發的勞資糾紛，有越演越烈之勢，實際上真正能夠拿到的養老保險的第一代外來農民工少之又少。失業保險對一個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失業工人來說也是杯水車薪，況且還有很多人根本拿不到失業保險。

　　“不斷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經替代經濟補償制度的功能”?這種說法依據又在哪里呢?

　　從社會個體案例來看，例如，在2015年深圳市水谷玩具廠倒閉后，196名中年工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他們大都是四十歲上下的年齡，十幾歲就來到深圳打工，社保普遍都是在08年以后，很多都是11年前后才參加的?，F在失業以后，只能拿到兩個月的失業保險，年齡太大的她們用自己的話：“水谷把我們害慘了，現在這個年齡去哪里找工作嗎?人家都只要35歲以下的。”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上有老，下有小，教育、醫療、住房、養老幾座大山都壓在他們的身上，突然的失業令他們茫然不知所措。水谷的老板只給了他們一部分的經濟賠償然后跑路，剩下他們在城鄉之間迷失，在壓力中恐慌。按照李部長的建議，水谷的老板就可以合法走路那工人能夠怎么辦?

　　例如，原來水谷廠一名永蓮(化名)的女工，今年35歲，但是已經外出打工18年，兩公婆都在水谷廠干了10年，但是社保卻只有2.5年，家里面有3個老人需要養，下面有兩個孩子看著他們，糟糕的是，由于農村老家的房屋倒塌，他們不得不在重慶鄉鎮老家的鎮上買了一套房子，三幾十萬的房價他們十幾年的積蓄全部花光還欠了十幾萬的住房貸款，原本以為繼續在廠里面工作幾年就可以把房貸還清，現在突然失業的兩公婆根本茫然不知所措。失業以后兩公婆一直找工作卻因為年級太大而屢屢被拒絕，只能靠打零時工為生，收入飄忽不定。但是房租、老人、小孩兒、房貸一分都不能少。用他們的話說：“現在我們花錢特別省，省到一個月都沒有去超市買點水果吃，失業到現在我們都沒有買過衣服。沒辦法，我們不吃不喝也要保障孩子的生活?還有那么大一筆債，我們也不知道怎么辦好。”由于今年沒有掙到錢，今年都不能回家過年啦，因為回家一次要幾千塊，只好不回家啦。這樣的情況在水谷廠的失業工友中完全不是個例，要是沒有經濟賠償金，那么他們的日子將會更加難過，中年的他們失業以后去到那里能夠找一份工作，他們又該何去何從?社保顯然沒有幫助到他們呢。

　　關于李小梅部長所說的是經濟補償金制度加重企業負擔，不利于企業轉型發展，更是無稽之談。

　　第一，很多工廠關閉或者裁員的原因根本不是所謂的轉型升級，而是由于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和產能相對過剩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原因。而產能之所以相對過剩，消費不足的原因，恰好是因為勞動在分配中占到的比例太少，導致貧富差過大，消費不足導致經濟危機。

　　第二、很多企業關閉的原因是國內地價太高，物流成本太高，金融資本資本利率太高，能源成本太高。我國的地產泡沫導致地租太高，金融食利資本過多，行政成本過大的原因不講，單單講工人勞動力成本上升，大概是因為，不管金融資本、地租、交通還是行政成本，都不是李部長們敢開刀的對象吧。

　　房價走勢圖

　　第三、長期以來，我國的資本利潤率并不低，財政收入也一直是很高的。根據《社會藍皮書：201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顯示，中國居民收入增速與經濟發展增速不同步。近年來，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偏低且呈現出下降趨勢，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由2004年的50.7%下降到2011年的44.9%。財政收入和資本收入都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的?，F在企業轉型升級中，李部長又叫窮，想從農民工的經濟賠償金中拿出摳出來完成升級。為何不是用企業家的別墅，奢侈品消費者省下來(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全球第一)，貪官的贓款來完成產業升級呢?2012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約為0.49，大大超出0.4的警戒線。財產不平等的程度更加嚴重。估算結果顯示，中國家庭財產基尼系數從1995年的0.45擴大到2012年的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為什么產業升級就是要惦記著農民工這點經濟補償金呢？

　　至于李部長的第三點說，經濟補償已經成為誘發勞資雙方矛盾的不和諧因素;就更是站不直腳啦，勞資雙方之所以會不和諧恰恰是因為分配不合理造成的，說到底就是誰拿得多誰拿到的少的問題。按照李部長的邏輯勞動者拿得少勞資雙方的矛盾和不和諧因素反而減少的話，這是怎樣一種邏輯?

　　至于李部長講第四點，是及時修訂與當前經濟社會發展要求不相符的法律規定，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李部長建議，要從頂層設計方面修改《勞動合同法》，取消經濟補償金制度，從而幫助企業減負減稅，真正減掉一些不該有的束縛。她希望能夠將這個提議反映到全國“兩會”中去，為上層提供最“接地氣”的建議。經濟補償金還是勞動合同法不符合社會發展的要求?是不是應該說不符合某些階層關于社會發展的要求，畢竟現在階層分化那么大，不同的階層例如工人與老板之間都是你多我少的激烈斗爭，如果按照李部長關于社會發展要求的標準，即就是少數人的意志去修改《勞動合同法》恐怕不符合“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標準吧。

　　李部長的“減負經濟學”站得住腳嗎？

　　按照李部長的理解，讓企業“輕裝上陣”。要改革創新發展機制，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為企業的發展掃清障礙，從而讓企業“輕裝上陣”。因此，她認為《勞動合同法》的修改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按照李部長前面關于取消經濟賠償金的提議，很顯然，李部長是把對工人的經濟賠償金當做是“企業發展障礙”，把修改《勞動合同法》，減少工人的權益是“為企業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

　　李部長所言，就是要維持目前的這種狀況——低工資、開除不要賠償。這種赤裸裸的“唯增長論”，實際上就是要以繼續犧牲工人利益為代價來實現資本增值擴張的需要!樓部長確實夠坦誠：發展就是為了利潤，而不是為了勞動者福祉!后者付出代價也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李部長可能是沒有多少經濟學常識的，目前實體經濟資本利潤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在成本方面由于30年改革開放以來，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資本嚴重過剩。大量的過剩資本進入房地產和金融資本中投資，造成房價虛高金融資本強勢，擠壓實體經濟的利潤。再加上我國行政居高不下，導致稅收也居高不下，實體經濟利潤進一步受擠壓，而大量的行政開支并沒有用到居民的社會保障上面，讓群眾可以放心的的花錢。前三十年的低環境成本也透支殆盡，環保成本也在上升。實體經濟頭上頂著，官僚、地主、金融三座大山。

　　在需求方面，由于出口下降，外需不足。而內需同樣不振，貧富差距太多，有錢人再怎么花也需求不足，且很多有錢人的消費也是國外的奢侈品等。產能相對過剩，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換句話說，就是勞動階層太窮了，李部長還要在工人身上揩油，提高資本利潤率，必將導致跟嚴重的需求不足，導致惡性循環。例如上水谷例子中的永蓮，在房貸、孩子教育、養老人等壓力下，工資微薄的他們現在又失業，更是沒有消費能力。而全國大多數家庭的結構和他們一樣。按照李部長的做法，資本的利潤率真的能夠提高?經濟真的會變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