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事先張揚自殺與殺人的暴力年代。從留守兒童喝農藥自盡到炒股散戶殺妻，從農村婦女自殺到拆遷農戶自焚，從建筑工人爬吊塔到浙江嘉興28名工人集體跳樓，暴力事件頻繁地出現，公眾對自殺或殺人作為一種極端的社會暴力也從震撼走向麻木。
盡管有部分網絡媒體的喧嘩，但其對這些悲劇的解釋卻是如此的蒼白無力，掉進了一種集體失語的狀態。對于自殺的解釋，在社會學界，最著名的莫非涂爾干(émile Durkheim)的《自殺論》了。在19世紀，面對工業化對社會劇烈沖擊，自殺人數急劇增加，甚至變成涂爾干所說的「一種時尚」，尤其是殺人總是與失范的自殺相伴隨著發生。涂爾干通過自殺來討論社會團結與整合被工業化破壞的問題。他認為，“自我主義(egoistic)自殺和失范型自殺兩種類型都起因于社會沒有起到充分作用」，也就是說社會已經失去了保護個體生命的功能。“對利己主義的自殺來說，社會缺乏真正的集體活動，使活動沒有目標和意義。對失范型的自殺來說，社會不能調控與支持個人的情感”(《自殺論》)。因此，前者陷入了無限的幻想;后者陷入了無限的欲望。”
自殺的社會邏輯
一旦個人在肉體上或精神上脫離集體生活，把自身當作一種絕對孤立的存在，就會失去社會才能提供給他的超越于自身基本生存需求的生活目標，那么生活世界就成了無意義的虛無。在這種情況下，「把他和其他人聯系在一起的紐帶被放松或切斷了」，人們往往就不再能夠獲得有意義的生活、事業、公職、有益的勞動，甚至家務都只能引起厭惡。由于沒有意義，生命本身就失去了呵護的理由，最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都會成為引發絕望的自殺。
涂爾干指出法國大革命后的工商業迅速發展，社會的有機團結被徹底破壞，給人們的貪欲打開了大門，占有愈多就想要更多，幻想新奇的事物，永不滿足。但是新的社會財富分配標準尚未形成：舊的社會等級制瓦解了，在短時間內，社會又不可能建立新的制度。于是，無限的欲望僭越為唯一的神，導致各種社會關系擺脫傳統的宗教、政府、行會的一切限制，殘酷地競爭。人也就可能在遭受些微挫折，產生憤怒和絕望的情緒而自殺。
總而言之，涂爾干認為社會本應為個體提供了一個“通向現實世界的中介”，并使得個體在生活世界中有了意義和目標，但是面對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沖擊，原有的社會關系被瓦解了，原有的社會價值也失去了。對于這一問題，涂爾干提出了兩種解決方案，一是法團主義，即一種互助、自組織的社會團體生活;二是道德教育。可是，社會已經破碎了，這些方案的基礎又在哪呢?
在涂爾干的筆下，社會被本質化了。工業化社會作為一種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無法接受挑戰，也難也改變。因此，在面對一個社會失序的狀態時，自殺作為一種時尚，只能向今天的自由主義者提供一套泛道德主義的社會重建方案。
然而，我們發現涂氏的理論存在一種吊詭：現代性造成社會的支離破碎，可是又要在沒有超越現代性的邏輯里尋找解決方案，最后不得不掉進了一個宿命式的社會循環圈套里，始終找不到出路。
今天，大家津津樂道的現代性，講到底，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與生活方式。不打算超越，又如何重建一個新的社會?
中國式的自殺分析
回到今天中國自殺的問題上，我們不乏文人雅士認為中國自殺現象的關鍵在于如何理解中國文化中的生命觀念，以及生命中的善惡沖突。當然我們也不缺少這樣的學者，他們認為自殺手段的便利是造成了高自殺率的原因，似乎留守兒童只要手一伸，農藥就能到嘴邊，輕輕松松地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更有心理學家第一時間跳出來為企業家們辯護，認為工人自殺是源于新生代農民工心理的脆弱，彷佛年輕一代新工人是被寵壞的一代，要么他們嬌生慣養，吃不了苦，捱不了罵，要么認為他們有精神問題，不是偏執就是精神分裂。還有有識之士認為農民自焚是因為地方政府的殘暴無情，一次次把手無寸鐵的農民逼上絕路。而我們的部分媒體呢，卻通過對一起起自殺的報道，制造殺人的戲劇化效果，把自殺變成一種反抗的行為藝術，甚至，變成一種自殺秀。
主流的意識形態卻是把這一系列的自殺與殺人暴力歸咎于權力失衡下底層對社會仇恨的絕望行為，是對一個不公平社會的終極響應。大部分人認為今天的社會仇恨，是權力膨脹、官僚專橫、階層對立而造成的惡果。比如，城管打死瓜農，地方政府強拆逼死農戶，以權謀私轉移巨額的非法財富，包養多名情婦。權力邏輯，于是成為眾矢之的，人人得以誅之。
上述的解釋要么是知識精英的學術游戲，要么把自殺簡化為權力邏輯下的官民對立。我們并不否認今天的中國出現嚴重的官僚腐敗現象，在文革時期，也恰恰是官僚主義的危害，導致一部分知識分子走向自殺之路。那個年代官僚是罪魁禍首，而今天我們把自殺問題的根源歸咎于站在百姓頭上的官僚，卻會掩蓋當下中國社會卷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復雜性。事實上，我們的改革在1990年代末已經完成，去社會主義化的社會形態已經成形，社會主義社會內生出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官僚主義的社會性質也因而變質了，官民對立出現了新的內涵，一種資本主導的階級社會已經形成。
今天，當資本無處不在，操控了社會每一個領域的時候，當我們的孩子也成為資本積累的試驗品，無人照顧不得不飲下農藥的時候，當我們一切的社會關系都被商品化的時候，人與人的信任也蕩然無存了。在這種資本主導的發展模式下，官僚必然通過權力壟斷為資本的擴張開路。無論是各地愈演愈烈的征地拆遷，還是富士康幾乎零成本的迅速擴張，這一切的背后，無不是對GDP增長的畸形追逐，而這恰恰契合了資本追逐利潤的市場邏輯，也就無怪乎鴻海總裁郭臺銘慷慨表示“中國的投資環境世界第一”了。而在這一資本主導的發展模式下，當然，地方政府的官員必然可以通過權力尋租將公共財產轉化為個人私產，中飽私囊。地方官員成為資本積累和擴張的工具與同謀，資本卻隱藏在權力背后，讓我們摸不著、看不見。比如征地的問題，我們把一個貪官打下來，另一個所謂的清官上去，農民的賠償款可能到位了，可是失去土地的命運依然無法改變，地產商依然可以腦滿腸肥。在這種情況下，官員雖然下馬了，資本主導的發展模式一點也沒有改變。
赤裸裸的資本主導
我們認為，今天中國社會的自殺、殺人，基本上是一種更高層面的他殺── 他殺的社會與精神結構并非根源于什么傳統文化，也不是什么權力邏輯，而是赤裸裸的資本主導的發展方式。這種發展模式，在制造出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的同時，也必然生產出讓世界驚嘆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公、權利失衡和道德淪亡，事實上，階層分化和社會仇恨就是這種發展模式的內生邏輯。這一切都來得這么猛烈，這么突然，讓個體在心理上無法承擔社會失序下的沖擊。結果，價值崩潰、社會關系破碎，個體孤獨、迷茫與絕望，我們集體掉進了一個去社會主義信仰的危機狀態。殺人的結構已經形成。
殺人，只不過是一種暴力的表面呈現，當代著名的哲學家齊澤克指出，暴力是一種救贖，甚至可以被認為“神圣的”，是對當下資本主義的生活邏輯的徹底反抗。他把暴力分“象征性暴力”與“系統性暴力”，指出我們不能只看到象征性暴力的表象，而更應該透視到其背后的經濟系統和政治結構，即系統性暴力的意涵，他更進一步說，不能以當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邏輯來理解暴力問題，才能讓暴力具有神圣的超越性，和改造歷史的潛能。
齊澤克的觀點呼喚出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另類方案，這種方案蘊含了以暴力催生新的社會的可能性。這樣看來，如果我們對新的社會沒有強烈的要求，只是一股勁的追究自殺與殺人的罪與罰，甚至期待在沒有改變資本主導的社會邏輯的前提下，奢望廉潔政府和民主政體的到來，只能是空想。只有一種全新的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到來，才有可能鏟除官僚、抑制自殺和殺人，重建社會關系和道德價值，實現民主與自由。現在我們已經處于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正如盧森堡所說，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要么走向真正的社會主義，要么滑向野蠻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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