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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要向前看，但對生活的理解只能向后看。

　　——基克加德

　　72歲的老馬，至今還住在常德七一機械廠22年前分給他的一套兩居室里。每日晨起上山，打一套回春保健操，再步行至山下的小店吃碗牛肉米粉，之后去江邊的老碼頭菜市場買菜，逢人寒暄，走走停停，到家剛好是做午飯的時間。午后，摸幾圈麻將，再不聚眾扯談。入夜，漆黑的廠區，靜得能聽到遠處寺廟的鐘聲，老馬是不出門的。

　　如今，常德七一機械廠里住著的大都是和老馬差不多的人，差不多的年紀、經歷，差不多的生活內容和節奏，連對生活的盼望，都是差不多的。他們都曾為工人階級的身份而自豪，正青春的年華在機器轟鳴的車間里開展勞動競賽，他們以為這輩子生老病死都有了依托，甚至將整個家都托付給這里，而今，和這個破產的老廠一起，慢慢地萎縮沉寂。

　　常德七一機械廠，當地人稱“七一”，建于1951年，是該市第一家國營中型機械廠。據說，建廠那天，恰逢黨的生日，有人提議，“就叫‘七一’吧”，就這樣定下了廠名。

　　老馬是1958年“大躍進”時期進廠的。他趕上了好時候。60年代，全國鬧饑荒。七一廠組織職工進行農副業生產，在附近的農場種糧種菜、飼養家禽家畜，生產所得基本投入到職工食堂。老馬記得，最困難的時期，廠里定期會給每個人發幾斤食堂飯票，偶爾還能以很低的價格買到些蘿卜扁豆之類的蔬菜。1964年，他結婚生子，當年七一廠合并了常德機床廠，遷往德山乾明寺，工廠規模得以擴大，條件設施更完備的食堂、澡堂、托兒所、幼兒園、職工醫院、冰棒房等陸續建立起來。那是工人們最有干勁的年代。當時廠里的方針是“圍繞農業辦工業”，產品以支農為方向，擔負大量農機修造和抗旱排漬任務，獲利甚微，甚至虧本，工人待遇也不算很好，但老馬覺得自己的工作特別有價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企業產品必須自尋市場，七一廠轉而開發和生產煙草機械。因為卷煙工業的蓬勃，80年代中期，工廠步入快速發展期，工人的獎金隨著經濟效益的攀升大幅提高。

　　在這番形勢下，許多工人都將子女送進了車間。在老工人們看來，廠子效益好，又能學到技術，生老病死有人管，連大學生都愿意分配進廠，再沒有比當工人更穩妥的生活了。老馬的孩子都在七一廠上班。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七一廠子弟，大都是這樣的人生軌跡：從廠辦幼兒園到工廠聯辦的子弟小學再到廠辦職高，然后進廠。仿佛這輩子都不需要跟工廠以外的世界發生什么聯系。

　　誰也沒想到，1996年，廠里效益開始大滑坡。56歲的老馬提前退休了。“是被動員的。勞資科的人說，早點退休工資待遇會高一些。后來知道是被騙了，是廠里要甩包袱。”職工將原因歸咎于廠里開發了一種新型的灌裝機，投了太多錢卻以失敗告終，以致資不抵債。加之沒有再次被煙草總公司認定為煙草包裝機械的定點生產廠，拿不到煙機訂單便無法開展生產。當然，老馬他們心里也清楚當時的政策形勢，“主要還是國家不管你了，無力回天的!”就這樣拖到2000年，工廠開始動員職工買斷工齡，一年工齡值1300元。

　　老馬的兩個兒子揣著靠工齡換來的一兩萬塊錢，南下深圳另尋出路。七一廠對這代年輕工人而言，決不僅僅意味著一個工作單位，更是人生記憶的重要載體，他們在這里出生、長大，所有稱之為家的房子都安存于此。離開，就像是拔根而起。

　　破產后的七一廠改叫乾明寺社區，一眼看去，幾乎全是老馬這個歲數的人。2001年以后，老馬沒再交過黨費，不知該交給誰，也沒人再記得他曾是優秀共產黨員。樓道里的照明燈，因為左鄰右舍都不愿攤電費，老馬一安上燈泡，就被人下走。過去最熱鬧的俱樂部、食堂也再沒亮過燈光。不亮的還有路燈，夜幕掩蓋之下，廠區里偷盜猖獗。生產區的廠房賣給了生產水泵的私營小廠，計算機大樓墻體斑駁，任歲月凋敝。生活區的公共用地被任意侵占，擴建房屋、種菜養雞。許多住在一樓的，將門前的空地圍成院子，開麻將館，混點額外的收入。整個下午，乾明寺社區里到處都是圍著一張桌子搓麻將的老人。

　　老馬常常覺得這樣的生活了無生氣。與其和這個廠一起衰老下去，不如搬去河對岸的市中心。但那里除了熱鬧，還有什么呢?想到一出門全是生面孔，連賣菜的，都不認識了，也沒人再叫他一聲，馬師傅!老馬就不想走。這待了一輩子的老廠，他終歸是舍不得。住在這里，再老，他也不會忘了自己，忘了過去。

　　夏日的傍晚，老馬喜歡陪老伴去燈光球場跳廣場舞。他愛坐在看臺上搖著葵扇看一群老太太和著流行歌曲扭動腰肢。他能記起其中好些人年輕時的模樣，記得當年的聯歡會上，她們活躍在俱樂部大舞臺上的翩翩身影，記得交誼舞流行的年代，周末的夜晚，她們在大食堂油瀝瀝的地板上旋轉的輕快腳步。偶爾，老馬還會想起孩子小的時候，他一手提一條板凳，帶他們來這里看露天電影，還有元宵節的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