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光恩：底部競爭，難道就是工人的宿命

本文發表于《經濟學消息報》2007年6月8日，發表時有刪節。　　

發軔于二十世紀后半葉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持續不斷地洗滌世界經濟的各個角落，它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了許多重要影響，其中兩個重要的影響是：　　

首先，全球化浪潮使跨國商務經營障礙之墻不斷地坍塌，生產者能更加自由地使用或開發世界范圍內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許多國家的跨國公司在全球不斷地開疆擴土，建立了一個又一個全球性商業帝國，甚至創造了一家跨國公司控制多國乃至全球某個行業的人間傳奇。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也強有力地證明了這一事實。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組織（UNCTAD）發布的《世界投資報告》（2006年）的統計，2005年全球7700家跨國公司母公司擁有770000家海外分支機構（子公司），僅這些跨國公司的海外分支機構就生產了約4.5萬億美元的附加價值，雇用了約6200萬名工人，出口了約4萬億美元的商品與服務。而且，這些跨國公司主要通過跨國并購這種方式來攻城掠地，建立全球性“巨無霸”公司。2004年全球跨國并購總額增加了88%，達到7160億美元，跨國并購案數量增加了20%，達6134件；2005年，隨著全球股票市場活力的提升，跨國并購額超過10億美元的巨型跨國并購案不斷增加，達175件，巨型跨國并購金額達到了4540億美元。　　

其次，全球化浪潮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的底部競爭（Race to Bottom）。底部競爭一詞最早來源于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蘭代斯1993年的訴訟案。當時主要指美國特拉華州因為領土面積狹小，資源有限，為了吸引外部商業投資，就不斷地降低本州公司稅和對公司的金融管制，從而人為地創造出比其他州更為有利的商業環境。隨后，其它州也模仿特拉華州的政策，紛紛投入到州與州之間的競爭，各州之間上演了一場競爭外部商業投資的“錦標賽（Tournament）”。當時有人稱之為“效率競爭”，而布蘭代斯則稱之為“底部競爭”，并認為這種競爭不是政府管理者“勤奮的競爭”，而是“松懶的競爭”。　　

目前，發展中國家的底部競爭，主要是指發展中國家政府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而采取開放并放松管制的行為，有學者稱之為“新自由化政策”（Neo-liberty Policy），即發展中國家通過設立“自由貿易加工區”、“經濟特區”、“組裝加工區”等諸如此類的特殊政策，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這類政策最主要的特點，就是給予外資特殊的優惠政策，如優惠關稅等。本質上講，就是發展中國家用本國居民的社會福利或廉價的自然資源與外國資本進行交換，東道國在獲得了就業、經濟增長或官員政績等目標的同時，跨國公司所代表的外資也獲得了巨大的利潤。因此，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就是發展中國家加入底部競爭的過程，也是發展中國家向外國資本讓渡本國公共福利和居民個人福利的過程。　　

面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底部競爭，世界各國在盛贊這些發展中國家（如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創造了經濟奇跡的同時，更為這種底部競爭的一些殘酷事實（盡管底部競爭有多種不同的表現形式）而側目。　　

國外有一項有關世界服裝業的研究（Junya Yimprasert,2005），該研究重點分析了服裝行業跨國公司在亞洲投資企業中的管理人員與一般工作人員工資差別的情況（見表1和表2），這些跨國公司管理人員與一般工人工資的差別之大，讓人嗔目結舌。中國一個普通工人在跨國公司投資的服裝生產企業中只有工作33653年，才能掙得與該公司（Tommy Hilfiger Corp）高級執行官（CEO）一年所獲得的年薪；而泰國一個工人則需要工作23942年，印度需要6818年，柬埔寨要6773年，印度尼西亞需要5467年，菲律賓需要3433年；如果從全球服裝業生產的產值和規模看，服裝業工人工資水平之低也令世人震驚，如泰國一個服裝工人每天生產20-25件夾克、襯衫或者胸罩，但其獲得的工資約為這些產品零售價格的0.4-0.5%；更為殘酷的是有些發展中國家服裝生產工人的最低工資比其生存工資還要低。這些數據充分說明了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在跨國公司利益分配中如何讓渡自己的個人福利。　　

表1：世界著名服裝跨國公司及其CEO的工資　　

表2：世界著名服裝跨國公司及其分支構所在國工人的工資　　

這種工資巨大反差的事實不僅僅發生在亞洲，在經濟較發達的北美洲也上演了相同的故事（Marko Köthenbürger,2005）。例如，在墨西哥與美國德克薩斯州和加利福尼亞州交界的地區（如墨西哥提華納州）約有4,000家組裝工廠（墨西哥稱之為“Maquiladora”，即出口貿易加工廠），一些美國跨國公司，如GM、Zenith、Mattel、Nabisco和Purina等都在那里建立了組裝工廠，這些組裝工廠為墨西哥創造了130多萬就業機會的同時，也給當地造成了很多傷害。批評者將這些組裝加工廠比作是工業革命初期的血汗工廠（Sweatshops），因為墨西哥勞動力只獲得了很低的工資收入，還需要在惡劣工作條件下強迫超時工作；而美墨兩國交界的環境污染也對工人的生命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　　

在中國也有些研究（袁劍,2006）認為，中國數量龐大的底層勞動者群體的工資表現出罕見的黏性。日本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的工資成長速度比美國快70%，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1950年到1980年日本工資追上美國，只用了30年的時間。1978年到20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將近30年，而中國的工資卻只有美國的4%；令人驚奇的是中國制造業的勞動力價格，比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低10%；更讓人費解的則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在中國對外開放最早、外向型經濟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當地的民工工資竟然10年沒有上漲。與此同時，中國產業在世界生產利潤的分享中也處在邊緣地位。例如，2003年中國出口了53億雙鞋，但中國企業可以獲得的利潤僅僅是總利潤的20%，其余80%的利潤都被擁有品牌和銷售渠道的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所獲得。摩根士丹利一位經濟學家，中國企業在跨國生產鏈中僅僅得到了一點面包屑。　　

為什么經濟全球化在促進世界跨國投資發展的同時，也導致發展中國家的底部競爭呢？　　

對于這一問題，顯然有不同的理解和答案。從國際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作者認為，經濟全球化所導致發展中國家底部競爭有其合理性的基礎。　　

首先，經濟全球化必導致跨國公司對效率成本的追求。　　

經濟全球化促進了世界各國經濟跨國活動障礙的撤除，這為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制定并執行最優成本效率（Cost efficiency ）的資源組合策略提供了現實基礎；而成本效率又是跨國公司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場中取勝的關鍵。因此，跨國公司為了維持或提高跨國公司的產出效率，并降低生產成本，必然會在跨國活動障礙日益減少的世界范圍內來尋找優質廉價的生產資源，如在全球范圍內尋找礦物、石油、木材和漁業等自然資源；同時，跨國公司根據世界各地生產資源的比較成本優勢，把生產線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跨國重組，從而使產品生產成本最小化。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國公司對效率成本的追求，必然導致跨國投資活動的顯著增加，特別是導致全球商業帝國的出現，并進一步加強其在世界范圍內的行業支配地位。　　

也正因為如此，一位跨國公司的總裁于是說：“我認為全球化使我們企業集團享有充分的自由，即當企業想投資時，它就能到它想要投資的地方去生產它想要生產的產品，并到它想要出售的地方去銷售，而且這些地方基本上沒有來自法律和社會習慣的約束。”這足以反映經濟全球化對跨國公司全球配置生產和提高效率的重要作用，也對經濟全球化與跨國公司全球擴張殊關系的奧妙作了另一番詮釋。　　

其次，發展中國家按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生產必然導致底部競爭。　　

一部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就是世界各國經濟開放后相互交織并相互依賴發展的經濟史，而在世界各國經濟相互交錯的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盛行的今天，發展中國家只能按照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生產與交換，否則就會陷入了閉關鎖國的發展困境之中。目前，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就是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只有依靠這些生產資源才能參與國際競爭。因此，采取“新自由化政策”是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必然選擇，而設立出口加工區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生產競爭的主要策略。據統計，到2002年全球116個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共設立了3000個出口加工區，雇用了約6700萬工人，其3000萬在中國，設立出口加工區已經成為這些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措施。　　

發展中國家要在整體上與發達國家進行競爭，同時，還要參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開展的地區競賽。發展中國家通常以最大的犧牲來吸引發達國家的投資，主要通過降低進出關稅，撤除大量非關稅貿易避壘，設立出口加工區，減免國內工商稅收（讓渡國民福利）、放松經濟管制，降低環境保護標準和勞工保護標準，甚至以犧牲大量環境資源為代價，來激勵外商直接投資，這就是著名的“經濟競爭鼓勵放松管制”（Economic competition encouraging deregulation）的定律在起作用。因此，發展中國家之間競爭實質上是發展中國家用本國居民的基本權益與外國投資者進行交換，結果是外國投資者支付了很少的成本（包括工資、稅收、勞動力工資和福利），卻獲得了很大利潤及自由。因此，底部競爭既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展中國家按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生產與交換的必然結果，也是發展中國家之間開展地區競賽強化的結果。　　

第三，發展中國家政府某些社會公共職能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底部競爭。　　

底部競爭之所以主要發生在發展中國家，這與發展中國家政府某些社會公共職能缺失有密切的聯系。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是解決就業問題或是居民生存問題，因此，就業與生存問題有時比某些公共問題更為重要，設立出口加工區，擴大對外開放領域，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增加國內就業機會，就得到政府的優先鼓勵和支持；更為重要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對某些公共福利問題（如環境保護和勞工權益）認識不足或缺乏相關的法律制度，即使有相關的法律制度但也不能得到全面的實施和執行。因此，發展中國家政府某些社會公共職能的缺失，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發展中國家之間開展的底部競爭。實質上，這也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對底部競爭的默許，甚至是輕視或者是忽視；至于被看成是底部競爭最為突出特征的勞動力低工資、勞動力超時工作、勞動力尊嚴或身體健康受到損害的現象，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更是關心甚少。　　

此外，經濟全球化總是或多或少地削弱發展中國家政府的某些公共職能，甚至將某些政府主權讓渡給外國資本，進而使之成為外國資本發展經濟和掘取利潤的工具。例如，經濟全球化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政府某些主權，并使政府主權向非選舉化、非透明化和非責任化的實體轉變，因為他們認為居民的某些公共福利權益或者是民主權益與經濟效率并沒有關系，甚至認為居民的某些公共福利權益或者是民主權益是經濟發展的重要障礙；更為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政府由于讓渡關稅和國內工商稅收，導致政府在本國居民收入再分配中的實際能力大大下降，甚至喪失了向本國居民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因為國家稅收可能會不斷地下降或相對減少），更不必要說發展中國家政府在跨國公司所代表的外國資本所創造的利潤分配和再分配中所能發揮的作用。　　

第四，跨國公司壟斷優勢和管理方法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發底部競爭。　　

發展中國家的底部競爭，也與跨國公司壟斷地位與管理措施的強化有一定的關系。經濟全球化對跨國公司壟斷優勢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影響就是跨國公司的生產外包（Production Sourcing）和生產共享(Production Sharing)。生產外包是指跨國公司通過控制研發、品牌、或設計等壟斷優勢，而將生產外包給發展中國家的加工廠，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生產要素來生產，從而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跨國公司經營效率的行為。對于發展中國家的加工廠而言，如果沒有外國跨國公司的品牌、設計或分銷渠道，其生產的產品就失去了銷售價值，這就加劇了發展中國家加工廠對外國跨國公司的依賴。生產共享是指跨國公司利用其在最終產品生產上的壟斷優勢，將生產鏈的各個環節配置在最大比較優勢生產要素的所在國，從而使生產鏈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分割，并與這些最大比較優勢生產要素所在國的加工企業共享生產設施，從而來降低生產成本的行為。這就發展中國家的加工廠成為跨國公司最終產品生產鏈中的一個環節，如果離開跨國公司的生產鏈，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就會停止或者是生產不能達到飽和，這就會加劇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對跨國公司的依賴。而跨國公司的生產外包和生產共享都離不開經濟全球化，因此，經濟全球化在促進跨國公司生產外包和生產共享產生的同時，也最終強化了跨國公司的壟斷地位，并在深層次上加劇了發展中國家企業對跨國公司依賴程度，強化了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底部競爭。　　

經濟全球化也促進了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生產企業工人“報怨”的管理。近年來，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生產和經營的管理層不但地開展“管理導向的反工會運動”（Management-led Anti-union Campaigns），即所謂的“讓工人閉嘴”運動。如果發展中國的生產工人向外界透露其對工作條件或待遇的不滿，或者是組織起來以工會的名義來與跨國企業談判，這些跨國公司的管理者就以企業將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地區重構”（Relocation），以此讓工人失業來威脅并馴服工人，或者是向當地政府施加壓力，從而使工人讓步。因此 “地區重構”就成為發展中國家中的外國跨國公司管理層的流行語。例如，如果在墨西哥境內的外國跨國公司內的當地工人組織起來反對低工資待遇，這些管理者就會說企業將遷移到中國去，因為中國有大量的、順從和供給無限的熟練工人；而在中國的外國跨國公司的管理者也會威脅中國工人，說如果他們不順服，企業則會搬到越南去，因為越南的勞動力更便宜。為什么這些“讓工人閉嘴”的管理運動如此有效，除跨國公司與當地工人或企業具有不對等的地位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經濟全球化使得這種“地區重構”的威脅變得真實可信。　　

以上從國際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可知，發展中國家底部競爭事實的存在有其合理的基因，但這是不是說，發展中國家的普通工人就應該享受低工資待遇或應在惡劣工作條件下工作？或者是說，底部競爭就是發展中國家工人理所當然的權利呢？　　

顯然，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的終極目的是提高本國居民的生活福利和生活水平，改善本國居民的生存待遇和生存空間。而底部競爭的結果是違背這一終極目標的。因此，必須對底部競爭的惡劣結果要進行預防和限制。　　

實際上，底部競爭并不是在發展中國家唯一存在，在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史中也存在底部競爭，而發達國家也早在十九世紀就開始了反對底部競爭的運動，如反對血汗工廠的運動等。　　

目前，國際上反對底部競爭的措施很多。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通過工資法規定最低生存工資，目前所有發達國家都有最低生存工資的規定，主要是根據本國居民最低生存標準的需要和當地物價水平等因素來規定最低工資水平，這是對人生存權利的基本尊重。二是制定與生產相關的勞工標準（或環保標準），來保護工人在生產工作過程中的基本權益。目前發達國家都將勞工標準作為保障工人生產權益的基本措施，這也是發達國家人力資本價格普遍較高的基本原因之一（并非都是發達國家人力資本投資較高）。三是工人依靠工會組織的力量去與企業主進行談判，盡管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工會組織的力量不斷地被削弱，但它仍然是工人階層保護自身利益的重要組織形式。四是促進企業（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的提高，從而使企業利潤分配向工人傾斜，或者是讓企業承擔更多的諸如環境保護、投資公共基礎設施等社會責任。五是在世界許多發達國家盛行的道義采購，就是從人道主義出發，提倡并號召廣大消費不要采購在生產過程中對勞工標準和環保標準有損害的產品和服務，它是通過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來抵制度底部競爭。實際上，它更多的是依賴個人情操和人文關懷。　　

因此，深入并全面地總結反底部競爭的措施與經驗，對發展中國家遏制底部競爭殘酷結果的出現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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