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我們在緊挨著七一建黨節的這天紀念柳青，紀念他的生日。怎樣理解柳青，理解一個稱得上“黨的知識分子”的人民作家，對于這個時代的人們來說并不容易。
在幾年前上映的電影《柳青》里，他對農村、農民的關切與托爾斯泰貴族式的悲憫相聯系，他對農業合作化艱辛歷程的見證、展望難逃“政治傳聲筒”的偏見。
我們真的讀懂他了嗎？他已說的、未說出的話，我們真的放在心上了嗎？
柳青展望的，是社會主義農村“遍地英雄下夕煙”的壯麗圖景，是團結起來的萬數勞動群眾共同創造真正屬于他們的未來?；矢Υ迨侵袊鴱V闊農村地區的縮影，柳青欣賞梁生寶式的好干部，但他也牽掛著梁三老漢們，他關切的，正是社會主義實踐中，農村集體經濟與生產關系如何讓古老的鄉土社會煥發持久的新生。
讓我們通過以下這篇對談，走近柳青，懷念柳青。
人民作家柳青 | 圖片來源：網絡
一
當你們右得不能再右的時候，
就會回過頭來尋找正確的路
猴 哥
前一陣子咱們組織大家看《創業史》，每天看一章，加上討論、寫讀后感，熱熱鬧鬧看了一兩個月，體驗到那個火熱的年代搞互助合作的曲折，兩部看完我還有點意猶未盡，真可惜小說還沒寫到高級社、人民公社，柳青要是按照原計劃把四部都寫完了該多好！
猴 姐
馬上就到柳青的誕辰了，這次活動也可以算是對柳青的一次紀念。我琢磨著柳青要是知道幾十年以后還有年輕人看他的小說，思考中國農村的出路，應該是非常欣慰的。他在1970年代后期就說過：“下一個時代，你們會右，也許會右得不能再右了，走不下去的時候，就會回過頭來再尋找正確的路”，要是看看四十年來這一路的變化，可不就是這么回事嘛！
猴 哥
七十年代后期說的，還真有預見性哪！
猴 姐
柳青的《創業史》作于1950年代農村集體化時期，寫的就是當時正在進行的事兒——農民被組織起來，要與幾千年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告別，走合作化的社會主義道路。1960年小說出版的時候很轟動的，發行量巨大，評價很高，評論界認為這是“史詩性”的作品，基層干部還將其視為集體化的“工作手冊”，用來指導自己的實際工作。但是1980年代集體化中止了以后，這書受到的對待就江河日下了，個體化轟轟烈烈的時代，誰還在乎一本講述農民帶頭人帶領大家搞互助組、合作社的書。
猴 哥
一般人不看，大學中文系的人總得看吧，是自己的專業呢！
猴 姐
不愛看。我就是中文系的，大學時代翻兩下沒看完就放一邊去了。我們上大學是九十年代，全是追著右邊的作家看，什么胡適、梁實秋、徐志摩、周作人、沈從文，都這類型的。其中最喜歡的是張愛玲，我當年就覺得這世界上還能有人不喜歡張愛玲？不可能啊，這么魅惑的文字……很多年以后才明白原來我自己就是個小資，所以才會跟那么精準地描述了小資生活和情感的文字一拍即合。其實脫離了小資趣味的人可能看這樣的文字感覺就會大不相同。你得原諒我，我這階級意識覺醒得比較晚。
猴 哥
你說得有道理，我也翻過張愛玲，幾乎無感?？赡芟裎覀冞@種整天想著搞鄉村建設的人，離那樣的生活太遠了。
猴 姐
所以這時候你就知道大學中文系的專家學者一天到晚扯什么“永恒的人性”“永恒的人類價值”有多么淺薄，老覺得他自己那一邊就代表全人類。用1980年代以后“永恒”的文學標準一衡量，柳青的《創業史》就給量下去了。
有影響的評論文章十篇有九篇都是批它的，認為它政治化、概念化的，認為小說里的落后農民形象才是它的亮點的，認為它沒有寫出集體化時代黑暗所以是虛假的……評價整個就倒過來了。我看過一篇九十年代的文章，直接就給柳青和《創業史》判了死刑：這種迎合政治的小說，早該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猴 哥
就這么給徹底否定了呀？！
猴 姐
那倒還不能這么說，也有認為小說的思想內容一無可取，但小說藝術性還行的。柳青對農村生活的熟悉，對人物的刻畫，對細節的描摹都是一流，這沒法否認。不過在評論家眼里，這種現實主義的藝術也早就被八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學超越了。
猴 哥
你們文藝圈兒是怎么回事？我看《創業史》，包括這次跟同志們共讀，真心覺得不錯啊。反正《創業史》在我心中，就是最好的關于農村集體化的小說，沒有之一。
猴 姐
文藝圈怎么回事？那還不就是圈里沒什么人認同集體化嘛。集體化多復雜！要把一盤散沙的個體組織起來，要超越小農經濟，要防止土改以后的農村重新貧富兩極分化，要批判、消滅私有制和私有觀念……
所以咱看著《創業史》里的梁生寶都累，真是把自己都獻了出去。不僅黨的干部累，知識分子也累，要自我思想改造，要跟工農相結合，知識青年要上山下鄉，跟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相形之下，在后來個人單干的年代里，文科知識分子有一段兒真是振翅上升啊，升了學、進了城、占據各要害部門，成為各個領域的權威，甚至學閥。前后這么大的反差，要他們不認同個人奮斗、不認同公有制是萬惡之源都難。
所以你就看這文藝圈兒，搞創作的，搞評論的，那么些年一水兒地反思批判否定中國追求公有、消滅剝削壓迫的革命之路，聲兒越大的越出名，真是右得不能再右了。
猴 哥
你這話讓我想起一部電影叫《讓子彈飛》，里面的結尾處老大讓手下人繼續跟自己走，但大家都紛紛拒絕，說跟著大哥實在太累了，他們要改道去上海浦東歇歇。真是令人感概！
從一方面看，集體化是很累，要克服千難萬險，但從另一方面說也是好處多多，集體化之前的中國農村基本上就是自然經濟，靠天吃飯，集體化之后把農民組織起來戰天斗地，光水庫就修了幾萬個，還建設了數不清的溝渠、池塘，進行全流域的水利規劃。還有育種、農機、社隊企業等等都是依托集體化的力量才有突破的。
像我們這種接觸農村比較多的人，對于個人單干或者單純資本下鄉并不能解決農村的根本問題是深有體會，農村的凋敝、空心化、缺乏內生性活力等等，在集體經濟解體之后逐漸顯露出來，這使得我們又需要重新審視集體化時代的經驗和遺產。
猴 姐
文藝圈兒的評論也是到新世紀之后的幾年里，才發出“我們在什么時候失去了梁生寶”的聲音。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追名逐利、為達個人目的不惜任何手段我們是司空見慣了，而像柳青那樣的“團中央高級干部”，主動放棄在城市的舒適生活，全家搬到陜西皇甫村，像農民一樣住了14年，跟農民一起搞合作化，并用自己的筆表現了這段光輝歷史，這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簡直就是匪夷所思。而像梁生寶這種一心為公、帶領一幫“窮棒子”辦合作社的社會主義新人的形象，也實在太陌生了。
猴 哥
從扔進歷史的垃圾堆，到終于有人記起他們，這也算是回來尋找正確的路的第一步吧！
圖片來源：網絡
二
家業使弟兄們分裂
勞動把一村人團結起來
猴 哥
大家這次在讀《創業史》的時候，有一個很深的感受就是，一個小小的蛤蟆灘的合作化運動都這樣復雜！不同的利益群體在其間的表現真是千姿百態！
特別有代表性的是生寶他爹梁三老漢，在舊時代艱苦創業，不止一次地失敗，又夾雜著偶然的機會開啟新的希望。這樣在反復鍛打的過程中，老漢個人發家致富的世界觀特別穩固。而生寶則代表另一條道路：小農經濟經不起風吹雨打，要為那些處于破產威脅邊緣的窮苦人，尋找一條生產互助和經濟上得到解放的道路。所以梁家父子的沖突，其實是給自己一個人尋找出路，和給所有人找一個出路的兩種世界觀的沖突。
猴 姐
完全同意。梁生寶這個人物，之所以被視為社會主義新人，正在于此。他的努力方向是跟變革幾千年舊有的生產方式聯系在一起的，其實他就代表了共產黨的初心：創造出新的制度成為所有人的依托。
我們在小說里看到梁生寶突出的性格特征是樸實、謙遜，但他在特定的時候會說出特別驚人、十分驕傲的話來：“我代表黨”。有人會認為《創業史》把這個人物的“拔高”了，一個農民，黨性那么強，理想那么遠大，怎么可能？所以當年就有評論家提出來梁生寶這個形象寫得不如梁三老漢成功，把柳青氣得，專門寫了辯駁的文章。
猴 哥
我們在讀《創業史》的時候，有人也覺得梁三老漢寫得最好，從對生寶的互助合作充滿質疑，冷嘲熱諷，到最后自覺維護燈塔社，這代表了千千萬萬經歷新舊中國巨大差別，從懷疑到真心擁護共產黨和合作化的普通農民的心路歷程。而梁生寶則無疑是我們心目中公認的英雄，這個英雄不是好萊塢式的個人，而是集體主義的英雄，他的腳踏實地，他的公而忘私，從意志品質到思想覺悟，都是我輩楷模。不過也有人覺得生寶“過度大公無私，為了集體和大家而不斷地自我剝削”，這個近乎完美的基層干部的形象讓人有點忐忑。
猴 姐
我覺得吧，梁三老漢大家感到寫得好是因為這種人物好寫。就是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啊，我們在這種人物身上都可能看到我們自己的不完美，從而引發更多的共鳴。而新人的形象寫起來是很難的，因為他不僅源于現實，還得有超越現實的一面，要寫出現實中既有的，還要發現現實中正在萌生的，并且要寫出其中可能發展、壯大的新趨向，最后要讓人覺得不脫離現實，這個不容易。
猴 哥
柳青扎根皇甫村十余年，反復修改、打磨出一個梁生寶，就足以說明無論現實還是文學中，社會主義新人的誕生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兒。
猴 姐
梁生寶當然屬于文學世界中的理想人物，但是理想性不等于虛假性或概念化。梁生寶是有原型的，就是皇甫村搞合作化的帶頭人王家斌，小說里生寶為互助組買稻種、分稻種、組織大伙兒進山割竹子，幾乎就是把現實中家斌的先進事跡搬進小說。家斌體現出來的公心、行動力、責任擔當、包括他的沉穩、細致、實際做得比說得多……這種種的性格都被柳青轉化成了小說中生寶的特征。
猴 哥
你這么一說讓我想起平時搞鄉村調研時的一些發現?，F在大家都各顧各了，農村要出個帶頭人，把大家組織起來抱團創業，還要把利益返還到每一個農民，簡直比登天還難。但也還是有這樣的村莊的，我們去過貴州大壩村，那邊的陳大興書記就有梁生寶的特點，連不怎么愛說話，不表功都很像。挺安靜一個人，但做了好多事，結果就是村里人確實組織起來了，然后你才知道他付出了多少精力和心血。
猴 姐
是啊，但是這對于信奉“人性自私”的人來說就很難相信和理解。而柳青創造梁生寶的更高的境界：共產主義情操——那就更被他們視為虛假和災難了。
如果要看柳青寫《創業史》的同時也在寫的紀實散文《皇甫村的三年》，你會發現柳青在那里面記錄了王家斌也有不太先進的一面，比方說他也動過買地的念頭，甚至不當干部不干了的念頭，是在柳青循循善誘的引導、黨組織的教育之后才提高覺悟的。那《創業史》在塑造梁生寶的時候就把一些王家斌的缺點給了梁三老漢或者郭振山，而把王家斌可能有的覺悟寫得更集中、更典型，這種超越現實的一面，也對現實形成更強大的感召，要求著現實中這種新人的品格得到培養、生成和發揚。
猴 哥
就是一個梁生寶出現，更多的梁生寶跟上。他們是農民，也是英雄人物，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召喚出的前所未有的主體！難怪毛澤東主席當年巡視大江南北，撫今追昔，寫下“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的句子，那的確是一個遍地英雄的時代。
猴 姐
是咯！因為后來把這些都解構了嘛，所以就變成了一個“遍地庸人”的時代，可是卻還經常有莫名奇妙的優越感和制高點，一會兒指責那個時代搞“虛幻的理想”“殘酷的實驗”，一會兒又宣稱現在的誰誰誰又超越柳青了、超越《創業史》了。
《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被視為社會主義新人，因為他進了城，有知識、有文化；《金谷銀山》里的范少山被認為“超越了梁生寶那一代農民”，因為他進過城，做的每一件事都顯露出他的商業考量……這種完全脫離生產關系、勞動條件談農民形象的新舊，只能是似是而非。
梁生寶不能進城么？人家還不大看得起改霞的進城選擇。而孫少平、范少山為什么要進城？因為已經無法做社會主義的勞動者了，進了城，卻是淪為城市的打工者，主體地位一落千丈。否定了集體經濟，必然導向兩極分化，大多數農民就只能成為漂浮在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雇傭勞動力，這種情形下的人物很舊啊，舊到十九世紀的小說里都有大量的表現。
猴 哥
我想起《創業史》的扉頁上有一句農村格言：“家業使弟兄們分裂，勞動把一村人團結起來”，經由小說表現的內容，這里的家業應該理解為“私有財產”，而“勞動”則應該理解為“社會主義勞動”。并不是財富的積累就能帶來人間的幸福，也不是所有的勞動都通往主體的尊嚴。梁生寶的形象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賦予的高度，要超越還真不能只靠嘴說。
猴 姐
超越都是要朝前的，哪能朝后。
猴 哥
其實《創業史》自身就包含了朝前超越的方向。我們在閱讀的時候倒不是覺得梁生寶的共產主義覺悟有什么不對，而是覺得他有時候還做得還不夠，從這個意義上說，小說也并不是將梁生寶拔高到完美的地步，而是留出了新人可以更新的可能性。
猴 姐
說來聽聽。
猴 哥
《創業史》里面也有婦女解放的內容。改霞、淑良都是在新的社會關系中成長的女性，另一個女性人物素芳則不然。她出生在舊社會的污泥之中，又受到腦子還停留在晚清的老頑固、公公王瞎子的禁錮，以及富農姚士杰的引誘和玷污，是一個有幾分懵懂、虛榮，名聲不大好，但渴望解放而不得的女性。小說寫到后來王瞎子死了，按理說這對素芳來說是好事，可是素芳卻哭得翻江倒海，無法停止。她是用哭聲表達自己從身體到精神都受到的奴役，也是用哭聲表達對舊世界的控訴。這哭聲里有復雜的情緒，不單是宣泄悲痛哀傷，也是一種覺醒和決裂。
但生寶平時就很注意跟素芳避嫌，不大會做婦女工作，這時候看到素芳哭就只會罵她“沒出息”。我覺得這表現了生寶作為干部的不成熟，或許也包括了一種處理跟異性關系的不成熟。當然這并不是說男性干部需要做當代庸俗文藝喜歡的“暖男”，而是說如果連郭振山這樣的思想退坡的干部，生寶的態度都是決不放棄，怎么到了一個備受壓迫的女性身上，他就那么容易給人下定論了呢？
正如馬克思所言，社會進步可以由女性解放的程度來衡量，換個角度說，革命工作的徹底程度，也可以由素芳這樣的普通女性的覺醒程度來衡量。素芳們在這個時候已經做好準備了，但是生寶們恐怕還要學習。
猴 姐
哇！你們的這個理解真是太棒了！要知道我們文藝圈兒有學者專門分析過素芳的哭，洋洋灑灑一大篇，才華橫溢，可惜屁股坐歪了，分析到最后成了新社會讓女性備受壓抑，有苦說不出只能哭。這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功夫一流。唉，不要看這次參與閱讀的同志們專業是社會學、經濟學、計算機、食品工業……論說起文學來，真比多少文學系的磚家強太多了。要不咋說千萬不要迷信權威。
猴 哥
剛才提到思想退坡的干部郭振山，也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人物形象。第一次看《創業史》的同志說以前沒意識到在那個年代黨員的成分也是很復雜的，干部也是良莠不齊的。有像生寶這種“給群眾辦事，‘受苦’就是享樂”的黨員，也有像郭振山這種“時刻盼望領賞”、“念念不忘自己為群眾吃過苦”的黨員。
猴 姐
郭振山是土改時期的積極分子，勞動又好、能力又強，還是代表主任，但分了地之后就更關心自己的田地和牲畜，對互助合作不上心，在集體化階段掉了隊。關鍵他還能言善辯，凡事講得頭頭是道，有利于他自己，迷惑性特別強。這種干部很危險，因為他們實質上是“既得利益者”，如果沒有約束，就很有可能在背棄人民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猴 哥
所以我們在閱讀中也產生了這樣的疑問：究竟有什么組織機制能夠更多地產生梁生寶而不是產生郭振山呢？
猴 姐
我想，那還是得不斷斗爭吧。其實在任何社會運動中，最開頭出現的積極分子，往往不是走到最后的人。
這里面有很多原因，其中比較直接的一個，是由于勞動者普遍處于深重的被壓迫狀態的時候，是沒有辦法大量覺醒以及參加斗爭的。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時候，仍然要在現存的社會關系中討口飯吃，無暇顧及太多；這樣的人，是帶著孔乙己、阿Q、梁三老漢的特點的普通人。而首先覺醒或跳出來斗爭的，往往是一部分有余暇的知識分子，綠林好漢、或者所謂地方上的能人們，像郭振山這種。這些人能夠起到最初的作用，但是如果個人主義、投機思想嚴重，又不能做自我批評實現進步，那么最終還是會走到反面去。
但革命本身能制造出英雄來。在《創業史》中我們可以看到：新生的政權，通過土改和合作化的推動，已經逐漸在被壓迫最深重的階級里創造出干部來，梁生寶、還有他的忠誠的伙伴們：高增福、馮有萬……這樣的人物開始入黨，這也是戰勝像郭振山這樣的個人主義的能人的基礎。但這還僅僅是第一步。后面還有多少生生死死、反反復復的斗爭。
猴 哥
說到斗爭，想起黨在各個階段的制勝法寶：批評與自我批評，群眾路線，“四大”，由下而上地揭露黑暗面……都發揮過重要的作用。我把這些都理解為改變政治關系、社會關系、生產關系的方式方法。
幾十年來我們總是寄希望于生產力的發展，仿佛生產力發展了社會就會進步，其實，忽視了生產關系的變革，生產力即使發展了也可能只是符合少數人的利益。有一句新話說得好：生產關系就是生產力！也許在下一個階段，這一點會得到重視。而像《創業史》所展現的為了多數人的進步事業，也才能繼續。
三
電影《柳青》是還原了柳青
還是拉低了柳青？
猴 哥
前些天電影《柳青》上映了，這是好事兒?。≌f明柳青受到的關注比以前多。
猴 姐
像這種片子，冷門、小眾，排片少，會很快下線。所以剛上映我就跑去看了。網上訂票的時候顯示百人影廳就我一個觀眾，我還尋思這回成專人包場了。到點觀看的時候發現還是有別人的，我特地數了一下，11個人。遠超預期。
猴 哥
感覺怎樣？我在村里沒顧得上看。
猴 姐
我先跟你說說幾個看過的朋友的反應：有一個看哭了，她有鄉村調研和實踐的經歷，應該是引起了一些共鳴；有一個很生氣，覺得拍得跟個傷痕電影似的，和《霸王別姬》《藍風箏》《活著》的影像類似，特別沒勁；還有一個原本期待很高，結果大失所望，認為這電影沒故事，沒人物，沒細節，沒思想，更沒有感情，糟糕到要令人懷疑導演拍這電影是為了騙取經費。
另外，我在電影散場的時候看見旁邊是一個學生，就好奇地問了一下他怎么會來看這個電影，他說：“這是主旋律?。‖F在這樣一個資本占據文化市場的時代，沒什么人看主旋律，但是，這種情況會改變的！”
我以為他是大學生，不料他才初二，看了不少理論，自學黨史，說話比同齡人成熟多了。
猴 哥
那也年齡尚小，世界觀還在形成中。
猴 姐
所以你就看吧，這電影票房極差，觀眾不多，觀影意見還分歧。
猴 哥
那你覺得如何呢？
猴 姐
我覺得電影畫質很好，一定耗費了不少錢。整部電影基本上沒打動我，但正片結束之后附了一小段1960年代拍攝的柳青在皇甫村的原始影像，柳青跟農民們在田間地頭，就幾個鏡頭，卻熱騰騰的，一下子看出了眼熱心跳的感覺。
柳青（左三）在地頭與農民聊天
圖片來源：搜狐網
猴 哥
你這話說得好像在拐著彎兒罵這個電影似的。
猴 姐
后來網上出現的評論也挺有意思，左翼的批，右翼的捧。好玩兒吧，柳青若有知，會不會也覺得這世界有點魔幻？
猴 哥
右翼的捧，這個有點沒想到。
猴 姐
一方面是形勢使然，黨和國家領導人早幾年都點名贊賞柳青和《創業史》了，主流宣傳肯定是要推的；另一方面柳青畢竟是個大作家，右翼的話語把他往那邊拉拉，或者就拉成他們一邊的，何樂而不為？另外，柳青也確實有他們可以拉的地方。
猴 哥
此話怎講？
猴 姐
要是你看過《創業史》，再看電影《柳青》，會覺得電影肯定拉低了柳青。因為不管怎么樣，現實中的柳青是個1928年就參加革命活動，1938年就奔赴延安的老黨員、老革命，他的寫作，他的扎根農村深入生活，當然是跟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指導思想分不開的，可是電影中這一點是蹤跡全無，換成了柳青的偶像是托爾斯泰，一幅托爾斯泰的照片時刻陪伴，不斷激勵自己。
托爾斯泰身為貴族悲憫農奴，當然是可貴的，右派可能覺得這就是對柳青最好的表彰和闡釋了，但他們怎么能理解一個革命作家把自己的血肉融入民眾的生活和斗爭的那個層次呢？所以，在電影里，柳青勸說農民加入互助組合作社的唯一思想認識就是“過上好日子”，柳青把全部稿費捐獻出來支援村里的合作化建設也只能理解為做善事，他十年磨一劍就是為了成大作家……這是柳青嗎？當然不是。
但是如果你看過另一本書，柳青的女兒劉可風寫的《柳青傳》，就會發現原來電影《柳青》就是根據這個改編的，基本精神跟這本書八九不離十。這本書的宗旨是要還原柳青，劉可風認為不能只根據柳青發表的文字來理解柳青，柳青很多真實的想法都沒發表，她有義務有責任把柳青的另一面披露出來。
我看完《柳青傳》里所謂的柳青私下里說的話，基本上都是反思話語的集合，就是說呢，柳青這個人不僅反對“文革”“四人幫”，而且反對個人崇拜、專制獨裁，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有很多不滿，甚至對上山下鄉，對城市醫療支援農村也頗有微詞……你想想，那右派看了還不覺得跟自己是一伙兒的？哪怕不能完全吃下，但是去掉其革命作家的鋒芒，涂抹上人文色彩鄉土情懷憂患意識……那還是綽綽有余的。所以電影是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張維迎站臺宣傳，而張維迎也樂于從命，這看起來有點不合邏輯，其實也還挺順理成章。
猴 哥
那柳青真是書里寫的那樣么？
猴 姐
問題的復雜性就在于此。柳青平時談話中說了什么，是什么意思，只能根據談話者在1980年代以后的回憶和追述，而當時談話時的上下文語境如何，回憶者所處的時代變化的影響，追述者對談話材料的取舍和剪裁，都會造成對同樣一句話理解和闡發的歧異。更何況談話所涉及的中國社會的各種大變革，本身就是錯綜復雜的，正面負面的結果都有，一句批評，不一定意味著全盤否定，一句贊賞，也不一定表示完全接受。哪怕我們相信書中所說句句是實，也不一定就得出作者所下的結論。
猴 哥
舉個例子？比方說，柳青到底對人民公社的態度如何？
猴 姐
《柳青傳》里引述別人的回憶，說柳青在1970年代就說過“人民公社做成了一鍋夾生飯”，“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這個成了電影《柳青》表現集體化的主要依據，在互助組階段，糧食豐收有吸引力，越到后來越不行；農民們議論入社就是“勤快人給懶人攬工”；合作社開個豆腐坊，引起偷吃公家豆腐的矛盾，最后打得不可開交；已經入社的牲口，沒有私人喂養得好，引發牲口原主人的不滿，要把牲口牽走賣掉……
其實，這些事情，都是合作化過程中非常常見的問題，無論是在柳青的小說還是散文中都有記敘，也有解決，指向的都是如何更加合理化地管理，使互助合作做得更好，而不是不走合作化的道路，但電影給出的鏡頭恰好都是柳青默認了不愿入社的農民的看法。這種片面的解讀，真是比比皆是。
猴 哥
可能柳青看了《柳青》，也不會認同這是柳青。這是柳青女兒理解中的柳青，是認為集體化就是個錯誤的人對柳青的改寫。
猴 姐
對，是可以這樣說。劉可風對柳青資料的搜集和保存當然值得肯定，也為我們了解柳青提供了一定的線索，但是作為柳青和前妻的長女，她長期生活在北京，一直到1970年初才到柳青身邊照顧父親，對柳青精神中的最高的部分，其實缺乏理解力。加上1980年代以后對前三十年都是反思批判的調子，一般人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中都是跟著走的，她也不例外。
我依據對資料的閱讀，覺得柳青是可能說出“人民公社做成了一鍋夾生飯”這樣話來的，但不可能說出“公社不如高級社，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這種徹底否定人民公社的話。柳青熱烈地投入到改變農民根本命運的集體化的運動中，互助組、初級社階段都親歷親為，但到了高級社階段，他認為搞得太快了，1958年還寫了一篇《狠透鐵》的小說，是表現進入高級社以后規模擴大，事務繁多，原來貧農出身的隊干部還沒有練好管理本領，而被入社后的富裕中農鉆了空子奪了權的教訓。也就是說吧，他設想的比較理想的情況是步步穩扎穩打，每一步都鞏固好了再進入下一階段，否則就容易“夾生”，反而不利于貧雇農的利益。他設想中的《創業史》四部，最后沒寫完，沒寫到高級社和人民公社，跟這個也有一定關系。
至于“公社不如……高級社不如……”我仔細地看了它的出處，是夾雜在不同的年代和敘述當中的，并不能視為是柳青的總結，而應當是他引用別人的一個說法來表達他的憂思。如果聯系到1977年“文革”結束以后他在修改《創業史》的時候，還特意加進去對LSQ路線的批評，可以肯定，他對于社會主義合作化道路一直是堅持的、沒有動搖的。
猴 哥
柳青的思路很好理解。他應該屬于穩健派，一部小說都寫十幾年，精益求精，十分低產，更何況實際的革命和建設！誰不希望準備再充分一些，時間再充裕一些？但形勢往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當年合作化運動突然加速，跟國際國內矛盾的加劇有很大的關系，是實際當中的矛盾在推動著事物的發展。
而高級社和人民公社的經營，有過激之處，但也不能說就失敗了，有一個估計，全國的人民公社，三分之一做得很不錯，三分之一一般，三分之一不太好，從大寨到毛田公社，從江浙地區到西藏自治區，都有運作良好的人民公社。對于一個有幾千年單干傳統的國家，短短十幾年做到這樣，就是成功和勝利。
猴 姐
所以說，柳青也有自己的局限之處，有他看不到、看不遠的地方。當然這是我們在經歷了諸多挫折、曲折，幾十年以后說的便宜話。其實，我自己在閱讀柳青的過程中，會深深地被他竭盡全力的追求所打動，這不是電影《柳青》表現的俗濫套的情懷，而是一個文藝工作者，自覺地將自己的創作與大多數人的解放聯系在一起，他把作家看成“階級的感應器官”，把寫作看成是“黨的事業”，用一生的探索，詮釋了對黨和人民的忠誠。
猴 哥
所以多么希望更多的人記起他，不是因為一部淺薄的電影，也不是因為要搞活動而修葺他的墓園，而是因為他的英名與未竟的事業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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