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1902年，柯巴繼續留在巴統領導當地的工作。這一年，他24歲。
他不是身處運動之外來從旁指揮，而是親自投入、參與其中。新年前后，他在羅斯柴爾德煉油廠里找到一份工作——倉庫管理員，日薪6阿巴茲（相當于1盧布20戈比）。他像鷹一樣盯上了這家金融望族開辦的工廠，準備在此掀起巨浪。
1月3日，羅斯柴爾德煉油廠的倉庫突然著火，火勢蔓延，非常危險。柯巴1帶領工人們積極滅火，使局面很快得到控制。因為這次“功勞”，柯巴和工人們受到了油廠經理的接見和嘉獎。但事后發放獎金時，只有參與滅火的管理人員和技術工人拿到了獎金，作為滅火主力的普通工人卻分毫沒有。這種不公平的行徑惹惱了工人們。柯巴旋即發起罷工動員，提出了“發放滅火獎金”和“取消星期日上班”兩條口號。很快，罷工就讓煉油廠的生產陷入全面停頓。廠方被迫讓步，撤換了原有的經理，給所有參與滅火的工人補發了獎金，并按照工人的要求，暫時停止了星期日上班。
罷工的勝利產生了連鎖反應，2月，曼塔舍夫工廠工人罷工并獲得勝利，領導者同樣是柯巴。不過，曼塔舍夫工廠的管理層在處置罷工時的手段更加老練，他們一方面雖然答應了工人們的部分要求（漲薪30%，退還部分罰款），另一方面又強硬的開除了一批罷工帶頭人和積極分子。這一“先進”經驗轉手又被羅斯柴爾德工廠學了去。2月底，羅斯柴爾德煉油廠突然宣布，因生產任務調整，將在接來下的兩周開除389名工人。
工人們對于突如其來的“秋后算賬”非常憤怒和恐慌。恰在此時，柯巴在卡莫的幫助下從第比利斯搞來了一臺印刷機，這讓柯巴“如虎添翼”。他已經嗅到了機會，立刻著手行動。于是，羅斯柴爾德工廠工人再次罷工了。
這一回，資本家搬來了救兵。3月2日，斯馬金少將帶著部隊抵達巴統，隨后，開始全城緝拿“鬧事分子”。這位將軍向罷工者大聲警告：“回去工作，要不就送你們去西伯利亞！”大量罷工工人被捕，其中包括多名柯巴的助手和親信。
令人驚詫的是，雖然軍隊的介入已使罷工陷入不可避免的失敗境地，但柯巴仍不準備退讓，為此他與一些同志爆發了嚴重的分歧。2在柯巴的直接指揮下，3月8日，約350名工人聚集在監獄門口公開示威，要求釋放被捕者。軍隊再次出動，逮捕了這350人，并將他們全部投入監獄。3月9日，又有400名工人聚集到監獄門口，這一次，士兵們已經提前駐扎在監獄附近。面對軍警和路障，人群開始停下腳步，進退無措。但柯巴非常鎮定，他對群眾高喊“不要逃跑，否則他們會開槍”，并命令工人們繼續前進：“士兵是不敢開槍的。不要害怕，打倒他們，解救我們的同志！”于是，人群高唱著歌曲，沖向了監獄的大門，意圖已經很明顯，他們要公開劫獄。士兵們一邊阻攔，一邊向空中鳴槍示警，試圖驅趕沖入監獄的群眾。但是，沖擊的人太多，監獄的門已經被砸壞，里面的警衛被制服，犯人們陸陸續續向外逃出。終于，士兵們接到了“開火”的命令，一陣陣槍聲在監獄內外響起，不少人應聲倒地，鮮血直流。這已經是一次小規模的國內戰爭了。
根據西蒙·蒙蒂菲奧里《青年斯大林》的紀錄，柯巴本人親自參與了這次劫獄行動：“他們試圖阻止我上前線，但我還是沖了上去。于是，他們在我周圍形成了7個包圍圈，即便是那些受了傷的也不曾離去，士兵們根本無法突破他們。”后來，人群沖散了，但柯巴安然無恙。他檢查受傷人員的傷勢，并組織大家撤退。很多傷員被監獄外面預備好的馬車接走，送到醫院救治。最終，人群散去，“戰爭”結束。
事后看來，這次沖擊監獄的行動總體上是成功的：攻入了監獄，救出了被捕的部分同志；在槍響后仍能有組織的救人和撤退，沒有陷入混亂；人群撤走后士兵沒有出動追擊，避免了更大損失。而“戰損”情況：死亡13人，重傷54人。這一結果再次讓柯巴遭受了組織內一些同志的批評和責難，但柯巴以樂觀的口吻回應了他們：“今天，我們一下子進步了好幾年！”，“雖然我們失去了幾位同志，但是我們取得了勝利。”，“沖著我們揮來的皮鞭和刺刀反而幫了我們一個大忙，加速了使無關的旁觀者參加革命的過程。”不過，事件的結局顯然也是超出了柯巴最開始的預料的，他也必然對此進行了反思。這個事件反映了他成熟之下的不成熟：他對于革命工作雖然學習得很快，但畢竟還不夠老練；他成長的迅速給了他充分的自信，卻也讓他有時患上“急性病”，并過于迷信自己主觀方面的能力；救出了一些人，但又犧牲了一些人；劫獄本身雖然“取得了勝利”，但羅斯柴爾德工廠的罷工顯然進行不下去了，資本家也沒有答應工人的要求，罷工還是失敗了；斯馬金少將在氣急敗壞下繼續大搜捕，更多的工人和革命者被捕入獄；此外，剛成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巴統委員會遭遇重大打擊，幾乎無法正常開展活動。
柯巴暫時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他在通緝之下不停地更換住所，并繼續工作。劫獄行動結束的當晚，他就編寫了有關罷工和犧牲人員的傳單，并開動印刷機大量印發。33月12日，他組織了一次紀念死難工人的小型集會。隨后，坐車往返第比利斯，向黨組織報告巴統的情況。
不過這一次，他沒有那么好運。4月5日，在警方的多日追蹤后，柯巴在巴統的一次會議上被捕了。警察局的檔案里對他身份的記錄為：“知識分子”。
第二次入獄，柯巴沒有得到釋放或逃跑的機會，他只能漫長的等待。不過，獄中的他仍然試圖和外界取得聯系，了解外面的情況，甚至指揮斗爭。4月6日，警察截獲了他塞給探監者的兩張紙條，第一張要求送信人傳話給他的母親，如果憲兵上門問她兒子的情況，她要回答“他整個夏天和冬天都在哥里”，也就是制造他在巴統事件發生時的“不在場證明”；4第二張則讓送信人找到他的部下伊利沙貝達什維利，指示后者在巴統繼續領導斗爭。當然，他的計劃落空了。
柯巴在獄中是出了名的勤奮，這也是他難得的靜心學習的時間。巴統的監獄不禁止犯人看書和學習，甚至默許他們唱歌和討論問題。這給了柯巴極大的自由。據他的獄友回憶：“他整天都在讀書和寫作......他在獄中的每一天都有嚴格的計劃：每天都起得很早，在做完早操之后學習德語，閱讀政治經濟學書籍。他從來不休息，還喜歡給他的同志們推薦書看”，“（他把）監獄變成了大學”。5
在20世紀初的俄國監獄里，政治犯的人數非常多。他們發明了很多隱蔽而實用的信息傳遞方式，例如用有規律的敲擊聲響表達特定字母的“監獄字母”、“監獄電報”等。柯巴在這里學會了這些技巧。很快，他又找到了一種新的向外界傳遞信息的方式：一位巴統的工人定期為監獄運送木材，而他受到社會民主黨人的秘密領導。每次他把木材送到監獄后，會在這里簡短停留和休息。柯巴則利用放風時間將消息帶給這位工人，后者離開后再帶給他的同志。6
柯巴在巴統監獄中被關押了一年有余，直到1903年4月19日被轉運到庫塔依斯監獄。此前，他剛剛在1903年3月的高加索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缺席選舉為委員會委員。7該年8月，他在獄中聽聞了自己第比利斯的引路人和戰友克茨霍韋利遇害的消息，無比悲憤。10月，他收到了從圣彼得堡發來的判決命令，后者指示將格魯吉亞的16名政治犯流放到西伯利亞。名單中為首的是庫爾納托夫斯基，判處4年；“約瑟夫·朱加什維利”位列11，判處3年。很快，他在警察的押解下動身出發，先向北，再向東。他的第一次流放開始了（25歲），往后的革命歲月里，他還將被流放多次。8
11月底，柯巴一行到達了這次流放的目的地——伊爾庫茨克省巴拉干縣的新烏達村。這里貧窮、荒涼、遙遠、信息閉塞，距離縣城有75公里，距離最近的火車站則有130公里。此外，他來時正值隆冬，村子里的氣溫有時能低到零下30攝氏度。9不過，身處此地的柯巴并沒有和外界斷絕聯系。12月，他收到了一份載有列寧文章的小冊子10，了解了黨內的意見分歧。不久后，他又聽聞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召開“二大”的消息。11柯巴完全認同列寧和“布爾什維克”的主張。12
在新烏達居住了一個月后，柯巴下定決心準備逃跑。在經歷了一次不成功的逃跑后，1904年1月5日，他再次從新烏達逃走。他先到達縣城，再趕往伊爾庫茨克，并在那里乘火車去高加索。大約在1月月底，他回到了第比利斯。在那里，他結識了列夫·鮑里索維奇·羅森菲爾德（他后來以“加米涅夫”的名字載入俄國革命史，并與斯大林共事多年）。
然而，這座他曾經非常熟悉的城市卻已經不再熟悉了。
注釋：
1 盡管康斯坦丁·坎杰拉基在他1935年寫作的回憶錄中極盡暗示，但截至目前，仍沒有任何直接的證據能證明這把大火是柯巴放的。
2 另一些同志則對他更加崇拜。
3 在傳單和報刊的宣傳介紹下，“巴統大屠殺”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關注和轟動。托洛茨基在遙遠的西伯利亞流放地也對這一事件印象深刻：“它讓整個國家都沸騰了起來。”
在斯大林成為執政者后，這一事件又被人提了起來。1939年年初，莫斯科藝術劇院委托作家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創作一部有關巴統時期斗爭的戲劇，以獻禮該年12月的斯大林六十大壽。布爾加科夫在1939年6月完成了第一稿，取名為《神父》（當時工人們對斯大林的稱呼），后改名為《巴統事件》。蘇聯文化機構審核通過了這部戲劇，并準備將它搬上熒幕。但最后時刻，斯大林叫停了它。他告訴導演《巴統事件》是部好劇，但不應該搬上舞臺。（據傳）他說：“所有年輕人都是一樣的，那么，為什么還要寫一部關于青年斯大林的戲劇呢？”
4 后來，凱可獲悉了兒子在巴統被捕，曾兩次去監獄探監。這位母親對于兒子放棄神職走上革命道路始終不能釋懷。1935年，當她被問到作為斯大林的母親是否開心時，她說：“我開心？我到底應該怎么開心呢？全世界都因為我兒子和我們的國家而感到開心。所以說，作為他的母親，我應該怎么覺得呢？”
5 材料來自蒙蒂菲奧里《青年斯大林》。該書認為：“監獄的守衛對他們很寬容，這可能是因為革命者是比他們社會階層更高的‘紳士’，也可能是因為他們收了賄賂或對革命抱有同情。”
在斯大林掌權后，他曾表示過舊俄國的監獄對犯人過于寬容，并下令改革相應制度。1937年“大清洗”期間，他曾寫道，“犯人們不但可以社交，給彼此寫信，還能收到包裹！”
6 《斯大林年譜》上提到他曾在1902年6月寫過兩份署名為“巴統社會民主黨小組”的傳單。按時間算，此時他正在獄中。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通過木材工人向外界送出了這兩份傳單。
7 這意味著他的職位已經超出了第比利斯或格魯吉亞的范圍，而成為帝國南部整個高加索地區的黨組織名義上的領導人之一。
8 公認的說法是6次被流放，5次從流放地逃走。托洛茨基說：“逃跑并不難”，“流放體制本來就漏洞百出。”
9 晚年的斯大林在提到西伯利亞的惡劣環境時仍印象深刻。他在70歲時曾講過一個故事：一個犯人在西伯利亞某地因傷口潰爛而痛苦難耐，“可最近的醫院都在1000公里外。我們請來了一位助理醫師，他說必須給犯人截肢。他往那人腿上澆了一點酒，讓眾人把他按住，然后就開始了手術。我不敢看，于是躲進了營地。可是，那個人的腿是在沒有被麻醉的情況下被切除的，你不可能聽不到他的吼叫聲。直到今天，我依然對他的吼叫聲記憶猶新。”
10 此事為斯大林在1924年演講時首次提到。斯大林在演講中說自己在1903年流放期間收到了列寧的一封信。但據學者考證，列寧在當時不太可能專門為流放中的斯大林寫信（此時兩人還從未見面）。他收到的，應當是載有列寧文章的小冊子。斯大林記憶錯誤了。
11 1903年7月17日—8月10日（俄歷，公歷7月30日—8月23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布魯塞爾和倫敦舉行。這次大會完成了在《火星報》原則基礎上重新建黨的任務，但“火星派”內部的分歧也公開暴露。“二大”之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正式分裂為“布爾什維克”（列寧為首）和“孟什維克”（馬爾托夫為首）兩派。
12 托洛茨基曾說，是不是布爾什維克一眼就能看出來。而斯大林，據伊利馬什維利說，“一看就是個布爾什維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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