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來意：毛澤東為什么不怕罵

　　有一個流傳很久的故事，講的是毛澤東挨罵的事。

　　1942年8月的一天，陜甘寧邊區政府正在小禮堂開征糧會議。會議進行期間，突降暴雨，禮堂的一根木柱子被雷電劈斷了，參加會議的延川縣縣長李彩云不幸因雷擊身亡。街上有老百姓說怪話說：“雷公怎么不劈毛主席?”保衛部門聽到這句話后，要追查講這個話的人，抓出這個“反革命”。毛澤東聽說后，沒有讓他們追查什么“反革命”，而是讓他們去調查老百姓這樣罵的原因。后經調查發現，是邊區政府下達的征糧任務太重了，群眾有意見，借雷劈事件發泄不滿。毛澤東知道原委后，指示有關部門一定要減輕人民的負擔，將征收任務從二十萬擔(每擔三百斤)減至了十六萬擔。

　　大凡成大事者，挨罵的事也多。毛澤東是一個舊時代的革命者，又有著與眾不同的秉性，挨罵也便司空見慣了。面對來自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罵聲，毛澤東所表現出來的豁達和從容的態度，所采取的別樣的處理方式，都給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1935年9月22日，毛澤東在哈達鋪召集一、三軍團和中央軍委縱隊團以上干部會議，談到四方面軍和張國燾，他說：“張國燾看不起我們。他對抗中央，還倒打一耙，罵我們是機會主義。我們要北上，他要南下;我們要抗日，他要躲開矛盾，究竟哪個是退卻，哪個是機會主義?我們不怕罵，我們要抗日，首先要到陜北去，那里有劉志丹的紅軍。”

　　重慶談判以后，蔣介石不顧中國人民對和平的期盼，對解放區屢屢發起進犯，而毛澤東則采取針鋒相對的策略，反蔣自衛，毫不妥協。有個美國人對毛澤東說：你們要聽一聽美國人的話，否則美國人會罵你們，會給蔣介石撐腰。毛澤東答復道：“你們愛撐蔣介石的腰就撐，愿撐多久就撐多久，不過要記住一條，中國是什么人的中國?中國絕不是蔣介石的，中國是中國人民的?？傆幸惶炷銈儠尾幌氯?。”

　　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斗爭》中就湘贛邊界的割據和八月失敗問題寫道：“湖南省委對于此間的行動計劃，六七月間數星期內，曾三變其主張。第一次袁德生來，贊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計劃。第二次杜修經、楊開明來，主張紅軍毫不猶豫地向湘南發展，只留二百枝槍會同赤衛隊保衛邊界，并說這是‘絕對正確’的方針。第三次袁德生又來，相隔不過十天，這次信上除罵了我們一大篇外，卻主張紅軍向湘東去，又說是‘絕對正確’的方針，而且又要我們‘毫不猶豫’。我們接受了這樣硬性的指示，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真是不好處。”

　　192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關于絕對平均主義問題指出：“紅軍中的絕對平均主義，有一個時期發展得很厲害。例如：發給傷兵用費，反對分傷輕傷重，要求平均發給。官長騎馬，不認為是工作需要，而認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極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別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點。背米不問大人小孩體強體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樣平，司令部住了一間大點的房子也要罵起來。派勤務要派得一樣平，稍微多做一點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擔架兩個傷兵的情況，寧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個人抬了去。這些都證明紅軍官兵中的絕對平均主義還很嚴重。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不過一則見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則見之于物質生活方面罷了。”

　　1933年8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要求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他說：“過去有些同志認為革命戰爭已經忙不了，哪里還有閑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因此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他們認為在革命戰爭環境中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要等戰爭最后勝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靜的環境，才能進行經濟建設。同志們，這些意見是不對的。抱著這些意見的同志，他們不了解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覺疲憊。”

　　1938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了《論持久戰》的演講，其中指出：“不怕人家罵‘不抵抗’嗎?不怕的。根本不戰，與敵妥協，這是不抵抗主義，不但應該罵，而且完全不許可的。堅決抗戰，但為避開敵人毒計，不使我軍主力喪于敵人一擊之下，影響到抗戰的繼續，一句話，避免亡國，是完全必需的。在這上面發生懷疑，是戰爭問題上的近視眼，結果一定和亡國論者走到一伙去。我們曾經批評了所謂‘有進無退’的拚命主義，就是因為這種拚命主義如果成為一般的風氣，其結果就有使抗戰不能繼續，最后引向亡國的危險。”

　　1940年2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的演講《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反對反共頑固派》中說：“不管日本掉換什么內閣，它的滅亡中國把中國變為殖民地的基本方針是不會變更的。中國親日派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汪精衛，看了這種情形，嚇得發瘋，跪倒在日本面前，訂立了日汪賣國條約，把中國出賣給日本帝國主義。他還要成立傀儡政府，和抗日政府相對立;還要成立傀儡軍隊，和抗日軍隊相對立。……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進步青年送進集中營;又雇請玄學鬼張君勱提出取消共產黨、取消陜甘寧邊區、取消八路軍新四軍的反動主張，雇請托洛茨基分子葉青等人做文章罵共產黨。所有這些，無非是要破壞抗日的局面，使全國人民都當亡國奴。”

　　1942年2月8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反對黨八股》的講演，他批評黨八股道：“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還可以說是幼稚;裝腔作勢，借以嚇人，則不但是幼稚，簡直是無賴了。魯迅曾經批評過這種人，他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科學的東西，隨便什么時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為科學是真理，決不怕人家駁。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東西，表現在黨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說里面，卻生怕人家駁，非常膽怯，于是就靠裝樣子嚇人;以為這一嚇，人家就會閉口，自己就可以‘得勝回朝’了。這種裝腔作勢的東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裝樣子嚇人，它只是老老實實地說下去和做下去。”

　　1942年5月23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論時，就文藝的功利性問題指出：“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就算你的是‘陽春白雪’吧，這暫時既然是少數人享用的東西，群眾還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顧罵人，那就怎樣罵也是空的?，F在是‘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統一的問題，是提高和普及統一的問題。不統一，任何專門家的最高級的藝術也不免成為最狹隘的功利主義;要說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為清高，群眾是不會批準的。”

　　1943年7月12日，毛澤東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社論《質問國民黨》，其中寫道：“敵人漢奸反共，你們也反共;敵人漢奸痛罵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你們也痛罵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敵人漢奸捉了共產黨員強迫他們登報自首，你們也是捉了共產黨員強迫他們登報自首;敵人漢奸派遣反革命特務分子偷偷摸摸地鉆入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內施行破壞工作，你們也派遣反革命特務分子偷偷摸摸地鉆入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內施行破壞工作。何其一模一樣，毫無二致，毫無區別至于此極呢?你們的這樣許多言論行動，既然和敵人漢奸的所有這些言論行動一模一樣，毫無二致，毫無區別，怎么能夠不使人們疑心你們和敵人漢奸互相勾結，或訂立了某種默契呢?”

　　1943年10月5日，毛澤東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社論《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寫道：“今年三月，蔣先生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強調反對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把十年內戰的責任推在共產黨身上，污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為‘新式軍閥’、‘新式割據’，暗示兩年內一定要解決共產黨。……國民黨一切大小報紙刊物無時無刻不在辱罵共產黨，我們在長期內一個字也沒有回答。國民黨毫無理由地解散了英勇抗日的新四軍，殲滅新四軍皖南部隊九千余人，逮捕葉挺，打死項英，囚系新四軍干部數百人，這是背叛人民、背叛民族的滔天罪行，我們除向國民黨提出抗議和善后條件外，仍然相忍為國。……至于斷絕八路軍接濟，稱共產黨為‘奸黨’，稱新四軍為‘叛軍’，稱八路軍為‘奸軍’等等事實，更是盡人皆知。……在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友邦面前，只看見蔣先生和國民黨解散新四軍，進攻八路軍，包圍邊區，誣之為‘奸黨’、‘奸軍’、‘新式軍閥’、‘新式割據’，誣之為‘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經常不斷地提出所謂‘軍令政令’和‘紀律’，而對于二十個投敵的國民黨中委，五十八個投敵的國民黨將領，卻不執行任何的軍令政令，不執行任何的紀律處分。即在此次十一中全會和國民參政會，也是依然只有對付共產黨的決議，沒有任何一件對付國民黨自己大批叛國投敵的中央委員和大批叛國投敵的軍事將領的決議，這叫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友邦又如何看待國民黨呢!……原來的紅色政權還在抗戰第一年就改組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治也早已實現了，只是國民黨至今沒有實踐他們承認陜甘寧邊區的諾言，并且還罵我們做‘封建割據’。蔣介石先生及國民黨人須知，陜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這種不被國民黨政府承認的狀態，這種你們所謂‘割據’，不是我們所愿意的，完全是你們迫得我們這樣做的。你們食言而肥，不承認這個原來答應承認了的區域，不承認這個民主政治，反而罵我們做‘割據’，請問這是一種什么道理?”

　　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指出：“從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為止的五年之內，國民黨政府發動了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分裂國內的團結，造成嚴重的內戰危險。震動中外的‘解散’新四軍和殲滅皖南新四軍部隊九千余人的事變，就是發生在這個時期內。直到現時為止，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軍隊進攻的事件還未停止，并且看不出任何準備停止的征象。在這種情況下，一切污蔑和謾罵，都從國民黨反動分子的嘴里噴出來。什么‘奸黨’、‘奸軍’、‘奸區’，什么‘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等等污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的稱號和斷語，都是這些反動分子制造出來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針對著當時的危機，提出了這樣的口號：‘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按照這些適合時宜的口號，我們黨在五年之內，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動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當時的危機。”對于共產黨人的最高綱領，毛澤東指出：“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懸著為現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和為將來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斗這樣兩個明確的目標，而不顧那些共產主義敵人的無知的和卑劣的敵視、污蔑、謾罵或譏笑;對于這些，我們必須給以堅決的排擊。對于那些善意的懷疑者，則不是給以排擊而是給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釋。所有這些，都是異常清楚、異常確定和毫不含糊的。”

　　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演講《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說：“曾經有個美國人(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向我說：‘你們要聽一聽赫爾利的話，派幾個人到國民黨政府里去做官。’我說：‘捆住手腳的官不好做，我們不做。要做，就得放開手放開腳，自由自在地做，這就是在民主的基礎上成立聯合政府。’他說：‘不做不好。’我問：‘為什么不好?’他說：‘第一，美國人會罵你們;第二，美國人要給蔣介石撐腰。’我說：‘你們吃飽了面包，睡足了覺，要罵人，要撐蔣介石的腰，這是你們美國人的事，我不干涉?，F在我們有的是小米加步槍，你們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們愛撐蔣介石的腰就撐，愿撐多久就撐多久。不過要記住一條，中國是什么人的中國?中國絕不是蔣介石的，中國是中國人民的?？傆幸惶炷銈儠尾幌氯?’同志們，這個美國人的話是嚇人的。帝國主義者就會嚇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許多人也就是怕嚇。他們以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嚇，但是不知道中國有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我們過去對于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作了公開的批評和揭露，這是必要的，今后還要繼續揭穿它。”

　　1945年12月29日，毛澤東在致教育家黃齊生(王若飛舅舅)的信中說：“若飛寄來報載諸件付上一閱，閱后乞予退還。其中國民黨罵人之作，鴉鳴蟬噪，可以噴飯，并付一觀。”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為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的文章《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罵我們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外國反動派，就是實行獨裁或極權主義的人們。他們實行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其他人民的一個階級的獨裁制度，一個階級的極權主義。孫中山所說壓迫平民的近世各國的資產階級，正是指的這些人。蔣介石的反革命獨裁，就是從這些反動家伙學來的。”

　　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一文中寫道：“共產黨是一個窮黨，又是被國民黨廣泛地無孔不入地宣傳為殺人放火，奸淫搶掠，不要歷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國，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講道理，共產公妻，人海戰術，總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惡不赦的人?？墒牵虑槭沁@樣地奇怪，就是這樣的一群，獲得了數萬萬人民群眾的擁護，其中，也獲得了大多數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們的擁護。”

　　1949年8月28日，毛澤東在《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一文中寫道：“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也有一半是說得對的。這個政府是對于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利。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其實，就人民政府關于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對于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干凈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

　　1953年6月30日，毛澤東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的談話《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中說：“‘不要背后亂講’這一條，原則上是對的，但是不必寫在團章上。反對自由主義是長期的，黨內自由主義也還不少。不準人家在背后罵一句話，事實上辦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主要是敵我界限要分明。……過去軍隊里面有人編歌謠罵人，我們不禁也不查，軍隊還是沒有垮。我們只抓住一些大的，比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隊伍就慢慢上了軌道。群眾對領導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實踐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現在團中央威信已經相當高。有些人還不佩服，慢慢會佩服的。小伙子剛上臺，威信不高，不要著急， 不受點批評不挨點罵是不可能的。有‘小廣播’，是因為‘大廣播’不發達。只要民主生活充分，當面揭了瘡疤，讓人家‘小廣播’，他還會說沒時間，要休息了。但是問題總是會有的，不要以為一下都能解決，今天有，將來還會有。”

　　1953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期間對梁漱溟的批判中指出：“幾年來，我接到一些人民來信，也聽到一些談論，提出了一個問題：共產黨為什么和反動分子合作呢?他們所謂反動分子，是指那些從來不愿意在報紙上和公開場所表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蔣介石及其反動國民黨，沒有當一個國家工作人員的起碼的立場的人。這些人特別不愿意反對蔣介石，所以臺灣的廣播和香港的報紙對于這些人特別表示好感，從來不罵，而且說是在大陸上‘最有骨氣的人’，其中就有梁漱溟。而對有些朋友則放肆地污蔑謾罵。被臺灣不罵，或者吹捧的人，當然是少數，但是很值得注意。”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論十大關系》講話中論黨和非黨的關系時指出：“在我們國內，在抗日反蔣斗爭中形成的以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主的許多民主黨派，現在還繼續存在。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采取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一切善意地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我們都要團結。像衛立煌、翁文灝這樣的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我們應當繼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是那些罵我們的，像龍云、梁漱溟、彭一湖之類，我們也要養起來，讓他們罵，罵得無理，我們反駁，罵得有理，我們接受。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比較有利。”

　　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的講話中說：“十月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這在世界上是個新鮮事情。對這個革命，國際資產階級不管三七二十一，罵的多，總是說不好。俄國資產階級是個反革命階級，那個時候，國家資本主義這一套他不干，他怠工，破壞，拿起槍來打。俄國無產階級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干掉他。這就惹火了各國資產階級，他們就罵人。我們這里對待民族資產階級比較緩和一點，他就舒服一點，覺得還有些好處?，F在艾森豪威爾、杜勒斯不讓美國的新聞記者到中國來，實際上就是承認我們的政策有這個好處。如果我們這里是一塌糊涂，他們就會放那些人來，橫直是寫罵人文章。他們就是怕寫出來的文章不專門罵人，還講一點好話，那個事情就不好辦。”對于中央委員會的選舉問題，毛澤東以王明、李立三為例指出：“七次大會的時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選他們(不僅是王明，還有相當幾個同志)。當時我們說，如果采取這個方針，我們就要犯錯誤。我們不選舉犯錯誤的人，為什么叫做犯錯誤呢?因為那是照他們的辦法辦事。他們的辦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錯誤，假犯錯誤，一經宣布你是機會主義，就不要了。如果我們也照這樣辦，我們就是走他們的路線，就是走王明路線，或者立三路線。這樣的事情不干，讓我們走王明路線、立三路線，不干。他們搞的黨內關系就是那樣一種關系，對犯過錯誤的，或者跟他們作過斗爭的，罵過他們是機會主義的，他們都不要。他們把自己封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后頭一查，他們是百分之百的機會主義，而我們這些被他們封為‘機會主義者’的，倒是多少有點馬克思主義。”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跑掉一個達賴，我就傷心?再加九個，跑掉十個，我也不傷心。我們有經驗一條，就是張國燾跑了并不壞。捆綁不成夫妻。他不愛你這個地方了，他想跑，就讓他跑。跑出去對我們有什么壞處呢?沒有什么壞處，無非是罵人。我們共產黨是被人家罵了三十五年的，無非是罵共產黨‘窮兇極惡’、‘共產共妻’、‘慘無人道’那一套。加一個達賴，再加一個什么人，有什么要緊。再罵三十五年，還只有七十年。一個人怕挨罵，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機密，張國燾還不是有那么多機密，但是沒有聽見因為張國燾泄露機密，我們的事情辦壞了。”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當了第一書記，也是一種利，也容易使頭腦發昏?；璧脜柡Φ臅r候，就得用一種什么辦法去臭罵他一頓。……現在，我們決定擴大發行《參考消息》，從兩千份擴大到四十萬份，使黨內黨外都能看到。這是共產黨替帝國主義出版報紙，連那些罵我們的反動言論也登。為什么要這樣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擺在我們同志面前，擺在人民群眾和民主人士面前，讓他們受到鍛煉。不要封鎖起來，封鎖起來反而危險。這一條我們跟蘇聯的做法不同。為什么要種牛痘?就是人為地把一種病毒放到人體里面去，實行‘細菌戰’，跟你作斗爭，使你的身體里頭產生一種免疫力。發行《參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種牛痘’，增強干部和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毛澤東還講到了法制問題，他說：“講三條：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肅反，一定要肯定肅反的成績。……要給做肅反工作的干部撐腰，不能因為一些民主人士一罵就軟下來。你天天罵，吃了飯沒有別的事做，專做罵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罵越好，我講的這三條總是罵不倒的。”毛澤東還在會議上對挨罵問題進行了總結和歸納，他說：“共產黨不曉得挨了多少罵。國民黨罵我們是‘共匪’，別人跟我們通，就叫‘通匪’。結果，還是‘匪’比他們非‘匪’好。自古以來，沒有先進的東西一開始就受歡迎，它總是要挨罵。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從開始就是挨罵的。一萬年以后，先進的東西開始也還是要挨罵的。”

　　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應當提倡講話，應當是生動活潑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評意見的，言者無罪，不管你怎么尖銳，怎么痛罵一頓，沒有罪，不受整，不給你小鞋穿。小鞋于那個東西穿了不舒服。”

　　1958年1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其中指出：“各級黨委，特別是堅決站在中央正確路線方面的負責同志，要隨時準備挨罵。人們罵得對的，我們應當接受和改正。罵得不對的，特別是歪風，一定要硬著頭皮頂住，然后加以考查，進行批判。在這種情況下，決不可以隨風倒，要有反潮流的大無畏的精神。”

　　1958年9月，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關于國際形勢問題的講話中說：“你搞緊張局勢，你以為對你有利呀?不一定，緊張局勢調動世界人心，都罵美國人。中東緊張局勢大家罵美國人。臺灣緊張局勢又是大家罵美國人，罵我們的比較少。美國人罵我們，蔣介石罵我們，李承晚罵我們，也許還有一點人罵我們，主要就是這三個。英國是動搖派，軍事上不參加，政治上聽說它相當同情。因為它有個約旦問題，它不同情一下，美國人如果在黎巴嫩撤退，英國在約旦怎么辦呀?尼赫魯總理發表了聲明，基本上跟我們一致的，贊成臺灣這些東西歸我們，不過希望和平解決。這回中東各國可是歡迎啦，特別是一個阿聯，一個伊拉克，每天吹，說我們這個事情好。因為我們這一搞，美國人對它們那里的壓力就輕了。”

　　1958年11月22日，毛澤東就宣傳報導問題與《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談話道：“我在成都會議上就曾經說過，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就有這個危險。杜勒斯天天罵我們，表明他恐慌，害怕我們很快強大起來。美國人會想到是不是對中國發動預防性戰爭。這對我們不利。何必那樣引人槍打出頭鳥呢?何況我們的成就中還有虛夸成份呢?即使真的有那么多的成績，也不要大吹大擂，還是謙虛一點好。”

　　1958年11月23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中要求發展經濟要唱個低調，壓縮空氣，他說：“不要像唱戲拉胡琴，弦拉得太緊了，有斷弦的危險，這可能有一點潑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聽不進去，無非罵我們右傾，不要怕，硬著頭皮讓下面罵.翻一番。自從盤古開天地，全世界都沒有，還有什么右傾呀!?”對人民公社中存在的問題，毛澤東指出：“杜勒斯，蔣介石都罵我們搞人民公社。都這樣說，你們不搞公社不會亡。搞會亡，我看不能說他沒有一點道理?？傆袃煞N可能性。一亡，一不亡。當然亡了會搞起來，是暫時的滅亡。食堂會亡，托兒所也會亡，湖北省谷城縣有個食堂，就是如此。托兒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幾個孩子，父母一定會帶回的。河南有個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會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兒所、幸福院會垮，人民公社不會垮?我看什么事都有兩種可能性：垮與不垮，合作社過去就垮過的，河南、浙江都垮過，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個省，一個社也沒有垮?無非是沒有報告而已。”對浮夸風問題，毛澤東指出：“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比如掃盲，說什么半年、一年掃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掃除了就不錯。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F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 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

　　1959年6、7月間，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發言指出：“嘴巴的任務，一是吃飯，二是講話。既有講話之第二種任務，他就要講。還有，人長了耳朵，是為了聽聲音的，就得聽人家講話。話有三種：一種是正確的;二是基本正確或正確的;三是基本不正確或不正確的。兩頭是對立的，正確與不正確是對立的。好壞都要聽。……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聽嘛!難聽是難聽，要歡迎，你這么一想就不難聽了。為什么要讓人家講呢?其原因在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么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桿子硬。那些聽不得壞話的人，他那個腰桿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桿子真正硬，壞話你為什么聽不得?我們多數派同志們腰桿子要硬起來。為什么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發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也緊張。我看沒有什么可緊張的。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上半夜你緊張緊張，下半夜安眠藥一吃，就不緊張了。……聽不得怪話不行，要養成習慣。我說就是硬著頭皮頂住呵!無非是罵祖宗三代。這也難，我少年、中學時代，也是一聽到壞話就一肚子氣，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F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住，聽他一個、兩個星期，再反擊。勸同志們要聽，你們贊成不贊成是你們的事，不贊成，如我錯，我作自我批評。”在反思自己在大躍進中的失誤時，毛澤東說：“一個共產黨員，高級干部，那么多的顧慮，有些人就是怕講得不妥挨整。這叫明哲保身，叫做什么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今天要闖禍，禍從口出嘛。兩部分人都不高興：一部分是觸不得的，聽不得壞話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險的。不贊成，你們就駁。你們不駁，是你們的責任，我交代了，要你們駁，你們又不駁。說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事實上紛紛在駁，不過不指名就是。江西黨校那些意見是駁誰呵?始作俑者，其無后乎。我有兩條罪狀：一個，一千零七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九千萬人上陣，補貼四十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碴岈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一個章程，如獲至寶。你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一點，不然為什么如獲至寶呢?要上《紅旗》雜志呢?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報。這個沒關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議要作決議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你們贊成了，也分點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蘇聯也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人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么意思。還有個總路線，是虛的，實的見之于農業、工業。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別人也要分擔—點。你們放大炮也相當多，如譚老板(譚震林)，放的不準。心血來潮，不謹慎。關于共產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講起，江蘇、浙江的記錄傳的快，說話把握不大，要謹慎一點。你說我不放大炮嗎?我也放了三個：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煉鋼鐵;一個總路線。彭德懷同志講的，張飛粗中有細，他說他粗中無細;我說我也是張飛，粗中有點細。”

　　1960年7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針對蘇聯修正主義對中國的要挾指出：“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帝國主義不要怕，修正主義我們也不怕……現在，赫魯曉夫要我們服從他們的戰略利益，要我們圍著他的指揮棒轉，指責我們炮擊金門、馬祖給蘇美關系造成了困難，要求我們放棄以武力解放臺灣的主張，指責我們平定西藏叛亂，單方面撕毀兩國間簽訂的新國防技術協定，在中印邊界問題上袒護印度，以老子黨自居，動不動就指責我們，粗暴地干涉我國的內政，要在我國建什么無線電長波電臺，還要建什么聯合艦隊，這一切，統統被我們頂回去了。他惱羞成怒，在國際上攻擊我們，謾罵我們，現在又脅迫我們，妄想讓我們屈服，中國人是那么好欺負的嗎?難道要我們放棄總路線?放棄大躍進?放棄人民公社?向帝國主義，向現代修正主義者卑躬屈膝，乞求施舍嗎?不，老子就是不信邪，現在不信，將來也不信，永遠不信。”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關于民主集中制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我們工作中的是和非的問題，正確和錯誤的問題，這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那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臺，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么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國際修正主義者在不斷地罵我們。我們的態度是，由他罵去。在必要的時候，給以適當的回答。我們這個黨是被人家罵慣了的。從前罵的不說，現在呢，在國外，帝國主義者罵我們，反動的民族主義者罵我們，各國反動派罵我們，修正主義者罵我們;在國內，蔣介石罵我們，地、富、反、壞、右罵我們。歷來就是這么罵的，已經聽慣了。我們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覺孤立。我們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還孤立嗎?我們國家有六億幾千萬人民，我國人民是團結的，六億幾千萬人還孤立嗎?世界各國人民群眾已經或者將要同我們站到一起，我們會是孤立的嗎?”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到了延安時期王實味的問題時說：“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蔑共產黨。后頭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對于這件事，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殺。動不動就捕人、殺人，會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講話。在這種風氣下面，就不會有多少民主。”

　　1963年8月9日，毛澤東同索馬里總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馬克談話時，就西方殖民者對發展中國家的壓迫指出：“他們只看到東西，因為東西有用。人能夠為他們生產財富，所以才有用，除此以外就沒有什么用了?，F在我們不為西方國家生產財富而為自己生產財富，所以它們就天天罵我們，特別是美國。你們的主要斗爭對象不是美國吧?我們的主要斗爭對象是美國，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后面去。”

　　1963年10月26日，毛澤東在南昌對江西省委談起赫魯曉夫時說：“現在赫魯曉夫膽怯了，向我們掛出了免戰牌，世界上哪有這樣便宜的事啊，你們罵了我們五六年，帶頭挑起了事端，卻不想聽幾句回敬的話，這不是癡心做夢么。”

　　1964年6月，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關于培養接班人問題時說：“人是可以改變的。有少數人變不了，吃了飯就罵人，各省都有一點，是極少數，不變也可以，讓他們去罵。對那些犯錯誤的人，要勸他們改好。要幫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認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評沒完。”

　　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中指出：“如果政策不對，不管你的名稱叫共產黨也好，叫什么黨也好，總是要失敗的?，F在，世界上的共產黨有一大批被修正主義領導人控制著。世界上有一百多個共產黨，現在分成兩種共產黨，一種是修正主義共產黨，一種是馬列主義共產黨。他們罵我們是教條主義。我看那些修正主義的共產黨還不如你們，你們反對結構改革論，他們贊成結構改革論。我們和他們講不來，和你們講得來。”

　　1965年7月20日，國民黨前代總統李宗仁及夫人郭德潔從海外回歸大陸， 7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見李宗仁夫婦及秘書程思遠先生。坐定以后，毛澤東忽然說：“哈哈，德鄰先生，你上當了。蔣介石罵我們做‘匪’，你這次回來豈不誤上賊船了嗎?”李宗仁一時語塞，程思遠說：“我們搭上慈航，渡登彼岸了，尊敬的毛主席。”在談話中，毛澤東說：“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來，我們都歡迎。他們回來，我們都以禮相待。”

　　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在同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談話時說：“美國人罵了我們二十多年。……基辛格第一次到北京，好像中國人要吃他。他自己說，第一次很緊張，第二次也還有點緊張，第三次不緊張了。但是我們對美國人比較放心。”

　　一生之中，毛澤東所經歷的罵聲何其多也，有時又是何其毒也，然而毛澤東卻未曾怕過。但毛澤東也是害怕這個“罵”字的，他怕老百姓挨罵，他怕社會弱勢人群挨罵。

　　在一師讀書的時候，有一次學校一位工人不小心打破了學校庭院一個大花盆，學校學監指著工人的臉大罵。路過的毛澤東挺身說道：“哪里這樣惡，要這樣罵人?有事可以好說嘛!”那位學監也自覺無理，便只好住口了。

　　1920年1月19日，毛澤東等在呈大總統徐世昌的《湘教職員請撤懲張敬堯》文中，歷數督軍張敬堯摧殘教育的惡行：“十一月省城各學校教員，以半年未得薪俸，生活難支，全體辭職。張督不惟不加禮慰，反發布明令，罵為無意識，誣為別有作用。夫教員之教課，由校長以聘約禮聘而來，聘者對于契約不能履行，受聘者固可辭職。此種粗淺事理，張督身任地方長吏，豈有不知?乃故意冷嘲熱罵，侮辱士材。此不惟湘士之羞，實亦全國教育界之辱。”

　　1927年3月，毛澤東歷時32天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被污蔑為痞子運動的湖南農民運動大聲叫好：“我們要反對那些所謂‘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幫助土豪劣紳打擊貧農階級的錯誤行動。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蹤。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只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著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在江西三灣村進行改編，革除舊軍隊的軍閥作風和制度，規定官兵待遇平等，官長不能打罵士兵，在部隊中實行民主制度，連以上成立士兵委員會，對軍官有監督和批評權。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從此誕生。

　　1929年12月，毛澤東在福建古田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上制定了大會決議案，對人民軍隊進行徹底改造，將紅軍改造成一支執行政治任務的軍事組織，在軍隊改造中明確提出“廢止肉刑辱罵”。

　　1934年4月10日，毛澤東在《鄉蘇怎樣工作?》一文中指出：“各村的突擊隊互相到別個村里去突擊(甲村的到乙村，乙村的到甲村)，但主要是先進村里的突擊隊到落后村里去突擊。去突擊不是去罵人，而是去幫助那里的工作，把好方法告訴那里的同志們，使那里的工作很快進步，使那里學到先進村子屋子里頭的工作方法。”

　　1935年11月30日，毛澤東在《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中指出：“紅軍指揮員戰斗員要尊重地方黨政領導機關，拿命令的甚至罵人的態度去對付地方同志是完全不對的。”對待俘虜問題，他要求：“改變對待俘虜官的政策，一經繳了槍，不但一概不殺，而且要優待他們，不捆綁(除必要時)，不剝衣，不打罵，經過保衛局政治部大批地放出去，影響白軍官長同我們聯合抗日。至于俘虜士兵則要十分優待，不論戰場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經繳槍就要把他們當弟兄看待，嚴禁報復行動。”

　　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接受英國記者貝特蘭采訪時指出：“八路軍更有一種極其重要和極其顯著的東西，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軍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有三個，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則，這就是在軍隊中肅清封建主義，廢除打罵制度，建立自覺紀律，實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軍是團結一致的。第二、軍民一致的原則，這就是秋毫無犯的民眾紀律，宣傳、組織和武裝民眾，減輕民眾的經濟負擔，打擊危害軍民的漢奸賣國賊，因此軍民團結一致，到處得到人民的歡迎。第三、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

　　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中指出：“在八路軍中，開始向新軍閥主義傾向作斗爭。這種傾向，表現在紅軍改編后某些個別分子不愿意嚴格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展個人英雄主義、以受國民黨委任為榮耀(以做官為榮耀)等等現象上面。這個新軍閥主義傾向雖然和表現在打人、罵人、破壞紀律等等現象上面的老的軍閥主義傾向同其根源(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同其結果(脫離群眾);然而它是在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時期發生的，它帶著特別大的危險性，所以特別值得注意，需要堅決地加以反對。”

　　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寫道：“農民被束縛于封建制度之下，沒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對農民有隨意打罵甚至處死之權，農民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地主階級這樣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所造成的農民的極端的窮苦和落后，就是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

　　1940年1月，毛澤東在《在陜甘寧邊區農業展覽會上的講話》中說：“老百姓可以罵我們，我們卻不能罵他們，因為他們是主人，因為我們的飯是他們做的，房子是他們做的，我們要軍民合作。八路軍有兩條規矩，一條就是官兵合作，一條就是軍民合作，大家親親密密團結起來，日本一定打倒的。”

　　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起草《關于重行頒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其中“八項注意”為：“(一)說話和氣;(二)買賣公平;(三)借東西要還;(四)損壞東西要賠;(五)不打人罵人;(六)不損壞莊稼;(七)不調戲婦女;(八)不虐待俘虜。”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講話指出：“我剛才講，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那時搞大民主還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F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

　　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干部會議上講話指出：“不要罵群眾，群眾是不能罵的呀!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學生群眾，民主黨派的多數成員，知識分子的多數，你不能罵他們，不能跟群眾對立，總要跟群眾一道。群眾也可能犯錯誤。他犯錯誤的時候，我們要好好講道理，好好講他不聽，就等一下，有機會又講。但是不要脫離他，等于我們游水一樣不要脫離水。劉備得了孔明，說是‘如魚得水’，確有其事，不僅小說上那么寫，歷史上也那么寫，也象魚跟水的關系一樣。群眾就是孔明，領導者就是劉備。一個領導，一個被領導。”

　　1957年7月，毛澤東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期間寫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指出：“軍隊多次整風，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實行軍事、政治、經濟三大民主，戰時班上建立互助組，實行官兵、軍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罵人，禁止槍斃逃兵。因此士氣高漲，戰無不勝。手執武器的軍隊能夠這樣做，為什么工廠、農村、機關、學校不能夠發揚民主，用說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壓服的方法去解決自己的問題(矛盾)呢?帝國主義都不怕，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認為人民群眾不講道理，只能壓服，不能說服，這樣的人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1960年11月3日，經毛澤東審閱并多次修改的《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12條，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發出，其中要求：放手發動群眾，整風整社，徹底糾正共產風、浮夸風、命令風;反對干部特殊化、徇私舞弊、打罵群眾的國民黨作風。

　　1963年5月29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論反對官僚主義》中列舉了官僚主義的20種表現形式，其中一種為：“官氣熏天，唯我獨尊，不可親近，望而生畏，對干部頤指氣使，作風粗暴，動輒罵人。這是官老爺式的官僚主義。”

　　毛澤東不怕罵，從中彰顯的是他對道路的自信，對信仰的堅守，對敵人的輕蔑，對民主的敬重;毛澤東的怕罵，又讓人們看到了他的剛直，他的原則，他的抱負，他的情感，他對人民的大愛，一句“群眾是不能罵的呀”，讓人感受到了一個時代的溫暖。

　　在罵聲中，毛澤東成就為一代偉人;在罵聲中，毛澤東思想成為人類思想寶庫里的奪目明珠。一萬年以后，罵聲會不會消彌呢?恐怕不能，就象毛澤東所預見的：“一萬年以后，先進的東西開始也還是要挨罵的。”對于人類漫長的歷史來說，毛澤東思想還是嶄新的，先進的，它是引領人類未來的指路明燈，永遠都不會熄滅。穿越時代的思想，總要受到罵的洗禮，毛澤東思想又怎么能夠例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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