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失序后的中醫選擇 ——探訪中醫民間私人診所

　　[導讀]近年私人中醫診所蔚然成風，雖然就主流醫學潮流而言，中醫似乎沒有驟然升溫的理由，但社會的反應卻并非如此。中醫“不治已病治未病”的傳統觀念深入人心，市場化改革恰恰滿足了就醫者個性化選擇的需要。反觀中醫“行騙”的刻板認知，許多患者正是因為自身病癥在西醫里找不到徹底治療的手段，才選擇就診中醫。而中醫“時靈時不靈”的辨證施治，則是中醫能解決疑難雜癥的相對優勢。本刊記者通過探訪民間診所，將中醫江湖分為名家薈萃的中醫品牌、靠核心人物支撐的派系診所、以及民間熱心人士自行行醫的個人診所。盡管背景和著重各不相同，卻都面臨著后繼無人的境遇。“實踐”這個檢驗真理的標準在科學主義的實驗室面前，為何顯得那么令人狐疑?

　　本文原刊于修遠基金會支持出版的《文化縱橫》雜志，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最近幾年，我們身邊有越來越多的人去私人中醫診所看病。這只是個人的感受，還是一種普遍的變化?當記者把這個問題提給中國民間中醫醫藥研究開發協會的沈志祥會長時，他肯定了記者的感受。

　　表面看起來，這種變化能夠出現的空間是很小的。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處于西醫全面包圍的中醫藥在科研、資金、人才培養等方面面臨諸多困境。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推行醫療體制改革的1990年代之后，中國現代化進入快速發展時期，醫療體制也從各個方面加以改革：從醫藥產品生產、流通方式，到對疾病的診斷、治療流程，再到醫療保障制度等，各方面都追求與現代化相適應的標準。這個過程，主要是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因此，也必然是以科學化的西醫標準為指向。相形之下，中醫的思想方法體現出很大的劣勢，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趨向危機。

　　因此，就主流醫學潮流而言，中醫似乎沒有驟然升溫的理由。但社會的反應卻并非如此。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市場化改革在使中醫邊緣化的同時，也提供了民間中醫再次復生的空間。隨著人們消費能力的提高，以及消費個性需求的增長，私人診所、保健機構逐漸在民間興起，吸引了為數眾多的就醫者；中醫傳統式師徒相承的培養方式也逐漸恢復，一些人甚至從長期的愛好者轉而成為專業人員。到目前為止，在相關管理部門注冊的民營醫療機構14萬家，其中中醫接近4萬家。“在農村或者邊遠山區有一部分沒有登記在冊的民間中醫，一般是拜老中醫為師學藝，治療效果也不錯，這部分人的數量還不少。”沈志祥會長介紹說，“繼承和發揚祖國的醫藥學遺產，民間中醫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這個在當代市場社會中形成的“民間中醫”，究竟是什么樣的一種形態?在那略有些神秘色彩的中醫治療術背后隱藏著的中醫的身體與疾病觀又是什么?在當代生活中，復歸傳統醫學的患者，有著什么樣的心理動機？在民間社會勃興的中醫傳統診療方法，在其與現代社會動態融合的過程中，又會形成什么樣的發展方向……針對這種種難解的問題，記者走訪了多家診所，采訪了從管理者、行醫者到患者等多種角色，力圖對這些問題，梳理出一個較為清晰的輪廓來。　　

▍中醫“江湖”的傳統特色

　　民間中醫是一支龐大的隊伍，初步估計，全國大概至少有30多萬人以上。這其中有大中專院校畢業的，有跟師學徒出身的、有鄉村醫生出身的、也有自學成醫的。總之，成分復雜，良莠不齊，是一支自生自長的中醫隊伍。

　　通過走訪和調查，記者發現北京地區的民間中醫組織和個人大致可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名家薈萃，以平心堂最為典型。由原衛生部部長崔月犁后人在1999年創立的平心堂，匯聚數位北京著名的老中醫，像費開揚、樊正倫都是北京人耳熟能詳的老中醫。此外，醫院的中青年中醫骨干也在聘請之列。“患者去醫院掛名醫號看病比較難，因此不少人愿意到私立門診來請專家看病”，中醫藥管理局科研處長屠志濤這樣解釋患者的青睞。

　　第二種是以核心人物來維系的，施小墨診所、厚樸堂、刁氏脊椎保健等是其典型代表。施小墨先生是民國四大名醫施今墨先生之子，幼承庭訓，家學淵源;徐文兵先生屬少壯派，自幼跟隨母親學習中醫，后畢業于正規醫學院校。幾年前他還名不見經傳，只是在小圈子里盛傳此人深悉陰陽五行經絡之說。近年他頻頻現身媒體，大部分內容是在講與中醫有關的傳統文化知識，其介紹中醫養生知識的博客也具有不低的網絡人氣。生于1938年的刁文鯧老先生作為刁氏脊椎保健的核心人物，自幼跟隨舅舅學習中醫，“子午流注針灸術和中醫正脊復位術”是其家學嫡傳， 而這一針灸技術的至高境界在現代醫學教科書上已經有名無實。

　　第三種類型是篤愛中醫的民間人士。其中“海歸”人士蕭宏慈的經歷頗具傳奇意味。他跳出金融圈走入中醫領域，其初衷和過程始終抱有尋找生命終極關懷的理想。他遍訪各地民間中醫，兩年習得拉筋、拍打、點穴、扭腰、刀功等多種中醫外治方法，利用互聯網和廣播推廣簡單實用的外治手段，從其網絡反饋上看，不少人受益匪淺。與蕭宏慈積極行動不同，穆槐君幾乎是以“隱士”般的方式踐行中醫。20多年前，他師從北京醫院老中醫魏龍驤先生，原來只為給母親和弟弟看病，但其日漸精湛的中醫診療水平逐漸得到親朋好友的認同，于是，“就有了很多不得不救的人，不得不看的病。”。即便是在醫藥管理部門一些領導的心目中，穆槐君也是個有分量的醫術高明之人。但他從未公開行醫，只是在家中接待病人，并分文不取。以上提到的兩人就是沈會長所說的“數量還不少”的那群人。理論上說，他們沒有經過考試并不具備行醫資格，前來尋醫問藥的患者卻絡繹不絕。

　　事實上，記者上文所觸及的中醫也許并不能完全冠之以“民間”的稱謂，而北京作為首善之區也未必能夠代表全國的狀況。有深諳其中門道的從業者對記者說：中醫有閑者多，有活兒者少；有名者眾，有實者寡。這番批評應該是一針見血的。中醫教育往往需要較長的成熟期，在歷史上是師帶徒口傳身授，師生間存在選才與認可。傳統中醫講一病一驗，一時一驗，一法一驗，面對現代社會病癥的極端多樣，傳授難度可想而知。真傳難，成才難，魚龍混雜自是不可避免。傳統的望聞問切沒有科學的數據和標準，因此更難以形成確定性的疾病診斷標準。

　　時至今日，中醫更多還是以陰陽五行之類來解釋疾病，更有甚者，某些“江湖郎中”打著中醫幌子，行斂財騙取之術，百姓之于中醫呈欲拒還迎之態，亦可想而知。但即便是最傾向西醫的觀察者也不得不承認，中醫、中藥在中國仍然有廣大的群眾基礎。民間中醫不乏身懷絕技、享譽一方的名醫;許多特技療法，如蜂療、蟻療、針療、臍療、薰療等，這些在公辦醫院中都難以開展;基層中醫提供的服務，有點類似小市場出售的商品，價廉物美而具地方適應性。現實中，某些民間中醫因種種原因領不到行醫證照，長期“非法行醫”，卻頗受老百姓的歡迎。而在保健養生和治療疑難雜癥方面，中國傳統醫學更是經常以中國文化精神整體觀的生命想象，給陷入困境的患者帶來希望。　　

▍身心迷亂后的中醫選擇

　　在西醫為主的整體醫療環境中，如何確定其穩定的安全性是對中醫的重要質疑。但在現實中，務實而靈活的患者對此并不那么較真。一位中醫學博士告訴記者，其實人們在去看中醫之前都有過看西醫的經歷，在經過西醫檢測沒有嚴重病變的情況下，人們才選擇中醫手段。

　　記者在對診所的調查中發現，很多患者身體不適癥狀反復發作，在西醫里找不到徹底治療的手段，此時，中醫不針對個別癥狀而針對整體的相關調理變得極為重要，在這方面中醫確實有西醫無法解釋的療效。而這種病癥多和現代生活、工作的方式直接相關。小黃是中央電視臺的一位記者，長期出差、熬夜的工作習慣讓她身體一直處于亞健康的狀態，經常感到胸悶氣短，精神萎靡，幾次去醫院檢查身體并無異樣。經朋友介紹，她到平心堂吃了樊正倫先生開的湯劑，“這些藥吃完了，你就會好，應該不會再來找我了。”小黃說，事實正如樊先生所言，幾劑湯藥下去，癥狀大有改觀。樊先生告訴她，這并非是什么病，按照中醫的說法，是通過用藥劑調理改善身體各部分之間失調，調動人自身的功能以達到總體平和的狀態。

　　刁老的正脊法最早來自祖傳，他又在自己50多年的從醫實踐中總結和創新了一套較為完整的診斷標準和治療標準。運用刁氏正脊法復位錯位的脊椎關節，像腰間盤突出或者頸椎病這些疑難雜癥都會得到有效治療。北京中醫管理局的屠處長說，他們現在正在做一個中西醫結合的項目，西醫較為難以解決的“眩暈癥”、“心臟神經官能癥”，通過刁氏脊椎關節五點一線手法復位術，在不手術、不使用藥物和器械的前提下予以治療。這聽起來有點神奇，但卻是事實。　　

　　刁老作為有著五十多年從醫經驗的老醫生，在近些年的診斷病例中敏銳地發現了越來越多的人脊椎生理曲度在消失，“整個脊椎就像一根直直的木棍”。此種情況的發生完全由于疏于鍛煉活動的懶惰生活方式所致：“人類的行走將因此失去韌性，人體脊椎曲度所產生的緩沖將不再起作用，在遭遇外力作用時人將變得脆弱而不堪一擊。”刁老說。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已過古稀之年的老人特別強調中醫“不治已病治未病”的保健功能，而他所擅長的家傳正脊術在治療和保健意義上具有西醫不可替代的功效。

　　大多數的門診患者都是在為疑難雜癥尋醫問藥。在西醫束手無策的情況，人們會找中醫放手一搏。在穆先生家中，記者看到了兩本厚厚的病人病歷，記錄了所有患者的診斷情況和用藥過程，字跡工整，內容詳細。有一個病例讓記者有些心驚膽顫。患者吉小雪因子宮出血而住進醫院，在20多天的治療中未見明顯效果，病人使用杜冷丁也難以遏制腹痛。穆先生受好友懇求接診治療。記者問他，治療這樣的病人沒有壓力嗎?穆先生微微笑著說，當然有，所以用藥時要異常謹慎。值得慶幸的，吉小雪在不到一個星期的治療中穩定了病情，消除了疼痛并很快痊愈。穆先生并不因此而認為自己就一定能治療所有此類病癥：“不同病人的具體身體狀況和患病原因都有很大的差異，所以不可能有統一的標準。只是根據個體情況，盡量挽救，不可能用一種方法救治很多人，這是中醫辨證施治的根本。”　　

▍在繼承和發展之間

　　就整個中醫界來說，繼承和發展都是個緊迫的問題。對此，民間中醫感受更為強烈。

　　刁老曾經和一位前來拜師的針灸學博士討論“子午流注”——這是中國傳統醫學中把治療時間和針灸技術高度結合的針灸技能。學生的回答令刁老難以釋懷，“老師說這是針灸技術當中的絕高境界，我們誰都不會，所以只要知道就可以了。”而刁老20多歲的時候，就曾用此法挽救過幾十號人。由于民間中醫一直保持著相對完整的中醫傳統，不少中醫學的秘方、秘制和手法在民間中醫得以流傳，而這些在主流教科書或者醫學界均被視為歷史遺跡。

　　這種傳承依靠的主要是師帶徒的方式。穆先生25年前拜在魏龍驤先生的門下，一直跟隨師父左右看病治療，潛心學習數年。刁老自幼跟隨舅舅學習中醫，目前他身邊也有十幾個弟子都是自幼跟隨他的，“他們都是戰斗力，是狙擊手”，刁老在贊揚弟子的精湛技術時不吝贊美之詞。傳統師帶徒的知識傳授方式雖然有實踐性和創造性的雙重優勢，但在現代醫療體系中，卻給行醫帶來困難。由于得不到主流醫學管理部門的認可，學習者的行醫環境較為尷尬。而不少民間醫術傳播范圍日益狹窄，從長遠看失傳或者消失的可能性極高。而且，這些內容同樣也無法輕易地進入現代醫學教育的課堂。

　　年過七旬的刁文鯧先生談到這個話題顯得十分激動。目前，他最大的愿望是搞教學，做科研，其最終目的就是推廣他終生實踐的醫療成果。記者問刁老先生，沒有經過科學實驗，憑什么對自己這一套正脊之術如此自信?老先生回答說，難道我一輩子看好的成千上萬的病人都不足以說明它的有效和準確嗎?也許是巧合，也許是必然，接受采訪的所有醫生對這一問題都有相似的回答。“實踐”這個檢驗真理的標準在科學主義的實驗室面前，顯得那么令人狐疑。民間未能進入主流話語的尷尬和被動，就在于此。最近，美國南加州醫藥大學校長向刁老發出了講課邀請，老人一直想不通的是為什么中國的大學不能讓自己登臺。　　

▍對話管理者

　　醫者，生命所托。民間醫療也的確應該納入到國家的醫療管理系統中，以實現醫療的基本安全和秩序。1985年成立的中國民間醫藥研究開發協會在民間中醫藥領域發揮著指導和監督的作用。因此，記者采訪了該會會長沈志祥先生。

　　記者：目前的中醫民營診所在診療方式上更傾向于傳統醫學的方式，基本規避大型儀器的檢查和診斷，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沈志祥：現代科學發展很快，因此西醫技術也迅速發展，大型設備可以更清楚地檢查疾病，而且現在的老百姓對自然科學了解很多，他知道西醫有它的優勢和缺陷。傳統醫學不可能對什么病都一下子診斷清楚，需要互相的配合。

　　記者：我去過刁文鯧先生那里，他做正脊治療， X光片對他的判斷是有幫助的，他個人也說，沒有X光片僅憑觸診做不出判斷。

　　沈志祥：摸只能掌握一部分，細微的東西需要用現代的科學儀器。

　　記者：但我所拜訪的更多的民間中醫人士的主流，是不看或者不用西醫診斷的。治療手段、治療方法包括治療的氛圍，是純中醫的。

　　沈志祥：醫生可以講有搞“純中醫”的，但實際上不可能，為什么呢?現在是病人選擇醫院，而不是醫生選擇病人。需要西醫檢查就到西醫檢查，需要到中醫看就到中醫看，所以，他對自己的病有比較全面的了解。

　　記者：那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民間中醫或者民營中醫機構在保持中醫的傳統特色上，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

　　沈志祥：沒錯，這也是我們協會保護民間中醫的職責所在。傳統中醫有保存的必要，但是現在中醫對西醫也要了解，不能不了解，這是一種大的醫療環境。

　　記者：民間中醫醫藥研究開發協會，對民間這一概念的運用是什么意圖?

　　沈志祥：因為現在民間有不少散落的好的中醫知識和技術，包括推拿、針灸等等。他們需要整理和發掘，用以豐富我們的中醫寶庫。所以，我們成立了民間中醫這個協會。中醫實際上是很個體的行為，因為它不需要大規模的協作，自己診斷就可以開藥。在這個過程當中，個體化的診斷、個性化的治療更多地發揮了人的積極性，容易形成派別。現在民間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祖傳的方子，一類是新的創造，比如，有些人自己開了診所，自己琢磨新藥、新的治療方法。這種個體化的創造活動與西醫完全不同。協會主要是把一些中醫的民間好處方、好方法進行整理和再提高。

　　記者：怎樣去評估他的處方或者他的創造的有效性呢?

　　沈志祥：評估的方法很多，主要是靠專家來評價療效。比如刁老，我們是通過山東中藥大學和中國中醫科學院給他鑒定。主要是觀察病號的治療情況，看診斷對不對，治療對不對，療效如何，然后，認定他這個方法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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