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民間中醫一直處于一種尷尬境地。自2006年以來,國家陸續出臺多項政策解決中醫藥師承和確有專長以及一技之長人員的執業問題。但由于各地推行力度不一以及考核方式、考試難度等問題,民間中醫執業仍然障礙重重。
本文由作者來信轉述:
查處近100個民間中醫后,我后悔了!
我來自山西運城,在我還沒退休時,是一名衛生局工作人員。在我人生的前40年,我一直相信西醫,不相信中醫。
1997年,我在衛生局擔任重要干部,負責查處醫療市場的亂象。
在1997年到2001年,我奉命在各縣城里尋訪,共查處了近100個民間中醫。
他們提起我,大多都是恨之入骨,我對他們也是非常看不慣,甚至懷疑他們的人品,為什么沒有資質還敢亂治病,這相當于是騙人、草菅人命!因此,在例行檢查前,我一般不會打電話通知,去了就直接去病房里問病人。
意外的是,很多病人反映治療效果很不錯,甚至有的人坐幾天幾夜的火車去看病。
但是,我還是堅守自己一貫的風格,沒有資質的、隨便開方的統統查封,突然有一次,一個患者的指責改變了我的想法。
當準備查處一個老中醫的診所時,一個在門口等待半天的女士攔住了我們:
“我的病走遍了北京各大醫院都沒有治好,在這里看了幾次,好不容易有了好轉,你們就要把診所封了。你們為什么不去查醫院里那些不會治病的醫生,人家治得好不表揚就算了,還罰款封店,那些不會治的倒是留著禍害百姓的錢。”
周圍的人紛紛附和,這時我才發現,在我們查處的過程中,有將近30個病人在門口等待看病,在一片“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指責聲中,我們尷尬地離開了現場。
這件事雖然只是一個小插曲,但是卻讓我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轉變:是不是我對民間中醫真的有所誤解?
于是,有一次,兒子半夜高燒,我就大膽地帶他去了上次那個老中醫那里,老中醫摸摸捏捏,也沒開方子,在胳膊和背上刮了二三十分鐘后(大致記得是這樣),兒子出了出汗,居然就退燒了!這個現象讓我驚奇不已,這比吃藥打針還快!還沒有一點副作用。
自此,我對民間中醫的看法有了些許改變,我開始在尋訪的時候觀察這些民間中醫,發現除了部分賣藥行騙的,其余的80%左右都有準確的治療效果。
我開始對民間中醫產生了新的看法,對于口碑好的在尋訪時我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周圍有生病在醫院治不好的,我還會推薦他們到口碑好的民間中醫那里去。
對于我曾查處過的100多名中醫,我感到十分愧疚。當我退休后,我最放心不下的,還是民間中醫。
因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樣明白民間中醫的好處,很多人跟過去的我一樣“鐵面無私”,他們認準的,就是一張執業醫師證。
2006年,運城市衛生局中醫科對數量龐大的民間中醫進行初步摸底,一開始按照本科標準進行,結果顯示,越是上了年紀又有口皆碑的老大夫分數越低。
其中,有一個80多歲的老中醫考了0分,他是家傳中醫而且很會看肝病,一輩子看病都是免費的,甚至連方子都是公開的,他每次開完方子就讓病人到外面抓藥,回來又親自進行炮制。
但是按照考試標準,肯定是不可能發證的。
慶幸的是,運城實行了地方性中醫制度管理,只把此次理論考試作為參考,還要綜合考慮患者的口碑等,最后得出的結果是:“70歲以上的人不管考多少分全部發民間中醫證。50歲以下沒有師帶徒的人,理論知識達不到60分以上不發證的。對年輕人要求嚴格,對從事二十年以上的老中醫放寬要求。
2008年,運城一共給262名民間中醫頒發了民間中醫證。
這樣的政策讓我由衷地為民間中醫感到高興,但是,全國的民間中醫有這么多,又有誰可以給他們一席立足之地呢?希望這樣的制度可以推行全國,別讓民間中醫的行醫之路有太多的后顧之憂!
運城市原衛生局副局長田康立:為民間中醫“松綁”
2017年6月23日《中國中醫藥報》刊發署名黃蓓長篇通訊“山西運城:民間中醫何以大顯身手”。時至今日恰逢中醫藥法頒布實施一周年,文中提到時任運城市衛生局副局長的田康立為解決民間中醫執業問題做了可貴的改革探索。選取部分內容,以饗讀者。
“現行的《執業醫師法》主要是參照西醫的標準制定的,事實表明,未取得中醫執業醫師資格的民間中醫,許多也能熟練運用中醫理論治病救人。通過立法來解決這個問題,為民間中醫‘松綁’,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運城市原衛生局副局長田康立說。
資料圖 左為田康立
“要坐牢我去!”
2004年,時任運城市衛生局副局長的田康立向山西省原衛生廳申請在運城地區開展“省級農村中醫藥工作綜合試點”工作,由運城市原衛生局自主頒發地方性行醫許可證件,允許民間中醫進行執業。歷經周折,試點文件終于下發。本以為終于可以為民間中醫正名了,讓田康立始料未及的是,這“臨門一腳”卻有些難以下腳。
“風險大”“別捅亂子”“這不合法”,在幾次工作推進會上,同事們始終堅持反對。
“要坐牢我去!出了亂子我負責!”眼看著費盡周折爭取來的試點文件即將成為一張廢紙,田康立急了,一拍桌子,語出驚人。
2006年,運城市原衛生局中醫科開始對民間中醫進行初步摸底調查,經過兩輪摸底,從基層上報了一份900多人的名單。2008年7月,運城市下發《關于對我市民間中醫和中醫一技之長人員進行考試考核及資格認定的通知》,組織45歲以上的從業者進行考試考核,其中確實有水平、有一技之長的發給地方性行醫許可證,也就是所謂的“地方糧票”。
通過考試考核,運城市首批認定了262名民間中醫。2009年,運城市啟動第二批民間中醫、中醫一技之長人員的認定工作,又有273名民間中醫獲資格認定,可以在鄉村執業。
在考試內容和錄取分數線上,運城市原衛生局也幾經考量。他們對所有報考人員都組織了統一的筆試,筆試內容和題型參考了當時中醫本科院校的考試內容。而在面試上則對民間中醫和中醫一技之長人員進行了區分,對于一技之長人員,中醫局組織了所在領域權威中醫專家對他們進行專項技能考核,不同于對民間中醫的統一面試考核。
“當時有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中醫叫王根鎖,十幾歲就開始學醫,每天有二三十個病人找他看診,可那次考試他只考了7分。還有很多有口皆碑的老中醫分數都很低。我們后來反思,考試內容還是偏西化,沒有堅持只考傳統中醫藥基本理論。”田康立回憶說。此后他們做了調整,根據年齡層次來劃定面試分數線,70歲以上的中醫可以跳過筆試,直接參加面試。
盡管有省局下發的試點文件,運城市原衛生局仍然如履薄冰,十分謹慎。《山西日報》多次想就此事采訪田康立,都被他拒絕了。“我不敢發聲,萬一引起爭議而被叫停,會讓許多人多年的努力付諸東流。”田康立說。
說來有趣,全力推進民間中醫試點工作的田康立此前可讓民間中醫們恨得牙根癢癢。上任之初的田康立分管醫政工作,主要工作就是查處整頓醫療市場。作為執法者,田康立對所有無證行醫的民間中醫都嚴查嚴打,毫不留情。
轉折出現在一次執法過程中,一位上?;颊叩耐闯庾屘锟盗㈤_始反思。這位患者直斥田康立說,“我的病在運城經過民間中醫醫治,療效十分明顯,你們怎能這樣對待好醫生、好醫院!”此后,田康立開始在執法中深入考察醫院,考察民間中醫,傾聽患者意見。“有些民間中醫療效確實很好,也深受百姓認可,一味取締,就像是‘給娃娃洗澡,倒掉臟水,也倒掉了娃娃’。”田康立說。
發現問題:受百姓歡迎的民間中醫卻是“非法行醫”
2004年,運城市衛生局就對全市的民間中醫現狀進行了詳細的調查摸底。經調查,該市約有3000余名中醫從業人員(其中能開處方的占一半以上,其余的是具有一技之長的中醫人員)沒有資格證。這些從業人員大多是扎根農村的“永久牌”民間中醫,他們都有自己的患者群,和老百姓相處得非常好,老百姓都愿意到他們這里看病,花錢少,療效可靠。
運城市衛生局在調查中發現,沒有中醫執業醫師資格證的中醫從業人員,所能提供的證件五花八門:有赤腳醫生證、有鄉村醫生證,有縣級衛生行政部門發的、也有市級衛生行政部門發的不同名稱的行醫資格證書,這些證書給執法檢查工作帶來了困難。
比如,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骨髓炎專家楊文水,上世紀70年代就是衛生部樹立的赤腳醫生典型,他所創辦的稷山骨髓炎醫院接診的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骨髓炎患者,其治療骨髓炎的療效和水平在國內外均占領先地位,但由于楊文水和他醫院的醫務人員沒有人事檔案,所以按1998年《執業醫師法》頒布前的過渡辦法,他們無法拿到執業醫師資格證書。
芮城縣68歲的薛振剛是一名扎根基層的普通民間中醫。1960年就在縣城關醫院中醫學徒,由于理論扎實、臨床優秀,被派到各村辦保健站,結果由于政策原因,一直回不到鄉鎮衛生院,而和他同時期的其他人都晉升到主任醫師了,他卻連個合法的資格證都沒有。
運城市衛生局根據實際情況,用科學發展觀重新認識民間中醫,認為衛生事業的發展更離不開民間中醫這支隊伍。為這支隊伍“正身”,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群眾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推動農村衛生事業發展。
解決問題:大膽嘗試對民間中醫進行資格認定
2007年,運城市衛生局采取自愿報名的辦法,對全市所有中醫從業人員(包括各類醫療機構中的中醫藥人員),不論有證的、無證的、公立的、民營的、民間的,不分年齡大小,共計1635人進行了摸底考試(筆試),旨在對民間中醫與中醫執業醫師的理論水平進行比較。題目的難易度以本科學歷為標準,完全以中醫傳統命題方式進行命題,如名詞解釋、填空、病案分析和辨證論治、理法方藥等,不考西醫理論和外語。
從考試成績分析,高分數中學院教育出身的占多數,低分數中大多為民間中醫和年齡偏大的人員。為了使考試結果更加公正,衛生局又對45歲以上、從事臨床工作15年以上和筆試成績較好的398名無證的中醫從業人員進行了面試。成立民間中醫資格認定領導組和專家考評組,實行主考官負責、與兩個考官共同簽字的辦法,統一命題、分類抽簽面試考核方法進行,結果成績高的多是臨床時間長、年齡偏大的人員。
通過筆試和面試的成績,專家考評組把筆試成績按40%,面試成績按60%的比例計取總成績,最后確定了215名民間中醫和47名一技之長人員。
運城市衛生局在實踐中認為“群眾歡迎社會認可是硬道理”,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堅持“松綁”和“監管”相結合,“釋放”和“引導”相結合。在“放”上,解掉套在民間中醫身上的繩索,最大限度地體現民間中醫與院校教育出身人員同等地位與價值,讓民間中醫在為群眾提供中醫藥服務中發揮自己的技術專長,為老百姓提供“簡便廉驗”的中醫藥服務。
該市衛生局制訂了《運城市民間中醫和一技之長人員資格認定實施方案》,主要內容是民間中醫可在全市范圍內各級各類醫療機構中從事中醫專業工作,可在戶籍所在地的鄉、村申請設置中醫個體診所,執業范圍僅限于中醫類別。同時,為了加強行業自律,衛生局負責人成立了民間中醫藥協會,在各縣(市、區)成立民間中醫聯絡組,從2008年4月到2009年12月,協會先后4次對所有取得民間中醫資格證的中醫藥人員,進行了法律法規知識和規范執業培訓。
運城市首批認定的262名中醫從業人員結束了長期非法行醫的“地下工作”現象,成了真正的中醫。至今已有一部分民間中醫領到了個體診所證,有一部分被聘到了一些醫療衛生機構,比如,有一名蜂療一技之長人員被聘到運城市中醫醫院,并專門成立了蜂療科。一名手法推拿的民間中醫被聘到芮城縣中醫院,成立了中醫理療科。
據統計,這262名民間中醫每年的門診量可達上百萬人次,其中鄉、村兩級民間中醫平均每天的門診量都在20人次左右,個別民間中醫平均每天的門診量在50人以上。為群眾節省醫療費五成以上,民間中醫服務能力已占運城全市中醫藥服務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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