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盛海英，大連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王盛，吉林大學商學院碩士研究生。
[摘 要]毛澤東客觀評價了中醫地位與作用，認為中醫事關民生問題與中華民族的自信心，是中華民族能夠繁衍生息的重要原因之一;推動開展了西醫學習中醫運動，建立中醫教研機構及出版中醫書籍，并糾正了衛生部門歧視與限制中醫的錯誤;指明了中醫創新性發展的道路，使“團結中西醫”成為國家衛生工作的重要方針，主張中醫與西醫應有機結合，不要以西醫來代替中醫，要以西方近代科學來研究中國傳統醫學的規律，以便發展中國的新醫學。實踐證明：中醫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獲得了世衛組織的認同，也提高了海外受眾的認知度。
[關鍵詞]毛澤東;中醫;創新;發展
毛澤東并非中醫理論家與實踐家，但他對中醫創新性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卻超越了很多中醫理論家與實踐家。屠呦呦獲得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是中國傳統中醫給予人類的一份珍貴禮物，更是中醫走向世界的一個榮譽。屠呦呦在諾貝爾頒獎典禮現場的講話中強調自己非常感謝中國的一位偉人毛澤東，他十分重視包括中醫在內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
中醫常常被稱為“國醫”。幾千年來，中醫不僅守護中華民族的生命健康，更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自近代以來，傳統中醫卻陷入發展困境。毛澤東始終主張創新性地發展中醫，他對中醫地位與作用的客觀評價、推動中醫創新性發展的舉措、指明中醫創新性發展的道路等，為中醫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曾多次談論乃至批示、指示中醫藥問題，“為了做好一項工作，毛澤東主席很少發出如此多的指示，也很少有過如此嚴厲的批評，甚至撤掉衛生部門主要領導者職務，這也突出說明在衛生部門圍繞中醫工作有著多么大的思想阻力。同時，也說明中醫工作的繼承—發揚—創新所作出的巨大貢獻是多么來之不易”。
一、客觀評價中醫地位與作用
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中醫中“治未病”的預防思想;“天人合一”“以人為本”“大醫精誠”“醫乃仁術”“調和致中”的治療理論與實踐;針灸、按摩、推拿、拔罐、刮痧、貼敷等方法，都具有獨特的優勢，其中針灸更是中醫的精華。傳統中醫理論吸納了中國古代哲學中陰陽、五行、元氣等概念，也吸納了天文、歷法、氣象學中的五運、六氣、子午流注等概念以及古代科學、倫理、宗教等方面的知識。然而，“傳統中醫的陰陽、五行、氣、經脈、臟腑等理論在漢代以前基本定型，后世醫家雖然在某些方面有所發展，但是均未對這些形成已久的基本理論產生根本性的超越，而只是在固有理論上進行發揮”。傳統中醫由于缺乏近代自然科學的支撐，而被詆毀為“落后醫”或“封建醫”。面對凝結著中華民族幾千年智慧的傳統中醫，毛澤東給予了充分肯定。他認為擁有幾千年歷史的中醫的經驗是極其豐富的，是一個偉大寶庫。1958年10月11日，他指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也就是說，既要批判性繼承，對中醫的科學及合理成分加以肯定;又要創新性發展，對中醫不科學因素加以摒棄，使其跟上時代的新進步與新發展。批判性繼承與創新性發展既對立又統一，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批判性繼承與創新性發展也是毛澤東對待包括傳統中醫在內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科學態度。
中醫事關民生問題與中華民族的自信心。新中國成立前后，由于西醫就醫費用較高，廣大農民和一部分城市居民不可能接受西醫來診治疾病。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有效、便捷、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是保障與改善民生的重大任務。而中醫對一些危害人民健康的慢性病、疑難雜癥、流行病、傳染病等都有顯著療效，尤其是中醫藥“治未病”以及“簡、便、驗、廉”的特色，可以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健康需求。1954年4月21日，毛澤東指出：“對待中醫的問題，實際上是關系四萬萬七千農民及一部分城市居民的疾病醫療問題。”近代以來，中醫命運多舛，被詆毀為“封建醫”或“落后醫”的根源在于，面對強勢的西方文化，部分國人缺失自信心，崇洋媚外、否定一切傳統的弱國心態使得包括中醫在內的優秀傳統文化地位不斷下降。毛澤東高屋建瓴地客觀評價中醫的地位，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他認為，中醫不僅醫治人的病痛，更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應該把中醫提高到對全世界有貢獻的高度，這事關中華民族的自信心。1954年7月9日，毛澤東在對中醫工作的指示中進一步指出：“中醫問題，關系到幾億勞動人民防治疾病的問題，是關系到我們中華民族的尊嚴、獨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看不起中國的東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遺產，這是極端卑鄙惡劣的資產階級的心理在作怪。如果西醫沒有宗派作風的話，對中醫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學方法把它整理起來”。
中醫是中華民族能夠繁衍生息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代以來，由于缺乏對中醫地位的客觀評價，其作用也往往被貶低甚至被否定。中醫是否有用，應該如何評價中醫的作用，是近代以來一直困擾國人的一個問題。毛澤東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客觀而理性的思考，對中醫的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1954年，他指出：“中醫對我國人民的貢獻是很大的，中國有六萬萬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人民所以能夠生衍繁殖，日益興盛，當然有許多原因，但衛生保健事業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這方面首先應歸功于中醫。”同年7月9日，他在對中醫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我們中國的醫學，歷史是最久的，有豐富的內容，當然也有糟粕。在醫學上，我們是有條件創造自己的新醫學的。中國人口能達到六億，這里面中醫就有一部分功勞嘛。”毛澤東不僅在理論層面充分認識到了中醫的作用，而且也自愿接受中醫的治療。比如，在延安，毛澤東曾患有嚴重的風濕性關節炎，在接受了著名中醫李鼎銘的治療后很快痊愈。
中醫對世界也作出了巨大貢獻。古代中醫對周邊國家醫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中醫傳入日本后產生了“漢方醫學”，又稱“東洋醫學”;傳入韓國后則發展為“漢醫學”，今天被稱為“韓醫學”;傳入越南后則產生了“東醫”，因為中國在越南之北，中藥又被稱為“北藥”;人參、當歸、茯苓、麻黃等中藥傳入印度后被稱為“神州上藥”。此外，中醫還對東南亞各國及阿拉伯地區也產生了較大影響。中國古代的草本學、脈學以及煉丹術在隋唐時期就已傳入阿拉伯地區，尤其是煉丹術，經阿拉伯地區而傳入西方，對這些地區的制藥化學產生了影響。1953年12月上旬，毛澤東聽取衛生部副部長賀誠匯報工作時指出：“我們中國如果說有東西貢獻全世界，我看中醫是一項。”
毛澤東在對中醫地位與作用給予充分肯定的同時，也認識到了傳統中醫存在的缺陷：“中醫是在農業與手工業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這是一大筆遺產，必須批判地接受，把其積極的一面吸收過來加以發揮，使它科學化;另一面，對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對中醫地位與作用的客觀評價，是毛澤東關于中醫創新性發展思想的核心內容。毛澤東不僅客觀評價了中醫的地位與作用，而且在實踐層面積極促進了中醫的創新性發展。
二、提出中醫創新性發展舉措
毛澤東認為：“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于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飛躍。”他對中醫的認識源于實踐，關于中醫的理性認識推動了傳統中醫的創新性發展。1954年7月9日，毛澤東指出：“中醫要進大醫院，中醫要進醫科大學，中醫還要出國。中藥要發展，要建立研究機構，要出版中醫中藥書籍。西醫要跟中醫學習，具備兩套本領，以便中西醫結合，有統一的中國新醫學、新藥學。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體措施。”
（一）開展西醫學習中醫運動
西醫最初傳入中國時并不為國人所接受，甚至被稱為“剖腹挖肝”的“巫術”。但短短幾十年之后，西醫卻占據了絕對優勢：一批西醫醫院相繼建立;一批西醫院校漸成規模;西醫的療效也逐漸被接受。與西醫居于絕對優勢相反，中醫大有漸被淘汰之勢。事實上，體現中西方文化精髓的中西醫學各具特色。“西醫最得西方古典科學重具體、講實證的精神，中醫最得中國傳統文化重整體、講聯系的神韻，如果在各種學科中，舉出最能體現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種，我以為醫學最為合適。”毛澤東基本的文化觀點就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對中國古代所創造的燦爛文化應充分吸納，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華，使其成為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源泉;對于外國的進步文化也應大量吸收，但不能“全盤西化”。毛澤東認為中西醫盡管各具特色，但共同目標是治愈疾病，減輕病痛，因此，毛澤東主張“中西醫結合”，而“中西醫結合”的關鍵不是“中醫學西醫”而是“西醫學中醫”。
1954年，毛澤東提出要抽調100到200名醫學院校的畢業生交給有名的中醫，去學習中醫的臨床經驗。衛生部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精神，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在北京、上海、廣州、天津、成都、武漢等地相繼組織了西醫離職學習中醫班，系統學習中醫理論與中醫治療經驗。1958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給楊尚昆的信中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個省、市、自治區各辦一個70到80人的西醫離職學習班，以兩年為期，則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們就有大約兩千名這樣的中西結合的高級醫生，其中可能出幾個高明的理論家……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閑視之。”“據1959年3月統計，全國先后舉辦了31個離職的西醫學中醫班，學員有2000余人，皆為大學畢業后有二、三年以上臨床經驗的西醫師。”在學習中，這些醫務工作者領悟了中醫不僅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而且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開展西醫學習中醫運動，許多醫務工作者基本上能夠運用中西兩套醫療技術進行臨床、教學及科研工作。
（二）建立中醫教研機構及出版中醫書籍
毛澤東認為，中醫藥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對廣大人民群眾有很大貢獻，應建立中醫研究機構。根據毛澤東要建立中醫研究機構的指示，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化教育委員會黨組向黨中央提交了《關于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的報告》，提出了成立中醫研究院、吸收中醫參加大醫院工作等措施。1955年12月，經國家批準，中醫研究院在北京成立(1985年改稱中國中醫研究院，2005年改稱中國中醫科學院)。之后，絕大部分省市相繼建立了中醫研究機構。中醫研究機構培養了一批杰出的優秀人才。屠呦呦在獲得諾貝爾獎發表時感言稱，假如沒有成立中醫研究院，自己就不會研究出青蒿素，更談不上獲得諾貝爾獎。
西醫傳入中國后，西醫教育已經漸成規模。西醫院校采用分學科、分課程、按班級、使用統一的教材進行課堂教學，統一規定學制為3—4年。西醫培養人才的方式方法給傳統中醫帶來了巨大沖擊。傳統中醫采用的往往是“師父帶徒弟”的封閉式授受方式，教育不夠正規，也不夠系統，培養的中醫人才數量有限，培養速度也相對較慢，各個師門往往處于單打獨斗的狀態。為改變這種現狀，落實毛澤東中醫要進醫科大學的指示，1956年國家決定在北京、上海、南京、成都、廣州等地建立中醫院校，有的西醫院校還建有中醫系，中醫教育終于被納入國家高等醫學教育行列，長期以來單打獨斗的狀況逐步改變。
毛澤東認為，應組織有學問的中醫專家，整理中醫書籍，有計劃有重點地將一些古醫書譯成現代文醫學書籍，并應根據中醫專家自己的經驗，編出系統的中醫書籍。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思想，1955年衛生部中醫研究院成立中醫教材編輯委員會，共出版中醫教材9種：《中醫內科學講義》《中醫診斷學講義》《中國醫學史講義》《中醫方劑學講義》《中藥學講義》《醫古文講義》《針灸學講義》《中醫兒科學講義》《中醫婦科學講義》。1963年，又出版《中國藥典》(一部中藥)。
（三）糾正衛生部門限制中醫發展的錯誤
1951年5月1日，衛生部頒布了《中醫師暫行條例》及其實施細則，1952年10月4日，又頒布了《中醫師考試暫行辦法》，致使大多數中醫不能合法執業。國家公費醫療制度中不能報銷中醫藥費用的規定，更使中醫無法發揮應有的作用。同年12月，衛生部頒發了《關于組織中醫進修學校及進修班的規定》，然而，組織中醫進修的目的不是發展中醫，而是為了以西醫來逐步代替傳統中醫。而在當時中央衛生部直接領導的中醫師資格審查的考試中，考試內容并非以中醫的內容為主，而是以西醫內容為主，致使絕大多數中醫師被淘汰，有的地區不合格者居然高達90%以上。
在看到時任中央軍委總后勤部衛生部政治部主任白學光所寫的《關于中央軍委總后勤部衛生部領導工作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后，1953年4月3日，毛澤東致信周恩來、習仲勛、胡喬木、彭德懷、黃克誠、賀誠。信中說：“因為白學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衛生部的領導工作是否和軍委衛生部的領導工作有多大差別。我懷疑政府衛生部的工作可能和軍委衛生部的領導工作同樣是一塌糊涂……請習、喬參考白學光的報告，嚴肅檢查一次政府衛生部的工作。”發現衛生部門存在歧視與限制中醫的錯誤后，毛澤東指出，若干年來，中醫不僅沒有被發揚光大，反而受到輕視與排斥，這是錯誤的，這個錯誤一定要糾正。
遵照毛澤東的指示精神，1954年2月25日，《第三屆全國衛生行政會議決議》指出：“我們對中醫常常片面強調他們的缺點，沒有看到中醫是我國寶貴民族文化遺產之一，在廣大人民中有很大作用，因而產生輕視和歧視的現象。”決議強調，必須采取措施加強中醫工作。同年10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黨組向中央遞交了《關于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給中央的報告》。報告指出，衛生部的中醫工作雖然有一些成績，但卻沒有認真貫徹中央關于團結中西醫的政策，該報告提出了很多具體措施來改進中醫工作中存在的問題。11月23日，中央批準了該報告。毛澤東認為對中醫要進行整理，但這項工作是很難做的。首先是因為衛生部行政領導不支持。1955年4月，毛澤東指出：“衛生部行政領導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還沒有具體行動。我是支持的，我可以當衛生部長，也可以把這項工作做起來。不要以為我不懂醫就不能做，這不是懂不懂醫的問題，而是思想問題。”1956年11月27日，衛生部頒布了《關于廢除中醫師暫行條例的通令》，12月13日宣布廢除《中醫師暫行條例實施細則》《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藥師考試暫行辦法》。自此，對中醫的許多限制被取消。許多大醫院開始設置中醫門診，吸納中醫師參加工作，而且明確規定接受中醫診治同樣可以享受公費醫療。
通過這些具體措施的貫徹落實，中醫的社會地位逐步提高，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中醫科研機構及中醫院校不斷發展壯大，人才隊伍不斷擴大，近代以來中醫陷入發展困境的局面從根本上得到了改變。
三、指明中醫創新性發展道路
近代西醫東漸給傳統中醫帶來了巨大沖擊。西醫成了“新醫”，似乎代表了世界醫學發展的方向;而中醫則成了“舊醫”，成了落后的代名詞，似乎只能被淘汰。20世紀前50年，海外留學回國的西醫一直掌握著衛生行政大權，人數多于西醫數十倍的中醫則處于“在野無權”的地位。1929年2月，國民政府第一次中央衛生委員會會議上更是通過了《廢止中醫案》。盡管迫于中醫藥界的巨大壓力，后來國民政府被迫取消了《廢止中醫案》，但是中醫卻受到了重創。新中國成立前，全國幾乎沒有公立的中醫院校，也沒有國家投資的中藥廠，中藥廠、中藥店大量倒閉，更談不上開展中醫的學術研究，中醫越來越被邊緣化。
（一）中醫創新性發展道路的初步探索
近代以來，中西醫關系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妥善處理。1928年11月，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指出：“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于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醫院設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這對解決艱苦戰爭環境下傷病員的醫治問題，以及反對敵人的封鎖都起了重要作用。延安時期，毛澤東發展了“用中西兩法治療”的主張，提出了“中西醫合作”的思想。1944年10月30日，毛澤東作了《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的講演，其中指出：“陜甘寧邊區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許多人民還相信巫神。在這種情形之下，僅僅依靠新醫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新醫當然比舊醫高明，但是新醫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痛苦，不為人民訓練醫生，不聯合邊區現有的一千多個舊醫和舊式獸醫，并幫助他們進步，那就是實際上幫助巫神，實際上忍心看著大批人畜的死亡。”根據毛澤東中西醫合作的思想，陜甘寧邊區政府通過了如下提案：“提高中醫地位以開展國醫工作以濟病民案”“加強國醫研究開發邊區土產藥材克服戰時醫藥困難案”“發展國醫加強衛生案”“切實執行優待國醫條例案”“成立國醫學校案”等。在毛澤東領導下，陜甘寧邊區相繼成立了中醫研究會、中西醫協會、中醫保健社等。
（二）中醫創新性發展道路的確立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在毛澤東關懷下，重視西醫、輕視中醫的局面逐漸得到扭轉，“團結中西醫”成為國家衛生工作的重要方針。中醫獲得了與西醫同等重要的地位，中醫逐步走向繁榮，獲得越來越多的了解與認可。
1950年8月，衛生部召開了第一屆全國衛生會議。會議期間，關于廢止中醫還是發展中醫問題，爭論相當激烈，甚至一度使會議難以繼續。會議領導請示毛澤東，毛澤東強調了中西醫團結合作的重要性，并為會議題詞：“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斗!”會議據此制定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的衛生工作原則。1952年第二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進一步落實了毛澤東團結中西醫的思想。從此，毛澤東“團結中西醫”的思想便轉化為指導國家衛生工作的重要方針。1953年12月上旬，毛澤東強調：“中西醫要團結，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義。中醫學習一點西醫是好的。”1954年7月9日，毛澤東指出：“團結中西醫是衛生工作的方針之一。中西醫團結問題沒有做好，原因是西醫存在很大問題，主要是西醫有宗派作風。西醫傳到中國來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醫忽視了。必須把中醫重視起來。”毛澤東主張，中醫與西醫應有機結合，不要以西醫來代替中醫，要以西方近代科學來研究中國傳統醫學的規律，用西方近代的科學知識與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舊有的中醫，以便發展中國的新醫學。
中醫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中國共產黨人始終高度重視中醫發展。毛澤東從實際出發，對中醫創新性發展問題進行了認真思考，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結論。他關于中醫創新性發展的思想與實踐使中醫的發展既有了堅實基礎，又有了明確方向。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更加重視中醫發展。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堅持中西醫并重，傳承發展中醫藥事業。”201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了《關于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見》，對傳承創新發展中醫藥的地位與作用給予了更高評價。“傳承創新發展中醫藥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內容，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事，對于堅持中西醫并重、打造中醫藥和西醫藥相互補充協調發展的中國特色衛生健康發展模式，發揮中醫藥原創優勢、推動我國生命科學實現創新突破，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促進文明互鑒和民心相通、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意義。”實踐證明：中醫藥在抗擊新冠肺炎的疫情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正因此，中醫獲得了世衛組織的認同，也提高了海外受眾的認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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